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讨论逐渐深入
反对章伯钧把农工民主党引上歧途
本报讯 “一定要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在6月15日举行的农工民主党中委（扩大）座谈会上，许多人都作了这样的表示。在这次座谈会上，对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的错误思想错误言论的批判，比上一次（6月12日）座谈会深入了一步。有些人又揭发了章伯钧的其他错误言论，指出他有两面派作风和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打算在政治上另搞一套；有些人揭露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到现在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指出他最近写的两篇文章只不过是玩花样、打掩护，要求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对过去的一切错误言论作全面的深刻的检查，及早回头，不要把农工民主党引上危险的道路。有些人提出：农工民主党的党员都要从章伯钧的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向左走，坚决同右派作斗争，不只是口头上，而要在实际行动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要毫无顾虑地继续用正确的态度帮助共产党整风。
黄琪翔在发言中分析
章伯钧的思想主流是什么？
他是不是在想：“有一天该请我当总理了吧！”从他收到的匿名信就可看出是谁欢迎他的言论。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首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就是“和章伯钧同志划清思想界线”。他说：章伯钧是一个不容易说服的人，据我知道，他的思想一直到最近恐怕还是不十分通。这些天我经常考虑着这个问题，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的觉。伯钧参加多年的革命活动，口口声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在政府中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究竟他的思想活动是怎样的呢？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我看，他一向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在一些事情上常常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他在我们党内喜欢自己出主意，作决定，以致党内长期是非不分，在某些场合支持了落后的错误的一面。我们党内谁都怕他，他的作风、言论，谁也不敢批评，似乎“章伯老”什么都对。他的思想和作风对全党成员是有影响的。就以这次批判他的错误思想来看，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批评他，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同他是共鸣的，也有一部分人有个人崇拜思想，认为离开章伯钧不行（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就要离开他），跟着章伯钧不会吃亏。党内从来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全党的同志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黄琪翔接着对章伯钧的一些错误言论作了批判，指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等主张实质上是要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他在这一方面要作别的解释是很难自圆其说的。章伯钧反对国务院开会先拿出成品，希望拿出材料让大家认真讨论。其实，以伯钧来说，是否能有耐心看许多材料呢？我党有很多会议的许多材料，据我知道伯钧就没有看过，也没有认真讨论过，而是他临时乱出主意，使会议开的不够好，那末伯钧为什么要对国务院会议形式表示不满，是否特别认真呢？我看不是，主要的是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区别开来，思想上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从章伯钧的发言中综合地看起来，就不难看到他思想中的主流。他一直有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思想。他常说：民主党派党员要大发展，今年几万，明年几十万，后年几百万。是不是在想：“发展大了，有一天该请我当总理了吧！”至少他的思想是朝这方向走的，不会冤枉他。在他发表这些错误言论以后，就有人写信给他表示赞扬；在他开始承认错误的时候，又有人写信骂他，说他“没有骨气，没有廉耻”。由此可以看出，是哪些人欢迎他的言论？现在伯钧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4日在报纸上发表了短文，表示了态度，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但是，由于伯钧过去对思想问题一向都是“拖”，以至抱“不了了之”的态度，过去就曾经是这样看问题，现在是不是有所进步呢？表示接受批评，是不是看风头不对，挡一下呢？已经走到很危险的地步，最近发表重要言论还是不同大家商量。这位先生，真正是主观主义唯心论，始终不认识自己的错误。现在不是招架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思想深处，真正认识错误，才能真正改正。
夏康农说：章伯钧不要文过饰非
夏康农说：农工民主党不幸，它的主席在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逆流中担任了右派分子期望的角色。这固然有他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得出，但我认为农工民主党的同志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迫切的要求，和这位主席严格地划清思想界限。所以，我不同意前一次座谈会上某些同志的意见。那些意见，减轻了章伯钧主席最近所犯的错误的实际分量。这徒然模糊了问题的关键，对人民事业和他本人，都没有好处。把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和工业部门的设计院相比拟，说成二者都是技术性的机构，这种说法就是显著的例子。因为政治是处理阶级关系的，而“政治设计”是什么意思？依我的理解能力，只能是指的阶级领导权问题。这不能和物质建设的设计等量齐观。巧用心思的字面掩盖不了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以至改变阶级领导权的企图的实质。这企图超过了前些年曾经在某些民主党派中批判过的“分庭抗礼”思想的程度，是企图引向资产阶级夺取国家领导权的方案。问题的严重性在此。这是违反宪法的言论，是今天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党派的成员和亿万人民所不能容许的。我看章伯钧主席不必再作文过饰非的解释，不必空等“几百年后定评为历史人物”；人们在注视你能否痛下功夫，老老实实地回头呢！庄严的概念不能亵渎，表面一套，里子一套，不可能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行得通的作法。
