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大家都应该参加对右派的批判
北京大学教授 邵循正
在整风运动中展开对于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反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反社会主义言论已经公然向人民政权进攻，已经喊出不要党的领导，已经提出极少数人自己的政治纲领，好像小麻雀们想打倒凤凰便可以当百鸟之长了。同时反社会主义言论已经成为整风运动的绊脚石。他们竟然宣传官僚主义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好像他们居然是如此无知，连这个名词的来源都不知道，好像资本主义各国（包括美国）几十年来讨论它们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许多书籍和文章都是不存在的，好像他们也不知道人类社会的其他发展阶段中也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根本反对整风。他们欺骗群众说三害是除不了的，实际上他们认为三害越严重越好。他们一面对于领导的缺点极力渲染，并且无中生有地对党诬蔑。同时他们打击实事求是地向党提意见的人们，认为除了从根本上来否认党的领导以外，一切意见都是无关痛痒的。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影响也是极坏的。在北京大学的情况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极端荒谬的言论，必须严厉地加以批判。在明辨是非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不要只注意“辨”，而且要注意“明”；不只是要认识什么是反社会主义言论，而是要清楚地和它划清界限。反社会主义言论实际上有它的政治纲领。要就它总的政治倾向看，就可清楚地看出这种企图的性质。一些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陈新桂等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经过初步的批判和揭发，已经是众目共睹的了。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个别分子确是以大合唱的方式公开地提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纲领的。这些人妄想把一些民主党派硬拉到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方向去，忘记了各民主党派都是曾经表示过拥护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忘记了这些党派的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曾经公开地说过“永远跟共产党走”。他们居然企图把民主党派当作一小撮人的私产，把民主党派的报纸作为攻击嘲笑共产党的报纸，把民主党派变成既享有在野党的不负责地批评攻击的权利，又享有在政治上平分秋色的实际权力。这也未免太妄想，太荒谬了。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不问，“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的？”对于这些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丝毫不能留情的。不能把这些看作个人思想问题，认为可以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改造，应该鸣鼓而攻之，应该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出来。所以我不同意费孝通在前几天对于反社会主义谬论的发言，我希望他明确地改变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个态度本身，就有极大的危害性。
就学校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反批评是同样必要的。青年学生中的害群之马（如在北大），虽然是个别的，但也居然有整套的政治纲领，而且招摇撞骗，以国家之不利为自己之利。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不但像毒草，还更像毒气。毒草有时还可以起药石的作用，只要能够识别它就不会有什么害处。毒气蔓延就要害死多少人。上面所说的北大的害群之马竟公然自称是“一株毒草”，好像这样就可以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那完全是梦想。我要告诉他，“你已经变成毒气了。”
目前有些人既感到对于目前反社会主义谬论应该加以痛斥，但又怕引起发言者的顾虑，妨碍整风。这种“投鼠忌器”的想法是不对的。首先，要大家清楚什么是反社会主义言论，什么不是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必须大张旗鼓批判反社会主义言论。批判越深刻，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性质就越清楚。好心而说错话的人自然不会遭到误解和非难。例如，在学校中反社会主义言论要求党委会退出学校，但是有一些积极向党提意见的教师也曾经提过“教授治校”的看法。前者是恶意的破坏，后者是善意的但是片面的建议，难道会有人把后者误认为是反社会主义言论吗？又如我们认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等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言论，难道是为了他一时说错了话吗？第二，参加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批判，是目前提高觉悟增进团结的最有效办法。大家都来参加批判，反对这些反党言论，自己立场站稳了，认识提高了，对于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必然会更有信心地更自觉地来提意见。这对于整风运动会有极大的好处。第三，整风运动进行的顺利与否，主要决定于领导上改正错误的决心。群众所要看的就在于这个决心大不大。领导积极改正错误，群众顾虑自然消除，同时团结也就显著增加。这是许多高等学校在运动的第一阶段中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第四，反社会主义言论本身就是反对整风运动的。这些另有居心的人（如在北大）已经说明“三害”越深对于他们越有利。他们一面散播毫无根据的诬蔑，一面嘲弄积极向党提意见的人，说“所揭露的都是皮毛没有触及本质”。不把这些败类的恶毒阴谋彻底暴露，就要使正直的人们垂头丧气。要想对反社会主义论者说，“闹由你闹，我整我的风”，这实际上办得到吗？
因此，我认为对右派充分地进行批判不但不妨碍整风，而且对整风运动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2版()
专栏：
在整风中接受群众正确意见
天津高等学校改进教学改善福利
云南工业厅党组归纳研究各方意见进行分头处理
新华社天津15日电 天津市各高等学校的中共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听取和接受了群众正确的意见，采取了边整风边改进的措施。
