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为什么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
千家驹 孙晓村 吴大琨 冯和法
一、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以来，在社会人士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章乃器连续发表了不少言论，这些言论中的绝大部分是对于工商业者改造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批判这些错误的意见和看法，指明这种理论斗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
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认为章乃器的这些言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的。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章乃器的思想不是在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上的个别错误，而是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消极落后的一面，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如果按照章乃器的主张来帮助党整风，如果按照章乃器的理论来处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来指导工商业者的改造工作，那末将要以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国家，以资本主义的道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这是政治路线问题，是任何一个愿意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让这种言论扩大影响，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忠。我们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地要与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思想作不懈的斗争。
有人问：“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就应该集中力量帮助党除‘三害’，为什么要这样批判章乃器的思想？”应该认识：帮助党整风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整风是为了整掉官僚主义，而不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是为了整掉宗派主义，而不是为了削弱党在全国人民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是为了整掉主观主义，而不是为了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章乃器却是想利用整风的机会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根本性的是非如果不弄清楚，那就不可能帮助党整风。所以批判章乃器的思想，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正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来更好地帮助党整风。
有人问：“章乃器不是自己认为他的动机是在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吗？”是的，在他的文章中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工商业者按照章乃器的主张来立身处世，那末，国内的阶级斗争不是趋向消灭而是日益尖锐化，工商业者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而是向不利的方面发展，因为章乃器所千方百计地想发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是走另一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们虽然不是工商业者，但都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与工商业者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工商业者接受改造，我们也受到改造，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一步，我们与他们一同感到愉快，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后退一步，我们为他们感到难受。我们认为，工商业者的才能、经验必须加上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成为国家的财富。因此，对于如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是我们时刻也没有忘怀的事。但是，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工商业者，从高潮以来他们有了那些变化，他们今天的地位、作用怎样，只有进一步自我改造才会更好地发挥积极性。我们从来也不否认，为了进一步搞好公私关系，必须同时帮助公方代表和职工对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有足够的认识，积极地团结他们，并且改进合营企业中的某些制度。我们只能这样实事求是地主张，尽管我们对工商业者有深厚的感情，但不能像章乃器所做的那样，用歪曲真理来迎合感情。我们希望工商业者在这种大关大节和大是大非的前面，要善于辨别谁是朋友，谁是“帮倒忙”的。
有人问：“章乃器对于教条主义者的批评对不对呢？难道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没有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吗？”我们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对于真正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我们一定会重视，并且以此来检查自己。我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有力的对教条主义的答复，因为如果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想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就只有被剥夺的命运而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是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好范例。在具体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是不是在一定的时候有过对客观实际估计不足的情况呢？我们认为有过的，例如1955年毛主席作指示前，有不少人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是估计不足的。但这也不能就说是教条主义。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儿，章乃器对“教条主义者”的批评不是批评教条主义而是批评马列主义，他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说成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所以章乃器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对当前阶级关系的正确的分析，反对工商业者应当进一步自我改造的主张，即企图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在章乃器看来，凡是与他不同的意见如果出之于非工商业者的同志们的，一律都是教条主义；如果出之于工商业者的同志们的，一律都是违心之论。这样一来，只有他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教条的”。总之，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件好事，但在章乃器的文章中，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幌子，是一种战略，这是必须辨别的。