现在还看不出章伯钧主席认真回头的迹象，他前天一再说他接受批评是作的“动心忍性”的功夫，他还说这是由于他线装书读多了的缘故，才采用这样的字句来表述心情。自然，他是一向鄙弃自我思想改造要下脱胎换骨的功夫的，而“动心忍性”，按照“孟子”上说的，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大人物”的功夫。（这时会场上有一阵笑声）
最后，我建议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慎重处理你们正在进行发展组织的工作，不要吸收在帮助领导党整风中表现对共产党一味不满的右派分子，以免增加工作的混乱和困难。
叶粤秀说：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只能设计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
叶粤秀发言说，章伯钧同志“政治设计院”的论调，是要从国家政权中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背离社会主义。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正好是为章伯钧摇旗呐喊的。我国由共产党领导，是在宪法上规定的。伯钧要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设什么计呢？不管他的概念如何，如果从今天章乃器之流和某些人所反映出来的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气味来看，所谓“政治设计院”，只能是设计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他平时所强调的“独立思考”就只能成为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思考了。他经常谈到的“两院制”，可以说明他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欣赏程度。由于伯钧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贩卖，使农工民主党有不少的同志受到了影响。这就有必要在思想上进行斗争，一定要划清思想界限，不允许把农工民主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六亿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方荣欣说：章伯钧现在还把自己划在左派中，是不老实的
方荣欣发言说，我以为，章伯钧一直到现在并没有认清自己的错误，态度还不老实。他在民盟的会上发言说，他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了，这说明他虽然已经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首先还把自己划在左派以内。这当然是不老实的。事实上他的错误言论，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又有什么不同呢？
章伯钧主席对共产党一直有不满情绪。过去他在言谈中常常流露，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了，常以革命功臣自居。他的思想对农工民主党不能是没有影响的。他在三中全会上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开的这个会，迟了。
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干部
要求章伯钧挖掘思想根源
王善继在农工民主党中委座谈会上报告
15日上午，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全体干部召开了一个会，讨论章伯钧的错误。会还没有开完，已发言的有十一个人，一致认为章伯钧的错误是严重的，有些言论是反动的。在15日下午农工民主党中委的座谈会上，王善继报告了上午开的这个会的情况。他说，大家反对这种说法，说章伯钧犯错误的根源不过是信口开河。这决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在于章伯钧的政治野心作怪。大家认为：他的反动思想比章乃器还严重，因为他的言论可以迷惑人。因此，他这种言论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章伯钧有这种反动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他有他的另一套想法。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就大唱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论调；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就主张大发展，认为各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展到八百万。他是想拿发展党员作资本捞一把。他引导农工民主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大家认为章伯钧14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是不老实的，说自己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这是玩花样、打掩护，是骗不了人的。大家建议：一、章伯钧应作公开检讨，挖掘思想根源；二、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应认真帮助章伯钧进行检查，同时中央委员应从章伯钧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各自警惕；三、农工民主党中央应发个指示，号召农工民主党全体同志对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农工民主党的干部更要与他划清思想界限。最后，大家希望和章伯钧长时间相处共事的老同志，特别是黄琪翔、李伯球、李健生等要拿出具体事实来批判他。
