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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委员们舌战章乃器
章乃器为什么给章伯钧储安平撑腰打气？
据新华社17日讯 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的错误言论。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黄长水、王光英、毕鸣岐、巩天民、吴韫山、苗海南、向德、刘永业、卢燕南、汤蒂因、胡子婴、吴觉农十二人。章乃器下午出席了会议，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丝毫没有进行自我批评。
毕鸣岐从自己的思想检查谈到他对章乃器错误言论的认识。他说：我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四次发言中有几点错误，如把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作了过高的估计，而把消极的一面又脱离实际地低估了。这是由于我认为把生产资料交出去是主要的，把思想改造看作是次要的，这等于叫工商界放松思想改造；再如我在发言中说：“绝大多数的民族资本家终于走上了今天这个历史新阶段，把私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了，在这一段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这些话和章乃器所说的“红色资产阶级”曲子虽然不同，而调子是相同的，这就等于说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毕鸣岐说，我还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这句话就像要和工人阶级分庭抗礼了。
毕鸣岐在分析和检查自己上述论点的思想根源后，接着谈到他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论的认识，他说：章乃器的思想言论，实质上是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章乃器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谈到了如何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问题，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他却说由于“三害”的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企业就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照章乃器这样说法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反而资本主义倒有优越性。这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也是歪曲了现实。
毕鸣岐说，章乃器在若干论点中企图煽动和挑拨离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利用工商界的动摇性来使工商界不能平平稳稳地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常恶毒的。
苗海南、向德、刘永业、吴觉农、汤蒂因等人的发言，都对章乃器15日在这个会上的讲话作了驳斥。
苗海南说，章乃器那天发言中说目前工商界的混乱是由于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章乃器对党的恶毒攻击。章乃器远从去年民建二中全会以来就发表一些污蔑党的言论。例如他过去强调工商业者的消极性是“五反”运动的副作用，这次又把由于他的谬论引起工商界思想混乱，说成是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十分可恶的。
苗海南说，章乃器认为现在是从压服到说服的阶段，那就是说过去共产党对工商界都是压服的，那么，党对工商界的和平改造政策、工商界敲锣打鼓迎接合营高潮，是不是压服呢？
向德批判了章乃器的领导和被领导只是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阶级本质和人的阶级特性有所不同的言论。
向德说，在发展过程中，衰老的东西一部分转化成为新生的，一部分被排斥或淘汰以至死亡消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就是要使资本主义死去，使社会主义成长，所以改造就是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这是质的变化，不是章乃器所说的先进与落后只是前进中的量的比较。因此资产阶级接受改造就要脱胎换骨，而不是在外表上擦去烙印而已。
向德说，章乃器认为阶级本质和人的阶级特性不同，零散的资本家是不剥削的，在组成了资产阶级集体后就具备了剥削本质，零散的资本家在组织成集体的过程中起了质的变化。我认为正是由于每个资本家都具有剥削行为，才形成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零散的资本家的剥削能力不那么大，到资本家组成自己的团体，再进一步组成政权，组成国际性组织，剥削能力就一步一步扩大了，这是量的扩大，没有起质的变化。
向德还批判章乃器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说法。他说，章乃器硬要把工作中的缺点——官僚主义，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提并论，其用意何在呢？实际上就是要抓住这一点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向德最后说，章乃器的千言万语，其目的就是要抓住工商界消极的一面，号召工商业者接受他的错误理论。
卢燕南说，章乃器的从压服到说服的论点，是把过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工作都说成了压服，把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说成是压服而来的。这是否定了和平改造，否定了工商界进步的一面，否定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工作成绩。
卢燕南要求章乃器清楚地说明他不同意李维汉在工商界座谈会上发言中的那些地方。
吴觉农就章乃器15日的发言提出了七点疑问。他在谈到章乃器认为“教条主义的官僚们”的过分行动造成了工商业者的自卑和畏缩情绪时，问道：工商业者的一切消极行动，都应该由所谓“教条主义的官僚们来承担这一责任吗？而所谓官僚们又是谁呢？除了公方代表和共产党员难道指的是别人吗？这不是挑拨离间是什么呢？
汤蒂因从章乃器上星期六的讲话中，提出了十条加以驳斥。
