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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多建中小型企业
在工业企业建设的规模问题上，党的方针是：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既要努力建设那些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又要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那些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这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早已确定的方针。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苏联帮助下建设了以一百五十六项为中心的一批大规模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是我国机械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农业技术改造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可以谈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相结合，而且以后要多建设一些中、小型企业。但是，在工业建设的实践中，直至现在还有一种不适当地追求大规模、大场面，而不愿意或者不积极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偏向。有些部门甚至在建设了大型的工业企业之后，就排挤中、小型工业企业。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如前所述，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提高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我们正在集中力量建设着一批近代化的大型的工业企业。而且为了同样的目的，今后我们仍将努力建设必要数量的近代化的大型的工业企业。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这种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骨干，是对我国国民经济实行技术改造从而促进它的全面高涨的物质基础。
当然，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同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如果只发展中、小型工业企业，而不发展大型工业企业，那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中小型工业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但是如果只是片面地强调发展大型工业企业，而忽略或者限制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就势必造成投资长期不能动用，工业增长速度很慢，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失调，各地的丰富资源得不到及时的充分的利用，地方的积极性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各地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也得不到满足。这是很有害的。因此，在建设工业企业的时候，对于大型的和中小型的工业企业，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求得共同发展。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建设大型的工业企业当然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大型工业企业便于采用新的技术，便于实行专业化的生产，便于提高技术水平，因而它的劳动生产率可能高一些，它的产品的成本也可能低一些。同时，它还能够制造大型的设备和器材，并且能够大量地进行生产。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根据资源、需要、设备供应、交通运输和投资的可能以及按资金计算的利润率的大小等等条件，综合地加以研究，才能正确地规定究竟是建设大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工业企业更为经济合理。否则，在工业企业的建设上，盲目追求大规模、大场面，反而会造成不经济不合理的现象。
从目前我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业比重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情况来说，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有许多优点。第一，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投资少，建设易，收效快，既能比较迅速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又能迅速地积累建设资金。第二，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可以使工业生产更加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这样，就使生产力的分布更加合理，经济的发展可以逐步平衡，并且也适合于国防安全的要求。第三，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可以使产品多样化，以满足更多方面的需要。第四，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特别是根据资源的条件更多地建设小煤窑、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电站等等，不仅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克服我国原材料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落后于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的弱点，而且可以扩大社会就业的人数，更好地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第五，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工厂的设计和技术设备，基本上可以由我国自行解决。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地发挥国内设计方面和机械制造方面的潜在力量，而且可以更加迅速地促使我国设计力量和制造力量的成长。
现在，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煤炭工业部在1956年以前，总共建设煤井一百零一处，其中每个煤井每年的生产能力在三十万吨以下的有三十二处，在三十至四十五万吨的有三十七处，在六十万吨以上的有三十二处，井型的规模，平均是四十三万二千吨。而根据现有的建设单位的统计，井型规模以地方的小煤窑为最小，一般年产数千吨至一万吨，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三元；而年产十五万吨以下的煤井，平均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是十二元八角；年产十五万吨的煤井，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二十元九角；年产三十万吨的煤井，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二十七元五角；年产九十万吨的煤井，每吨生产能力的投资平均是四十九元一角。至于生产成本，也是中、小型矿低于大型矿。根据四川省委的调查，每吨煤的生产成本，大型矿平均是十二元，中型矿平均是九元，小型矿平均只有五元。这里还应当指出：建设小的煤井，当年即可投入生产；而建设中型煤井需要一两年才能投入生产，四年才能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至于建设年产九十万吨的煤井，需要三年半到四年才能开始投入生产，到七八年之后才能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而大型煤井的设备，有许多需要依靠进口解决，但是中、小型煤井所需要的设备，却可以全部由国内自己制造。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投资，而且还可以节约外汇。同时，煤井的规模大了，煤的产地和销地之间的距离就要拉长，结果就要浪费运输力，提高出售价格，这不仅对国家不利，而且对消费者也不利。