王善继接着说：我参加并主持了这个座谈会，这些意见和建议我都同意。我还要补充一些意见：一、章伯钧对共产党是分庭抗礼，他在政治上有很大野心，要同共产党平分秋色。二、作风上是两面派，表面上接受共产党领导，而背后反对共产党领导。特别到去年，他一再强调民主党派要“当家作主”，说统战部过去管得多了，今后我们不必去多找他们管了。他曾经说过浙江、安徽的组织搞得这样糟，都是统战部搞的，要是问过他的话，不会搞到如此情况。这不是反对共产党是什么？三、他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共中央号召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章伯钧曾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有兴趣，不值一学。”四、他鄙视共产党的言论。他认为人民日报所载的完全是教条，毫无意义，一文不值。
何世琨说：这些年来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常常表现不满情绪
何世琨发言说：我首先从政治设计院说起。我认为这是第三条路线的残余反映，章伯钧应从他的思想深处找出他的思想根源。
其次是关于章伯钧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在解放前，他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口闭口谈马克思主义；但在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来了，他倒几乎绝口不谈了。见面时，只是谈古书字画，偶尔涉及政治问题，言语之间，总是流露出来牢骚抑郁，心怀不满的情绪。
他提倡的两院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他提出大量发展组织的计划。这是不是为他的两院制找政治资本呢？不是通过工作发展组织，而是用“招兵”的办法，这是什么政治组织？这样发展下去，是个危机。
我觉得有许多地方，章伯钧为右派张目。在民主革命中的左派，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很好地改造自己，很容易变成右派。章伯钧的错误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从这些年来的言谈和表现上看，章伯钧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常常表现不满情绪。从他的思想上看来，他自有一套。在我看来，他这一套民主自由的论调，就是考茨基用以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说的“纯粹民主”。
何世琨表示希望章伯钧作深刻的检查，他最近写的文章，使人感觉到他只不过是“扔帽子”。
此外他对王忱心和张申府的发言，也提出了意见。何世琨说，他们的发言对章伯钧是没有好处的，不是帮助朋友之道，也不是爱护农工党领导之道。
李伯球说：自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后，章伯钧常说“此后可有作为了”
李伯球说：章伯钧的错误是严重的立场问题、原则问题。他显然同右派分子所走的道路是同一个方向。
伯钧的这种政治思想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常说：“以往我对于政治是消极的”，“对民主党派有‘守神牌’的观念”，此后“可有作为了”，“民主党派可以大发展。”
伯钧的错误思想根源是什么呢？他一面有爱国主义思想、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观愿望；另一面又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自以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创造中外合璧的政治，他常常赞美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和生产，英国的政治，也常常怀念我国古代开明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所以他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搬出资本主义的货色“两院制”来。
伯钧一面空叫民主，实际上他自己并不习惯于民主生活。他今天一个自以为是主张，明天又一个，从没有听听别人的意见。6月6日我特地找他谈不宜让储安平再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还不以为然，说：“你们看错了。”现在不知他如何解释这句话。
我希望伯钧接受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切实检查政治思想活动的真实情况，老老实实地把同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关系交代清楚。扔掉英雄式的主观一套的包袱。然后端正立场，同右派分子割断政治思想上的联系。我们曾经同伯钧长期一块进行政治活动的人，应该警觉到同他的思想有一条共同的根子，今天应该挖掉这根子，向左走，坚决向左走！
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钟惠澜、杨逸棠、秦伯未。钟惠澜根据他的亲身体验，认为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是尊重和信任党外人士的，储安平和章伯钧的谬论是与事实不符的。杨逸棠说：章伯钧是在社会大变革中与时代脱了节。他的错误是根本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上向往另外的道路，对于现在的制度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秦伯未指出章伯钧在12日座谈会上还是一肚子不服气，14日报上就登出了他的检讨，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得那末快，他还是不够老实。
座谈会结束前，黄琪翔宣布：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14日开了会，会上决议，接受大家的意见和章伯钧个人提出的要求，全党要帮助章伯钧整思想，并且发出通知，要全党正视这件事情。
在这次座谈会上，章伯钧在最后几分钟才到会，没有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对他不到会听大家讲话表示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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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
