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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中央作出重大决定
号召全盟揭露右派的言行
立即开始在盟内进行整风
本报讯 昨天下午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民盟的这一重大决定，将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会议开始时，民盟主席沈钧儒说明了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他说，我们民盟一向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个政治立场是不能动摇的，这个根本立场如果动摇，盟就不能存在下去，更谈不到长期共存了。可是，现在在盟的负责人中，居然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领导、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荒谬言论。我们有一些盟的负责人，当面搞一套、背后又搞一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号召全体盟员团结起来，站稳立场、弄清是非，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
副主席马叙伦虽然卧病已久，昨天也力疾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由叶笃义代读）。他指出：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我要正告他们：要把民盟扭向右转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及早回头，全面地彻底地交代他们在背地里的所作所为，否则就将自绝于民盟，自绝于全国人民。
民盟秘书长胡愈之在发言中指出：民盟两个领导人以及一些盟员所犯错误性质是政治立场问题，而不止是思想问题。他们表面赞成社会主义，背后反对社会主义；表面拥护共产党，背后骂共产党。这种牵涉到政治立场性质的错误应该彻底揭发。
在萨空了报告了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最近开会情况后，民盟副秘书长千家驹接着提出建议，自即日起民盟正式开始整风，在整风期间暂行停止发展组织。千家驹指出：最近我们民盟成员中暴露出来的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确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整风对于革新民盟的政治面貌是完全必要的。
在副秘书长叶笃义宣读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之后，会议马上展开了讨论。报名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绝大多数发言的人都充满热情，他们对章伯钧等人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揭露。整个会场笼罩着一片紧张热烈的气氛。白发苍苍的邓初民在发言的时候感情十分激动，尤其增强了大家对于右派的义愤。先后发言的有：中央常务委员吴晗、邓初民、刘清扬，中央委员彭迪先、宋云彬、范朴斋，中央常务委员马哲民。章伯钧出席了昨天的会议，没有发言。马哲民的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说明。
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一决定。
决定中说：本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其他盟中央和地方组织的某些负责人和盟员，包括光明日报总编辑、盟员储安平在内，他们在这个时期内，有意识地发表了一些极端错误的言论和主张。他们的言论有的采取完全公开的方式，有的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要引导本盟向右转，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断不能容忍的。关于盟要往哪里走的问题，决定强调指出只有向左走，走向社会主义，决不能向右走，走向资本主义！
决定号召全体盟员，积极参加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一场政治思想斗争，让我们全盟团结起来，为反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战斗到底！决定中具体提出：
1．本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治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全体盟员都要为坚持这一政治立场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2．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对于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应当尽情加以揭发和批判。对于一切右派分子和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都必须随时随地加以揭露。
3．盟的组织应当加强对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盟组织应当责成他们坦白交代，深入检查，由盟组织加以帮助，使他们用实际行动，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
4．本盟立即开始在盟内进行整风。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错误言论和行动的揭发批判，事实上已经是盟内整风的开始。盟内整风应当先从盟中央做起，逐步推进，再由省市一直到基层。从目前起，在盟内整风的时期内，应当暂时停止发展组织。关于盟内整风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内容，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以后另行通知。盟内整风开始之后，盟员仍应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毫无顾虑地向党提意见，以改正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另一方面，本盟也应当欢迎和争取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向盟和盟员同志提意见，帮助我们盟内的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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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朱副主席说：胜利属于埃及和阿拉伯人民！
新华社18日讯 朱德副主席今天说，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为维护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和日益众多的世界各国人民都站在他们这一边。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都出席了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举行的庆祝埃及共和国国庆的招待会。
