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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举行扩大会议
要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
决定开始整风并成立专案小组检查章伯钧的错误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昨天举行了扩大的第二十九次会议，讨论并在原则上通过了执行局向各地农工民主党党组织发出的题为“坚持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指示；决议召开扩大的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声明”；决定全党进行整风而且在整风期间暂行停止发展组织；还讨论了“怎样帮助章伯钧认识错误、深刻检讨、认真交代”的问题。
会议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他说：章伯钧问题，是思想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十分严重。因此，要求各方面继续揭发并要章伯钧进行深刻检查。我们也应该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章伯钧过去是一个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政客。解放以后，自恃有功，骄傲自大，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冒头。最后，竟发展成为居心叵测的恶毒的野心家，妄图自搞一套，这是我党的耻辱，令人切齿痛心。历年来，他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欺骗我党同志，也欺骗共产党；实际上他在有计划地勾结右派分子，造成个人势力，威胁共产党，篡夺领导权。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和活动，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给予我党的损失也是严重的。中央执行局必须采取各项必要的措施来弥补这些损失。因此，召开这次会议。
王一帆在会上先后宣读了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会、广州市委会、江苏省委会和南京市委会、江西省委会和南昌市委会给中央执行局的电报；杨逸棠宣读了农工民主党交通部总支部的六条决议。这些电报和决议中，都表示要严格地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坚决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一致要求章伯钧深刻检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交代；同意执行局17日发出的急电的精神，发动基层组织全党同志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作斗争。为了便于章伯钧进行思想检查，广州市委会还建议立即停止章伯钧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黄琪翔在会上说明：我作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看到章伯钧问题的严重性，十分不安。17日早晨，到党部来，和部分负责同志商议后，认为必须把握时间，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全党同志彻底批判章伯钧，并在政治立场上和思想上和章伯钧彻底划清界限。当即决定以中央执行局名义向各地组织发出通知（急电），并且已经在18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他说：希望这件事没有做错，并请求执行局予以追认。——会上，大家鼓掌通过了追认这个通知。
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在会上宣读了“坚持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指示草案，并作了说明。他说：农工民主党最后一个时期的动向究竟怎样？发展方针怎样，宣传方针怎样？是社会主义方向，还是非社会主义方向？值得怀疑，需要认真检查一下。我们全党同志要深切思考一下，要从头脑中清除章伯钧思想的毒害，从一切党务活动中检查、批判章伯钧政治阴谋的影响，将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坚决地踏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一目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决定向全党发出指示。希望大家提出意见。
在讨论这个指示草案的时候发言的有李伯球、何世琨、王寄一、王人旋、张云川、杨逸棠、杨清源、王一帆、李士豪、徐彬如等。绝大多数人在发言中都认为这个指示应该更加强调指出进一步揭发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和政治阴谋的必要性，号召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大量揭露这一方面的具体事实；一些人并在会上揭露了章伯钧发表过的反动言论和不利于团结的行为。王一帆还指出：章伯钧的阴谋，已经被广大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一切有觉悟的人初步击碎，现在要严防章伯钧的另一个诡计——金蝉脱壳；必须在全党干净地清除他的影响，彻底肃清有长远历史的“第三条路线”的影响。张云川认为：在这个指示中不应该不说明中央执行局对章伯钧的错误应负一定的责任。他说：章伯钧这些错误言论，早就在党内发表过，我们政治水平低，未能辨别；不但没有与之斗争，有些人还觉得这些言论很好呢！党内同章伯钧接触较多的同志听到的“私房话”恐怕会比章伯钧向史良讲的更多，他们有责任把这些话都揭露出来。会上，还有些人建议把章伯钧过去公开、半公开和个人接触中讲过的错误言论搜集在一起，印出来，发给全党各地的成员讨论。李伯球等提出在这个指示中应该提出要立即在农工民主党内整风，并暂停发展组织。有人认为有必要整风，但不必写入这个文件，可以另发指示。最后大家认为整风和暂停发展组织都很重要，一方面要另发指示，一方面也要在这个指示中写上。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指示，决定吸取大家的意见改写以后，在第二天作为正式文件发出。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扩大）的议案。召开这次全会的目的，主要是讨论章伯钧的严重错误，和农工民主党整风及发展组织等问题。开会的具体日期和扩大的范围另定。
接着，经过讨论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的声明。