龙云、黄绍竑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于15日继续举行。陈此生、于振瀛批判了否定肃反运动成绩的错误看法，朱蕴山、梅龚彬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谬论；龙云、黄绍竑对过去发表的错误言论作了辩解。黄绍竑认为他说过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样就意味着夸大成绩，掩盖错误”这句话，只有语法上的毛病。龙云说他过去钦佩章伯钧等人的发言，是钦佩他们的精神，不包括内容。他认为他只犯了“盲目钦佩”的错误。今天的座谈会上没有对这些辩解进行批判。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四十八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护错误。”
黄绍竑只承认他这种错误论点“有语病”
黄绍竑发言说，5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的说法，并没有甚么错误。他只是认为，“把文字仔细检查一下，是有语病的，可能会引起误会或被反动分子所利用。”
黄绍竑对上次会上李世璋对他的批评感到颇为惊讶，同时又表示非常欢迎，认为是“有益的”。
李世璋在上次会上曾经批评他上述说法是颠倒是非。黄绍竑不同意李世璋的批评。他说他的那种说法是“想提高机关干部对偏差错误的警惕”。
李世璋在上次会上还批评黄绍竑的另一种看法，即黄绍竑认为“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李世璋认为黄绍竑把司法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后果说得黑暗阴森，十分可怕。黄绍竑辩解说，他没有说得那样可怕。
黄绍竑还说，李世璋“说我‘不满意国家经济建设有百分之二三（也是假定的）的错误，这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黄绍竑说，当然，作为一个人民或国家工作人员，希望政府的成绩做到百分之百或者更多一些，不然，我们为什么高呼五年计划要超额完成呢？难道我们很唯物地认定成绩只有九十七、八而不向前追求了吗？
邵力子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
邵力子说，他完全同意上次会上程潜的发言，接着他说，他觉得有些共产党员最大的缺点就是联系群众不够。有些党员不自觉地脱离了群众，就不免把三害或多或少地反映到工作上。这次边整边改的方针，确是对症下药。
邵力子说，目前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在群众的正义呼声之下，驳斥得体无完肤，原形毕露，有些人已经低下头来。还有些没有低下头来的人，要好好地想一想，究竟要走到甚么地方去呢？他说，抱着“轮流执政”幻想的人，不是愚蠢，也是幼稚。
邵力子说，有人说：不是言者无罪吗？怎么围剿起来？他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说错了的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必须予以严正的驳斥。
龙云说，他过去钦佩章伯钧等人发言的精神，只犯了“盲目钦佩”的错误
龙云说，他在民革中央小组第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简单，引起党外人士的批评。当时他曾说，整风不同以往，与三反五反不同，用不着顾虑，可以放胆揭发错误。他说他说那话，是因为见一般参加会议的人说话还有顾虑。他说，那次会上他说过过去“三反”“五反”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整风是整掉共产党的缺点。他说，后来朋友们提意见说，“整”字有毛病，因为共产党整人是整坏人。他说他听了这批评，是感谢的。
龙云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说过，他对章伯钧等人的发言表示钦佩。现在，龙云辩解说，他钦佩的是章伯钧等人在整风中起带头作用的精神，并不包括他们发言的内容。龙云说：他原来以为章伯钧的发言是有根据的，他最近仔细读了一遍宪法，才发现章伯钧的发言找不出一点根据，知道他犯了大错误，章伯钧的主张是超宪法、超政府的。
陈此生说：肃反对国家贡献之大莫可估计不能因为有些错误就痛恨肃反运动
陈此生的发言，着重地分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反革命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批判了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看法。
陈此生强调说：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有偏差”，应该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
进行镇反运动时的环境是：解放不久，有些地区还留存着反动武装残余和土匪，社会秩序还不很安定，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还很低，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还没有摸清谁好谁坏，而反革命的活动又屡屡发现，在这样紧张浮动的局面中（那时我在地方工作，情况的确很紧张），为了保护革命的果实和人民的安全，把下面所说的这些人予以拘捕、管制和追查，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一贯顽固地反革命的；过去做特务工作的；直到解放前夕还在反动党团、军队、政府负重要责任的（又没有表明投靠人民的态度）；造谣诋毁革命的。试心平气和地想想，处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站在革命的立场，把这等人镇一镇，压一压，又算得甚么过错呢？有些案件，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应这样处分，但在那时刻不能不这样处分。
关于肃反运动，的确，有些地方有些干部没有贯彻注重证据、注重调查研究的方针，而采取粗暴的手段，是斗错了或处分错了一些可疑分子的。是我们错误就承认，有错误就必须纠正。
但我们又必须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危害很大，稍一疏忽便会招致巨大的损失。为了保卫人民的建设成果，为了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就必须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为了要求肃得彻底，就必须严格审查一切可疑的分子。正因为这样干，就搞出了许多反革命分子，这对国家人民贡献之大是莫可估计的。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是美中不足，是巨大成果中之一点损失。如果因为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而痛恨肃反运动是不对的。
