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算账
任晦
陈仁炳主张算旧账，要求挑几个人出来“有效的”处理一下，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云云。对此，上海“解放日报”已经写了一篇社论来反驳。这篇社论的结尾，请读者来判断一下，“这是一笔新账，还是旧账”。
据我判断，陈仁炳要算的显然是“新账”，即解放以来的账；更明白的，是只算共产党的账，不算他自己的账。至于解放以前的旧账呢，他不想算，我看这些先生们也不愿算。因为，假如认认真真地算起那笔账来，右派分子的账面上似乎并不是很光彩的。
算“新账”，即解放以来的账，共产党可以很有信心地说，算不倒。不论怎样算，算来算去还是陈仁炳所最不喜欢的那个公式：“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次整风，共产党的确对自己也在记账、算账。因为算不倒，所以有信心，把账目摊出来，大家一起算。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赖账的意思，这是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
陈仁炳等右派分子只要算新账而不提他们自己的旧账，我倒以为颇有一点赖账的嫌疑。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右派分子的旧账，算起来实在并不光彩。陈仁炳先生在上海，就拿上海的右派分子做一个例吧，在上海市政协发言引起了许多人反对的那位鲁莽先生（他的官名是鲁觉吾），就对我们这批抗战时期住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戏剧工作者欠下一笔很大的债，他是当时国民党的“审查老爷”，在他的朱笔之下，不知禁过多少戏，多少书，这笔账，怎样算呢？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的确是存心忠厚，不把这些人看作仇人，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今天，假如要算这些旧账，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挑出几个人”来，而且可以挑出一批——乃至一大批人来，假如对这批人要处理、而且要“有效的”处理一下，那么我想，人家又会说我们“缺乏雅量”了。
“解放日报”社论说出了我们历来的主张：“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装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仍然主张不算旧账，实行宽大政策……”。我们过去这样做，今后也还是这样做。但是，假如一时的放下武器是假投降，一有机会又重新拿起武器来向党进攻，向人民挑战呢？那么，对于这种人，照陈仁炳的“有效的”处理办法，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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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莱——一位有成绩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叶君健
西方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中国文字的困难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与欧洲传统文学形式的距离太远，把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可诵的而又不失原文风格的西方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诗的翻译。如我们所熟知的“唐诗三百首”，英国很早就有人译过。有人用英国传统的、由一轻一重两个音节组成的五音步和AABA这个形式的韵脚（这是波斯文学中的一种韵脚，由英国名翻译家费兹吉拉德译“鲁拜集”介绍过去的）来译绝句和五律，但读起总不像中国诗。同时由于韵脚和音步的限制，原诗的内容也就走样了。有的译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诗依照原文的形式，逐字逐句地直译，也不讲求译文是否合乎英文的习惯。这种译法倒是非常忠实的，但读起来味如嚼蜡，毫无诗意。总的说来，中国诗的翻译是失败的。
四十年前，一位年轻的英国翻译家阿塞·卫莱出版了一个集子，名“一百七十首中国诗”。这个集子里，除了一部分唐诗外，还收集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诗。它立刻引起了英国文艺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在中国诗里面不仅发现了诗的新意境，同时也发现了写诗的新技巧。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诗人，如李白和杜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他们能把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写成诗，而且是具有人情味、真实感，因而能引起共鸣的诗。战争、饥饿、爱情、拉夫、会友、头发白了、小孩子读书很笨，等等，都能成为诗的题材，同时诗并不因为这类题材而变得庸俗，相反地，倒是非常高雅，因为它能诉诸人类最高尚的感情。