朱德副主席在这个盛大的招待会上讲了话。他说：伟大的埃及共和国的建立，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全体亚洲人民尤其是阿拉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埃及人民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领导下所进行的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去年以来，埃及人民为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正义斗争，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人民向英勇的胜利的埃及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朱德副主席说，埃及政府一贯地忠实履行亚非会议的决议，并且执行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和平中立政策。埃及政府的这种政策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朱德副主席接着说，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中东地区加紧进行侵略活动，制造紧张局势。埃及人民正在团结阿拉伯各国人民为维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而斗争，尽管在这一斗争中还会经历一些曲折的道路和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和日益众多的世界各国人民都站在他们这一边。我们深信，只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是一定要失败的。胜利将属于埃及和阿拉伯人民！
朱德副主席说，中埃两国在万隆会议时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在去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埃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人民间的友好访问日益增多，我们相信，我们两国间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将在今后长久的岁月中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
朱德副主席最后提议，为埃及共和国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埃及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中埃两国的友谊，为亚非人民的大团结，为世界和平，为纳赛尔总统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埃及政府和人民表示热诚的节日祝贺。周恩来总理还举杯祝中埃两国人民永远友好，祝亚非各国在万隆会议的精神下团结起来，祝世界和平，祝埃及共和国的独立繁荣和阿拉伯各国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
招待会的主人拉加卜大使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讲了话。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埃及就已经是世界文化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是，埃及后来却长期受着外国的统治。因此，近代埃及历史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埃及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坚强斗争。这种斗争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所领导的武装革命时期达到了最高潮。这个革命把人民从王朝的傀儡政权和它的殖民主义主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宣布了埃及共和国的成立。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庆祝这个共和国成立的四周年。
拉加卜指出，埃及人民用血汗和牺牲生命的代价所取得的国内大部分生产企业的收益都流入了丝毫不关心人民利益的外国剥削者的手中。这种极不道德和极不公平的现象必须纠正。因此埃及政府就着手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他说，虽然埃及再三保证运河的通航自由，但是，埃及人民要求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还是激怒了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由两个大国策划的三国的突然进攻受到了埃及人民的坚强反抗。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有着坚强的信心，对自己的领袖有着无限的忠诚。同时，还因为他们有着阿拉伯兄弟国家、亚非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拉加卜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早最坚决支持埃及和公开谴责这个罪恶的侵略战争的国家之一。这种在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是促使埃及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他说，埃及政府时刻不忘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做一切对人民有利的事。同时由于埃及在地理上的重要位置使它特别需要与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埃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剥削，反对长期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帝国主义。埃及人民深信，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最好办法是和平协商，而不是诉诸武力。同时，我们还相信，参加军事同盟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适当的办法。
虽然埃中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建立了仅仅一年，但是，由于双方的诚意，由于许多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事件的发生，埃及人民觉得埃中两国的外交关系是两国之间的悠久友谊的成果。他说，埃及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在埃及最危急的时候所给予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