然后，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农工民主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在整风运动期间暂停发展组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说：农工民主党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坚决的和右派思想划清界限，揭发和批判章伯钧等的错误言论，事实上，已在进行党的整风。兹为明确目前首要工作，决定全党进行整风，先从中央作起，逐步推广。整风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内容，由中央执行局制定，另行通告。在整风期间全国各地暂行停止发展组织。
会议最后讨论了“怎样帮助章伯钧认识错误、深刻检讨、认真交代”的问题。杨子恒提出，可以组织几个小组，一组一组去找章伯钧谈心，用中共提出的整风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式来帮助他。许多人都不同意杨子恒的这个意见。杨清源说：要确定采取什么方法，先要对章伯钧的错误的性质有一致的认识。他认为，章伯钧的错路已经走到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边缘了，不是用一般的小组帮助、和风细雨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李士豪说：章伯钧的问题已经是政治问题了，同他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斗争是他们右派分子挑起的，是他们先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大民主”的方式；因此，对他斗争也要有很大的群众压力，首先要尽量在群众中揭发他，要他坦白地交代、检讨；单靠中央几个人的力量，我看不行。李伯球说：章伯钧是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攻中的一员大将。对他，主要的办法不应该是谈心，他不会听你的。当前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的荒唐言论揭发出来，在群众面前把他的假面具撕下来。要使他感到已经孤立，不再幻想会有人为他解围；不然他是不会转而向人民靠拢的。罗任一、王善继、何世琨、夏康农、王一帆等也同意杨清源等的意见，认为对走反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能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至于对右派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现在还不要急于作结论；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尽量揭发具体材料。
昨天上午和下午，章伯钧都没有出席会议。开会之前，他打电话请假说，前一天晚上睡得很迟，今天需要休息一下，只要精神好一些，就一定来参加会议。在散会前不久，黄琪翔收到了章伯钧的这样一封来信，“今日执行局扩大会议，我上午因有约会，下午又因身体欠佳，均不能参加，十分抱歉，请大家原谅。我对各位同志所作批评十分感谢。我希望成立一个小组对我进行帮助，进行检查。此议如蒙同意，即希见告。不胜感激之至。”
黄琪翔向大会宣读了这封来信后，引起了大家的极大不满。有人提出，章伯钧表面上说希望大家帮助他检查，他却以各种借口，不同大家照面，是不老实的。也有人指出，章伯钧的“成立小组”的建议本身，就是一种圈套，按照他的意见对他进行“帮助”，只能使农工民主党中央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立即成立对执行局直接负责的检查小组，对章伯钧的错误向各有关人士和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同时责成章伯钧把自己的错误言行，向这个小组作出详细的交代。会议还决定，以中央执行局的名义，把这项决议告诉章伯钧，作为对他这次来信的答复。许多人特别指出，这小组不是对章伯钧负责的“帮助小组”，也不能到他家里去谈问题；而是对执行局集体负责的“检查小组”，要叫章伯钧到党部来谈；需要开扩大会的时候，还要由检查小组建议执行局召开。
黄慎之还在会上提出：不要忘掉李健生。几次开会，她只来了一回，一会儿又走了。她和章伯钧多年相处，什么都知道，却回避这次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不对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周太玄，武堉干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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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撕破章伯钧的假面具
—李伯球等初步揭发章伯钧反共活动的种种言行
本报讯 昨天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许多人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初步揭发了章伯钧反共的两面派言行。
李伯球说：章伯钧“心中的事”究竟是什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章伯钧在农工党中央和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在另一次的谈话会上，谈到评级评薪时，他表示很不满意，他说：“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局长、司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作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样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这与储安平等所说的话，没有丝毫不同。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他常常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但他的所谓“有搞头”、“责任重”，并不是指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责任的增大而言，而是别有用心。他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割裂开来看。认为“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中国要在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上赶上美国”。他念念不忘第三条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