同样，中国诗人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也是非常老实和朴素的。他们的语句平易近人，直接把他们心里的话讲出来，丝毫不使人感到有矫揉造作的气味。这种技巧更加强了内容的真实感。在西方经济恐慌到来的前夕，当许多诗人正在追求种种超现实的形式主义的时候，这种朴素健康的诗，自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种成功当然是与译者的才能和努力分不开的。卫莱探索出了一种适宜于表达中国诗的形式。他运用一种“跳跃节奏”（Sprungrhythm）来表达中国诗中那种特有的格律。这种“节奏”的基本特点是一个重音后面跟着一个或数个轻音，字与字之间有时用同音字母（Alliteration），而不用韵脚。这种组合可以在不同的诗里而适当地变换，因之具有灵活性；同时译者又可以用不同的字组成新的意义，使他能忠实地表达出原诗的内容而不受韵脚的束缚。用这种形式来译中国诗，是不是理想的方法，当然还值得讨论。不过卫莱却在这种形式中舒展了他的天才——也可以说他的天才的译笔给这种形式赋予了新的生命。他译的中国诗成为了近代英国诗中的一朵鲜美的花，四十年来一直为读者所喜爱。
卫莱并没有来过中国。他的中文是自修得来的。自从1918年出了第一部中国诗集后，他在1919年又出了第二部中国诗集，1923年又出了第三部诗集。此后他就埋头研究中国的哲学和文学。他研究过孔子、孟子、韩非子、老子和易经，并且在这方面有专门的著述。他对中国的绘画也有研究。当然他最大的成绩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介绍工作。1946年他出了第四部中国诗集，这里面收集了许多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其中以白居易的作品最多。的确，他对白居易爱好到这种程度，他还写了一部“白居易传”，于1949年出版。此外，他还译了“西游记”（1942年出版）；这部书一直是英国大人和小孩都爱读的畅销书。
像在欧洲许多的其他的国家里一样，英国文学界也有一种同样的传统：即好的翻译作品（近代作品和通俗小说例外），和优秀的创作一样，同等地被认为是对本国文学的一种贡献。费兹吉拉得译的“鲁拜集”成了英国的古典文学；同样，卫莱译的中国诗也成了英国文学中的新古典作品。因此卫莱被剑桥皇家学院选为院士，前些时英国的“桂冠诗人”麦斯菲尔德还授与他“诗奖”，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也亲自授予他“荣誉勋章”。
我们欢迎中国文学作品变成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同样我们也要把优秀的英国文学名著翻译过来，变成为我们的文学宝藏。在这件有意义的文化交流的工作上，卫莱无疑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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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顺风转舵”
曾田家
在整风中，有的领导同志开始注意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主动地找同志们谈话，征求意见，解决同志们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应该说是一种好现象吧？然而却有人不以为然，仅仅从怀疑“这是不是真正的转变”出发，就对这种转变加以讽刺。5月22日大公报发表的大木的短文“顺风转舵”，就是这样的。
这篇文章说：“……他们一瞬间变得那样温存、和蔼，脾气不发了，桌子不拍了，甚至连不该让步和迁就的地方，也向同志们让步和迁就了。总之，‘任劳任怨’，分外殷勤。”作者“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和视觉”，因为“确确实实”在他面前的“还是过去那几位领导”。
作者对这种转变有些怀疑，自然，有他怀疑的权利；但是对之冷嘲热讽，我看未必是恰当的。
错误、缺点并不是命定地不能纠正的，有错误和缺点的人也不是永远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要他具有改正的决心的话。中国共产党整风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救人，为了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既然“那几位领导”已经注意改变工作作风，应该受到欢迎、鼓励，而不应受到冷嘲热讽。难道“温存、和蔼”不好么？“不发脾气、不拍桌子”不好么？“任劳任怨”不好么？难道我们还要去提倡粗暴、拍桌子、发脾气……不成？当然，“连不该让步和迁就的地方，也向同志们让步和迁就了”，不好，但不能据此就完全否定了这种转变。我看“那几位领导”的处境也真难，过去作风不好受批评，现在改变作风也受批评，说是假的！
说“那几位领导”是“顺风转舵”，我看顺风转舵未尝不好，既然知道航行方向错误，难道不应当顺风转一下舵避免危险，而要碰在礁石上去被打得粉碎么？问题是看“顺”的什么“风”，顺“整风”之“风”而“转舵”，还能说是不好？
自然，在整风中，领导同志的转变作风，有的是自觉的，是思想认识提高的结果；有的则是由于舆论和群众的压力。对后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督促他们，使他们的这种改变能逐步地成为自觉的和经常的，不仅在整风中，而且在整风以后也能继续保持，我们不能在他们的作风刚有转变的时候，就武断地说：“你的转变是假的！”这有什么好处呢？
