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纪念季米特洛夫同志
  燕青
今天是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纪念日。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怀着无限尊敬的心情纪念他。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6月18日生于保加利亚索非亚西南拉多米尔县科瓦切夫奇村的一个革命工人家庭。他从幼年时代起就饱受了贫穷和苦难的折磨。十二岁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当了印刷工人。还在十五岁时他就已经是索非亚印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十八岁时,被选为印刷工人工会的书记。1902年他参加了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第二年,在党内展开了改良主义的“广泛派”和革命的“紧密派”之间的斗争。季米特洛夫坚决站在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紧密派”一边。1903年在党分裂之后,季米特洛夫当选为“紧密派”索非亚组织的书记。1909年当选为“紧密派”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始终是党领导机构的成员。
从1904年起,季米特洛夫就参加了领导保加利亚职工运动的组织工作,1909年当选为保加利亚革命职工总联盟书记,一直到1923年。
1919年,“紧密派”社会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并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创立工作。1921年季米特洛夫代表保加利亚共产党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9日,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发动了法西斯政变,建立了独裁政府,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同年9月23日,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共领导下举行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季米特洛夫领导了中央革命委员会。季米特洛夫因领导武装起义,被法西斯法庭缺席宣判死刑。1926年,在法西斯政权对保共领导机关进行挑衅性的审判以后,季米特洛夫又一次被缺席宣判死刑。
1923年,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国外。此后,他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工作。
1933年,希特勒纳粹匪徒为了发动世界战争、镇压德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且为了消灭他们发动战争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企图嫁罪于共产党。希特勒匪帮逮捕了当时在德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季米特洛夫,“指控”他参加了国会纵火的组织工作。季米特洛夫在来比锡法庭上彻底揭穿了法西斯的挑衅阴谋和狰狞面目,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起来粉碎法西斯主义。他由被告变为原告,把法庭变为号召斗争的讲坛。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无比英勇的精神,在来比锡法庭上捍卫了共产党人的荣誉,给全世界的革命者留下了光辉的榜样。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坚决抗议和接受季米特洛夫为苏维埃公民的伟大苏联的支持,季米特洛夫终于从法西斯匪帮的魔爪下被拯救出来。
从1935年到1943年,季米特洛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建立并且巩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统一战线,抵抗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国家准备的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季米特洛夫同保加利亚国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法西斯强盗们进行武装斗争,领导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一切爱国人士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者和他们的保加利亚走狗。1941年,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保加利亚组织了武装游击队,1942年,成立了祖国阵线。祖国阵线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推翻保加利亚保皇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决定性的帮助下,在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保皇法西斯政府,建立了人民政权。
1945年11月,季米特洛夫回到了祖国。他领导保加利亚人民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成立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制定了新宪法,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开始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季米特洛夫领导了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了历史性的报告,并制定了奠定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
1949年7月2日,正当保加利亚人民满怀信心地建设着自己的祖国、大踏步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季米特洛夫逝世了。
季米特洛夫的名字是同保加利亚人民几十年来从斗争到胜利的整个革命过程紧密地联系着的,是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紧密联系着的。保加利亚人民因为有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在艰苦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保加利亚的游击队曾经发展到四万多人。终于在1944年9月9日取得了胜利。保加利亚共产党从一成立就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广泛派”社会主义者,这一派终于在1903年同革命的“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分裂,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另一方面又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使党终于从1923年以后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季米特洛夫在这些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解放以后,保加利亚人民在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巨大的建设工作。由季米特洛夫亲自领导拟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在四年时间中就完成了。季米特洛夫根据保加利亚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土地暂时分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对保加利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适合的形式。保加利亚人民遵循着季米特洛夫的遗教,现在正在信心百倍地为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而斗争。1956年工业总产值为战前(1939年)的六点二倍,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0%。目前,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和合作社耕地面积都已超过全国农户和全国耕地的80%,田间工作的机械化程度已达70%。随着生产的增涨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保加利亚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和合作化农业的工业一农业国了。
