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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坚决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最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务院监察部已经查明，在1956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里，广西省平乐、荔浦和横县等地区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国家里，这个事件虽然是个别的，但是它的性质是极严重的，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别给予有关的失职人员以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并且公布这个事件的处理情况，以教育全党和全体国家工作人员。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些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我国农民的生活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强了抵抗天灾的能力。尤其是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国家就有可能统筹调动全国的粮食，给灾区人民以有力的支持。
但是，由于原来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仍然很低，各个地区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又极为复杂，每年都有一定的灾荒，甚至在大丰收的年代，也总是有一些地方因灾减产或者颗粒不收。在过去的八年中，我国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灾，平均每年有一亿多亩土地和四千多万人受灾，在这些地区减产粮食一百多亿斤。正因为考虑到每年有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灾荒的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是一种长期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所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把生产救灾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来执行。在每个年度，政府都把救灾款列入了财政预算，都拨出了大批的救灾粮，并且责成各级政府认真执行救灾政策，及时地检查解决救灾问题，力求作到不因自然灾害而饿死一个人。根据内务部的统计，从1949年到1956年，国家拨出的救灾款有十二亿九千七百九十多万元。国家拨出的救灾粮，从去年秋季到现在，就有七十亿斤。不用说，只有人民自己的国家，才能拿出这样巨大数量的粮款来救济灾民，才帮助我国人民在过去的几年中战胜了几次重大灾害的袭击，这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大家都知道，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灾荒，灾民因饿因病而死亡的数字是惊人的。远的不说，只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1931年长江流域的大水灾就死了三百七十万人，1935年汉水流域的大水灾也死了三百多万人。在反动政府统治的时期，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反动政府的官员是不以为奇的，他们还是照常贪污，照常剥削、压迫和屠杀人民。那些人对于灾民是毫无心肝的，他们根本谈不到像今天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救灾工作。但是那是旧社会的事了。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决不容许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灾荒问题。我们不但要领导人民大力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从积极方面努力减少和减轻自然灾害；而且在任何自然灾害发生以后，都必须采取完全负责的态度，切实地查清灾害发生的情况，领导和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并且给予一切需要救济的人以必要的救济。这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应尽的职责，是它们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任何一级党和政府的组织没有尽到这一职责，应当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好，以致灾情扩大，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怕只饿死了个别的和少数的人，就是极严重的事件。对于这样的事件，党和政府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处理，一方面要切实地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另一方面还必须给予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以应得的纪律处分，决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姑息。
这次广西省大批灾民逃荒和死亡的事件，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是个别的，但是这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广西省一些党政领导人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应当说明，1955年广西省的灾情是严重的，1956年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春旱，以致早熟作物减产一半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救灾工作的困难。同时，这次灾民逃荒和死亡比较严重的平乐、荔浦和横县等地区，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55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这也使得干部容易只看见了好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好的一面。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客观的原因，只要领导机关具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只要它们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的，这个不幸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以陈漫远同志为首的广西省一部分党政领导者和平乐专区、平乐县、荔浦县、横县的一部分党政领导者，由于满足于过去工作中的一些成绩而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不仅过高地估计了1955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者低估了1956年广西省春荒成灾的严重性；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以后，许多人还不相信，有的人甚至对报告情况者发出粗暴的批评。在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下，他们就不可能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灾情的发展，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成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如果广西省的领导人员当时切实调查研究了灾情，那末，这次事件完全可以避免。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府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们有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条件，我们有生产救灾的丰富经验。我们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这就保证了我们完全能够把大量的粮食调去供应灾区的人民。这次广西省发生灾情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有粮食没有及时的调用。
