第8版()
专栏：
辟“才与德”
阿木
施蛰存先生在6月5日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叫做“才与德”的杂文，对今天的干部政策放了恶毒的一箭，连“打过游击”的老干部们也被给予“无德受位”的恶谥。我看这正是作者自己的“才”和“德”的表现。
据作者说，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而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今天也“可以说是离乱之世”，所以用人应该任才不任德。可是“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至于“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而且不仅“个别干部”如此，“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而你们偏要“酬以位”，这正是施蛰存先生的最伤心处。据说今天的当政者，连“创业开国之君”汉武帝、魏武帝都比不上，怎能不“为党惋惜”呢？
但我以为与其“为党惋惜”，倒不如为施先生自己“惋惜”。为什么“个别干部”离弃父亲或做“风流”事，也要党的干部政策负责？党在哪一条干部政策上鼓励干部违法乱纪？何况“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迟早要受到舆论、国法或党纪的制裁，否则施蛰存先生连这些材料都得不到，有什么可以“惋惜”！至于施先生自己，倒确实值得惋惜。你不是说“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吗？可是结果竟没有“革”掉你的一根汗毛。施蛰存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施蛰存，依然以“第三种人”的“公正”姿态，向党、向革命吐着诬蔑性的唾沫！
对这类先生说，今天确是“离乱之世”。那“好几次大变革”，特别是全国解放以来的大变革，“革”掉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革”得他们两脚踏空，心神“离乱”，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请你放心，先生，“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并没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一看呢？难道在各种建设岗位上，在各级国家机关、各级学校、各种学术研究机关中看不到一点“才”吗？到底有多少“才俊之士”被故意丢弃了？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政者毕竟不同于“创业开国之君”，一定要兼顾社会所需要的德。“领导干部”至少得有“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且要逐步取得真正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难道应该让反社会主义的“才”来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吗？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难道汉武帝、魏武帝竟“爱才”爱到让反汉、反魏的“才”来领导汉、魏吗？人世间哪有这样的怪诞的“雅量”！
而且真有德者，不怕没有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即使一时不熟悉“业务”，也不要紧。虚心学习啰，一定会学会的。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闹革命时，有多少专才呢？可是今天不但有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有了其他方面的专家。还不够得很吗？对！但不要紧，会慢慢多起来，好起来的。我们有信心。
千万不要小看“打过游击”的“老子”们。“老子打过游击”不但是“功”，而且是“德”，是“才”。只有“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的人，或者没有一点革命的“才”的人，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老子”。这是事实，几口唾沫哪里抹杀得了！只要他们不居功自傲，不把自己看作“老子天下第一”，而在新形势下、新岗位上虚心学习、钻研，把光荣的传统发扬起来，那么个个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光靠他们固然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为什么不能给以“位”？至于“利禄”，那是士大夫们爱吞的香饵，跟“老子”们何干！
