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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由来已久
胡一禾
我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已经几年了。几年来——特别最近一年多来，在中央执行局会议、中央委员座谈会及临时进行的谈心会上，所接触到的章伯钧同志的言论，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他在过去的那些言论，再看一看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政治设计院”等问题的发言，我以为他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正如杨清源同志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所说的，“由来已久”。
章伯钧认为中国革命成功，是因为当时美国过高估计了民盟的力量，放松了军事干涉
就在前不久章伯钧同志曾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农工党中央委员座谈会上说：我总以为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末一文不值，也不要以为打败蒋介石就是共产党一党的力量。马歇尔就曾经说过，中国“亡国”不亡于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马歇尔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有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
照章伯钧同志的这样看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决定于民主同盟在当时给了美国这样一个“错觉”，而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这种言论，我以为是极其错误的。
“政治设计院”的来龙去脉
“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那末一文不值”，这句话，在近年来章伯钧同志曾说过不止一次。去年，当他在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主席的“十大方针”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还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现在看到这段话（我说看到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还记在我的笔记本上），再想到章伯钧所一再谈到的要在中国搞“两院制”以及最近提出的“政治设计院”，说明了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同志曾几次说到“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这一类的话。
章伯钧的政治手法——一打一拉
史良同志认为章伯钧同志有两面作法，我认为这是打中了章伯钧同志的要害。记得他在中委座谈会上曾说：世界上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章伯钧同志是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自命的。但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还是以章伯钧同志自己的话来说明。去年7月，在农工党中央的一个座谈会上，他曾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大变化。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为什么先打后拉？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得这一点，连做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做毛泽东。蒋介石为什么不行？就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
这就是章伯钧同志对于“政治”的理解。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他就常常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农工民主党中央有些同志是深有所体会的。
关于章伯钧同志的这些错误言论，还可以谈得很多，（其实，我们农工民主党的中央负责同志们知道得更多。）现在他已正式提出要求大家对他的错误提意见，作为农工民主党的一个干部，我就先简略地提出这几点供章伯钧同志作为他自我检查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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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在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上号召
大力击败两面派
据新华社15日讯 今天晚上召开的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民盟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对章伯钧等人的反动言论表明态度，和章伯钧等人划清界限，明确立场。
决议里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使人民群众怀疑这些言论代表了盟组织的意见，因此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北京市盟的各基层组织的盟员纷纷要求市委会转请盟中央立即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会对这些言论表明态度，检查工作，改进领导。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本月15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一致同意各基层组织盟员的正当要求，提请中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表明态度，划清界限，明确立场，并号召全国各地盟组织进行讨论，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予以严厉驳斥，对右派野心分子的两面作法，予以揭发。以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陶大镛说：现在看来民盟中央右派分子已经占了一定的地位，这是个不简单的问题，我们应当由下而上地督促民盟中央领导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闻家驷、文教委员会副主委陈士骅、组织部副部长侯大乾等人认为在民盟内部还有一些人和章伯钧等人抱有相同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觉悟过来，表明立场，不要继续走入歧途。民盟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寿琦说：看来他们的发言好像是有计划的，陈新桂谈根本问题，章伯钧谈政治，储安平谈行政，罗隆基谈司法。在许多人发言中也指出章伯钧的检查是敷衍了事，企图蒙混过关。并要求章伯钧等人要老老实实检查自己。
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冯亦代说：据我了解发表反动言论的陈仁炳、陈新桂都和罗隆基有密切的关系，而储安平的发言罗隆基也看过，他们的行动值得我们警惕。
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在会议结束时号召大家站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立场大力击败两面派，揭露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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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上海市委扩大会议
通过谴责章罗决议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在今天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一项谴责章伯钧、罗隆基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决议。决议中说：“我们一致谴责盟中央部分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同志的荒谬言论，要求他们将盟组织进行认真的检查，并要求盟中央对章伯钧、罗隆基等同志的错误言论，明确表明态度。”决议中说：扩大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认为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陈仁炳“一贯有对抗共产党的情绪和言行，在最近鸣放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陈仁炳应该彻底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认真进行深刻的检查。”
决议还号召上海市的全体民盟盟员，坚决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划清界限，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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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天津市委季陶达要求盟中央答复
章伯钧罗隆基等是否代表盟中央？