当然，广西省在这次严重事件中犯错误的人员，也曾经为党和人民作过许多有益的事；而且就是在救灾工作方面，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他们在1956年救活了广西省大部灾区的灾民，而在1957年，由于接受了1956年的教训，他们领导全省人民安全地渡过了比1956年更严重的春荒。但是，1956年平乐、荔浦、横县的灾情严重化的事实说明，他们当时确是严重地沾染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他们喜欢报告顺利的情况，不喜欢报告不顺利的情况；喜欢听好的事情，不喜欢听不好的事情，因而丧失了救灾的时机，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痛事件。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广西的这次事件的处理，在全党普遍地纠正报喜不报忧和听喜不听忧的歪风。当然，在防灾和救灾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但要坚决反对和防止多报产量和缩小灾情的错误，同时也要防止和反对隐瞒产量和夸大灾情的错误，因为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
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还没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避免自然灾害。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这次的整风运动，切实地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们就不仅有信心、有决心战胜自然灾害，而且一定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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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严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副省长郝中士萧一舟受到撤职处分
中共中央给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
广西省于1956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当时广西省委和有关地、县党委由于解放以来工作中获得一些成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胜利，因而滋长了严重骄傲自满情绪，不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虚心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以致对上述灾害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特别由于他们漠视人民群众的疾苦，放松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灾荒发生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地采取有力的措施，使灾荒的发展迅速制止，而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此后，省委虽然根据中央指示，在救灾工作中有了改进，制止了1957年的春荒，但是没有能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对于应该负有责任的有关干部，又长期不做严肃处理。这种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漠视人民生命的思想作风，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全党同志，中共中央在听了和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检查报告以后，决定对于广西省委、平乐地委和平乐、荔浦、横县县委有关负责人分别给予如下处分：
（一）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同志，因为该省的工作成就，严重地发展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作风，忽视政治思想领导，从而影响到某些地区的领导干部也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漠视群众疾苦，报喜不报忧。这种情况，使他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地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终于造成群众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二）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郝中士同志，在发生灾荒期间代理省长（省长韦国清同志因公离职）。他由于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因而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没有使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作好救灾工作。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三）中共广西省委书记萧一舟同志，负责领导财粮工作。他由于工作不深入，不了解下情，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及时作好救灾中粮食的供应工作，致使灾情严重化，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四）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同志，自恃工作中有过一些成绩，平素骄傲自满，对他所领导的地区的工作，盲目乐观，对严重的灾情，既不认真进行了解，又不相信下面干部的反映。在1956年3月以前，从未派人检查过灾情，并且在干部会议上批评反映减产和灾情的干部为“右倾”。因此使下面干部不敢报告灾荒真实情况。当灾情已经发展的时候，杨林同志也亲自向干部和灾民进行了调查，了解了一些饿死人和逃荒的严重情况，但是仍没有引起他对灾情的足够重视，错误地认为只是“部分地区，少数乡和个别户”的问题，因而就没有及时地向省委报告，对省委关于救灾的指示也没有贯彻执行。因此杨林同志对平乐地区因灾死人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决定给予撤销工作并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五）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同志，不重视该区有些地方因灾减产的情况，并且批评反映因灾减产的干部。当灾荒已经发生，恭城县的干部向他反映平乐的灾民逃到该县的情况时，仍不警惕，因而也就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灾荒的发展。决定给予撤销地委副书记职务的处分。