章伯钧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中央干部会和在北京市党员和群众集会上，常常大发“议论”，夸大美国的原子力量，强调原子弹时代几分钟就可以毁灭世界。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他说：“日本和西德的生产提高几倍。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资本主义还有活力的。”
章伯钧对干部的任用，表面说要有制度，实际上只想用他自己夹袋里的人，他对干部说过：“农工民主党有两套干部，一套是统战部的，一套是我的。”在农工民主党六届三中全会开会时，他说“季方、李伯球和我闹翻过的。“当时李士豪、郭翘然、曾伟、申葆文都是一致反对我的。”在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特找我谈：“中央的事你可以少管，我自己来管了。”
解放战争紧张阶段，当蒋介石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强迫解散民盟的时候，他躲起来，打算逃到香港去。临行前留下一封信要转交给张澜先生。信里说：“民盟解散的同时，农工民主党也解散。”经留在上海的一位中委转到曾伟手里（曾伟是当时农工党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主任委员，解放前夕在上海牺牲），曾伟认为章无权发这一封信，征得丘哲同意之后，把信烧掉了。章到香港后，表面不能不适应民盟南方总支部继续坚持民主斗争的情势。但是在民盟三中全会上，没有满足他个人的权位，曾拍案大骂。以后在香港则搞他自己的一套活动。曾公开发表中国要实行“联邦制”的主张。同时企图联络各方搞军事活动，向干部鼓吹农工党可以在几个月发展十万八万党员。同时当曾伟同志的爱人要由香港秘密往上海时，章当我的面嘱咐她转告曾伟，不要吸收共产党员（事实上广东和上海的农工党地下组织同中共地下党员有交叉关系）。那时候很多同志都反对他的主张和做法，大家推定一些同志综合整理提到会议上对他批评，他即拍案大骂。与此同时，香港的民主阵线也展开了对他的右派活动的批判，他大为气愤。为了缓和情况，我曾和王深林同志去见他，我说，一切活动对中共可以坦然，不必有秘密。他说：“我腰包里有一千元美金，要到瑞士去，农工民主党的事你们去搞吧。”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对自己的一套组织和军事活动很热心。如布置张觉初负责“直属中心小组”。农工党和民盟同志发现张觉初用农工民主党直属中心小组名义发出的侮蔑在解放了的哈尔滨举行的劳动大会的文件。农工民主党中央给张觉初停职处分时，张说是“章伯钧离港以前同意的”。（此人已被开除了，现仍在香港进行反动活动，印有“往事”一册，其中还谈到此事。）
1948年在章伯钧北上前，正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我党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但他仍然违反这个决议，作军事上的布置，企图在长江以南抓一把，作为政治资本。临行前一天找我到半岛酒店谈了半天，他说“我已经和各友方商约，编几十万军队。计划闽赣由第三党搞，鄂湘桂由某友方搞，广东为共同的基地，……他并预料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可能仍保有江浙。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和中共组织联合政府了。此次北行就是与某友方代表去和中共谈判。他这种三分天下的军事投机，害得我党不少同志在解放后仍有敌我不分的错误。他在北上途中船上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知道此行的目的达不到了（他自己追述的）。到了哈尔滨后，他却写信给留港部分中委，大意说：“我到哈后，深悔此行，此间无事可为，我很怀念香港，仍想设法回到香港来。”1949年3月，我来到北京时，他又对我说，“我的主张没有错，所差的只是没有上山，如果上了山的话，那我们也有了总司令。”
罗任一说：章伯钧的两面派作法，从抗战开始就是如此。在重庆时，我和他住在一起，亲眼看到他一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又鬼头祟脑反共，并经常同右派分子有来往。他究竟包藏的有什么阴谋，大家应该搜寻一下。
张云川说：在解放前，当民盟被迫解散时，在上海我和章伯钧坐三轮车到张澜家里去，路上我向他说：看今天报上消息，解放军在山东有一仗打的吃亏了。章伯钧怎么说？他说：吃点亏也好，这样可以使和谈更快一点。从他当时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他希望和谈成功，好到南京做官。
在日本投降后，他以党派关系在上海弄到一所房子。后来，当时他看到国民党的一时胜利，就对革命丧失了信心，跑到香港作寓公。他在上海把房子出顶，顶了十八、九根金条；除还一部分帐，请律师用了五两。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有两百多人，他只给留了五两。有的同志气得哭。后来我也到了香港，听说他托云南银行的一位经理从上海把十三根金条兑到香港。可是，王欣荣住在亭子间没饭吃，他也不理。
王寄一说：章伯钧曾说：“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政治不民主，经济民主。”言外之意，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
何世琨说：章伯钧曾在我党三中全会上号召大家对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他说：“拿舌头与牙齿比，牙齿总是先落。”
他在政协和本党工作会议上虽都号召要肃反，可是在另一个会议上，对某些同志提到农工民主党必须肃反时，他就拍案大骂起来了：“让你们去肃反！组织肃反委员会，某某人当主任，某人当副主任，某人是共产党员当委员。”这样前后矛盾，其用意何在呢？
在农工民主党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后，他分别请地方干部吃饭时，章说，“今后我可以委你们官了”，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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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确定盟内整风的主要内容
整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和行动