据新华社天津15日电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在14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建议民盟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向全国人民严正表明态度。决议并号召全市盟员对一切反动言论给以彻底驳斥，坚决地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季陶达提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意见是否代表盟中央？如果代表盟中央，盟中央就应检查盟的政治路线。如果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盟中央也有责任考虑：一、如何帮助他们检查和认识自己的错误，加以改进；二、万一他们坚决不改或耍两面手段，是否适宜于继续做盟的领导工作。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景星说，我们盟市委也收到过一些“五反”时的严重违法户和极端仇视共产党的人的来信，要求罗隆基等帮助他们“平反”。显然，罗隆基这些人已成为那些原来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公开出来进行反党叫嚣的号召者与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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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盟员质问民盟中央
盟内野心家是谁？
本报成都15日电 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市委15日下午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到会四十多人，一致愤怒驳斥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中出现的一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民盟成都市委员张泽厚说，民盟已被少数野心家带到危险边沿，盟员应起来推动民盟向左转。
会议通过决议，决议以全省盟员名义向盟中央要求对章伯钧等的错误言论表示抗议，并追究责任。决议并要求盟中央答复如下质问：
一、盟中央为何对错误言论不及时表明态度，请检查领导思想上存在什么问题；二、请盟中央检查民盟的动向是什么，对社会主义立场是否动摇；三、有人说储安平、陈新桂的言论有人支持，是谁在支持，目的何在；四、有人指出有右派野心家利用整风混水摸鱼，盟内野心家是谁？
决议最后向盟中央建议：一、盟中央迅速组织全盟对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讨论，以划清界限，辨明是非；二、要求盟中央对讨论作出结论，公诸社会；三、建议盟中央在本年内召开盟员代表大会或中委扩大会议，检查工作，改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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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盟员要求民盟中央检查
章伯钧是否支持了储安平？
据新华社西安15日电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和西安市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向盟中央发出电报，要求民盟中央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言论表明态度和立场，并且建议民盟中央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对这些言论进行深入分析，严加批判，并检查章伯钧、罗隆基对储安平有无支持情事。
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伯伦发言说，我们盟内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问题，盟员和群众议论纷纷，我们应该立即表明态度，是跟共产党走呢，还是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走？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会上对陕西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王尊一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盟员们的纷纷要求下，在西安的九位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今天上午召开了会议。民盟中央委员李子健说，章伯钧、罗隆基的谬论并不是偶然的。他说，记得过去在一次全盟的工作会议上，罗隆基就说过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作了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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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民建会议上
章乃器拒绝批评
李康年撤消定息二十年的意见
新华社15日讯 在今天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李康年声明撤消他所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意见。在会上发言的人要求章乃器深刻检查他的错误言论，章乃器却继续为他近来发表的一些论点辩护，表示不同意工商界人士和民建常委对他的批评。
李康年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兑现年期分为二十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这一点。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
他还说，他对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关于两面性问题、工人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等问题的论点不能苟同。
今天下午，章乃器第一次出席了这个会议，吴觉农、向德、经叔平、吴韫山、朱继圣、潘式言、童少生等人，在会上继续指出他的言论的反社会主义实质和挑拨煽动作用，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加以解释。比如曲解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模糊阶级特点，这是为什么？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还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定息明明白白是剥削，为什么要说成不是剥削？等等。
章乃器接着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
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
他又说，“这个时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
关于大家提出的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实质上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他表示不同意。他认为革命没有胜利前，有领导权问题，有路线问题，今天在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颁布的情况下，领导权和路线都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可能有人发牢骚，不满，但是发牢骚是一回事，要不要党领导是另一回事。他认为现在要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但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顶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他说他没有讲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他认为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所以工商业者的改造是艰巨的长期任务。
接着章乃器又一次强调了所谓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他说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他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起工人阶级是落后了；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落后了，但并不是反动。他说如果大家认为说“落后”不好，那么叫做什么呢？
关于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他仍然说阶级和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和个人的不同。阶级分子组成阶级不仅是数量上的相加，而是要起质变，如起初是零散的资本家，没有具体组织阶级本质就不那么明显；到资本家组成自己的团体（如旧商会），其阶级恶劣的本质就露出来了；再进一步组成政权，其阶级本质的危害性就大了；组成国际性的组织危害性就更大了。他说，阶级本质是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的，而人是可以改造的。