类似上面所说的情形，不仅在煤炭工业部门存在，在其它工业部门也是存在的；不仅在工业部门存在，在其它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建设事业中也是存在的。目前许多人不是醉心于大规模、大场面，只看得起大商店、大银行、大学校、大医院、大戏院、大旅馆、大礼堂、大办公楼，而看不起小的么？其实，在非生产性建设方面，追求大规模、大场面是更加不经济和不合理的。在已经建成的这些非生产的大型建筑物中，除了极少数是必需的以外，多数是不需要的或者是并不适用的。这种做法，既浪费了国家的建设资金，又脱离了群众。因此，同样需要加以纠正。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我们今后还将建设许多我们所必需的大型的工业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必须看到，大型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必须同中小型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密切结合，才能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建设了若干必要的大型的工业企业的情况之下，就应该更多地注意中小型的工业企业的建设了。所以，在今后进行工业建设的时候，应当积极地发展那些起配合作用的或者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特别是要更加有领导有组织地建设小煤窑、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电站等，这是克服我国原材料工业落后和扩大社会就业人数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在确定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就要适当地增加对中小型工业企业投资的比重，特别是增加对地方工业投资的比重。此外，对于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要同现有的工业企业、手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以便既能节约投资，又能相互促进发展，迅速增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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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
成都五千工人举行反右派大会
本报成都15日电 成都市五千工人积极分子14日集会，号召全市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
全国劳模、建筑工人林瑞廷指出，民盟四川省常委韩文畦说肃反是部分人“大胆怀疑”，擅行扣押和侮辱公民，“人人皆有被捕、自身毫无保障”的惶恐。可是，我们亲眼看见肃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有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有些有政治历史包袱的人丢了包袱。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人民内部团结。为什么看不见这些事实呢？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是“冤枉人”，向党和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试问这不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吗？
民康染厂工人莫怀贵驳斥了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李仲平攻击从工人中提拔公方代表的言论。莫怀贵说，我们厂的公方代表就是从工人中提拔的。这个厂合营后改善了企业管理，发展了生产，从工人中提拔公方代表有什么不好？他并指出李仲平说没有鼓励私方人员热情也不是事实。他说这个厂资方朱宏祥是副厂长，去年被评为厂的特等先进生产者，今年被评为市的二等劳模。去年全市有四十二名私方人员被评为市的先进生产工作者，李仲平却看不见这些事实。
工人郑兴讲话中斥责了四川省参事室主任高兴亚把拥护共产党的人士说成是“九千岁”、“舐屁股”的反动言论。郑兴说这种说法跟给卢郁文寄恐吓信的人的手段一样毒辣。必须坚决痛击这种反动言论。
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
本报讯 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九十多个战士出身的工人，昨（14日）晚在举行座谈会驳斥各种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时候，喊出：“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坚决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
这个厂的复员转业军人，有的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他们在战场上流过血，现在正在机床边流着汗。他们知道很多战友英勇牺牲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今天辛勤建设是为了什么，所以当听到各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怪论的时候，万分愤慨，几次要求开会痛斥。
老红军战士刘德胜参加过从长征到抗美援朝的革命战争。他说，他看的事情很多，他知道胜利果实是怎样得来的，他绝不允许坏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他说，长征时候过草地，什么吃的都没了，大家饿的没法子，就吃皮带、皮鞋、树皮、草根，有的就吃衣服里的棉花……抗战时候很多战士白天打仗，晚上转移，睡觉时候连裹腿都不能打开，日子久了，腿上的肉就变色了、烂了。刘德胜说：“这些同志吃这些苦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大伙过幸福日子！为了革命！”
工人林露滋说，他看了章伯钧的发言很气愤。他说，章伯钧分明是想把革命往后拉。我们要警告章伯钧，他应照着史良指给他的路走，不然的话，时代会把他抛弃的。
医务所医生白万普原来是解放军的军医。他说，我亲眼看到许多共产党员为了解放全国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解放海南岛之役，我们一个营箝制住国民党军三个师，在一○五高地和蒋匪军血战几天几夜，一个营只剩下十五个战士。几百个人，包括营长、连长都牺牲了。这个营的指战员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真不愧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白万普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是“便衣警察”，我要问问他们：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呀？
工会干部魏忠吉说，我不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里，不是有许多非党人士吗？就是报纸，也有不少非党报纸，像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假如真是“党天下”，能叫光明日报存在吗？能要储安平作光明日报总编辑吗？
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
本报讯 河北遵化县建明农林牧合作社主任王国藩给本报来信说：葛佩琦说现在生活提高的只是过去穿破鞋、今天坐小卧车的党员和干部。这不符合实际。拿我住的村子来说，解放前，全村一百五十户中，就有一百零八户靠要饭或给人家做工过日子。吃树皮、吃麸皮的人更多。村里还饿死了好几个人。解放后，共产党领导我们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日子就好起来了。连过去数九天穿不上棉衣，只得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人，现在夏季有单衣、冬天有棉衣了。社员王荣，解放前全家六口人盖一床被子，一直盖了三十年；现在全家每人有一套被褥。靠要饭吃的人，现在也都有了余粮。解放前，谁家也没有粮食卖，去年全社卖给国家余粮十五万斤。这些事实，说明群众生活是好了还是坏了？