汤蒂因还提出问章乃器在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光明日报的社务委员会时，为什么为章伯钧、储安平的错误言论撑腰打气？
胡子婴说，章乃器的错误是利用资产阶级分子一些若隐若现的不服气的情绪，进行挑拨，企图将广大工商界在他的号召下跟着他跑，来打开人民团结的缺口，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她说，根据章乃器最近的错误论点，已足够说明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她认为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在思想领域和政治上就没有斗争了。她建议民建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要向中国人民表示立场、明确态度，领导全国工商界向右派分子作斗争。
章乃器继续拒绝批评，并污蔑各地工商界批判他是压服出来的
章乃器今天的发言，不但没有自我批评，反而责问这个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第三段批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是违背了党的整风运动的指示。他说，他还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
关于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他今天又解释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定息对私方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对资产阶级来讲是剥削残余。他列举理由说明这个看法后，又在资产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两面性等问题上为自己的论点进行辩护。他不承认他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他也不承认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只有想要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才能说反动。他说，他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而别人对他的批判是“想入非非”。他的这些发言，引起到会的人的极端不满。
会上连续收到兰州、天津、北京三市的民建和工商联常务委员会来电或来信，要求对章乃器的反动言论进行深刻的批判。如果他坚持错误不肯改正，要求两个组织给予组织上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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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费孝通检查自己的立场
杨玉清进行空洞的“自我批判”
据新华社17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费孝通说，他明白了他过去脑袋里存在的许多糊涂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立场没有站稳，又因为这个原因，使野心右派分子可能想利用他，把他拉到他们的路上去。
费孝通分析他立场不稳，是因为他具有严重的温情主义。因而使他不能明辨是非，当机立断，划清界限。对于错误思想，有些是看到了，但没有争；有些觉得不对头，但不清楚错在那里；有些还觉得有点道理，甚至加以附和。
他举例说，他在6月8日那天看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觉得太猛了，空气太紧张了。因此10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只是在第二天看到人民日报把他的发言和陈新桂同意他的话用小标题联系了起来，他才明白他给右派分子打了掩护。
费孝通说，他立场不稳还表现在对储安平的态度上。他在报上看到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荒谬发言时，首先想到的是“坏了，他说错话了。为什么他不多请几个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当时他尽管觉得他们两人看法有区别，但是不妨“百家争鸣”。费孝通说，一直等到工人出来说话了，他才觉悟到这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上他“没有对储安平尽到朋友的责任，也没有及时地在原则上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
费孝通还对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发表了不少对于知识分子估计不正确的言论”表示“很痛心”。他说，他过去曾认为，知识分子立场问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解决了，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了。今天，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自始至终是个改变立场的问题，把观点、方法和立场割裂开来是没有根据的，他散播了那种不正确的估计，助长了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估计过高的倾向，阻碍了思想改造。他说，他这种估计错误的根源还是在立场问题。立场没有站稳，尽管主观上自己觉得好心好意，工作上辛辛苦苦，而结果却并不能为人民服务。
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他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跟野心分子走。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费孝通自我检讨的态度是好的，但是费孝通没有提到他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文章的动机、观点和他现在对这两篇文章如何认识。万枚子说这就会给人以“他在过关”的印象，感到他没有接触到思想深处。他希望费孝通再作进一步的检查。
国务院参事杨玉清在他发言一开头，就说他在5月31日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不是枝枝节节的问题，不是用语尖锐不考虑后果的问题，而是整个精神实质的问题。他承认大家指出他的发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符合实际的，又承认他所说的“坐轿、抬轿”不但丑化了党员，同时也丑化了拥护党的人，“下轿、下台”不但攻击了个别党员，同时也攻击了整个党。