南开大学党委和行政根据师生提出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在考试制度中今后不再采用“一门课不及格就留级”的办法，而采取升级后加修不及格的课程的办法。在学习外文方面也改进了过去要求一律、规定太死的缺点，决定今后学习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条件和专业性质的需要，在系主任的指导下，在俄语或英语中选修一门外语，中文和历史两系还可选修日语。另外还决定暂不推行优秀生制度等。根据教师和学生们提出的意见，还决定把过去由人事处掌握的助教升级、毕业生分配、留助教等工作，交给各系负责。有关学生自修场所、回民食堂卫生条件、房舍分配等问题也作了改进。这个学校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还自觉地放弃领补助费等不合理的待遇，副教务长滕维藻等党员教授和领导干部还要求降低级别。
天津大学等六所高等学校为了使一些重大问题获得合理解决，都分别成立了教学、科学研究、生活福利、“肃反”善后工作等专门工作组，负责研究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逐步进行解决。天津医学院党委已初步整理出三十多个问题准备加以研究解决。
目前，各学校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一方面积极地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同时对校内外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自动组织了座谈会来批驳荒谬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本报昆明15日电 云南省工业厅党组认真研究了党外人士提出的大小一百二十多条意见，把意见归纳为五类，分头处理，改进了工作。为了密切党群关系，党组向党员干部提出要主动的和非党同志交朋友。厅内十二个科室的党员干部找了二十多个非党技术人员谈心的结果，彼此之间的猜疑消失了。计划科负责人兼副总工程师邹规岩曾对非党工程师郭柱发过脾气，致使郭工程师长期苦闷。此次邹规岩主动找他承认了错误，郭工程师很感动，关系有了好转。技术室负责人何义忠主动的把平时对他有意见的工程技术人员找到一起谈心，虚心的听取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愿意同他们经常思想见面。
在此同时，工业厅的党和非党同志在一起重新研究了工业厅的保密制度。经过研究后，简化了技术人员借阅技术资料的手续，重要的会议和制定计划、规划等，也吸收有关的技术人员参加讨论。
此外，他们还把现有的职工宿舍开始作了调查，该修的就修，对暂时还不能解决房子的干部也进行了解释。还有一些有关人事制度、工资、评级以及地方同中央的体制问题，地方工业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因涉及面较广，尚需进一步研究。
第2版()
专栏：
事实战胜了诡辩 真理驳倒了谎言
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大学许多教授、副教授今天表示要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政治斗争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今天他们第三次集会驳斥葛佩琦、王德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生活指数专家杨学通教授用许多具体的数字驳斥葛佩琦、王德周的谬论。他说：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可是历史告诉我们，1840年到1935年前中国和其他国家订立的二百六十七个国际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以后订立的中美商约更是最彻底的卖国条约。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订的条约才是平等互利的。葛佩琦、王德周口口声声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统购统销搞糟了”。我对物价指数还有点研究。如果拿1936年—1937年为一百，华北批发物价在1948年8月金元券前是七百二十五万倍，到解放前夕涨到三亿一千六百六十七万倍。可是解放以来，如以1950年3月为一百，1956年只为94％，1956年到现在物价基本平稳。杨学通说：我是研究数字的，对数字感兴趣，请问王德周：你认为90％以上的共产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蔬菜比去年上涨60％，70％的民主党派没有发挥监督作用，这些数字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论据是什么？
中国历史教研室讲师孙家骧说：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比解放前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和王德周诬蔑“统购统销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但谈来谈去离不开豆腐和猪肉。孙家骧举出几年来国家在工业建设上的许多成就说：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党领导我们建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和所做的许多好事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葛佩琦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的，只是持有他这种立场的人才和党距离十万八千里。我是研究历史的，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人家不会卖国，但历史上的事实清楚说明“人家”是会卖国的。满清政府不仅割地赔款，出卖主权，并且出卖中国人民给帝国主义当奴隶，窃国大盗袁世凯卖国，北洋军阀卖国，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使华北特殊化，抗战时期消极抵抗，到现在蒋介石还在台湾继续卖国。孙家骧说到这里愈说愈激动，他说，是谁赶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谁使中国真正富强独立的？是共产党！葛佩琦、王德周为什么没有看到这点呢？共产党能整风，正说明党的坚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不是像王德周所说的“党已到危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对这些反动言论予以无情的回击。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很多人都表示要在整风运动和反击右派分子的政治斗争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丁彀音老教授说，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没有真正受到锻炼和考验，书本上的东西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改变过来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他的讲话受到大家鼓掌欢迎。