拉加卜最后请他的六百多名中外客人为埃中两国间日益增长和永恒的友谊，为亚非国家之间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间的合作，为和平共处的原则，为世界和平的实现，为中国人民所获得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在招待会上，拉加卜大使还宣读了纳赛尔总统给中国访问埃及工会代表团团长董昕的一封信，纳赛尔总统在信中感谢董昕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赠送两千埃镑表示对塞得港战争死难者和受害者的声援。拉加卜大使在招待会上把这封信交给了董昕。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副总理彭德怀、贺龙，副委员长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程潜和中国各方面的人士，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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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批判龙云黄绍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本报讯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于18日整日举行。会议集中地批判了民革右派的反动言论，揭露了龙云、黄绍竑的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会议并批判了陈铭枢、谭惕吾、刘斐的错误言论。
会场上充满着前所未有的紧张热烈的空气。义正词严的批判，使龙云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黄绍竑也只在会议结束以前作了一点简单的表示，说他发表的言论是错误的。陈铭枢没有到场。
李济深第一个发言，他批评龙云关于怀疑苏联、污蔑苏联的谬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他说，黄绍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从来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找岔子，给党和政府抹黑脸。他最后说：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人都有右倾思想，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龙云的反动立场受到会议的严厉批判。龙云曾经以“爱国”的面貌，主张因抗美援朝向苏联借的外债，应该延期二、三十年归还。龙云不顾苏联对我国的巨大援助，重新提出了所谓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机器的问题，恶意地污蔑苏联。同时，龙云还要求压缩我国的对外援助经费。
王昆仑指出：那种反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他反问：龙云爱的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王昆仑说，建国以来，苏联帮助我们建立了多少工厂，装备了多少新机器？龙云反而要同苏联算旧账，龙云为什么不向帝国主义算账呢？难怪有的同志说：龙云简直太没有良心！
大家揭露了龙云一贯用地主阶级的立场观察新中国，反对社会主义。王昆仑说，龙云认为土地改革使农村破产，镇反、肃反冤枉好人，建设越多越浪费，就业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吴茂荪说，八年来，龙云的言论，不论公开的或是私下的，都是不满多，责骂多。龙云说他钦佩章伯钧“提意见”的精神，实际上是钦佩章伯钧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精神。
大家也批判了黄绍竑的反动立场。陈其瑗愤怒地说：黄绍竑是彻头彻尾的右派。党和政府的成绩，在黄绍竑看来好像冤家对头似的；而对党和政府的个别错误和缺点，却特别感到兴趣，津津乐道，唯恐宣扬得太少，唯恐夸大得不够。陈劭先、许闻天、蒋光鼐、章友江一致指出：黄绍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唯恐太重，对个别错捕错判案件，到处叫嚷；对于重罪轻判、反革命分子漏网的事情从来一字不提。对反革命如此，对在工作中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却唯恐处理得太轻，表现了他对共产党员的仇恨。这就是黄绍竑的立场。
会上也对谭惕吾、陈铭枢进行了批判。在这以前，谭惕吾曾屡次表白自己“对党忠心耿耿”。这次会上，程潜说，谭惕吾的发言，从骨髓里看，是彻底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反动的。程潜说：“谭惕吾至今仍认为自己是左派，据我看，惕吾同志是很反动的右派分子。”程潜还“请教”陈铭枢：叫嚷共产党退出学校是意味着甚么？程潜说他百思不得其解。
甘祠森在发言中指责了刘斐的立场。甘祠森说，上次座谈会上，邵力子的发言中有“鸣鼓而攻之”一句话。刘斐在邵力子念到这句话的时候，马上说：“是小子鸣鼓而攻之哩！”甘祠森问道：刘斐为甚么那样仇视“鸣鼓而攻”那些野心家的一切正义人士呢？甘祠森在谈了刘斐的其他言行之后，大声向刘斐问道：你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赵祖康在发言中说，希望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原来是左派的更提高，中间的向左转，右派分子得到彻底的改造。
宁武在发言中表达了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心情。他说，我们老同盟会员曾经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艰苦斗争过，所以对今天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感到兴奋。他说他们这些年过七十、八十的老同盟会员，“愿和民革的同志一道，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向少数右派分子作不妥协的斗争。”
许多人引用了革命前辈何香凝老人的话，愿那些右派分子不要甘心长期作右派，而应该不断地改造自己。
会上，李俊龙、骆介子也表示愿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李俊龙说他在12日所作的“民革中央小组历次会上没有出现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引起深深的警惕。他并表示愿在运动的发展中接受考验。骆介子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
会议结束前，宣读了民革中央委员会谴责章伯钧、储安平擅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声明。
参加会议的，上午六十一人，下午四十八人。发言的上午八人，下午十三人。这是民革中央小组举行会议以来到会人数最多、发言最为热烈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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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常务委员会决定撤销章乃器所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
新华社18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撤销章乃器代表民主建国会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另选中央常委孙晓村担任这个职务。
出席会议的委员指出，章乃器近来的许多言论，暴露他具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不能再代表民主建国会参预光明日报的工作。