（六）中共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同志，批评压制报告减产、报告灾情的干部，发现饿死人的情况仍不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下面的干部拖延了粮食的供应和救济款的发放，对造成该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应负主要责任。决定给予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的处分。
（七）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同志，1955年向地委反映粮食减产受到杨林同志批评以后，不坚持党的原则，效法杨林，批评区乡干部，使区乡干部不敢报告灾荒真实情况。1956年灾荒出现后，又不重视，既不调查了解，设法解决，也不向上级报告。对于灾荒日益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应负主要责任。决定给予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的处分。
（八）中共荔浦县委副书记艾治国同志，在1955年粮食征购工作中犯有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1956年春荒发生后又对灾情采取不负责任态度。决定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
（九）中共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同志，在灾荒严重发展后，不但不积极领导该县作好救灾工作，反而对反映灾情的县区干部批评压制，并且令人追回县长何华锦签发向州地委的灾情报告。对该县饿死人的严重事件应负责任。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国务院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二次会议听取了监察部对于广西省因灾造成农民大量逃荒死亡事件的报告，认为：广西省许多地区在1955年至1956年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省人民委员会和各有关地区的领导干部满足于几年来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产生了骄傲情绪，盲目乐观，放松了对于因灾减产应有的警惕，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救灾工作，加以在1955年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之后，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以致在1956年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农民大批逃荒和饿死的严重情况。几年来，国家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保证了全国人民、包括灾区人民在内的粮食供应，对灾区人民克服困难渡过灾荒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故没有能够制止灾情的扩大。
在1955年救灾工作中发生严重缺点之后，国务院曾经指示：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虽然从1956年的下半年起已经纠正了救灾工作中的缺点，在1957年的春荒中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但是对于因灾死人应该负有责任的县级以上干部，一直迟迟没有处理，因此不能在群众中分清是非，不能使干部得到教育。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这种对人民生命安全漠不关心的作风和严重失职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取得深刻的教训，对于有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给以足够的关心；对于工作中已经开始暴露的错误，应该及时地深入检查，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纠正，以防止错误的扩大。
为了严肃国家纪律，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国务院决定对于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和平乐专署、荔浦县人民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分别给予处分如下：
郝中士，广西省副省长，在韦国清省长因公离职期间，实际上代理省长职务。在灾荒中，没有抓紧救灾工作，严重失职，并且在事后检查的时候，企图推托责任，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萧一舟，广西省副省长，负责财经粮食工作，对粮食减产情况估计不足，在救灾工作中未能及时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陈漫远，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由于严重失职，中共中央已经给予撤职处分，决定撤销其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段书香，平乐专署副专员，负责掌握粮食工作，不重视灾情，对于救灾粮食供应工作不及时，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李善本，荔浦县副县长，在1956年灾荒发生后，积压专署发下去的救灾指示达半月之久，没有及时展开救灾工作，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
（1957年6月1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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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进讨论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的问题
要求向章伯钧彻底追究责任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昨天晚上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首先讨论了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的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为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事件的声明。声明中除说明光明日报一度被纂改政治方向的问题民进不能分担责任而外，向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先生提出下列五项问题：
（1）自从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各民主党派决定加强对光明日报的领导后，章伯钧社长为何一直不召开社务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2）中共中央5月1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章伯钧社长又为何不召集社务委员会会议，来讨论光明日报应采取的方针、步骤等问题？
（3）光明日报从4月1日总编辑储安平到职起，到6月8日为止，在这一个时期内发表了很多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和报道，连同报纸的版面和标题明显地变成资产阶级政治方向，对此，章伯钧社长从来未向社务委员会作过任何表示，究竟用意何在？
作为光明日报社务主持人的章伯钧对光明日报的方针任务，究竟向总编辑储安平作过怎样的交代？