杨玉清没有就他的思想实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只是空洞地说他“是封建思想浸透了的人”，“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思想浸透了的人”。接着又为他自己表白，他说他“在整风中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还说“我应当庆祝我的新生。”
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张丰胄说，今天光明日报上载章乃器居然说章伯钧是“投降将军”，他问章乃器，究竟章伯钧“投降谁？”章乃器究竟站在什么立场？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李光宇、乔启明、林风苞、吴候桓、陈钧、徐行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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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明日报社委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方向
章伯钧储安平使光明日报变质的企图
遭到各民主党派和报社同志严厉指责
本报讯 据光明日报消息：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15、16两日连续开会，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及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党天下”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初步明确了这些错误的政治责任，一致同意由社务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进行讨论。
出席这两天社务会议的有：严希纯（中国致公党，刘锦汉代），严信民（农工民主党，第二天由王善继代），储安平，王昆仑（民革）。杨东莼（民主促进会），李纯青（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章伯钧，章乃器（民主建国会），萨空了（民盟）。列席的有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和光明日报部分工作人员。
在15日的会议上，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首先发言，他对储安平的问题，作了声明，他说：对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
社务委员们对储安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储安平叙述了他来光明日报两个多月的情况。光明日报总编室正副主任
揭发储安平错误的办报方针
接着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张友，代表报社的工作人员发言，他们从储安平的一系列的实际做法和他的办报主张，证明了储安平在这两个月里，是把光明日报拉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之后，首先宣传了他的办报主张，例如储认为：今天主要要学习解放前的旧报纸的工作经验；他不同意报纸有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储认为报纸只是管登新闻，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报纸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闻，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要登，在鸣和放的报道 工作中，他的主张是不断的揭露，并认为揭露是报纸的任务，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是报纸的责任。在具体工作中，储是这样做的，在九大城市组织了座谈会，发表了十几万字的座谈记录，都是所谓“揭露”的。
高天和张友又进一步汇报了储安平对报纸言论工作的看法。他认为在他来报社以前，光明日报的社论有两种：一种是歌功颂德的社论。这是指阐述成绩的社论而言；一种是四平八稳、教条主义的社论。因此，他主张，要写社论，就要写他所谓的“监督”的社论。
储安平在高天和张友发言之后，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他说：除了个别事例有出入外，汇报的是事实，他这样做是不对头的。
萨空了建议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转达自己的党派中央，讨论这个问题。
王昆仑说，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各民主党派中央要好好过问，要重视这个问题。他说，储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认为现在要检查那段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究竟应由谁来负责。我要问，社长为什么不召集社委会讨论编辑方针？章伯钧是各党派推出来当社长的，有没有看报？你自己的方向如何？意见如何？
杨东莼、李毅等发言，同意王昆仑的意见。
最后章伯钧发言，他表示同意检查工作，他要负这段时间内发生的错误的政治责任。他并声明说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言论，事先没有看过。他最后对储安平说：“我要向储安平同志要求，应作很好的准备，向真理投降，承认错误，把责任担当起来。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章伯钧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他说原因是“感觉迟钝，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16日的会议开始时，章伯钧又作补充说明，他认为，社务委员的责备是对的。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开会讨论，是错误的。既然储安平发表了错误言论，报纸方向也发生了问题，仍然没有及时开会，这也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感觉迟钝，同时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成天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心情沉重的缘故。接着他又说，在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发表以后，他也感觉到光明日报在方针路线上有困难。他说，“我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杨东莼对这一点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认为章伯钧并不是“太不懂”。杨东莼在后来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和章伯钧同志是二十多年的朋友，共同工作过。他说感觉迟钝，我是不同意的。”杨东莼认为，章伯钧是不能以“迟钝”来说明的。事情发生以后，没有开会。章说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心情沉重。但是照章过去政治风度来看，也不一定是这样。是不是思想上有什么问题？希望说明。