季米特洛夫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发展,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于在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各国国内的统一战线以及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大大帮助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他指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对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分析,有力地武装了斗争中的人民。季米特洛夫在许多方面给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以思想指导和理论帮助,并且热情地支持和鼓励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他帮助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克服非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强调各国共产党要培养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
季米特洛夫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他曾经说过:“没有国际的团结就不能有真正的人民的爱国主义,正如没有真正的人民的爱国主义就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团结一样。”
季米特洛夫是苏联的忠诚朋友,他经常指出苏联这个伟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和团结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事业中所起的无比巨大的作用。他不断号召一切真诚拥护工人事业的人们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并且以全力支持苏联。他说过:“要考验工人运动中每一个活动分子、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每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主人士的忠诚老实,就要以他们对于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抱的态度为试金石。”
季米特洛夫经常强调学习,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范。他在做印刷工人时,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在敌人的监狱里,都不忘学习。他说过:“我们每一个人,……从最年长的到最年幼的,都必须学习,每天都要前进一步!谁不想学习,不进步,挡别人的道,……谁就要不客气地、无情地从实际领导工作中被免职。”他特别强调学习革命理论要联系实际,学习理论是为了解决复杂的革命问题,是为了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他说:“只有革命的感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懂得怎样掌握革命理论的武器。只懂得理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性的坚强人物。只懂得应该做什么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具有把应该做的事做出来的勇气。”
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季米特洛夫的名字。季米特洛夫对中国的革命一直是十分关怀的。远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在1936年6月写的
“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就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的“围剿”和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勇斗争给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他并且指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在建立这一战线中应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季米特洛夫几次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给中国人民以全面的援助。他在1948年底对保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欢呼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季米特洛夫关于统一战线、干部问题和宣传工作等方面的论述,早已为中国革命者所熟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整风运动中,曾将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文章列为必读文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已经出版过三种不同的季米特洛夫选集,三种不同的传记,他的狱中书信和对文艺方面的许多重要言论都已介绍给中国人民了。这些宝贵的言论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财富。
今天,在我们纪念季米特洛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学习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品质和捍卫共产主义者的尊严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深切痛恨的精神,学习他的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学习他为争取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反对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的坚决斗争的伟大精神。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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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 邢其毅
自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党提出了许多意见,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总的精神却是治病救人,并没有夹杂了很多个人的恩怨。在整个提意见的过程高潮中,除极个别的外,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偏差,这一点最足以说明共产党的威信和力量,在知识分子的广大群众中,是有基础的。有些人曾经有过种种的顾虑,现在事实说明,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在这些意见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因此也就有的是对的(占绝大多数),有的就是错的,因此今后要更深入的争辩,才能判明是非,究竟那些是错的,那些是对的。我现在要提出几个问题加以讨论,并表示我的意见。
关于“教授治校”
我首先觉得“教授治校”这个名词就不妥当。在国民党时代,怕一些官僚和党棍子们混入学校,把学校搞糟,才采取了这种制度。但其结果,许多教授会还是操纵在少数人手中,间接地为统治者服务。在多次的会议中,很多教师都对“教授治校”这样一个制度怀有戒心。有的同志声色俱厉地反对,他们说“假若恢复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这些年的革命算白革了”;也有的说“假若是‘教授治校’的话,许多教师们又将要打着灯笼去找饭碗了”。很可能“教授治校”在旧的时代,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许多人也吃过亏。因此对此制度,深恶痛绝,一看见这四个字,即认为旧的封建把头又将复辟了。我个人认为几年以来,高等学校中,工作上虽有很多的毛病,但总起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种和以前基本不同的民主制度,它是进步的,断不能遭遇到困难,即下乔入幽,把历史的车轮退后十年,走到旧的途径上去。