（4）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身份在中共统战部座谈会上，公然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伯钧社长既不召开社务委员会，又不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商处理；是否对总编辑储安平有意庇护？
（5）总编辑储安平发表反党的谬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章伯钧社长竟说储安平与胡风“倒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立场？
声明最后认为章伯钧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其历史上、思想上的根源，我们要求加以全面的追究和彻查。并要求章伯钧社长对以上各点提出明确的答复。
接着，会议对右派谬论作了批判。余子介在发言中说：章伯钧的检讨是假检讨，是在蒙蔽群众，他说他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右派的头子。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三部曲，第一部是分庭抗礼；第二部是平分秋色；第三部是取而代之。余子介还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一起的，不要把他们分开来看，罗隆基的意见就是章伯钧的意见，储安平的话也就是章伯钧的话，谁能相信储的发言稿他没有看过。
梁纯夫也认为必须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联系起来看。章伯钧提出的“政治上的设计院”，是想搞资产阶级的立法机构；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是想搞资产阶级的司法机构；储安平反对的所谓“党天下”，则是想搞资产阶级的行政机构。这是一整套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赵朴初对有些人认为目前报纸对右派谬论的批判是否妨碍“言路”的问题作了批判。他举一个佛经上的故事：兄弟二人，各有一棵无忧树。每棵树都开千朵花，结千个果。一天突然发现两棵树上都生了虫。弟弟就一面治虫，一面继续施肥，而哥哥却认为树既生了虫要除掉虫，就得除掉树，于是把树砍了。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一棵无忧树，这棵树既高且大，花果又多且好，但也生着一些“虫”，这“虫”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发现了这些虫，大声疾呼要治病虫，并且要我们民主党派也帮着党治病虫。而一些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既看不到花，更看不到果，看到的尽是虫，而且他们认为既然虫是由树生出来的，要除“虫”，就得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大树砍掉。当然，右派分子要砍，人民绝不能同意，于是就要立即进行反批评，免得右派分子损害了社会主义大树，这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王绍鏊、车向忱、林汉达、冯宾符、张明养、金芝轩、葛志成、章廷谦、谢冰心、张纪元、董守义、梁明。严景耀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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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年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处理的？
新华社17日讯 6月14日，国务院第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监察部钱瑛部长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并且通过了处分有关失职人员的决定。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
广西省在1956年因发生严重灾荒，先后共约有一万四千七百多个农民外逃；全省可以确定因缺粮饿死的约五百五十多人。其中以平乐专区平乐、荔浦两县和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横县为最多，其中查明确系饿死的有三百多人。
发生这一严重事件的客观原因，是广西省在1955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受灾耕地一千二百五十六万亩，成灾的六百二十八万亩，粮食减产十亿斤，致使1956年发生了严重的春荒；加以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收50％左右。但是，只要依靠人民民主制度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条件，认真抓紧救灾工作，及时地把国家所支援的大量粮款发到灾民手中，这样严重的饿死人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956年7月到1957年1月，广西省干旱无雨达七个月之久，因此1957年的春荒较1956年更为严重，但是由于省的领导机关采取了有效措施，目前春荒已经基本上安全渡过。由此可见，1956年因灾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主要地还是因为当时中共广西省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严重官僚主义。
在1956年1、2月间，广西省就发生了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广西省的领导方面对于这种现象，并没有作为一种严重警号，号召全省广大干部严加注意。3月间，灾情继续发展，湖南省两次电告广西灾民成批地流入湖南。这时，省的党政领导机关才发出救灾指示，并且指定二十二个重灾县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全力救灾，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分工下乡亲自领导生产救灾工作，并且先后组织了一千四百一十九个工作人员查灾救灾。
在1956年的救灾工作中，广西省的领导机关拨支了救灾款、口粮救济款、信用社贷款等先后达一千零四十万五千元，增加了统销粮食一亿斤，派遣了专门查灾救灾的人员，这些措施对于制止灾情的进一步扩大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下情，以为平乐、荔浦、横县等县向来粮食产量较高，灾情只是插花发生（即丰收区和灾区交叉在一起），因而忽视了这几个县的救灾工作，以致所指定的二十二个县中，恰恰漏掉了这几个受灾县。广西省对其他灾区的救灾工作做出了成绩，但是这几个县的灾情在4月间却趋于严重，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增加。直到这时，中共广西省委对于这几个县的灾情才加以注意，派人到平乐、荔浦和横县检查灾情，大力协助救灾。可是，这些步骤对于当时的严重灾情，已经是迟了。在这些地区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此事件发生后，广西省党政监察部门曾在去年先后四次会同有关部门派人到灾区逐乡逐区调查灾情和死亡者的情况，并研究省、专区、县各有关方面对此事件应负的责任。去年12月，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共同派出人员，会同中共广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监察厅进行检查。今年4月，上述各单位又会同内务部组织检查组，并且吸收中共广西省委员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又进行了全面检查。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检查后认为：这个事件，在广西省级领导干部中，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陈漫远，中共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代理省长郝中士，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副省长萧一舟应当负主要责任。陈漫远因为满足于工作成就，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民主作风不够，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上严重地脱离群众，对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竟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地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郝中士由于缺乏对群众疾苦的关心，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抓紧生产救灾工作。萧一舟负责领导财政经济和粮食工作，由于工作不深入，不了解下情，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及时作好救灾的粮食供应工作，致使灾情严重化。