杨东莼谈到报上各方面对章伯钧的批评。他说，章伯钧受了很多的批评，也说了很多的话。几乎是批评一次，说一些；又批评一次，又说一些。杨东莼认为，这就无怪乎外界对于章伯钧要有两面派的印象。他特别不同意章伯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代论，认为它的内容并不符合章伯钧的实际。
李毅在发言中说，储安平有些主张，和章伯钧过去的有些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说，我们九三学社坚决主张，光明日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着重批判了“是事实就要发表”那种不问政治影响有闻必录的错误观点。
在王善继和章乃器发言后，章伯钧再次发言。他说，近来报上有四个新闻人物，在座的就有三个（指章乃器、储安平和他自己），罗隆基很快也就要回来了。今天这样的会，检查毛病，不但对光明日报有好处，对我们三人，也有好处。章伯钧笑着转向章乃器说，有人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击中了要害，这是指其严重性来说的。我看，你昨天说我是“投降将军”，倒也是击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章伯钧说，有人说我两面，我看我还不止两面，还多一面。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一面，也有社会主义愿望的一面。另外还有封建思想残余的一面。他说，古人说“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我在整风运动中有错误，我愿意承认错误，乘此机会改正。我和储安平思想上有共同性，但人事上素没有联系。章伯钧说，乃器讲，你检讨太早啦！这是我的精神负担。乃器是一派，不发言；我是检讨不够，有人说是挤一下，说一下。章伯钧说，卢郁文的谈话发表以后，我接到一封恭维我的信，说我很好，拥护我，骂卢；但是6月9日我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发言，新闻发表后，我在11日又接到一封长篇来信，骂我“无耻”，信中说，我从来对你这人寄以希望，认为有骨气，看了你昨天的发言，知你“怕死”，“要做官”，“投降”。我这才了解事情的严重。章伯钧说，有人要利用我们右倾资产阶级思想的弱点，来反对共产党。第一种人拥护我，第二种人骂我，目的都一样。
章伯钧又说，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有根基的，有一贯性的，逢到政治形势改变，就会借尸还魂。因此我还是请安平同志，也包括我在内，要好好查一查这个思想。
李纯青问章伯钧：你说你被右派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章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
李纯青发言，谈到他对章伯钧储安平错误的认识。他认为，谈到光明日报政治方向和储安平发言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他说，今天提出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问题，是否承认这一点？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应严肃对待，不能“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按：章乃器在发言中曾提到，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来谈。）接着李纯青又问章伯钧：你说被右派利用了，那你自己是不是右派呢？章伯钧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
李纯青批评章伯钧关于光明日报的事不和各民主党派商量。他说，社长受各民主党派委托，负最高责任。现在的错误应由谁负主要责任？我看，应唯社长是问。章伯钧说，我负政治责任。李纯青又问道：你对储安平的“只管揭露”的方针同意不同意？你办光明日报的政治路线是怎样的？总有些想法，这些想法怎样？编辑部同志认为，是要被办成反对派的报纸，你自己是怎样考虑？是否要办成反对派报纸？
李纯青接着问：储安平的发言发表后，你看后怎样想的？章伯钧说，我不同意。李纯青问，他是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既不同意为何不问，为何不声明？
最后李纯青建议，把这些情况带回各民主党派内部讨论，然后再回到社委会来讨论。萨空了、杨东莼、王昆仑等表示同意。
会上，李毅、李纯青等都对作为光明日报社长的章伯钧，就有关光明日报之事不同各民主党派商量，提出强烈批评。
章伯钧声明：（1）社长负首要责任，社长做检讨。（2）光明日报问题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开会讨论。（3）在未搞清楚前，暂不就此事发表社论。（4）在储安平请假未到职前，请社委会同意由高天负责实际工作。有重大问题召开临时会议。
在两天的会上，章乃器都作了发言，但他声明不要发表。王昆仑告诉出席的各位委员，他刚接到民建主任委员黄任老（炎培）的电话，要了解会议情形，因为代表民建出席社委会的章乃器从来不把开会情况告诉他。
储安平承认关于“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时他说明这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署用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是他的错误。
王昆仑最后要求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储安平错误言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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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