戴世光教授说：这几天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人民大学的教师在听到葛佩琦、王德周的发言时感觉如此不灵呢？我们当时听了这些言论也曾经有过怀疑但没有加以反驳。这说明知识分子七年来虽然受到了很多教育，但我们的思想中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由此得出了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的结论。他说他们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在大争大鸣大放的过程中辨明是非，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共有九人，有些人在会上还驳斥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第2版()
专栏：
北京电视塔正在设计
可放送彩色和黑白节目
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莫斯科钢结构设计院正在为北京电视中心设计卷杆式发射塔，塔高四百公尺。
这种发射塔的设计是这个设计院的设计人员研究了好几种设计方案以后挑选出的。这种发射塔最经济而且效果最大，建筑时只需要一千四百吨钢材。
未来的北京电视塔的顶部是长达一百公尺的四角棱柱，上面架设放送彩色和两种黑白节目的天线。在两百公尺高处，将有一圈可以容纳一百人的走廊，从这里可以俯瞰全北京城。
第2版()
专栏：
我国爬山队员登上“山中之王”
这座贡嘎山比穆士塔格山还高四十四公尺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从四川省中部的贡嘎山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爬山队队长史占春和队员共六人已经在13日登上这个拔海七千五百九十公尺高的山的顶峰。
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只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就征服了这座高山。13日天气良好，史占春等六人早晨六点钟从拔海六千六百到六千八百公尺的地方向顶峰突击，下午一点钟安全抵达顶峰。登上顶峰的其他五人是：师秀、彭忠穆、刘连满、国德存、刘大义。
贡嘎山矗立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的高原上，比中苏混合爬山队去年攀登的穆士塔格山高四十四公尺。当地藏族人民把贡嘎山称作“山中之王”。这座山是由花岗岩、变质岩等火成岩和部分水成岩构成的。曾到这座山考察的瑞士科学家哈姆认为它是地球上最大的花岗圆体。山上到处是峭岩绝壁，许多陡峭的地方连冰雪也无法积留。在深厚的冰雪下，隐藏着险恶的雪山裂缝，还流泻着难以数计的冰河。最大的冰河有五条，其中海螺沟冰河长达十多公里。冰河上巨大的冰积石，像一座座高大石壁，阻挡在人们面前。当人们伫望着这座雪峰时，往往会看见山间腾起团团云雾的景象。这就是雪崩，它挟着成千上万吨的冰雪倾泻下来。滚石和雪崩的轰响，二、三十里以外也清晰可闻。
这座神奇的雪山早在我国唐代的一部西藏编年史里，就有记载。最早把它写入汉文志的据说就是我国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大约在四百年以前，徐霞客在四川省峨眉山上遥遥望见西方这座巍然高耸的雪山，就毅然决定前去游历。1928年，美国探险家骆克来这里探险后，才引起世界各国人士注意。
当地藏族人民把这座“神山”看作是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他们编出许多关于贡嘎山的歌谣。有一首是这样的：“我骑着一匹像贡嘎山样骏马，配上像北斗星一样的马嚼口，像太阳月亮一样的鞍鞯。我要围着世界转一周，把各种新奇事物看一看。”这次爬山队员初到山下时，当地藏族人民曾满怀热情地希望他们取下据说是藏在山顶的一根黄金棒子。这自然只是一个有趣的传说。但是，这些爬山队员们在祖国爬山运动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给祖国人民争得了用黄金也换不来的荣誉。
第2版()
专栏：
“放”、“鸣”和“批判”
茅盾
批判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正是大“放”大“鸣”中必不可少的大“争”。大“放”大“鸣”中会出现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并不为奇；批判错误思想，正是为了使得“鸣”和“放”更健全地发展。
一个多月来，右派分子所进行的思想战，是巧妙的，然而也是卑鄙的。
他们集中火力，打击积极分子，不分皂白地丑诋积极分子都是胁肩谄笑之徒；这是企图威胁积极分子，孤立共产党，并使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间陷于孤立。
他们利用肃反的某些偏差、评薪评级的某些缺点，气势汹汹地歪曲事实，夸大缺点。
本来，共产党自己要整自己的宗派主义；右派分子钻这空子，夸大事实，企图在群众中间降低党的威信，动摇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诱使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中间分子跟着起哄。
他们使出了许多的“理论”和“建议”的花招。最后，真相毕露，公然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
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倒退下来，退到那里去呢？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么？如果他们是这样想的，那真是白天作梦！中国如果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跟着来的绝不会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而是只会招来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复辟，招来了殖民地的命运，招来被奴役！
这一点，右派分子思想上是不通的。
正由于他们这一点不通，他们就昧着良心、闭着眼睛，不承认八年来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而且讨厌人家说成绩是主要的！
他们在这一点之所以不通，对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所以那样恋恋不舍，就因为占领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是资产阶级思想！
今天的右派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各方面对于右派分子的批判，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何香凝老人苦口婆心，希望“右派分子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该不断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现在正是右派分子老老实实检查自己思想的时候。
在思想战线上，今儿是斗争的又一回合。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暴露了，得到批判了。可是资产阶级思想不会就此在人们头脑中绝迹，思想斗争是经常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了使得思想斗争活泼而深入，使得思想斗争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大“放”、大“鸣”之时必须有大“争”，也正是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坚决贯彻和健康地发展！