葛佩琦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里不说大道理，只从我们的生活来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就不会有这样富裕的生活；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早就冻死饿死了。我们不能没有共产党。
这样说，葛佩琦可能不相信。那末他到我们社里来看看，问问我们的社员过去是怎样生活的，看看现在是怎样生活的。如果他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的话，他就应该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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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讨论处理广西平乐因灾饿死人事件
新华社1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七十三次会议。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处理广西省平乐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报告。会议就这个事件进行了讨论，并且同意国务院的报告。
新华社14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继续讨论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副总理陈云，先后在会上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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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云副总理接见苏联消费合作社代表团
新华社13日讯 陈云副总理今日下午接见了以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社主席克利莫夫为首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邓辰西、罗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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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月十五日北京的一片繁荣景象
不就是十年前同一天悲惨生活的最好对比吗？
十年前的今天
新华社记者 新辰 昭文 恭敏 赵谦
十年前的今天——1947年的6月16日是个极其普通的一天。北京的报纸上在这一天刊登了一些什么地方新闻呢？这些新闻里叙述的事情今天怎么样了？下面就是这些“新闻”的今日报道。
“疯狂世界”
翻开十年前今天的北京各家报纸，令人触目惊心。每一家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载了粮食涨价的消息。“市民疾呼救命，救命！粮价昨日又突猛涨”这是“北平时报”的标题。“市民怎么活？粮价小落大涨，昨又疯狂上升”这是“道报”的标题。“粮价拚命涨，市民拚命喊，简直入了疯狂世界”这是“益世报”的标题。
为了了解今天的粮食价格问题，记者来到了北京市粮食局。这里早已取消了专门管理粮食价格的机构，现在只有两个人在行政科里管“分等论价”，做的仅是粮食质量优劣的研究工作。他们说，关于北京市粮食价格变化的情况，已是历史资料了，因为很久不用，已经存档。他们找了半天才找出了一个上面尘土很厚的大本子，查到1947年，上面记载的是：一袋面粉的价格若以1月份为一百，6月份就已经是五百一十七，12月更高至一千三百六十三。他们又翻出了1948年的记载：1947年6月一袋面粉是“法币”二十四万，到1948年6月卖到六百五十六万，8月更高达二千六百九十三万元。由于当时奸商的投机活动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粮食简直是以天文数字在涨价。
但是，这种现象在解放以后尤其是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后，就完全变了样。北京粮食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现在北京市储存的粮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充裕。现在粮价完全稳定下来，就连几十年来夏秋青黄不接时的季节差价也完全消除了。几百户过去投机倒把的粮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代卖粮食的业务人员。今天，没有人再惶惶恐恐地唯恐粮食涨价，一发薪就赶快去抢买粮食的了。
不得不查档案
十年前今天的报纸上还登载了北京电力涨了85％的消息，根据记者的记忆，解放后北京各报很少或几乎没有登过类似的新闻。当记者到电业局查询的时候，连电业局局长、营业所主任也记不起现在的电价究竟是什么时候订的。为了回答记者的问题，营业所主任不得不打电话请人查档案。在这空隙，记者请他们谈一下解放后电力供应的发展情况。把很多数字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现在的用电量比1949年增加了四倍。
电话铃响了，营业所主任听着电话就笑了起来，原来查档案人说，解放前电价一月一个样子，根本无法和现在比。他从档案上查到现在的电价是1951年10月订的，每度电当时是一千四百八十元，也就是现在的一角四分八。
简直不能比！
“世界晚报”上，一条小新闻在埋怨“行路难”。新闻里说，环行路电车已由十六辆减到六辆，等一次车要四十分钟。
今天环行路的电车有多少？北京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科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环行路电车有六十三辆，加上半环行的四路车，一共有七十五辆，每四、五分钟就可以等到一辆。他们翻出了一大堆统计资料，试图来比较一下十年前北京市的交通情况。十年前北京全市行驶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总数是九十九辆，而现在是七百一十八辆，线路四十多条，每天载运乘客达一百四十多万人次。此外，还有北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出租小汽车一百三十七辆。
记者请他们查查国民党统治时期电车、公共汽车最多一年究竟有多少辆。据调查是：电车1937年最高，有七十五辆；公共汽车1947年最高，四十辆。两项若是可以加起来的话也只有一百一十五辆。
三个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说：简直不能比。
学校里的变化
十年前的今天，北京的许多家报纸都以鲜明的标题刊登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罢课的消息，消息写道：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通告称，为抗议“武大六一惨案”和要求释放各地被捕学生，决定罢课一天，并对死难者表示沉痛追悼。
这个沉痛的日子距今已整整十年了。走进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林木遮天，楼阁参差，青草地上，未名湖畔，大学生们两两三三，正在拿着书本温习功课，积极准备考试。
十年前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张群玉现在是中共北大党委会的副书记。当记者请她谈谈十年前同今天的对比时，她坐在沙发上默想了好一会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太突然了。现在过的是完全另一种生活，十年前的事我已经很少想它了，记得那时正是国民党对学生采取高压政策的时候，北大学生集会常被军警包围，进步的学生每时每刻都有被捕的危险。
记者又到了学生会的办公室。学生会主席赵震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学生，十年前大学生所遭受的迫害，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说，我只能从历史材料和小说里得知这些事情，我所看到的大学生生活是无忧无虑自由幸福的生活。1952年开始，大学生的伙食供应完全由政府来负担，从去年下半年改成了助学金，但全校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平均有60％。过去的学生要反迫害，现在学校里给我们安排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探求各种知识。