即使这种转变是假的吧，也不要紧，我们不可以继续进行批评么？本来整风就是一辈子的事，在整风中整好了的人，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变坏。因此党要一次一次进行整风。在别人转变作风的时候去怀疑他的动机如何，甚至加以讽刺，我看这未必是“治病救人”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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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饭盒
辛若平
买早点的人总是那么多，要想吃上两根油条，至少也要排上三十分钟；早点难、午饭也不易，机关的食堂房小人多，吃一顿午饭要挤好半天。和家里人商量的结果，还是由家带饭三全其美：一，对粮食的计划供应有好处；二，可以不去排队和挨挤；三，可以省钱。从四月份起，我开始带饭了，买了一个铝制的饭盒，临上班前，家里人早已把它装好，并用一块崭新的白布包起来。我挟在腋下试了试，从重量到体积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累赘。
我走在马路上，不知为什么忽然感觉到不好意思起来；特别是当碰到了那些长期和我同乘公共汽车的旅伴和熟人，他们有时是关心地或者无意地顺便问一句：你从家带饭哪？可是我总想多解释几句我由家带饭的原委，回答的也很不自然，总觉得不是理直气壮。带饭已近两个月了，但仍然是不太“习惯”，特别是当下班后不直接回家，而去开会、看戏、串门时，我总有时不带空饭盒而把它放在办公室，宁肯影响了明日带饭；或者是用报纸再从外边包上一层，使人们从外表上观察不出来它是什么。
说也奇怪，这个平常的消息不知为什么传的这样快：有一位很长时间在一起工作、但近来却很少见面的老同志忽然碰到了我，那是在上班时间我到别处开会时遇到的，我本没带着饭盒；可是他却问起这件事：听说你上班带着一个小饭盒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是真的。在要分别的时候，他忽然说：咱们是老同志了，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会尽力帮忙的。他说时的态度是诚恳的。我连忙说：生活过得很好，没有什么困难。分手后我突然想：他为什么说起我生活是否困难来了呢？老同志吗，总是互相关怀的；我给自己作了答案。事隔不久，又有一位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打来电话，他忽然说：听说你上班挟着个小饭盒，你怎么搞的？
这个“怎么搞的”把我给问楞住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也忙把话头岔开。但我终没想出“怎么搞的”到底是代表什么？后来另外一位同志告诉我：咱们由东北来的同志都很关心你，因为老王说你现在闹得很狼狈，上班挟着个小饭盒。这时我才明白这“怎么搞的”是指何而言；同时也想起：怪不得那位老同志忽然热心肠地提出要帮助我呢（这一点我是很感激的）。
一个小饭盒惹起这么多的“是非”，这难怪有人说：“现在是只重衣冠不重人”了。我并非只怪我这些老相识，我自己不也是对带饭感到不好意思和用报纸把饭盒包起来吗？回想我幼年时代学过徒，那时是每天拿饭盒的；参加革命后也背过干粮袋，而那些对我带饭盒而感到惊奇的同志们也同样地背过干粮袋。可是为什么现在带一个饭盒就会引起不好意思、狼狈、落魄、怎么搞的……来呢？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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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斑鸠
——贵州诗草
放平
竹丛里
竹丛里飞出了两只斑鸠，
停落在一棵树上不住地回头；
年青的猎人想同时把它们打下，
没料到枪声一响它们已经飞走。
斑鸠飞过山坡，猎人赶过山坡，
斑鸠飞过小河，猎人赶过小河，
猎人赶得已经气喘吁吁，
斑鸠却在一株树上唱歌。
猎人第二次举起枪来又没打中，
它们慌忙飞向一个村落。
猎人赶到那里不见了斑鸠，
只见一个年青的姑娘站在村口。
这个外寨的青年走拢去问：
“姑娘！你可曾看见两只斑鸠？”
姑娘亮着大眼睛微微一笑，
她先打量一下对方，然后开口。
“你要打斑鸠用不着这样着忙，
在我们这里，每一棵树上都有。
快进屋来歇一歇吧，客人！
你看你头上，汗珠子一直在流。”
姑娘把客人请到自己家里，
倒了一杯清茶又取出一壶甜酒；
清茶泡的是姑娘自己摘的茶叶，
甜酒的酿成也出自姑娘的双手。
客人边喝茶边同姑娘说话，
他发现姑娘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客人边喝酒边同姑娘对歌，
他们这一唱竟唱到了黄昏时候。
尽管树林里的咕咕声叫个不休，
尽管上了子弹的猎枪就在门口，
年青的猎人已在歌声中陶醉，
他早就忘记了还要去打斑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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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契娜泽·陶陶（国画）
董希文
那天下午，格鲁吉亚功勋演员契契娜泽·陶陶演出古典剧“伊良开理王”。她饰演公主。等她谢完幕，我到后台去为她写像。整整三个小时，她始终保持着剧中人物的这个姿势和强烈的表情。她不断地问我：“感情还够吗？”“是否合乎您的需要？”“您可以不客气地要求我”。我知道这种令人感动的热情产生自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