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从民革中央小组会议的发言中
看穿了龙云黄绍竑的本来面目
编者按 1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的情况，已在19日本报第五版刊出。会上发言的有李济深、陈劭先、王昆仑、程潜、甘祠森、许闻天、熊克武、吴茂荪、刘文辉、聂轰、陈建晨、宁武、陈其瑗、蒋光鼐、唐生智、于振瀛、丁贵堂、李俊龙、章友江、赵祖康、骆介子等二十一人。现将李济深、王昆仑、程潜、吴茂荪、刘文辉的发言，发表如下：
李济深指责龙云的反苏谬论
揭露黄绍竑到处给党和政府抹黑脸
李济深说，我们民革同志这次帮助中共整风，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很多善意的批评和有益的意见，对于中共整风一定有所帮助，我想中共也一定会接受和处理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了错误的意见，甚至是等于反动的论调。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利于人民的。我们不能不予批驳。
龙云同志发出了怀疑苏联，甚至以为苏联不如美帝国主义的荒谬论调，我认为，这种论调，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阵线的立场的，是违反“一边倒”的国策的，是违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遗教的。中苏两大国友好合作，是保卫世界和平，保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强大保证。苏联帮助我们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我们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帮助我们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这样的伟大无私的帮助，是全国人人皆知的事实。龙云同志为什么要抹煞这个事实？我要求龙云同志老老实实地深刻地自我检讨。
黄绍竑同志对于开国以来、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贯地使人们感觉他不是采取欢欣鼓舞的态度，而是到处找岔子，给党和政府抹黑脸的样子。即使他自以为是忠于职守，出于好意，但客观事实适得其反。肃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黄绍竑同志对此熟视无睹，一字不提，却一味强调缺点，到处找偏差例子，仿佛是今天的包拯，实际上是使人们看见他在替反革命分子说话。
黄绍竑同志认为党不应该向群众发号施令。大家知道，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为什么党不能够对群众直接说话？是不是黄绍竑同志有意要党和群众隔离呢？我也希望他老老实实进行自我检讨。同时，希望同志们本着爱人以德的精神，对龙云、黄绍竑两同志的错误思想展开批评。
我们帮助中共整风，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在，右派分子则借此机会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和他们毫无共同之点。我们要和右派分子严格划清界限。
我们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也就是自己提高认识的过程。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到底。
王昆仑质问龙云：
我们不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要为资本主义而战？
王昆仑就龙云的反苏谬论，引用了别人的话加以驳斥。
龙云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王昆仑说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的战争，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不是苏联帮助我们怎能打胜仗。当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创伤奇重，我们又何曾为苏联分担过！？现在苏联搞原子弹、氢弹、导弹，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反侵略的力量，我们是否共同负担得起！？社会主义国家休戚相关，互相支援，而苏联帮助各国最多，却反要责备苏联没有负担抗美援朝军费，合情合理吗？
龙云认为，“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不如美国慷慨大方”。王昆仑说，看来龙云很欣赏美国的慷慨大方，龙云知不知道美国在两次战争中不但并没有损失，而且发了横财，挖了它盟国的墙脚。龙云说苏联对我们真厉害，我们不该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龙云认为我们应该依靠美国，为资本主义而战吗！
对龙云提出的，所谓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机器问题，主张压缩对外援助问题，（见昨日本报第五版）王昆仑也作了驳斥。王昆仑还批判了黄绍竑的反动言论。
利令智昏的立场险而又险
程潜严斥右派分子的政治野心
程潜在发言中指出，最近会议正在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右的情绪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右派分子的言论也未受到深刻有力的回击。他认为民革的座谈会应该扭转这一情况，就民革若干成员所发表的不正确的、右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展开是是非非的争论。
程潜认为，龙云附和章伯钧的谬论，不能以“盲目钦佩他的发言精神”来脱其咎责，这里头还有声气相应的思想根源。他说：龙云同志以民革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的身份，在一个很严肃的会议上发表错误的意见，这是不能容许的。解放到现在已经八年，经历了这么些运动，龙云同志自己亲身参与了讨论，制定宪法和举手通过了宪法，竟然对国家的对外、对内的基本政策表现无知和表示怀疑，这也是不能容许的。龙云同志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声称，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后反而情绪低落，因为发言人的意见不是步步紧，而是步步松。请问龙云同志，你究竟要什么样的紧法？你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这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现在帮助党整风，你要紧一些，结实整共产党一下？