有人把镇反、肃反运动中的错误说得太严重了，大有错误之多多如牛毛的样子，其实并不如此。（一）被斗过或被处分过的人老不甘心，到处写信呼冤，呼冤之信甚多，你也收到，他也收到，我也收到，实际上同是一个人的呼冤；（二）原来的处分并无错误，后来因为执行宽大政策，就减轻改判或提前释放，这种人以为就是前判错误，也到处呼冤叫屈；（三）有些人在当时当地是应该予以惩戒的，后来事过境迁就把他释放了，这些人也是到处呼叫的。
这些情况凑合起来，就构成了一种错误甚多的假象，根据这种假象去批评镇反和肃反运动，当然不会正确的。
于振瀛说：没有理由说肃反运动缺点是主要的，没有理由说肃反的案子都有偏差
于振瀛从他两次视察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并对否定肃反成绩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他说：1955年第一次视察，所有各地视察的代表，都看到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放毒，抢夺，……等等破坏行动，使农民不能安心生产，人人自危；在工厂中反革命分子破坏机器，制造事故；在城市造谣，发传单贴标语，破坏了社会秩序。农民和工人向我们代表们提了抗议，问政府管不管，所以人大才作出了肃反的决定。
去年年底我到云、贵、川视察，今年到了河南、陕西，所看到的农村，农民的生产劲头很大，社会很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新风气出现了。同时地主富农分子，有的改造的很好成了社员，大家都是一德一心的安心搞生产；工厂里也很少听到破坏事件，工人很安心的积极生产了，这些不能不说是肃反的成绩。这种成绩说它是主要的，我看非常公道。如果肃反不采取群众运动，胜利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肃反，我想农民真会拿扁担、工人要拿起铁条起来直接行动的。
肃反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不是绣花，偏差是在所难免的，它的问题在于有偏纠不纠？有的偏差已经纠了，有的正在纠，有没有纠的，就要大家反映出来。没有理由说缺点是主要的，没有理由认为肃反的案子都有偏差。
陈其瑗同意李世璋对黄绍竑的批评，指出黄绍竑没有作深刻检讨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他同意李世璋对黄绍竑的批评。他认为黄绍竑今天发言时对李世璋批评他的几点没有作深刻的检讨。陈其瑗说，他不同意黄绍竑关于法制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黄绍竑有好多次发言，主张把三反、五反和肃反从头来搞过，说每次运动都有很大的错误（不是指某一案件的错误）。但是，黄绍竑手中有几件错案呢？黄绍竑只拿了几件错案就说根本搞错了，就提出“平反冤狱”的口号。他说，从黄绍竑的多次发言来看，好像我们无法无天，而黄绍竑却以保障人权自居。
陈其瑗认为，我国不是没有法，而是已经有了很多法。当然，现在还缺一些法，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他说，三反、五反、肃反，如果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来判罪，不知要杀多少人，但三反、五反和肃反中，幸亏我们没有拿“六法全书”来判罪。我们是对可杀可不杀的人不杀，从宽判罪。这决不能说我们没有法。
陈其瑗还谈到，在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的第二天，民革中央小组开会，他因事没有参加。主持会议的李济深主席宣读了写在一张纸条上的意见，大意是说，陈其瑗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肉麻。陈其瑗很激愤地说：“试问：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他说，“为什么李主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麻？”他说，写这个纸条的人是刘斐。在陈其瑗发言之后，刘斐对这件事作了解释。
梅龚彬质问：章、罗、储是不是一串？
他认为民革中央对光明日报问题应有严正的措施
梅龚彬发言说，从章伯钧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来看，他对他的错误仍然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章伯钧为什么没有严肃地对待他的错误呢？这同他一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摇摆是分不开的。接着梅龚彬举出最近史良、吴承禧、杨清源等人揭露的事实，说明章伯钧是储安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思想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他的政治态度是机会主义的。章伯钧的思想既如此反动，因此就不能不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应该警告章伯钧，企图用空洞检讨来蒙混搪塞是枉费心机的。
梅龚彬认为罗隆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本质是与章伯钧一致的。罗隆基主张由人大、政协另外成立“平反”机构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性质上是一样的，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他问，章、罗、储是不是一串？他们是不是想捞一把？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报社的最高管理机构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同组织的社务委员会，社长在社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主持社务。可是受社务委员会付托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却没有尊重社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的地位与权力，独断专行，和储安平互相借托，把光明日报引导到可怕的危险道路上去，偷偷地改变了报纸明确的政治方向，一时竟成为罪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对于光明日报最近时期的错误，民革中央决不能分担责任。
同时梅龚彬认为民革中央对于光明日报问题应有严正的措置，向章伯钧、储安平追究责任。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朱蕴山、刘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