前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也对记者畅谈了十年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那时学校里经常都有学生被特务抓走，真是人心惶惶，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他激动地说，今天是什么样子，已经不需要我来对比了。
难找的建设新闻
记者很想在十年前今天的报纸上找一些建设的新闻，但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好容易在“华北日报”上找到了一条类似的新闻。这条消息有一个很醒目的标题：“电信业务改进”，还有一个小标题：“电话已达二万号”。但是内容空洞，没有一点建设的影子。
记者就这条新闻访问了1943年就参加北京电信局工作的工程师陈光璞，他现在是北京市市内电话局的副局长。他听记者谈了这条新闻以后，笑着说，当时根本谈不到什么改进业务。他说：现在北京的电话是四万多号，加上小交换机，实际上使用的电话达七万多部。电话局现在是二十四个，当时只有十二个。增加的绝大部分是自动电话。他说：解放后我参加了北京有史以来的最大的电话工程：扩建三、四、五局，新建六、八局。他赶快补充说：这是空前，但不是绝后的，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九局，又是两千号，今年就可以完工。同时，我们正在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规模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大。
不能对比的对比
记者翻阅了十一家1947年6月16日的报纸，这些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北京在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抓壮丁、商店大拍卖、迫良为娼等等。在新社会里，这些事情早已无迹可寻了。
记者在结束这次采访的时候，路过北京的几条主要大街。15日正是周末，街头灯火辉煌，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和商店里拥挤不堪；餐馆、冷食店座无虚席；电影院、戏院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路上行人熙熙攘攘，个个兴高采烈。亲爱的读者，这一片繁荣景象，不就是十年前悲惨社会的最好对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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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将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结束
新华社15日讯 历时三天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今天结束。
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作了总结发言。
聂荣臻说，大家同意了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讨论的四个主要问题：全国科学工作体制问题；1957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计划；图书、资料、仪器、化学试剂四个科学研究工作条件方案，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统筹安排的一些意见。在这次会议后，由于上述问题的开始解决，我们的科学工作又可以在新的有利条件下逐步向前发展了。
聂荣臻说，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凡与这次会议的报告、计划和方案直接有关的，都已吸收到会议各项文件中去。根据这些意见对文件作了修改和补充。有些意见，将在今后工作中注意，或交有关部门参考。也有个别意见，和大家意见不相同，还须进一步研究，根据“百家争鸣”精神，可以暂时保留，允许存在。但这次会议必须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以便行动。有些争论已久而有已经比较成熟的意见，又是工作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问题，如果继续永远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会使我们的科学队伍中继续保持思想上的混乱，这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在实践中发现了更好的办法，我们可再采取新的办法。
聂荣臻说，科学规划委员会今年下半年打算解决下列几个主要问题：甲、健全各专业小组，并建立改善科学工作条件的工作小组，使这些方案迅速付诸实施。乙、制订科学经费（包括科学基金）的方案，并对确实使用不当的少数高级科学家进行必要的调整工作，对高级科学家的助手以及研究生等问题，也要提出一些方案。丙、制订1958年的研究计划，并修订第二个五年的科学工作计划。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进一步安排，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委员将专门开会讨论，委员会并将组织专门的办公机构来处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
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在发言中批判了有些人认为解放以来中国科学研究中断的说法。他认为解放以来八年中我国科学不是中断而是发展了；并且为今后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潘梓年今天在会议上就旧社会科学问题发言。他不同意近来报纸上发表的有些人的说法：“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潘梓年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解放以来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重新考虑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是有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向来主张继承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总结。但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功劳。在这以前，人们没有掌握社会历史的根本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过去那些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够科学的。他说，今天我们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前的实际和历史，对文化遗产要批判地加以分析研究，而不应该简单地去“恢复”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昨天，会议进行小组讨论，今天听取了委员和地方代表共二十二人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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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定建立中心图书馆
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
据新华社15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心图书馆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这是在今天结束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主要内容。
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将由北京（第一中心）和上海（第二中心）的若干最有基础的图书馆组成。
同时，还要编制全国联合图书目录，以解决目前“人找不到书，书找不到人”的矛盾，并且将有助于广泛开展馆际互借，提高图书的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