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继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民盟中央小组在18日晚上和19日晚上连续举行座谈会。从大家的发言来看，民盟反右派斗争正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号召和影响之下进一步发展。发言中对章伯钧、罗隆基等的错误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盟内立即开始以反右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问题，对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改造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绝大多数人的发言对右派的言行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有人并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错误言行有新的揭发，还有一部分发言人作了自我批评。
参加这两次座谈会的人数都大大超过过去四次座谈会的人数。沈钧儒主席年逾八十，身体本来不好，也参加了这两次座谈。章伯钧两次都请了假，没有参加。有人发言中曾经质问他为什么不参加。
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在19日晚座谈会开始之前，主持会议的民盟副主席高崇民着重说明了两点：
第一、民盟整风的内容和中共整风的内容有所不同，中共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而民盟整风的主要内容则是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和行动。
第二、民盟整风的方法当然也应该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言行，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驳斥，决不能把“和风细雨”作为姑息和容忍这类极端错误言行的借口。
张纪域说：章伯钧、罗隆基企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自今日始，而是从民盟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
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的发言中说，章伯钧、罗隆基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从今天开始，也不是从解放以后开始，而是从民盟成立那天就开始了。1948年，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时，章伯钧在会议中就进行反对这个会议的活动，罗隆基当时却在上海没有参加，但在会后也写信来反对三中全会的决议，因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和共产党携手，走共同的道路，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1948年五一节，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当时民盟总部起草和讨论新政协纲领，其中有两条：一条是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一条是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讨论来讨论去不能决定，为什么呢？因为遭到香港的章伯钧和上海的罗隆基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势所趋，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的脑子里实际上是在分庭抗礼，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更是原形毕露了。
丘克辉揭露章伯钧曾经说过：让他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是不甘心的
丘克辉在发言中说：章伯钧在解放后，一直还存在着反对党的领导的情绪。今年4月他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曾说：解放前我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是平居的，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我是不甘心的，是很消极的。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章伯钧是对抗党的领导的。他在交通部还经常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说：共产党员并不是靠本领吃饭，而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的。
黄药眠分析章伯钧有无限的政治野心
黄药眠谈到章伯钧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他说：章伯钧不能算是左派。他一向主张中间路线。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他就是反对共产党而走中间路线的。1948年在香港举行民盟三中全会时，民盟坚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章伯钧是从心里反对的。解放后来到北京，看见形势不同，表面上就装着左派的姿态，去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他假借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企图否认党的领导，和党分庭抗礼。他的思想不但有历史根源，同时又和世界修正主义思潮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黄药眠接着说，章伯钧虽不学无术，但对政治却有无限野心。他对人一抬一打喜怒无常、朝三暮四，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利于他的就是他的朋友，有害于他的就是他的敌人，黄药眠认为章伯钧就其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分子。
高天揭露章伯钧储安平等企图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事实
候补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发言中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使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采取了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错误言行。除本报18日以“光明日报社委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方向”为题的报道中已经揭露的外，高天还揭露了一些其他材料。
