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不满”说起
胡绳
当人们从事一种改革的时候，总是对原来的某种情况感到不满。由于不满，就要改革，由于改革，就有进步。这样说来，不满正是进步的推动力量。
但是，只要是不满，就能推动进步么？不是的。对于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对于“不满”，也要分析一下。
究竟对什么事情不满，这当然是应当首先弄清楚的。看
起来是对于同一个事情表示不满，但出发点完全不同，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这种情形也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举一段历史做例。五十多年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运动受到了当时顽固的封建势力的反对，要砍他们的脑袋。但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一成立后就展开了对立宪派的批判。——顽固派不喜欢康梁，是因为康梁要求太多的改革；同盟会批判康梁，是因为康梁所主张的只是那么一点改革。顽固派企望压碎康梁的运动，使一切事情照旧不变，同盟会是要跨过康梁而更往前进。
在思想斗争中常常有这种情形。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受到两方面来的批评。辩证唯物主义者批评它，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缺乏辩证法，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使唯物主义摆脱形而上学而向前发展。但另外也有一种人，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利用这种唯物主义的缺乏辩证法的低级状态来反对唯物主义；他们的目的不是使唯物主义成长起来，而是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同样的，教条主义也受到两方面的批评。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要克服教条主义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活泼的战斗力量。但也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名义下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们硬说，承认马克思主义原理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要反对教条主义就得抛弃马克思主义。对于有教条主义习气的人，我们不满，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少；修正主义者也表示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教条主义者手里的马克思主义留得太多了。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到“从左来的和从右来的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康德是二元论者。对于二元论，彻底的唯心论者和彻底的唯物论者都不会认为满意。但是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批判。列宁说：“马赫主义者批判康德是因为他过分是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批判康德是因为他不够是唯物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从右面批判康德，我们则从左面”。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必然带到两个不同的结果上去。创立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德国教授阿万那留斯自命为批判康德而创立了哲学上的“新”方向。但列宁指出：“他不是像唯物主义者一样从左面来和康德作斗争，而是像怀疑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一样从右面来和康德作斗争的。他以为他是在向前进，事实上他是在后退”。
同盟会是从左面来反对康梁的立宪运动，而封建顽固派是从右面来反对。我们是从左面来批判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而唯心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是从右面来批判。这种区别十分重要。
一个出发点是左面，一个出发点是右面。出发点相反，方向也就相反。一个是把事情往前推进，一个是往后拉。
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满，从左面来的和从右面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好得很。第一，彻底消灭了剥削，第二，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大踏步前进的可能。我们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从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社会的大变革，对于这，我们是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的。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这个制度已经完全巩固了。新的社会制度在各方面完全巩固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人们做很多努力。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等于一切事情都办好了。要利用新的社会制度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这就需要作更长期的努力。我们现在所正在建立起来的是低级阶段的公有制社会，就是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准备用更长时期的努力来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状况，满足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就不能前进。而且在我们的以往和现在的工作中间，由于工作者缺乏经验，还没有充分了解新的社会制度下的客观规律，或者由于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腐朽的思想作风的影响，而发生了种种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感到不满意是应当的。从左面来同这种缺点和错误做斗争，就是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为目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从左面来的批评是我们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还依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还不愿意放弃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人，对于当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很强烈的不满，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从右面来的不满。许多事情不能使从右面来的人感到满意，并不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刚刚建立起来的阶段，因而显出了某些幼稚和不成熟的状况，而是因为我们居然已经在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由于这个新社会还不免保留
“其所由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而是因为这已经是在原则上不同于旧社会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也不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而是因为虽然有这些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已经在建设新社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右面来同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做斗争，其实是利用这种缺点和错误来反对社会主义，它所指向的目标乃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去，退回到少数特权者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去。