有人问：“你们这样批判章乃器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呢？”我们认为，团结必须有一个基础，今天全国人民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离开社会主义的基础，团结就成为不可能或者成为无意义的一件事。就章乃器所犯的错误而言，他已经离开社会主义的立场，要走一条与我们不同的道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但我们所以对他进行批判，是因为要通过对章乃器的思想的批判来帮助在不同程度上与他有同样的错误认识的人，帮助他们从章乃器思想的影响下解救出来，坚决地与我们走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我们也希望章乃器能够接受批判，认识错误，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但能否达到这个目的，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章乃器是否仍坚持他的错误的路线。由此可见，我们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想通过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为此，如说什么“有意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等，尽管章乃器把人家的一句比喻的话从字面上来大肆冷讥热讽，居然从“超凡入圣”拉扯到了“圣旨”，但是我们不学他这些做法，尽管章乃器在文章中对我们谩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严肃地把道理讲清楚，让大家来辨别这是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求大家特别是工商业者来参加反对章乃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
二、章乃器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现在我们就根据上述立场与态度来检查一下章乃器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根据章乃器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以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这两篇文章来看，章乃器的中心思想实在已很明显。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鼓动、挑拨工商业者，使他们不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抵抗改造。他是在“千方百计”地要工商业者永远保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要向劳动者转变，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章乃器自己也知道，他如果把他这个反动的中心思想赤裸裸地明确地提出来，一定要受到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的反对的。因此，他就必须用许多手法，一方面把他自己真正的意图伪装起来，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模糊工商业者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地挑拨工商业者对于党员以及非党员中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人的不满情绪，把他们一概诬蔑为“教条主义者”，然后他再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下，散布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路线的言论。
但是章乃器的这些手法，实际上也还是很拙劣的，是骗不过人的。现在我们且来看一下，章乃器究竟散布了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认为：章乃器是在下列的四个关键性问题上，有意识地与党站在对抗的地位上散布其毒素的。
第一，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上。章乃器认为党所指出的工商业者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依然具有两面性这一点乃是一种“教条主义”。他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消极一面，硬说成就是“五毒”（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捏造！），然后又假装着工商界人士的口吻说：“工商业家问：‘为什么还是一个两面性？’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农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仍然还是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章乃器还说：“教条主义者的理由是：工商业家容易骄傲自满，仍然给他们戴上这顶两面性的帽子，对改造有利”，仿佛两面性乃是有人给工商界硬加上去的帽子，这真可以说是极尽对工商业者进行挑拨的能事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工商界所以还存在有两面性，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反映，并不是有什么人硬要给工商界戴上一顶帽子。我们大家也都承认：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内容是可以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变化的。工商界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内容是不同的。今天工商界的两面性，主要是指他们既有社会主义的一面，还有资本主义的一面。他们的积极的一面正在日趋扩大，消极的一面正在日趋缩小，所以指出工商界的今天还有两面性，也只是为了帮助工商界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阶级特点，更好地来发展他的积极的一面，克服他的消极的一面，以有利于改造。可是章乃器为了要在实质上反对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就首先在这“两面性”问题上进行了歪曲与挑拨。试问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国家内所占的政治地位是在那一点上可以与反动的地主阶级相比呢？有谁说过今天的中国还要来一个“五反”呢？
第二，章乃器为了要在实质上反对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区别混淆起来。
章乃器还有意歪曲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认为毛主席是主张一切阶级都有两面性的——即甚至工人阶级都有两面性的。章乃器说：“工商业家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换句话说，在章乃器的眼光中看，目前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区别，只是简单地“多”了一个“定息”，在思想作风上，那是大家都一样地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完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的。这是不是事实呢？这显然是不符合于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的。前面说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可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也有它的弱点，却肯定是并不具有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阶级的“两面性”的，因为作为觉悟了的工人阶级来说，他是只会坚决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决不会留恋或向往于资本主义的。