首先，储安平是不承认党对报纸宣传的领导，也不顾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人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他说，我们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在发了基层“鸣放”的一次消息之后，群众非常不满，有人请他考虑这样报道对社会主义、对国家人民有利没有利的问题，他说：“这我不管，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党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这一方针，他大加歪曲。他说：“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他所谓的“暗礁”“风险”之类，就是指的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向他提出的不同意见。
他在国际宣传上，主张直接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评论，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消息，少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消息。
储安平对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说法特别感到兴趣，甚至消息登错了也不承认，反而要制止新华社广播指出这个错误的新闻。
储安平还常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前面了”，高天说现在看得很清楚，那时光明日报究竟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高天还揭露说：储安平这种方针和做法，是得到社长章伯钧的同意的。储安平说他和罗隆基也谈过光明日报的问题，其中谈到怎样“监督”、肃反问题和十二个副总理的问题。高天认为储安平的办报方针和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和罗隆基要负严重责任，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当有的同志质问储安平要把光明日报带到那里去？要求讨论光明日报的方针问题时，储安平显然是胸有成竹地说：方针是领导决定的，不要大家讨论。高天认为决定这个方针的就是社长章伯钧。高天还揭露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材料，就是罗隆基还向储安平推荐让陈新桂到光明日报主持评论工作，说陈新桂在民盟“理论”是最高的。高天说陈新桂的所谓理论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理论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企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
最后，高天要求民盟中央彻底检查，追究促使光明日报一度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
沈兹九在发言中，揭发了罗隆基反对党的领导的事实。他说：罗隆基在民盟工作会议期间说过：今天高级知识分子的矛盾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在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而民盟既要教育那些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也要教育大知识分子。
冯素陶说：盟中央的工作不好是和章伯钧罗隆基把持领导分不开的
冯素陶在发言中说：几年来，民盟中央的领导落后于地方，落后于广大盟员群众，这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分不开的，他们把持了盟中央领导以后，是凡不利于他们肮脏目的的，就到处散布消极情绪。他还说：民盟中央许多负责人有职无权，秘书长胡愈之同志要出差，想带一个高职干部，这件事身为秘书长的胡愈之自己完全有权决定，但他却不得不请示罗隆基，而罗隆基也竟然不批准。许多有能力、有觉悟、能够坚持正确立场的同志受到打击、排挤。
陈望道说：应该得出一条经验，只要正直的人敢于讲话，正气就上升，邪气就下降了
陈望道说，很多同志揭露了章伯钧等的反动言行。有些人是过去就晓得的，可是过去对他有没有帮助、批评？如果知道而不批评，那就不对。他说希望以后大家要爱人以德，特别是对那些对社会主义有异心的人，不能因朋友关系而姑息。
陈望道在发言中说上海市在这次“鸣”“放”中有很大的歪风。只许说坏话不许说好话，有好多认识不清的人都不敢讲话。可是，从上周起，情况就变了，很多会上大家都对右派进行反击。空气一转变，右派有的不见了，有的认错了。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了，原来右派并没有那么多，只是少数人在那里造空气，控制别人的发言，恐吓人。陈望道说，这是一条经验，正直的人要站起来讲话，要反击，不要害怕。只要大家站起来讲话，正气就上升了，邪气就下降了。
曾庶凡在发言中说，罗隆基在解放前对我说，他只懂欧美式民主政治那一套，言下有得意自豪的气味。常称君劢先生漱溟先生，他对张梁的表现很亲切。
章伯钧在德国留学时就一贯反共，他的已故胞弟章伯涛二十六年前就对我说过：“我们老大没出息，总想反对共产党”。
陈新桂在会上初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理论上没有搞通而随便乱说，而是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感到不满意、不舒服、不习惯，是政治立场问题。
张云川也检查了他的错误，他认为他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个性偏执、性情急躁、好感情用事，自觉内心无他，因而便乱发议论，不管影响。
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陶大镛、车向忱、王毅斋、费孝通、张志和、钱伟长、乔传钰、韩兆鹗、陆士嘉、吴景超、莫乃群、王统照、潘大逵、刘开渠、吴作人、刘王立明、王德滋、吴春选。还有汪世铭、辛志超、聂国青、陈荫南、喻德渊、罗子为、张毕来、陈鼎文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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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独立思考的结果？
章伯钧说：“一个人尽让他坐小汽车，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 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