黄绍竑同志责怪人们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护错误”，当人们反责他的意见时，自己还是躲躲闪闪，只承认这种错误论点“有语病”。陈铭枢同志说“只提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谭惕吾同志号召人们说“真话”，但当卢郁文同志心平气和地说了些公平话的时候，惕吾同志却又声色俱厉地说人家无耻，她的“真话”的真意，也就是要人家只谈缺点，不谈成绩。这三位同志的语言和口气尽管不同，但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有意地不看成绩，有意地抹煞成绩，有意地寻找缺点，有意地夸大缺点。这三位同志如果冷静地读一下人民日报6月14日的社论“是不是立场问题？”就一定会不寒而栗，认识到自己已经堕入到诬蔑诽谤新社会的右派分子的臭泥坑里边去了。有人说黄绍竑同志专找岔子，好打抱不平。当然，我们不反对联系群众，我们也认为反映意见是人民代表的职责。但你这样热衷于找岔子，请问你是在找谁的岔子？你这样热衷于打抱不平，请问，你抱打的是什么不平？“白水滩”的十一郎，功夫的确是有一点的，但一棍子打了自己人，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这算什么见义勇为之人？你接了不少人要求“平反”的信，是些什么人写的？你分析过没有？他们不写给别人，单单写给你，这是为什么？你考虑过没有？你的言论，你对肃反问题的看法，你对法制问题的看法，只能使人得出一个结论：你不相信党，你怀疑党。
陈铭枢同志对取消学校中的党委领导很感兴趣，我对你的看法也百思不得其解。你究竟和多少教授谈过话？和你谈过话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意见究竟能代表多少群众？取消党的领导之后究竟要谁来领导？旧社会喊反动党团退出学校意味着什么？新社会叫嚷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又意味着什么？共产党退出学校究竟会发生什么后果？所有这些问题，你都想过没有？
惕吾同志有哗众取宠之心。她对国家体制问题、法制问题，以及党政关系问题所发表的四点意见，从骨髓里头来看，是彻底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反动的。惕吾同志至今仍旧认为自己是左派分子，据我看，惕吾同志是很反动的右派分子。惕吾同志声称看不起卢郁文同志，因此连卢郁文同志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看不起了。就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惕吾同志还在算卢郁文同志的“老帐”，回避当前政治上的尖锐问题，掉转花枪来铺陈人家的历史。如果要算民革同志的历史“老帐”，我看惕吾同志担代不起这份责任的。
程潜说，他把这样一些问题和看法提出来，意在说明：
第一，民革有左、中、右派的分野，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我以为一方面要和右派分子的思想分清界限；另一方面，如何香凝副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的：我们有责任帮助右派，不能长期让他们处于右派状态。
第二，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是大非进行大争大论的时候，我们民革中央领导机关，主席、副主席，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在党内，我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在党外，我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都要作出肯定的回答。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亮出来才能向群众、向社会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第三，民革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我们的党应该监督、检查、教育自己的成员，要本着社会主义的原则从事政治活动。一切不负责任的大放厥词和胡说八道，虽然我们可以声明与民革无关，但总不能不在客观上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对此，民革的中央委员会是不能不过问的。
第四，所有右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归根结底是一个立场问题。我们都从旧社会来，年青时从事政治活动，只是抱着一种朴素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思想，以后碰了壁，摔了跤，苦苦摸索，才走上一条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年和晚年学的，要把屁股移过来，把立场改过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还要作艰苦的努力。但我们必须认识，立场不转，方向不明，迟早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因此，不管如何艰苦，也要把立场转变过来。我们有些同志保留着资产阶级的立场，自以为聪明，实际是天大的愚蠢。因为，资产阶级的立场本身，就决定了他是眼光短浅、不明事理的。以树木当森林，以偏概全，以一斑代全貌，以虚破实，以非破是，以伪破真，以恶破善，以丑破美，以片面破全面，以幻影破事实，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了的。因此，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时，如果保留这个立场，就无往而不失败。章伯钧、罗隆基的政治活动，有些“高处着眼险处行”的味道，这是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利令智昏的立场决定的，如果他们不抛弃这个立场，就会险而再险，最终步入绝境。我们有些同志的言论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观点不谋而合，是不自觉地当了应声虫，当了尾巴，当了狗腿子，这就要回头猛省；有人是自觉地彼唱此和，就更要好好检点一下，考虑一下，改造一下了。
吴茂荪列举一系列事实
揭穿龙云在思想感情上就反对社会主义