章乃器还曾经主张过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而工人阶级只仅仅是不剥削阶级与反剥削阶级，根本没有提工人阶级是被剥削阶级，这样就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直接剥削关系也在实质上取消了。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对阶级关系的歪曲。
章乃器更特别利用在目前的中国“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基本消灭不等于完全消灭）这句话，他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人们的阶级特性逐步消灭，大伙儿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在今天还要片面强调阶级特性，而不同时指出人类共同本性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显然是错误的。脱离实际地过分强调阶级矛盾，也是不适宜的”。章乃器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因为我们目前还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不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还存在，即是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也还没有最后消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章乃器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也正是他自己从事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法，即要我们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放弃阶级区别的一种手法。因此，我们是非特别加以注意不可的。
第三，章乃器在定息的性质和资产阶级分子本质改造两个问题上，更露骨地企图掩蔽剥削和阶级差别。他还干脆否认“定息”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认为“定息”不是剥削的理由是从下列的逻辑中推论出来的。他说：“大家知道，被剥削是痛苦的。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章乃器在这里忘记了两件事情：一是既然承认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就等于承认了有人要“劳而不获”或“多劳少获”，就“不劳而获”的人与“劳而不获”或“多劳少获”的人之间的关系说来，不是剥削又是什么？而且，定息之所以是剥削，乃是根据定息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来的这一点来说的，它当然根本不同于银行的存款利息等等。二是他忘记了今天资产阶级的所以可以拿“定息”是与工人阶级的“赎买政策”有关的。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所以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想不到章乃器却因此把“定息”是剥削的实质也打算否认了。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出之于章乃器之口，其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否认工商业者还是一个剥削者，认为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因此，章乃器是根本否认从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剥削者）变成劳动者的改造乃是“阶级本质的改造”，也就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的。章乃器在这一个问题上，又把一切主张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乃是阶级本质改造的人们一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者”。章乃器说：“教条主义者向算命先生拜了老师，硬说资本家的改造是阶级本质或者阶级本能的改变，这就不能不在新国家成立已近八年的今天，仍然高谈‘脱胎换骨’了。”
章乃器既然否认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乃是阶级本质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他以为“对待工商业家也可以参照列宁对待科学技术人员的办法，尽力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就，使得他们很自然地、心悦诚服地拥护社会主义。这样做，一定可以很顺利地把绝大多数的工商业家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如果不然，而是企图用‘大帽子’压服他们，那所得到的就只能是消极性，而绝不会是积极性。”
换句话说，依照章乃器的意见，国家只要把工商业者依照科学技术人员一样地去使用他们，用不到谈什么“改造”之类，这些工商业者——也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很自然地”拥护社会主义，“很顺利地”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如果一谈改造，特别是指出工商业者今天还有“两面性”之类，那么章乃器认为，那就是在用“大帽子”“压服”他们，工商业者就反而会消极起来，也就是反而不能“很顺利地”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
第四，我国应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章乃器的论点更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章乃器的一系列的荒谬言论的目的，是要从理论上模糊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但如果认为今天章乃器的错误还仅仅只是纯理论范围内的错误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章乃器的真正意图，乃是在打起反教条主义、甚至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子来歌颂资本主义，挑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感情，煽动资产阶级从根本上反对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这就成为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是政治上的斗争。章乃器在实质上是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可以从下面章乃器自己的话得到证明。
章乃器首先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说：“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以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材。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在这里，章乃器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同起来了。某些社会主义企业中机构庞大，工作效率较低这是一件事，正因为这样，党所以要整风，整掉官僚主义，精简机构，降低成本，这和社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难道非要把社会主义的企业改变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盲目生产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一方面有人饥寒交迫，一方面却又把生产品整批地毁掉，对这一种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章乃器为什么不拿来比一比呢？官僚主义本来是过去剥削制度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一种工作上的缺点，而章乃器竟恶毒地把它和社会主义制度混淆起来，而认为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内，反而是“很难公然存在的”。他又主张“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中，究竟应该谁领导谁的问题在章乃器看来，乃是无足轻重，用不到交代清楚的。这在实质上，当然也就等于否定了党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同时，章乃器还把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发生问题的一切职责，都推在公方身上，借以挑拨私方对公方的不满。
