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马寅初
共产党整风，是因为自己晓得党员之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因此有整风运动，并要求党外人士协助。我在这里不多谈，仅对储安平、葛佩琦等先生的观点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发表了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以后，我当时看出有些人脸上露出不愉快的情绪，今天储安平所说的就是代表这一些人的意见。我想对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是可以的，毛主席、周总理决不会不许别人批评他们自己，他们决无此意。但毛主席、周总理决不会有“党天下”的想法，否则何必有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常委很活跃，其程度超过人大常委，什么要事都经过公开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在宪法条文中皆不见有关于党与政协的字句，而都见之于宪法序言中，这就是表示党与政协长期共存的意义，也可从这里看出没有“党天下”的意图。我说政协常委活跃程度大于人大常委，有两个原因：（1）大多数人大常委兼政协常委，而政协常委不见得都兼人大常委。（2）提到人大常委的文件，经过审议讨论后，即通过变成法律；在未成法律之前先在政协讨论，征求意见。政协近日正在讨论回族和僮族自治区的方案，这样大的事要政协讨论，说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党天下”的意思，说明了“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对的。
卢郁文先生收到匿名信，写匿名信是懦夫的行为，有话不妨站起来讲，不要鬼鬼祟祟。
葛佩琦、王德周两先生的发言我是不能接受的。在农村中有绝少数人吃不饱的现象，这是事实，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之间有矛盾，合作社与政府之间有矛盾也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决不致引向用刀枪来杀共产党的行为，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摊开来仔细谈一谈。
1956年我们有三千七百亿斤原粮，但不包括大豆，只包括薯类在内（以四斤薯折一斤粮计）比空前丰收的1955年还多了二百亿斤左右。这一生动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1949年开国的时候，粮食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不包括大豆。在解放以前，往往在同一时期内，灾区大批饿死人，丰产区谷贱伤农，而在沿海地区则进口洋米洋麦）。
从三千七百亿斤原粮要扣去（1）二百亿斤左右的种子，每亩十斤（播种），共有二十二亿亩，连复种在内；（2）二百亿斤猪食，一亿头猪每头约需二百斤；（3）八千多万头大牲口（牛、马、驴）平均每头吃五百斤，共需四百二十亿斤。三项共计八百二十亿斤，尚余二千八百八十亿斤，用在大陆上的人口六亿二千万来除，平均每人约四百六十四斤，这是指原粮，去壳后尚需打个折扣，少则八折，多则七折。如以八折计，每人还有三百七十一点二斤；如以七折计，每人仅剩三百二十四点八斤。假如拿七折和八折平均计算，每人亦仅三百四十八斤，从这三百四十八斤中还要扣去工业用粮（包括酱油、浆纱等），手工业用粮（如制葡萄糖，酿酒等），出口三十亿斤（华侨要吃的龙口粉丝，绿豆等）。如此，这个三百四十八斤纯粮是紧的，分配不当，很可能一面有浪费，一面叫不足。问题在此。有人说为什么不从外国进口呢？假定我们从苏联进口九十亿粮食，首先要问有没有这许多外汇来支付这项进口货。就是有了，运输力量也远远不够。从国境线算起，从苏联到中国有两条铁路，即每天由满洲里和二连各开出一列车运粮食到北京，要三年八个月才能运完。而从苏联各地集中粮食到满洲里和二连，和由北京分运到内地消费地点，还不算在内。这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九十亿斤粮仅等于全国六亿几千万人每餐少吃一口饭而已。这个数目就足够支援1954年和1956年规模的天灾，这说明了精简节约关系之重大，每人的节约一口饭是看不见的，但是积少成多，全国人民大家节约起来其数就可观了，就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况每人每餐少吃一口饭，于身体健康决不致有什么影响。但节约还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还需要增产。不过增产如何增法，说说是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第一就需要资金，要使农业电气化、机械化，要制造大量化学肥料，这就需要积累。但是积累那里来？我们每年国民收入的79％是吃掉的，只有21％可以积累，1957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在一千亿元以下，21％仅二百亿元，这二百亿元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等等之中；而重工业中又有煤、电、冶金、机械等；轻工业中更说不尽了，有纺纱、织布、丝绸、面粉、榨油、制糖、造纸、食品等等；农业又包括森林、渔业、畜牧、盐业经济作物等等；而运输也不知有多少种，有空运、陆运、水运；再如建筑业也有城市建筑、乡村建筑、工业建筑、桥梁建筑之分。大家都要分一点，二百亿元要这样分，每个单位能分多少，我们国家吃亏的是人口多、消费多、积累少。