章乃器接着又说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过去有“墙”和“沟”，许多力量是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了，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工商界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力还很大，这是过去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斗争是有成绩的，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现在如果把“墙”和“沟”拆掉，能互相协作，这样，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他又说，现在工商界的主要缺点是消极自卑，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把过去不恰当的大帽子去掉，这对于改变工商界的消极情绪是必要的。他还说，要给工商界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
章乃器还批评有些人过去对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要求过高，要求把工商业者都改造成马列主义者，这是唯心的，是不切实际的。
在他发言过程中，许多人对他的论点提出责问，他始终表示很难接受大家的意见。他说李维汉部长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也不能说服他。
最后，会议执行主席李烛尘宣布下星期一仍请章乃器出席会议，继续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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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盛世危言
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苗海南
古人云：邦有道危言危行。祖国在伟大的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祖国的一切事业正在迅速地发展，祖国的国际地位正在空前提高，祖国人民正在享受着空前未有的民主生活。这处处象征着祖国正处在历史上找不到的“邦有道”的鼎盛时期。
所谓“危言”不外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言无隐”。这正是党希望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所持的态度。
所谓“危行”不外乎是“以天下为己任”，“闻过则喜”“闻过必改”等。这正是党虚怀若谷地诚恳愿意接受大家提出的批评的社会主义胸襟和雅量。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祖国事业的核心。它受着祖国六亿人民的重托，它肩负着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它鉴于自己的任重道远，为了更好地更快地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使党在祖国事业中巩固和发挥它的领导核心作用，才发动这次整风运动。
自从整风运动开始，大“放”大“鸣”以来，不少党外人士根据“鸣”“放”精神，以爱护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热诚，对党提出了不少的宝贵意见和实事求是的批评，从而尽到了“诤友”“益友”的责任。更是值得令人兴奋的大事。
但在兴奋同时，在“放”“鸣”中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荒谬绝伦的言行。有的人竟说“群众不要共产党，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请问这些所谓“群众”是谁？是不是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如是的话，这些所谓“群众”正是专政的对象，是镇压的对象，“鸣”“放”中没有他们的发言权。他们的一切应该用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来处理。又有人说：没有共产党我们也能把国家事情办好；又有人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这些话我们更不相信。过去的历史教训我们是记忆犹新的。且不论封建王朝统治时代，即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历史而论，袁世凯、北洋军阀以至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谁未干过丧权辱国的事？那时人民生活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这些丧心病狂的言论远远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而且也远远超越了“放”“鸣”的范围。我说这不是“危言”，而是危险的要不得的恶毒草。我们郑重地声明：作为一个满怀信心和兴奋地正在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工商业者，我们坚决反对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动摇党的领导的反动言 论。
我们工商业者在这次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不少的人对党吐出了肺腑之言。这对帮助党消除“三大主义”，对巩固党的领导是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无可讳言，在争鸣中也暴露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甚至有些是严重的带有原则性的错误的言论。如章乃器同志竟提出定息不是剥削，而代之以看起来似乎是迎合人们心理“不劳而获”和提“脱胎换骨容易连想到抽筋剥皮会引起工商业者无穷的忧虑”（原句记不清）的论调。请问这不劳而获是获自何方？出自何处？当然是获自工人阶级的劳动剩余价值，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被剥削者是工人阶级，剥削者是“不劳而获”的人，来去分明，两造清楚。有剥削就有承担剥削的剥削阶级。既有阶级，就有这一阶级所固有的两面性；尽管两面性的面貌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不承认这个阶级消极的一面，其本身就反映着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因此，思想改造还是正在艰巨斗争过程中。这些艰巨的思想改造过程，正是资产阶级分子脱资本主义的胎、换社会主义之骨的过程。将来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阶级消灭，个人愉快”。那时正是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的愉快境地。我不明白有何引起“无穷忧虑”之根据？
我们民族工商业者正处在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中。瞻望前途，自从交出了企业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已大大的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胜利，我们更需要加倍努力改造思想，在不断努力自我改造的基础上，最后愉快的交出资本主义思想，走完最后一关。在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紧要关头，我们所渴望的是逆耳忠言，苦口婆心的真正的帮助，而不是那些利用阶级情感，灌米汤式的似是而非模糊人们思想意识，妨碍我们改造的谬论。葛佩琦之流的反动言论是容易被人识破，因为他说的太露骨，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他的别有用心，这不足为大患的。最可怕是笑里藏刀，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留连者的这种谬论。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口口声声说拥护党，拥护马列主义，实际他是在那里贩运私货，挖党的墙根。他一本正经的面孔说是代表工商业者的意志，实际上他是在拖我们的后腿，拉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种名为关怀，实是危害的似是而非的谬论，可能暂时混淆一部分工商业者的视听，但是，觉悟了的工商业者终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我相信我们工商业者在这次整风运动的锻炼的基础上，进一步靠拢党，相信党，愉快的走完改造的最后一关，而那些露出尾巴的狐狸，必将被我们工商业者所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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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肃反是庸人自扰”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摘要
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穷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后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的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党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可以批评党中央工作，由于没有条件也就成了空谈。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之简称。下同）说了算，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
（1956年12月初稿，1957年6月10日定稿） （摘自沈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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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是黑暗得很”
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