第2版()
专栏：
天津工人和工商业者展开反击
在活的事实面前荣子正的谬论破产
新华社天津16日电 公私合营南洋橡胶厂的十几位工人在12日举行座谈会，批驳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市橡胶公司副经理、前南洋橡胶厂厂长荣子正关于“马列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错误言论。
荣子正的谬论：
“马列主义搬到中国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中国资本家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荣子正是在5月30日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邀请工商界座谈时提出这问题的。他说：“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譬如，政治经济学里也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得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从而，他紧接着说到赎买政策有错误：“中央说赎买到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但事实上，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账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的股金。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产由四十五亿变成为合营后的股金二十二亿元。”他还提出：几年来，在对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过程中，……是否太“左”？
他的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后，在4日到6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首先遭到了市工商联执委、粮谷工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乔维熊和工商联副秘书长杨振华等的反驳。到6月5日，荣子正又在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他的观点，再次强调中国资本家“勤俭起家”、“给现代化生产奠定了基石”的贡献。以后，各界人士都对他的意见展开了反驳。
“马列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是胡说
对私营工商业和平改造的胜利
正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乔维熊在4日的座谈会上以毛主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据，说明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他说：正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有了毛泽东主席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所以才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斗争的一系列胜利，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工商业者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更是工商业者身感体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是我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怎么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呢？
杨振华也认为：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
仁立毛呢纺织厂副厂长唐宝心在6日的座谈会上指出：荣子正说，马克思主义形成于一百年前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适宜于德国、俄国，但是搬到中国来以后，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在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并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我不同意他的论点。在中国不但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如果中国没有资产阶级，那末，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是捕风捉影了，八年来的一切工作都要重新估价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恰恰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特点，实事求是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加以区别对待。
油漆染料工业公司副经理车重远说：荣子正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实际上是一个对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估计，对党的路线问题的估计，我不能同意荣子正提出的估计。我认为：没有流血、没有枪声的和平改造之所以能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历史条件相结合，创造性运用的结果。
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万国权说：共产党在执行政策中有缺点，但这并不能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对不上号。……如果说马列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就是说这些政策不好，我是不能同意的。工作里有些缺点，但成绩是肯定的。……不能因为有一些缺点，就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南洋橡胶厂工人揭荣子正的老底
看看他这个资本家如何“勤劳起家”
荣子正原属工厂南洋橡胶厂工人靳宝富、王辅才在1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荣子正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起家”的，还说“勤劳肯干”。我们都是南洋橡胶厂的老工人，在那个时候，荣子正是“勤劳”的，当工人上白班的时候，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把工人挨个叫起来上班工作。他白天睡觉，当工人上夜班的时候，他在夜里监督工人生产。在那时候，工人最长的工作时间要达到十八个小时。除去这以外，工人还要给他家去擦地板、抱孩子。尽管这样，可是工人的收入一般每天每人只能赚三、四斤棒子面，去了伙食，收入就很少了。