此外，广西省某些中共地委、县委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的忽视灾情，漠视民命，甚至玩忽职守，不按照省的指示办事的恶劣作风，对于灾情恶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
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同志，中共中央对于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中共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副书记艾治国，中共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等人员，已经分别给了严格处分。
国务院全体会议根据监察部的报告和会议的讨论，已决定对广西省副省长郝中士、萧一舟，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陈漫远，平乐专署副专员段书香（专员祝维平当时因病休养），荔浦县副县长李善本（县长莫子成当时离职学习）等人分别给了严格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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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工民主党中委继续举行座谈会
要求章伯钧政治上揭底、思想上挖根
本报讯 在17日下午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谈到了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农工民主党主席的章伯钧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农工民主党有什么影响？农工民主党今后应该怎么办？章伯钧犯错误的原因是不是就因为他“说话太随便，不顾影响”？在解放后人民给予章伯钧的政治地位并不算低，委托他的工作任务并不算轻，他为什么反而表现得很消极，甚至要取消农工民主党？以后，为什么忽然又一变而“积极”起来，要“有所作为”，要“大发展”？
章伯钧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据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球说：章伯钧说他要睡午觉，午觉后可以参加。在座谈会上，又有人要求请章伯钧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并且打了电话给他；可是，直到座谈会结束，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在这次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杨清源。他说：章伯钧有变天思想。他向史良所说的话，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思想。有人说他是想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野心。章伯钧有严重的“向上爬”思想，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王一帆分析了章伯钧的各种意见，指出章伯钧在表面上是要加大民主党派的权力，其实质都是“加大我章伯钧的权力”。
他说，章伯钧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地主家庭，受过欧洲资产阶级教育，满脑子西方民主。在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中，他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作了逃兵，投到邓演达的第三条路线。邓演达死后，第三党的重心放在章伯钧的身上，他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个人野心。胜利以后，他是高级民主人士，历次社会改革和思想改造与他无关，他在思想上没有很好改造，本质上还是旧东西，在对个人野心不利的时候他消极，有利的时候他又“积极”了。
潘维耀宣读了农工民主党交通部公路总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中表示：坚决与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同任何想把农工民主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的人坚决斗争到底。他说：章伯钧想把民主党派成员当作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他完全想错了！
黄慎之在发言中说：章伯钧所谓的政治设计院，实际上在他的脑子里一定有个底；他一面说“欢迎批评”，一面却不肯把“底”讲出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否定人们对他的批评。其实，人们联系他过去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实质。他想涂脂抹粉后再拿出来，人民也会替他把脂粉洗掉。
黄慎之同意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对章伯钧的评价：“在困难前是逃兵，在名位前是勇士。”他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并指出章伯钧不止一次夸耀自己做过“共产党的逃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锺岱发言说，章伯钧自认为自己是当代民主党派的开山老祖，认为民盟、民革都是他帮助搞起来的，把农工民主党说成是“我的小摊子”，看成是他的政治资本。因此，从解放以来，他自认为是不够“得意”的，时时表现不满，消极苦闷，说共产党不公平，自认为：“不如我的人，官和我一样大，如张奚若、傅作义；有的人地位比我还高，如陈叔通、黄炎培等。”因此，他寄情书画，摩挲古董，以消闲岁月。锺岱还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工作上，只追求数字，不依靠也不培养进步力量。去年我们提出区分成员“左中右”的时候，受到他很大的反对。他是想：我们党员落后分子越多越好。在党内人事安排上，也一向从他的私人关系、个人好恶出发，不问德才，能拥护他的就用。
王人旋也从章伯钧参加政治活动的历史分析了章伯钧的思想本质。他说：解放前，章伯钧的主张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求发展，希望国民党倒而不倒，他来“渔翁得利”。王人旋还说：章伯钧表示要虚心检查，应该欢迎；但章伯钧不是老实人，善于玩弄权术。必须知道他这个个性，好好帮助他。
王枕心检讨了他前次座谈会上支持章伯钧的错误，他说，这只是由于自己“政治水平太低”，“感情一时冲动”，“对他的错误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模糊”。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王寄一、罗任一、李士豪、庄明远、张含清、张云川、杨逸棠。杨子恒和嵇铨作了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