此外，章乃器还散布了其他许多言论，挑拨工商业者对于工人阶级以及对于党与政府的不满。例如，他说，“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二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二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这话就是有挑拨性的。职工以劳动所得存入银行有二千元，与资本家以剥削所得存入银行有二千元，即使同一二千元，为什么就不能分清谁是工人与谁是资本家呢？
三、两条道路的斗争
从以上所说的种种看来，可以说明，我们和章乃器的斗争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要工商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章乃器则要工商界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不错，自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也明白，在今天，要公开提出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恢复资本家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但是，由于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剥削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以章乃器为代表的右派分子，正是要利用今天我国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中消极一面，以反教条主义为借口贩运他那资本主义的私货。章乃器之所以强调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即使有的话，也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其目的就是要抹煞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阶级区别。因为既然阶级区别已不复存在，那自然就无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了。他主张在合营企业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区别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混淆阶级界限，从实质上取消工人阶级领导。章乃器这种主张如果得到胜利，那就等于否定了我国的宪法中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庄严的规定。不仅如此，章乃器还企图进一步证明我国的资产阶级“进入了社会主义，比那些赤手空拳、贴标语、喊口号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比工人具有更高的文化、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吗？自然，这就不是工人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倒是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群众了。后半篇文章章乃器是还没有完全说出来的，但如果他的荒谬思想占了上风，他一定会做出来的。章乃器不是已经说过社会主义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吗，他不是一再讴歌资本主义的经营效率高吗。那么，章乃器理论的逻辑当然是应该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了。
在今天，谁要公开提出来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是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的，章乃器是懂得这一点的，因而他也是口口声声说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认为在革命胜利之后，领导权的问题早已不存在了，但在事实上他是用另一种手法来反对党的领导，来降低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所获得的高度的信任，从而进一步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他断章取义地曲解斯大林所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所造成这句话的积极意义，故意把这句话作庸俗的解释，他一再要工商业者“不要把工人阶级品质看成高不可攀”。他以老舍剧本“西望长安”中的骗子来讥嘲仰慕共产党员的人，来丑化我们的领导党。我们是坚决地要跟着共产党走的，而章乃器却一再地要我们不要“盲从”，他还说革命理论不是共产党所能垄断的（谁也没有说过垄断革命理论的话，章乃器的话不过企图证明党的理论不一定正确，只有章乃器理论才是正确的），他同我们不是走的两条路线吗！
几年以来，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我国工商业者正处在由剥削者过渡到劳动者的过程中，在不久的将来，工商业者就可以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这正是工商业者当前最根本最大的利益；而章乃器却有意识地否定思想改造的重要。我们要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他要我们抗拒改造，这不是很明显的两条路线吗？
解放以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国家用定息七年、人事安排、生活照顾等等一系列的办法，使工商业者安心改造，安心工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章乃器却说我们政府过去是用“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方法，说没有“给工商界以平等的人格”。他认为“压服”，“用大帽子压人”，“不给工商界平等人格”是工商业者今日消极情绪的主要原因，是“消极自卑”情绪产生的根源（以上均见6月16日人民日报）。这是对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最大的诬蔑，对事实最大的歪曲。每个工商业者都可以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来驳斥章乃器这种胡说。
章乃器的“理论”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的一面。一部分工商业者的思想中那些自觉地或不自觉的与章乃器思想或多或少相共鸣的正是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暴露。工商业者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部分，而落后的，或是中间偏右的工商业者是章乃器市场的基础。但是，章乃器却由此发生了错觉，他以为自己的言论有了市场而沾沾自喜，那知真理恰恰相反。章乃器言论市场的基础既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上面的，因而它最后一定要被消灭的，等到工商业者的阶级的两面性消灭的时候，章乃器的市场也就消失了。工商界的积极一面逐步增加，这一面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消极一面日趋缩小，这一面是通往章乃器的。所以尽管今日还有同意或同情章乃器言论的人，但可以断言，由于工商业者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自我改造的进一步深入，他们日益热爱社会主义而唾弃资本主义，积极一面最终将成为工商业者基本的一面，那时，章乃器的言论也就最后随着时代的车轮而被埋葬了。
工商界朋友们，听共产党的话，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吧！章乃器所指给你们的是一条死路，一条抗拒改造、停止前进、使阶级斗争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尖锐化，使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他的甜言蜜语中隐藏着砒霜，每个具有清醒头脑的工商业者是不会上他的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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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北京师范大学支部举行会议