委员们还要求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就最近产生的资产阶级方向作检查，并且指出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应负很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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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
谴责章伯钧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
新华社18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今天对光明日报被一度篡改政治方向事件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光明日报是我们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报纸。近两个月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把光明日报从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储安平更假借“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发表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对于章伯钧、储安平这种利用职权，有意篡夺光明日报的行为，不能容忍，极为愤慨，严加谴责，并声明如下：
（1）章伯钧两个多月来不与各民主党派商量，也不召开社务委员会，即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这个路线方针，完全违反我们民革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其所发生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由社长章伯钧负责。
（2）储安平在章伯钧支持下，在编辑方针上强调只报导共产党和政府的偏差和缺点，拒绝发表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社论；不加批驳地刊登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量刊登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闻，企图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并且不经各民主党派同意，用光明日报名义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企图在各地集中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应该完全由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负责。
（3）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对于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宣传，曾及时并屡次提出反对，但储安平加以压制，章伯钧不支持光明日报工作同志的正确意见而支持储安平。在这里，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光明日报坚持正确立场的工作同志，并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检查，揭发章伯钧、储安平的篡夺行为，消除他们在内部所散布的毒素。
（4）我们民革中央对于光明日报的问题，还将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提出意见。对于章伯钧在这一时期内擅改光明日报的路线方针，储安平假借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反动言论，我们决定要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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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发言
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
兼斥罗隆基陈仁炳的谬论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有不少人，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人，发表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乘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别有用心地来阴谋夺取党的领导权。我感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工商业家还要复杂得多，甚至于危险得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几年来，我们盟帮助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究竟收到多少效果？照这样的情况看来，我们盟对党不是起了助手的作用，而是从助手的作用起了对手的作用，甚至从对手的作用发展到敌手的作用，这真正是令人伤心的事。盟的领导人（指的是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截至目前为止，盟内有些人所发表的谬论，其严重程度是不同的，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加以批驳。现在仅就章伯钧、罗隆基（包括储安平）陈仁炳等人的谬论，根据我的认识说一说：首先，我来谈一谈章伯钧的谬论的本质。一句话，他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8年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第三党，这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退出来了，而且跟章伯钧也断绝了朋友关系，理由就因为他反共。后来，跟着时局的发展，章伯钧变成了中间路线派，于是他就时而偏左，时而偏右，赶政治市场，搞政治讹诈。我从抗战时期，在北碚同他再见面以后，他想拿我作他的政治资本，又来跟我作朋友，我没有拒绝他。那时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要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我都参加了，周总理跟我说笑话，说我是六国封相，但我就是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在抗战时期一直到全中国大陆解放的前夕，我跟他在朋友的关系上是这样的：他在政治上好，我就跟他好，他在政治上坏，我就跟他坏。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把我看做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我说话常常击中他反共的要害（这并不是储安平先生“党天下”之说击中了共产党的要害），但是我还不知道他说过这样两句话，最近在报纸上才看到四川一位盟的同志赵一明揭露出来，章伯钧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这充分证明我说他的本质是反共，一点不错。他已不打成招了（注意，这两句话是他在解放后说的）。1949年，全中国大陆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兴，我以为他一定在彻底改正他的错误了，不料他又想乘党的整风的机会来反共，来煽动人心一致起来反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少数知识分子及其他不坚定的中间分子跟着他走，从最近各界人士，特别是他直接所领导的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所揭发出来的事实，他的这种反共的主张，他企图走中间路线的路来达到他反共目的的主张，并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不足为怪的。