绝大多数的教师们在解放以前,除少数的学官及统治者外,都是生活穷困,受着压迫的人。他们象征着一群穿蓝布大褂,提着破书包,挤电车的朋友。他们除受生活压迫之外,由于他们有了知识,还认识到他们所以贫困的原因。因此他们自发地靠近了共产党。解放前后,知识分子曾以热烈无比的心情,欢迎着共产党,以庆祝他们自身解放的到来。近几年来,个别的党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采用了粗暴的手段。例如有个别的人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很多人觉得难以容忍,好像是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渐渐的疏远了,二者之间有了一层阴云,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知识分子变了心,把他们的希望不再寄托于党的身上呢?我想完全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了全国的人民打倒了强大的敌人,使国家重新站了起来,几年来国家建设的成就,国家地位的提高,使得知识分子从理智上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共产党不领导中国,谁领导中国?党要是垮了,真是不堪设想。
知识分子既然把复兴国家艰巨的任务都交给党了,难道他们还不信任党会把这几个大学搞好吗?而一定要把这个任务交到几个教授的手中吗?至少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也敢说,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这种想法。上月我在人民日报曾谈过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我想我的意见也能适用于党能不能领导大学的问题。肯定地说,不但可以领导,还要加强领导。以往就是因为领导不具体,界限不分明,而造成今日许多的不良好的后果。
所谓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是从思想上保证党的政策的完成,至于具体政策如何实施则应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然后再由校长通知执行。我个人觉得三方面配合好了,是一种很民主的制度。譬如以学习苏联来说,这个大原则是党的政策,学校党委就要在思想上对同学、职工灌输一些有关苏联教育和科学的成就,使他们对于苏联有一深刻的认识。至于在学校中,是否推行苏联的五分制或口试制,党委就不要直接做决定,而需由多数的校务委员决定,倘若通过,再由校长实施。在以往几年中,党委作了许多超越职权的事,作了许多他们所不懂得的事(例如不可能要求党委来决定口试是否应当实行,只有由有经验的教师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因此就造成了混乱。有些人难免对这种情形有点不满意,发两句牢骚,说“他又不懂,又要管”,这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有那么一小部分自命为“爱党”的人,从中挑拨,就说成了党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学校等等,其实大多数发牢骚的人,何尝有过这种想法。学校党委还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群众路线走得不够,本来党应向行政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再经过综合研究,布置施政的方针,假若意见是由群众中来的,再回到群众中去,就应当如顺水行舟,毫无困难。所怕的是政策和群众要求不对口径,硬用力量往下压,结果就是行不通,碰钉子。拿这两年来高等学校施行工作量的制度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一个明证,假若事前稍微向群众摸摸底,也不致造成这样的错误。
关于政治课
这次运动中间,同学中有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对政治课不满,很大一部分人提出了免考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考虑。解放以后,无论学生教师,都体会到这一次是一个翻天复地的改变,因而对新社会的革命历史,政治经济等等问题,自发地要求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知识分子对政治学习以及思想改造等都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许多人把三反时知识分子的检讨,看成是硬压出来的或是伪装出来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很正确的。诚然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小部分和党有一些距离,但绝大多数的,都认为党员们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并且以这种标准,衡量自己,相形之下,自然会感觉到以往所过的一段生活,空虚无物,对于人民没有尽了多少力量,在这自惭形秽和自求上进的两种心情下,才勇于揭露自己,批判自己,以表示从那时起,要跟着党走,真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目前政治课发生了问题,是不是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冷淡了下来呢?我想完全不是的。我个人感觉到这几年来,教员和学生的政治空气的确很不浓厚,这是一个事实,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求进步的心情,并未稍减,而感觉到几年以来,在学习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作了相当的努力。我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参加了政治课的考试及讨论,同学们常为一次小组讨论,花费了几小时的时间。他们自己计算一下,劳力付出很多,但是没有什么代价。因此他们心里不禁要问,我们的学习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目前的学习方式是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呢?我们的政治教员,虽主观地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限于自己的经历和修养不足,不敢轻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在上课时,只能谈一些条文体会,会很自然地使人们感到为什么要上课,这和看书有什么不同。除此以外,再加上各种的清规戒律,如结合实际,教学计划,遵守进度等等,本来是很好的东西,结果反而受了束缚,变成了十足的教条形式。因此有一个时期,同学们对马列主义教研室提的意见最多。听说有个别的政治课教师提过意见,认为政治课是活生生的东西,必须结合目前的现状编写教材,我看这意见很对。
通过这次运动,等于向全国的高等学校政治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警告,政治课是新社会的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作用应当高于其它的课程之上,但以目前的效果而论,虽不等于完全失败,至少是效力很不高。政府假若再不注意此事,不调出一批水平很高的人来通盘研究今后政治课的办法,而只把这桩事情委托给学校中的几个政治教员,这就会使新社会的教育失去灵魂,因此我觉得这是目前高等教育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年来的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变化,应当是一系列最生动的材料,里头有说不尽的内容,是最有意思的一门课程,而其结果恰恰相反,使人感到空背教条,空无一物。这和我们的教材和教学方式很有关系。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们只听到一些“剩余价值”等等名词,但就没有一篇关于我国农民经济在解放前后的一篇生动的报告。教员只在那兢兢业业地想今天讲那一章、明天讲那一章,完成他的教学计划。恐怕也就没有想到,是否应当组织一批人和农民谈谈或组织一个调查队,或者开一个辩论会讨论一个问题。政治学习的提高不在于空谈大道理,而在于对于围绕我们的小小事物有一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为什么政治课一定要上大课,刻板地讲四门课,才算是完成了政治学习?亲身体会体会农民生活的提高,看一看我们工业的增产,这不是更好的政治教育吗?