不管我们的干部工作有多少缺点和错误，那跟施蛰存所“惋惜”的无关。他把龚定盦向神鬼说话的“青词”中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改”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同上一句“我愿天公重抖擞”连起来看，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不知他的用意何在？这且不说。我要问的是：现在用人才“拘一格”的证据在哪里？我们人民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我们就有权利要求任何“才俊之士”都遵守一种“格”——起码的“德”，那就是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向正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放冷箭，吐诬蔑性的唾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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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猛了么？
韦群
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是这次整风运动的既定方针，运动一开始，就有少数人不满意这种作法，说了什么“整人狂风暴雨，整己和风细雨”之类，看来，这些人是主张不论对敌我问题或者是非问题，都要用狂风暴雨式的做法的。共产党一方面坚持这个方针，另一方面不仅不反对党外人士对党的尖锐的、乃至偏激的批评，而且认为这种社会压力对整风有好处。应该看到，在机关、学校召开的座谈会上，一开始就出现了风雨满楼的景况，共产党员们以严肃的心情，倾听了各方人士的意见，有的单位的党员负责人预先声明，“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对分明是错误的意见也不加解释，这是5月上旬的情况，我认为这一阶段的运动是正常而健康的。
不久，狂风暴雨的场面出现了，在机关、学校的会议上，破口谩骂者有之，指名叫姓要求撤职法办者有之，要共产党员“滚出去”者有之，要“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者有之，这应该说是狂风暴雨了吧，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右派分子只是暗暗称庆，没有一个人说运动搞得太猛。这是事实；有报刊为证。
接着，党报讲话了，工人讲话了，农民讲话了，民主党派内部也展开对右派分子的批评。我们天天看报，有不少人也天天参加会议，请问，对右派分子的批评中有过“打倒”“杀”这一类话么？有过“要求立即法办”这一类话么？没有，也有报刊为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似乎很“公正”的人们出来讲话了：什么“大概要收了”、“又要围剿了”、“太猛了”、“这样也算是和风细雨么”之类。这不是很奇怪么？右派喊杀喊打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太猛了”呢？为什么不劝他们和风细雨一点呢？只准右派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不许人民对右派进行反批评，右派喊杀喊打暗暗觉得痛快，人民对右派说理就觉得心疼，这是什么逻辑？这又是什么感情？
我不想作诛心之论，我只劝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再看一遍本月14日人民日报“是不是立场问题？”这一篇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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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大奶奶
吉学霈
纸糊的竹风门轻轻地被人从外面拉开了，吴大奶奶出现在社办公室的门口。
她，满头银丝，往前屈着身子。一副慈祥、匀称然而略带浅黑色的长型脸上，被岁月深深地刻满了皱纹。
她今年已经七十三岁，是社里的“五保户”。因为年岁太大了的缘故，即是在平常正常的情况下，她的头也总是不由主地轻轻摆动着。
社长王辛一看见她，连忙推椅离案，笑着心里想：“嗳哟，老祖先又找上门来了。”三步两步跑过来，把她扶进屋里坐下。
“老祖先，你又缺什么了？”王辛知道她耳朵聋，所以不得不对着她的耳朵喊。
吴大奶奶偏了一下头，然后用责难的眼光看看王辛，扁扁嘴说：“能是缺什么，缺活做。”
王辛眨眨眼，抓着脖子笑了，心里想：“唉！你这个老人家，放着清福你不享，倒一心二心想做活。可是你能做些什么呢？”王辛又发愁了。
在这以前，吴大奶奶来要过几次活了。干部们也在一块研究过这事。研究的结果，大家认为还是不让她做什么的好，因为，她耳朵聋了，胳膊、腿也硬了，抬脚动手的都不方便。做活多少倒还不说，假如万一把她累着了，或是碰着了，不还得大家操心吗？
可是这位老人家倔强得很，也固执得很，说她在家闲不住，闲的天数多了会生病的。干部们既然一时给她找不来活，那就多来找几次好了。
现在，她又来了。
“回去吧！”王辛想了想，在她的耳边喊：“你年岁大了，歇歇吧！”
吴大奶奶侧着头，听着。可是当她听出又是这几句话的时候，把头一摆，不高兴地说：“你就会说这些！”停了停，数落着说：“我做一辈子活了，谁也没说叫我歇过。如今，留落到你们手里，叫我歇着、歇着……生怕我做点活会带累给你们。唉！人老了，不值钱了……”说到这里，她伸出两只粗糙而又多节的大手，把手掌并到一块来，歪着头仔细看了看，然后用拇指抚摸着掌上结着的肉茧，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您想想：我能够歇得住吗？”
王辛看到这情形，心里也不是味。可是现在能让她做些什么呢？
正在这时候，第二生产队队长王顺拿着两张表格来了。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看见这情形，知道社长正作难。就撬着一只眼对王辛笑了笑，意思说：呶！老人家很难发送吧？
王辛也笑了，可是随即问他：“你们队里今天做什么？”
王顺回答：“往西地担粪呢。”
“有人发工签吗？”