吴茂荪在发言中，首先批驳了龙云的反苏谬论。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说明虽然解放已经八年了，龙云仍然保持着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立场。事实上，龙云对于土地改革至今还是余恨未消的。解放八年了许多地主的帽子已经摘了，而龙云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还依然依附在身上。他平时常说，土改斗争太凶了，现在是大家都被整穷了。对于农业合作化，他实质上也是不赞成的。他说去年搞得太凶了，强调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他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合作化的优越性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对于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他又有一种妙论，他说，共产党的办法是把大家都整垮、整光，整得大家都穷了，大家都没饭吃。他说私股资金可怜得很，总共不过二十多亿元，全国六亿人口每人能分到多少呢？真穷得可怜啊！照龙云的说法，全国私股资金少就说明了国家穷，这是什么人的“国家”呢？照龙云的逻辑来推论，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都是整垮、整光、整穷，买不到东西，以至饿死人这一切现象的根源。有这些想法的人，能说是赞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吗？至于说，镇反、肃反，龙云是一贯不满意的，说起来偏差错误一大堆，充满了埋怨气愤的情绪。这些就足以说明龙云第一个思想根子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
其次，我们要追问一下，龙云是不是喜欢共产党领导呢？共产党要领导搞社会主义。龙云对于社会主义的许多办法根本不喜欢，当然对共产党就不可能那么喜欢。八年来，龙云的言论，不论公开的、私下的，批评多，不满多，责骂多，很少对我们八年来的伟大成绩来一个“歌功颂德”吧？龙云曾公开说过钦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说钦佩的是他们“提意见”的精神，我看不是“提意见”的精神，而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精神吧？应该承认，龙云第二个思想根子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喜欢共产党的。
最后，由于龙云具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我们也就不难找到他这次发言的中心思想根子，那就是反对苏联。
龙云为什么要和苏联算账？凭什么算账？正当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叫嚣要和共产党算镇反、三反、肃反等“内账”的时候，龙云大谈其“算外账”，真是右派分子绝妙的战略配合！
人们不能不问，龙云为什么不和帝国主义算账？云南的老百姓又为什么没有和龙云算账？
最后吴茂荪要求民革中央对龙云的错误作严肃处理，对龙云的反动思想作彻底的批判。
刘文辉指出
龙云的错误是阶级立场问题
刘文辉在发言中说，龙云的错误是阶级立场的问题。龙云和我一样，过去都是反对蒋介石而倾向革命而参加革命的。但是，反蒋并不是一个阶级立场。我们的反蒋和共产党的反蒋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为了保持自己在地方上的力量，非联合一切反蒋力量无以自存，而共产党是当时国内反蒋的巨大力量，所以，我们联合共产党。这也许是在座的大多数同志的一般情况。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联合共产党，而不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联合共产党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原则差别的事，这也就是立场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参加了政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立场的转变。但是，这还是一个开始。开国之初，大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另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却并未生根，多半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因此，接受党的领导，就不能很好的贯彻到实践当中。
他说他所以要远溯解放前的问题，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深入地了解到：为甚么我们这类人常常对新事物会有抵触情绪，为甚么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以为好的，有时我们会以为不好。这就是立场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旧的立场观点有时还在暗地作怪。最近龙云同志发表的言论，表现出很错误的看法，——尤其是在中苏关系上，他认为就是旧立场旧思想在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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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马叙伦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不论在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贡献，对于我国当前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疑问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全体会员必须再一次地认真地深入地学习这个文件，从这里不断地吸取思想力量。毛主席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毛主席又说：所谓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监督的原则就是六条政治标准，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是完全正确的。目前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们妄想利用整风机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削弱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根本不相容的。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全体会员，必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严格划清界限，并同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加强思想改造，争取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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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习仲勋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结束会上说