有人说：章伯钧现在不是承认错误了吗？但已经有人指出来了，他仍然是用两面手法。对储安平的反共谬论未有认真处理，也不想认真负责，而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他的荒谬绝伦的所谓代论，我想，代论是代社论的意思，他的代论，好像是代光明日报说话。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代光明日报说话等于代各民主党派说话，好像他的错误是要由各民主党派来代他负责的，试问他荒唐到了什么程度。他把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时期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对储安平的反党谬论加以支持，而且认为“党天下”之说是击中了党的要害。这统统应由他负完全责任。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在开始负责任了，因为他已承认错误了，我在这里说一个不大适当的比喻：有人犯了杀人罪，被人揭发了，他说：我错了，我再不杀人了。可不可以？我想是不可以的。最后我要声明一点，过去我同伯钧总算是朋友，我再三反省，我对他是尽了我朋友的责任的。所有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言论，以及我对他的希望，可以说，也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他不唯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还有我所一概不知道的最错误最反动的言论，这恐怕他也懂得最反动的言论是不能同我讲的，我今天像这样沉痛的批评他，我也希望他自己反省反省，我在政治上是否帮助过他，而且像我这样帮助他的人还有没有第二个。关于章伯钧，我所要说的话，暂时到此为止。
其次，我来谈一谈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实质精神是什么。很明显，他的平反委员会是不要共产党参加的，似乎有共产党参加，平反工作就做不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没有平反委员会，共产党已经作了很多平反工作，许多党委和许多学校党的负责人对斗错了的知识分子赔情道歉，这恐怕是任何阶级专政都不可能想像的事。蒋介石集团暗杀了我盟同志李公朴、闻一多及其他许多同志，明杀了杨伯凯、杜斌承、曾伟及其他许多同志，至于所有进步人士和青年被蒋介石集团冤杀了的更不止千千万万，谁来为他们平反过？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专门对反革命的，只要不是反革命，错了就认错，这就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是最彻底最高度的民主。即使在肃反运动中，党也是宽大与惩戒相结合的，走群众路线，宣布一个人不杀，甚至就是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呢？这是不是根本上不信任共产党呢？而且在逻辑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反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就会搞不好，推论下去，就是任何国家机关，任何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都会搞不好，最后，就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得好。在今天敌我矛盾还存在的时候，肃反工作是纯洁党的内部、人民内部的最首要的工作。有些人专门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罗隆基也在内），其后果一定要走到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不要肃反了”，在政协已有人发出这种谬论），不肃反，那最好是让反革命分子公开活动。反革命分子遍天下，人民就只有死路一条。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组织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那就一定要助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使得执行肃反工作的人缩手缩脚，连在马路上大摇大摆的反革命分子都不敢去捉了，因为怕肃错，其结果必然是取消肃反工作。企图以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强调肃反的副作用来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试问居心何在？罗隆基就要从国外回来，必须作彻底的交代。
再其次，我来谈一谈陈仁炳的“算账”问题。已经有人指出了，他是要算新账，算解放以后共产党的账，要提出几个共产党员来处理处理。新账倒是可以算的，也不怕算，我看就是旧账算不得，而且也算不清。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把心肝捧出来说几句良心话。除了少数人以外，我们在旧社会里，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好事，干了一些什么勾当。解放以后，共产党把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及一切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教书的仍旧请他教书，做官的仍旧请他做官，这种宽大政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今天反转来还要向共产党算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也希望陈仁炳交代清楚。
很惭愧，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发昏第十二章的各级领导人物是不少的。在北京、上海的不必说了，据说在湖北武汉也有，在山西太原的有王文光，山西盟内外展开了对他的批评（此外还有也不可知），这里不能一一详说。但我们中常委必需对这些错误反动言论表示态度，同他们划清思想上、政治上的界限。个人的错误反动言论都应该由个人负责，我们全体盟员誓死反对的。我盟沈钧儒主席已经向全盟表示态度，有所指示了。我建议我们中常委要郑重作出决议，通知各省、市地方组织，进一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对右派野心分子反社会主义行动的反击，不是对人民群众批评的压制，不是对鸣、放的阻碍，更不是收，我们还必须明确认识，这是一场社会主义路线和反社会主义路线激烈的斗争。要求我们盟员同志，认真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遵循沈主席一边倒向社会主义的指示，坚持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好好地帮助党内整风，严厉地批评和痛斥盟内外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此外我同意千家驹的建议，开始盟内整风，和暂时停止发展盟员。同时我还建议，章伯钧和储安平必须迅速地、严肃认真处理光明日报的错误问题。我盟中央对这一问题也要表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