在工会和平区办事处11日举行的座谈会上，糖业糕点公司和平区中心店刘德清说：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操劳更重”的说法，简直是一种谬论。就拿我们店桂顺斋糕点店资本家来说，他开始是卖烧饼、果子、锅巴菜的，后来开了三个糕点门市部和一个糕点生产厂。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资本家能下钱吗？这都是剥削我们工人的。资本家不用正式技术工人，专用外行或是老头和小孩，一年还不定换多少。我们工人都管他叫“人贩子”。他这样用人，花钱少，剥削的多。工人们一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可是资本家一天吃喝玩乐。资本家的操劳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为剥削工人而挖空心思罢了。谦祥益辰记布店郑祖荫说：我们店资本家过去一年也不到柜上来一次，只是在家里抽大烟，玩鸟，一走动，有十几个人跟着，这能说他是劳动起家，操劳过重吗？
工商界人士也认为荣子正的说法是错误的。乔维熊指出：荣子正还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赚钱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我认为荣子正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劳动起家的。可是，我们要问，资产阶级是为谁操劳，为什么要操劳？我们不否认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表现在反帝爱国上面，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的共同性，忽视了这一本质的共同性，对于我们工商业者改造思想是很不利的。
杨振华认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确实有部分人是勤劳起家，但是这也是剥削工人来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的勤劳是为了对工人进行更大的剥削。因此，否定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是否定了现实，不顾现实的说法。唐宝心说：我认为我们勤劳肯干，精打细算，为的是追求利润，越精打细算，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越重。他同意荣子正提出的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写一个适合于中国人学习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意见，但他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否认阶级和否认剥削，这是个根本观点，也是客观存在。
车重远指出：从实际情况来看，资产阶级是剥削工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可以脱离开资本家搞好企业，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不能离开工人，剥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掩盖这点，对我们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思想是不利的。
福星面粉厂副厂长籍孝存在6日的座谈会上说：我请荣子正考虑一下，你那时勤俭起家，是不是为工人阶级呢，那时的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呢？恐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附带着建立了经济基础吧。我认为荣子正的话是同旧经济学者认为人是由自私自利出发达到社会繁荣的说法相符合的。旧经济学者认为人人为了自己，通过竞争，然后社会富强。但是，今天确实有些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就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万国权说：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又批评又团结的政策，定息七年逐步摆脱私有制的政策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特点制订的，也都是完全正确的。提到收税、清估、公债等方面有缺点，我同意，但成绩是应该肯定的。税收虽有缺点，但对发展生产起到了作用。清估工作虽然有些问题，但国家的公平合理，充分协商的政策是正确的。
杨振华肯定说：尽管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过程中有些缺点，但是，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乔维熊对荣子正谈到的合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表示不同意。他说：在税务工作和清点工作中，有些干部的作风是有些缺点的，但一般都做到了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在合营时，我参加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队，我认为在清点工作中，各级负责同志一直是反复地交待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我们参加工作的人都感觉到，政府当时不是怕估得高，而是怕估得低。我自己参加了寿丰面粉厂的清估工作，公股代表和我们一起反复协商，也做到了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
车重远说：有些人提出“五反”运动副作用太大，我不同意。“五反”前我们工商业者无论在经营作风、生活上和今天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变化如果不经过“五反”运动的教育是不可想像的。“五反”运动使我们工商业者认识到过去的缺点和错误，运动当中虽然有的在作法上有的地方有偏差，但我们应该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来估计这个运动。他还说：税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国家建设中都起了作用，缺点是有些地方偏高、偏低和负担不均衡的现象，评议户中偏肥现象也是有的。这个问题可以再检查一下。对清产估值工作政府一直是很重视的。在第一阶段个别企业合营时，政府对企业的估值都经过反复研究、审查，体现了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精神，在第二阶段全行业合营时，清产估值都是由工商业者自点自估，当然，缺点不能说没有，但是，拿一些偏差和缺点当作一般来看，这是不好的，缺点偏差和政策方针应区别来看，应该实事求是的分析。全行业合营时，对私营企业的清产估值，政府还是做到了“宽”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