共产党不欢迎的是反社会主义言论
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的言论，那怕说得过分，我们也欢迎
新华社19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整风座谈会在今天下午结束。
这个座谈会从5月29日开始，到现在一共举行了十二次。在会上发言的有四十八人，还有六位党外人士作了书面发言。
习仲勋在今天的会上对非党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们这个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发言的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有党政关系问题，法制问题，行政体制问题，机构编制问题，国务院各部门的职权划分问题，肃反遗留问题，人事安排问题，文教卫生问题，思想作风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一些是带原则性的，也有许多是具体的。大家就这些问题提出的意见有的是反映情况，有的是提出建议，更大量的是对国务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是很好的，是我们竭诚欢迎的。
习仲勋说，座谈会上所揭发出来的缺点和错误不少，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共产党所以要整风，就是通过整风，把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加以解决。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勇气揭发它，而且欢迎别人揭发它，我们有信心去克服、改正，我们不会使那些提意见的朋友们失望，我们一定要用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实际行动来保证大家的信心。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倒底做得怎样，做得不好，还可以批评。
习仲勋说，在这个座谈会上，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言论，甚至有些言论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立场，走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这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同时对于这些暴露了错误思想的人也有益处。不论正确的意见也好，不正确的意见也好，对于帮助党进行整风都是有启发作用和教育作用的。
他说，共产党所不欢迎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除此之外，只要是对我们工作有利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言论，那怕说得过分一些，我们也是欢迎的。当然，我们也懂得，人人所说的话不可能都是那么恰如其分，不可能对于每件事都说得那么恰当。话说得过分一些，夸大一些，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应该在这些枝节方面斤斤计较，否则就会因小失大，妨碍工作的改进。
习仲勋说，我们这个座谈会最大的收获就是没有迷失方向。参加会议的人都很快地在这个大的方面明确起来。我们的态度是：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必须驳斥，因为这些言论是有害于我们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的；对这些言论不仅党不能同意，人民不能同意，就是一般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也不能同意；对于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必须诚恳接受，严肃对待，认真解决。
他说，现在看来，鸣放之中要有争，鸣放之后也要有争，这是认识问题的必然过程。没有争辩，那就是承认对的也对，不对的也对。争辩不是一件坏事，经过争辩最后会争出个真理。在争论当中，我们的态度必须明确。我们首先要有大是非之争，只有明辨了大是非，才能明辨小是非。所谓大是非，就是立场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这个立场，一切是非就不好辨，这样对整风只会有损害，不会有帮助。
在谈到党政关系时，习仲勋说，重大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党政发联合指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最近的夏收分配工作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发了联合指示。因为不仅要使全体人民知道，而且特别要共产党员认识与了解政策，贯彻执行政策。当然，一切问题都这样，那就是有些党政不分了。总之，只要哪种形式更有利于推进工作，动员人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好的，就没有理由反对。
习仲勋说，这个座谈会仅仅是鸣放的开始，在下一步的细致的整风过程中，还需要大家随时提出意见，对我们进行帮助。他建议把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部问题交参事室进行整理、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应该由国务院办理的，由国务院办理，应该由各部门办理的，交由各部门办理。现在能解决的，就现在解决，今天能解决一件就解决一件。能够很快解决的，研究后就争取很快解决。应该办而条件不成熟的，研究以后酌情办理。不应该办的，说明理由不办。
习仲勋在会上还表示接受把这个座谈会作为制度固定下来的建议。他说，在整风期间，这个座谈会可以暂定一个月举行一次。
在习仲勋发言后，国务院的参事们对如何研究、整理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部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