王顺说：“桂妮在发呢。”
“叫桂妮去做别的活吧，”王辛看了看吴大奶奶，笑着说：“别让老人家再受委屈了，让她给你们发工签吧。”
王顺笑了。王辛说：“你把老人家搀去，工分要照样记。”停了停，叹口气接着说：“唉！做活人，就是到老也不会忘了这一条。”
王顺把表格递给王辛，走过来笑着喊：“老人家，去给我们做活吧？”
“有活？”吴大奶奶仰起头，怀疑地看着王顺。虽然她那双干涩的老眼里，却有一种难隐的欢欣在闪耀、在跳动。
“有！”王顺笑着喊：“有你做不完的活！”
不知那里来的这股劲，吴大奶奶一听这话，霍地站起来了，用指头捣捣王辛：“你这孩呀，可不胜人家顺儿！”一回头对王顺说：“走吧，引我去。”
王顺想扶她，她却一甩胳膊说：
“别管我，我自己能走！”可是王顺不放心，到底还是搀住她了。
春天的阳光照着，春风轻轻吹着。阳光温暖着大地，春风呼唤着生命。田野里，生活在沸腾，在喧闹。劳动的歌声，被春风轻轻捧起，一路飞，一路飘撒。……
“唉！坐在家里真闷死了！”吴大奶奶一路走着，看看这，看看那，然后高兴地对王顺说：“看这外头多好！我就喜欢在地里跑。”
王顺笑着说：“你老了，该歇歇了！”
“哟！你也会说这种话！”她楞了王顺一眼，笑着说：“人呀！生来就是做活的。天数多了，胳膊、腿不动弹，会得灾症呢。”
转过一片翠绿密茂的树林，不远就是二队社员们担粪的地方。那里，人群黑鸦鸦一片。有的装筐，有的挑粪，人来人往，拧成一股绳向北边地里涌。
王顺把吴大奶奶扶到一个交通路口上，这里坐着桂妮，桂妮跟前放着一个竹篮子，里面盛着许多刻得很精致的小竹片。每当一个社员挑着粪从她的面前走过时，她就把一个小竹片递给人家。
王顺对桂妮说：“桂妮，你去南地挖草吧，工签让吴大奶奶来发。”
桂妮笑了笑，跳起来跑了。
王顺对吴大奶奶讲了讲工签的发法，然后也去挑粪了。
吴大奶奶坐下来，把竹篮紧紧抱在怀里。一把抓了几个小竹片，过个人给一个，过个人给一个。这个活本来够简单了，可是吴大奶奶觉得挺满意。每当她把一个小竹片塞在伸过来的那只汗渍渍的手里时，她总是那么高兴的笑呀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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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寓言
狗和羊
吴岩
我给你讲一个寓言；——我的朋友跟我说，——可是在正式开讲之前，我要发点议论。我看有些寓言只是概念的图解，往往拿飞禽走兽做个幌子，硬装斧头柄地说明一个道理。我可认为生活才是寓言的源泉，有时候人的生活可以直接成为一篇寓言，不必挂上禽兽的招牌。那一天我们去矿山里参观，就看到了一篇寓言。
那是个不时传来爆破声的矿区。我们从炼铁厂看罢铁水奔流回来，在归途上看到二、三批羊群。每一批羊群后面都跟着一条小狗，——一条又瘦又小、连路也走不动的小狗。牧羊人时常要扬一扬鞭，才能逼着那小狗赶上羊群。
“干么要养那末一条狗呢？”我们问。
“养狗防狼啊，”答话之间，似乎很以我们问得出奇。“那是牧羊人世世代代的老规矩了。”
“这样不断的爆破，还会有狼？”
“老规矩总还是老规矩，防个万一也是好的。——再说呢，狗挺小，养着也不费事。”
你瞧，这不是一则关于“新形势，老办法”的现成寓言吗？——我的朋友继续发表议论道，——我们在工作里，岂不是有时也因为小狗养着不费事，而还在容忍着那些实际上已成为形式主义的老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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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新闻纪录影片的质量要提高
一
我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观众，也是一个业余电影放映员。看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新闻纪录影片不受社会重视”的报道后，我觉得除了徐肖冰同志谈到的种种原因外，新闻纪录影片质量不高，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我的印象里，报道会议情况的新闻片，总是：代表到京，会场全景，代表发言，通过决议，献花献旗。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的纪录片很少特点。反映工业建设的影片大都只看见机器而看不到人。替这些影片加上“千篇一律”、“公式化”的帽子是不算过分的。这样的影片当然观众不欢迎了。因此我希望除了发行放映等方面重视新闻纪录片外，新闻纪录片工作者也应努力提高影片质量。
读者 萧文
二
人民日报6月6日第七版上发表了“新闻纪录影片不受社会重视”的报道，其中提到新闻纪录片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制片厂本身也负有一定责任。一般故事片厂在影片摄制过程中，就可以供给发行、放映单位一些宣传材料，供发行、放映单位做好影片的预告宣传，扩大社会影响；然而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宣传材料的供应常常是不及时的。远在西安、重庆等地的新闻电影院，由于事先得不到宣传材料，不得不抄录北京、天津等地报纸上刊载的新闻纪录片的广告中的词句来做宣传。而且新闻纪录影片的摄制计划变动也比较大，有些影片是突击完成的，这些影片常常是在正式公映前一两天放映、发行单位才能看到。如八一制片厂出品的“移山填海”，北京市各电影院就是在影片上映前一天的下午才看到的。时间这样仓促，做宣传工作也就感到困难了。
一个电影放映员
第8版()
专栏：
天目山杜鹃花（国画）
陈佩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