一个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这里的区别本来是很明显的。但因为从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的不满和批评有时似乎针对着同一的现象，在这时候，有些人就感到不易区别了。例如对于在民主集中制下的某些不必要的过多的集中的现象，我们提出批评，我们坚决维护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的集中而在此前提下主张扩大民主。可是有人却认为，既然过多的集中不好，那就根本不要集中。他们事实上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出发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从右面来的批评。从右面来的批评常常用这种方法来造成混淆。有些对于某种不好的现象怀有正当的不满，但同时对于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还不够明确的人，就往往会被从右面来的批评所迷惑。
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为这些坏思想坏作风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相容的，是同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六亿人民共同奋斗的要求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什么绝对纯洁的“天国”里建设起来的，这里有种种污秽的垃圾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战胜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力量，我们坚定地把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不断地同在工作干部中的一切足以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坏思想、坏作风斗争。
从右面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人，把自己打扮成是“反三害”的彻底而坚决的战士。他们反对得甚至比我们“彻底”得多呢！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一句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好话，因为据说，说一句好话，就会妨害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斗争。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比一切坏东西更坏，所以“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认为必须断定，既然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下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就应当抛弃这个社会制度。
所以对于“不满”必须分析。事实上，有种种不同的不满，而这里所说的左面和右面的区别是最带根本性的区别。
既然有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满，两种不同立场的批评，那么应当怎么样呢？我想，应当这样：
第一，不要因为有从右面来的批评就不敢从左面来进行批评；
第二，必须严格地区别从左面来的批评和从右面来的批评，揭露从右面来的批评的真面目，不让右面来的声音混淆我们的方向；
第三，但也不妨听听从右面来的声音，只要我们自己立定脚跟，从右面来的声音也可以让我们学到点东西，使我们更聪敏一些。
对于不满的分析，除了来自左面的和来自右面的区别以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一下，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不真正接触实际，也不企图真正了解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内容，是很容易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为什么不满？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极端“圆满”而“美好”的图案，这个图案不是从现实中来的，现实生活也永远不会完全符合于他的图案。
要求从实际出发，并不是要人安于现状，不是要人承认实际存在着的一切都是绝对合理的，都是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客观地全面地了解事实，研究事实，掌握客观的规律，根据客观规律来看出何者应兴，何者应革，如何兴，如何革。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尊重客观事实的人，同时又是最不怕变动，最敢于，也最善于进行变革，推动社会前进的人。不认真地看实际生活的人，虽然好像有什么美好的理想，但从他们的虚构的理想出发，除了得到对现实的不满以外，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的。因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升空而愤懑，因为现实生活并不像“天国”中的“乐园”一样而不平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
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因为才只走了几步，前面路还长而不满足，要继续走下去，这是好的。如果因为不能一步跨到将来，硬要拿将来的远景衡量今天的事情，于是愤愤不平，这难道有什么意义么？大家知道，如果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过去时代的人类文化，认为一切都是荒谬无稽，这叫做反历史主义。那么，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却用他所设想的将来社会中的标准来看现在的生活，对一切表示不满，这叫做什么呢？大概可以叫做反现实主义。
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应当不满意，但是在这里也有是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真正从实际出发，人们就能够恰当地估计这些缺点和错误，看出它们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克服它们的途径。反之，不从实际出发的人，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好像是深恶痛绝，但是并不了解。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于他们是不可理解的怪物，从而也成为不可克服的东西。
从一种虚构的幻想和脱离实际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这种情形在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常常会发生。由于缺少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有这种缺点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帮助青年人学会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态度，使他们的求进取的可贵的热情建筑在承认社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还必须指出，是否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其实仍旧是同上面所说的左面和右面的区别相关联的。
真正的左一定是从实际出发的：要向前看，同时不脱离当前的实际。那么，从虚构的图案出发来提出种种不满的人是右还是左呢？说他是右，他大约是不肯心服的。他总想使人相信他决不是向后看的右，而是向前看的左。但是要知道，不能真正看清楚现实生活的人也一定是看不见真正的将来的。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他自己制造的幻境。他既然不是依据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就只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虚构他的美好的幻境；而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很深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就在这种情形下很自然地成为他的依据。用自由来反对任何集中的人，自以为提出了比民主集中制更远大的“理想”，其实不过是接受了关于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观点。凭借这样的“理想”来对社会主义的现实表示不满，这难道可以叫做左么？