学制的改革
许多人批评了高教部的学制改革。我认为改革的企图总是好的,但任何一种改革,不可能马上会见功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结论。几年以来,高教部很多的错误不在于颁布改革的命令,而在于朝三暮四,一个命令接着一个命令,而彼此往往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大学由四年制突然改为三年制,然后不久又改为五年制。几次改革,使教师们莫知所云。任何一种改革,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然后还要坚持下去,以求得最后的是非。经过这次教师们提过意见以后,高教部似乎是要一改以前的作风,想把从前的事情,一齐否定,我觉得这未免操之过急。例如以往行政权太集中,现在主张下放了,但下放是不是就一蹴而就呢?集中是否完全一无可取之处呢?我觉得这些高教部考虑得很不够,还是忽而天,忽而地的办法。
在学制改革之中,高教部的领导人只沉醉在一些数字之中,自鸣得意,一遇见困难,又马上收兵。例如几年来,只听见高教部谈新学校增加了多少所,专业有多少个,教学大纲有多少种,研究题目有多少等等。这只说明领导上好大喜功,讲排场,不求实际的一种具体表现。我觉得自解放以后,进城以来,有些党员沾染上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气,就是摆排场,讲面子。往往一个工作人员还没找到,就修起来一座大楼,这和实事求是、勤勤恳恳办事业毫无共同之处,而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那儿作祟。
不但高教部门如此,各个机构,都或多或少地犯了这个毛病。举一桩小事来说吧,我每当晚间走过北京饭店时,心中不禁一喜一惧。喜的是北京饭店在解放前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地方,今天还归人民手中,作为招待宾客宴会之所。惧的是当华灯初上,小汽车如流水,据说宴会动辄就是数十桌或数百桌,这是否是过于铺张了。我常在想,这样大规模的宴会,是否完全必要。我固然不懂招待的礼节,也许酒会香槟等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朋友,假若是真同情我们的话,即使酒差一点,人少一点,他们也不致见怪,或者更会感动他们。交际礼节,想来也不是一丝不变的,也可以动动脑筋。听说有少数的工厂,由于计划过于庞大,以致长期不能开工,是否也是犯了摆排场的毛病。我想在此顺便提一句,用修建大型水库根治黄河,虽然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但是否是当前唯一的办法(例如上游水土保持等)似乎值得仔细地考虑一番。听说有许多水利专家,并不同意这种办法。
我双手赞成目前提出的节约运动。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必须靠我们节省,积累一部分资金,来完成我们的工业建设。因此,物质不会过于丰盛,粥少僧多,恐怕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知识分子们不仅要献出他们的知识来完成伟大的建设事业,还要节衣缩食主动地和广大的工农分子携手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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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
本报讯 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出身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们看到葛佩琦、储安平等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分别举行了集会。许多人在会上愤怒地批评了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谬论。
鹿守敏说,葛佩琦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这是闭着眼说瞎话。统购统销斩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这能说是搞糟了吗?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很好。他愤怒地驳斥了葛佩琦说人民生活降低的错误言论。程继唐说,值得注意的是储安平,听说他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想借整风的机会来反对社会主义,那是不成的。他接着说,请储安平、葛佩琦之流的人物,到工厂里去看看,到矿山里去看看,到农村里去看看,工人和农民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回答?他们的谬论是会被事实粉碎的。
学生们列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出现像段祺瑞、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这类的卖国贼。王仁农说,我是一个曾经保卫祖国领海的水兵。我亲眼看到过,卖国政府在祖国的海洋旁边留下了不少的“纪念品”,那就是帝国主义者立下的“战胜纪念碑”。我曾亲手摧毁了这些“纪念品”。葛佩琦说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我看不见得,二十一条、塘沽协定是谁签定的?青岛、威海卫军港是谁出卖给帝国主义的?是谁允许帝国主义的军舰在祖国的海洋上横冲直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吗?刘斌说,上海过去尽是帝国主义的租界,公园门口写着“禁止狗和华人入内”。现在,这些租界收回了,公园是人民的公园了,谁也不敢把中国人和狗一样看待了。葛佩琦的说法,是想让蒋介石回来,让帝国主义回来,在中国横行霸道,屠杀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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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我国爬山运动史增添了光辉
  全总电贺爬山队胜利登上贡嘎山主峰
新华社17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打电报给征服了贡嘎山的全总爬山队队员。电报说:祝贺你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登上了贡嘎山主峰,为我国的爬山运动史又增添了新的光辉的一页。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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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队员丁行友牺牲
新华社17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队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助教丁行友,5月28日在贡嘎山一次高山行军练习中,遭遇雪崩掩埋牺牲。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北京大学办公室主任蒋荫恩、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主任吕烱、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定期举行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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