批判陶大镛的错误言论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师范大学支部18日下午举行支委扩大会议，在揭发和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的同时，还揭发和批判了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陶大镛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和言论，并坚决和他们划清思想界限。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吴昱恒等出席了这次会议。
陆宗达揭发陶大镛在讨论高等学校体制问题时的可疑活动。
陆宗达教授在揭发了罗隆基过去的言行，指出他发表反动言论不是偶然的以后，接着揭发了陶大镛在讨论高等学校体制问题中令人怀疑的活动。他说：在师大提出民主办校，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讨论，是陶大镛一手包办进行的。陶大镛破坏了组织原则，不通过民盟市委和师大民盟支部，自己先找了几位盟外的教授讨论这个问题，俟有了一套完整的纲领，才找师大民盟支部以支部名义再开会讨论。我作为支部主委，要我主持座谈会，但我却不知道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哪些人，座谈的内容是什么？座谈会完全被陶大镛所把持。他在会上一开始就介绍了上次会的内容，说“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作为这次讨论的基础”。陆宗达教授还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报发表座谈会全部记录以前，陶大镛突然把他和另一位先生的发言抽走了，民盟市委觉得不妥当，他才把经过修改后的发言稿送去刊登。这种做法很使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耍两面派？一方面在幕后操纵，借民主办校的名义反对党的领导；一方面又在改变自己的言论。这是陶大镛个人的问题还是盟中央某些人另有企图？陆宗达教授严正地指出：这个问题是接受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我们要把它彻底搞清楚，师大民盟支部认为陶大镛有交代的必要。
王麦初说，陶大镛主张的“民主办校”，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
民盟北京市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王麦初说：陶大镛等所主张的民主办校，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他们讨论的结论是成立三个机构：一、学术委员会，由教书的人管内行的事，学术委员会掌握教权、人权和财权，它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他们还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理想的，即校长与系主任由民主选举。最低纲领是从实际出发，校长由国务院任命。二、党委会是外行，但又有决定权，这是制度造成的。最好不要他们这些“外行”管业务，而只管组织生活、政治思想领导，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三、校务委员会，只专管行政事务工作和生活福利等。王麦初说：这样，实际上是想把学术委员会驾凌于党委会之上，握有教学、科学研究、人事调动、财务计划等大权，学校党委无权过问。党委的职权只是政治思想领导，而这种领导是驾空的。他们主张的民主办校实际上是教授治校，只是怕刺激党，所以才名之为民主办校。
邰爽秋指出，陶大镛所谓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完全是狡辩。
邰爽秋教授说：陶大镛主张教授有权决定学校的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关于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也要由行政会议的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这样，党委的领导权就被剥夺了。可是他还美其名说：“这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这完全是狡辩。这个会一共开过两次，第二次会是第一次会的继续。陶大镛说第一次会上大家意见接近。这不符合事实，当时我就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个人。在第二次会上发言的有十二个人，发言内容登载在6月4日光明日报上，请看有几个人的意见和陶大镛所说的意见接近？陶大镛所说的“大家”到底是指的谁？陶大镛为何在第二次会上只提出一些削弱党的领导的办法，并且加上自己的许多意见，却不把反对的意见说出来？邰爽秋教授建议师大民盟支部赶紧召开盟员大会，对罗隆基、陶大镛等展开批判，表明态度。
廖泰初揭露陶大镛盗用民盟支部的名义说“民主办校”是民盟支部一致的意见
廖泰初教授说：我曾参加陶大镛所召集的第二次讨论学校体制问题的会，不管他用什么花言巧语，我总觉得这气味是反对党的领导，是我所绝对不能同意的。陶大镛在以后召开的一次支委会上解释说：“那个会已经开晚了，必须快些完成。”陶大镛为什么在歪风最盛的时候急于弄出一个关于主张民主办校的材料来呢？这是什么意思？（邰爽秋等插言说：他们准备弄一个方案交全国各大学民盟盟员中进行讨论）我和卢乐山同志都是学教育的，又同时是师大民盟支部支委，为何第一次会不吸收我们参加？第二次会虽然请我参加了，但我觉得我们这几个支委是被利用了。因此我们在会议结束时表示会上的一些意见不能代表民盟支部的意见，还有待研究。可是陶大镛后来却又盗用民盟支部的名义，说主张民主办校是民盟支部的一致意见。
王汝弼指出陶大镛很符合右派分子活动的特征
王汝弼教授说：我愿提供陶大镛的一些蛛丝马迹，供大家参考。整风开始时，陶大镛就说在这次整风中师大党委一定要垮。他在给党提意见时，一提就夸大缺点，抹杀成绩，否认党的领导。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他反而教训我一顿，说我不识大体。以后，他又拉拢落后分子，向党进攻，并以民主办校为幌子，否定党的领导。这些事都说明陶大镛很符合右派分子活动的特征。
白寿彝、杨敏如、冯钟泰、陈秋帆、赵擎寰、刘珍等都发了言，认为自己思想麻痹、不够清醒，以致对一些右派分子的活动不能及时发觉、揭发，甚至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大家一致要求进行一次思想检查。
吴昱恒指出，陶大镛的“民主办校”实质上是要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吴昱恒在会上发了言。他首先说：我们民盟北京市委的政治警惕性是不够的，应该深刻检讨。陶大铸同志在报上发表“民主治校”、反对党委制的主张之后，已经二十多天了，民盟市委没有及时追究，这说明我们市委负责人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他说：陶大镛同志身为民盟市委副主任，并不是师大基层组织负责人，却不通过基层负责人而在师大大肆活动，擅自发表反对党委制的言论和主张，这显然是目无组织，应该受到批判。我们市委会曾一再强调集体领导，对于重大问题发表言论和主张，必须先在市委会集体讨论，而陶大镛同志却违反这一原则，蔑视市委组织，这是不能容忍的。他说：关于师大党委负责人工作上存在一些缺点，我们于几个月前在该校视察时也曾逐款指出，有书面报告交中共市委统战部检查处理。但陶大镛同志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却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帮助党改正缺点，而企图破坏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的威信。说党委如何“外行”，如何“无知”，把所谓“学术研究委员会”作为师大的最高权力机关，使党委无权过问校内教学事宜，美其名曰“民主办校”，实质上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要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陶大镛同志走的道路是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道路一致的。我代表市委会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市委会应作彻底检查，陶大镛同志和罗隆基等的关系必须交代清楚，否则我们决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