所以脱离实际，要求一步登天的想法，貌似很左，其实是必须加上引号的“左”，这种“左”是很容易引导到右去的。鲁迅曾经说过：“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见“二心集”）。鲁迅讲的是三十年前国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的情形，但这话对于今天仍旧是适用的。
因为一些缺点而否定一切，这看来是很“彻底”了，但这一来，恰恰“彻底”到了反对社会主义、企图退回资本主义去的右翼阵营里去了。这里仍然可以借用鲁迅的话：“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鲁迅认为，这种高谈阔论的“貌似彻底的革命者”，其实呢，恰恰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见同上）。
既然“左”可以引导到右，所以自觉地从右出发的不满往往也利用“左”的形式来俘虏那些“关在房子里的高谈彻底的主义”的人。前面我们也已经说到，右派分子有时这样表示，好像他们并不是不要社会主义，只是因为他们太痛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了，以至他们宁愿抛掉社会主义。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反对得这样地“彻底”、这样地“左”，——右的声音和“左”的声音也就这样地混合到一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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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
邮电部副部长 谷春帆
对于百家争鸣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这问题，现在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百家争鸣会使得思想混乱，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思想领导。有人以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思想领导，就会影响到百家争鸣。也有人以为今天的百家争鸣，应当肯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下的百家争鸣。这种种表面上不同的说法，实质上有一点共同的认识：以为百家争鸣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是对立的两回事。
我以为这样认识是不对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具体分析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生产力，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有不同的人群集团。这些不同，必然会得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而发生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意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必须承认这些不同，并从这个基础上去作具体分析。
有些人不承认这道理。甚至有些人竟在百家争鸣的口号掩护下，企图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我看这是做不到的，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真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否认事实，取消真理。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这个领导地位是四十年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展而来的必然结果。
恰恰相反，百家争鸣正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的最好途径。因为百家争鸣，必然有真理和歪理。真理和歪理大家取决于事实，最后必然得出一个与客观事实本性相符合的道理，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
当然，百家争鸣不是没有时间、条件和地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具体情况出发的。
现在，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转成次要，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学术问题，必须从客观事物中寻出真理，从说服教育中取得一致。百家争鸣就是在当前具体环境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它将把我们的学术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朝着实事求是的方向去发展。这和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自由学说，本质上是不同的。
道理似乎很简单。但人们的思想是有惰性的。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学说中培养出来的人，不免要从这方面看问题，以为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而长期在敌我斗争中生活，思想束缚惯了的人，也易于忽视了目前国内矛盾的转化，习惯地要从敌我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是个业余研究经济学的人，解放八年，从业余研究经济学一点说，我是在冷宫里，得不到资料，得不到同行的切磋琢磨（时间也有困难）。虽然经济学不是我的本业，我很可以丢开它不管，但三十年浸渍其中，它成了我思想意识的一部分，我不能丢下它。几年来我一直坚持着自学，也写了很多札记和论文断片，但是愈来我愈觉得自己在变成一个经典著作的注疏者，一个教条主义者。错了。因此，我把全部稿件都废了。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给了我新的鼓舞。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经济学者应当有希望可以抛开教条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了。好些长久不见的经济学朋友大家也都有同感。
当然也还有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研究经济很难离开当前政治。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迅速，这样丰富多彩，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人尚且很难赶上，脱离实际工作的经济科学研究者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不仅是个材料问题、保密问题，而尤其是个实际工作的经验与体会问题。既然脱离了实际，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于当前经济问题、政策、方针，自然也就感到难于插嘴了。如何使经济学者能够把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必要的材料，和尽可能地跟上形势的发展，使他们能够从实际经济中得出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在经济学中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
研究经济学（以至其他学科）往往要牵涉到政策方针等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应当可以公开讨论的。正因为政策方针等等是关系到多数人民的事，所以更需要广泛的讨论。以为政策方针不能讨论而有顾虑，我看是不需要的。当然作为国家干部，对国家对人民自己要负责，某些有影响的问题（例如牵涉到外交关系的）需要谨慎考虑，自己有个掌握。
这几天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突出地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实事求是的言论。我们的报纸一概予以发表。这说明了鸣和放的大公无私。社会上不同意这些言论而提出反批评的意见，当然也应该一概发表。经过充分辩论，最后必然能够得出一个真理，而使今天思想错误的人也受到教育。通过这样途径而取得的思想一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说话必须根据事实，并且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正视事实。脱离了事实，或抓住了片段的事实而作出论断是会错误的。谩骂，恐吓，或阻挠别人发言，那更是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用这种态度来参加整风，就会妨碍整风。用这种态度来代替百家争鸣，就会妨碍学术思想底发展。只要坚持事实，坚持说理，论辩和争鸣必然把我们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