我们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崇高的理想是不侵略别人，不剥削别人。第一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剥削弱小民族，第二我们也不能仿效日本拿中国的赔款作工业建设的资本，第三我们也犯不着向美国借款。这三条路我们都不能走也不愿走，我们只有自力更生。但是资金只有二百亿元，这笔钱在反动统治时代都给大官、大商、地主、买办剥夺了，而反动政府要建设只有向外国借钱，美其名叫“利用外资”，实际上反为外资所利用，条件苛，利息高而且要担保，要以关税、盐税作抵押，丧权辱国，民穷财尽。这笔资金现在已从剥削者手中夺回来，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可惜数目太少，因为积累不够快，不够多，所以工业化的进行不能很快。例如三门峡工程需投资一百余亿元，既然建筑了大发电站，就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厂来配合，否则发出的电就没处用了。但建设这些工厂需六百——一千亿元，那里来这么多的资金，我们只有等待，不能一刻就成。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还不免有大的洪水，所以我们在这时期只能利用中小型水库和堤防。这样看来，从前的政府是不做，现在的政府不是不作，而是正在开始（指三门峡）。过去几千年来我国有过这样伟大的工程吗？我说农民的生活会逐步提高，但不能一步登天，农民的子孙一定会过很好的生活。如农民知道了这件事，那里还会有拿起刀枪杀共产党的事出现呢？少数农民虽有吃不饱的忧虑，决不致如葛佩琦、王德周二位先生所讲的会拿刀枪杀共产党人。农民在革命中得到很多好处，如土改的胜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1950年到1956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有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这数字相当于农民在七年中交纳给政府的价值一百六十亿元农业税的35％，此外，国家在七年中借给农民八十亿元低利贷款，使农民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这样看来，虽然少数人吃不饱，也是不会造反的。
在土改时，贫雇农占农民人口60％—70％，现在已经缩小到15％，那些今天还过着贫穷生活的农民比起解放前的贫农来说生活已好得多了，他们不用卖男卖女，不用挨饿受冻，不用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其他如以前种植鸦片的土地，现在也改种粮食和棉花了，盗匪流氓不能横行了，全国平安可以通行无阻了。这在反动统治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里还会有农民造反的事呢！
我在上面已说过这个三百四十八斤纯粮是紧的，如分配不当，很可能一面有浪费，一面叫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怎样去解决？如去年绝大多数合作社的社员口粮都是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的，我认为这种平均主义计口授粮的办法是不合理的。它对巩固合作社与发展生产也是很不利的。平均分配口粮不能适用于社员的年龄不同、劳动力不同的情况下。劳动力很强的社员与初生婴儿同样分配，显然是不合理的，三百四十八斤纯粮对一个年轻少壮的农民当然是不够的。倘如合作社除口粮外还有很多余粮，可以按劳分配的话，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的，但假如合作社没有余粮，或者余粮很少，那么又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只能出高价到市场上甚至到黑市去买些粮食，间或还要以高出牌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向小孩较多的农户去买进粮食，这样使小孩较多的农户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们不甚费力地得到很多粮食，即使工分不足，也能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粮食，因为他们有吃这样多的权利。所以平均计口授粮是不合理的，应代之以以人定量的粮食分配办法，分配多少按年龄而定；年龄不满一岁的小孩分得的粮食，应该比五岁小孩所分得的为少。所以我以为只要改进分粮办法，紧张局势就可解决，可以使绝大多数农民满意。
中国有二句通行的格言，就是：“三兄四弟一条心，门前泥土变黄金”。今天我们也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些格言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站在一条线上，大家每餐少吃一口饭，于己无伤，而于国家则有大利，无论任何巨大洪水，我们都可以战胜，更不致有什么吃不饱的人了。今日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所以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切忌从片面看问题，因为在今日的局势之下，从片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分离与仇视，从全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团结与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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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杀子报”和“马思远”两剧的看法
白云生
戏曲的作用是歌颂善良、勇敢、智慧的人物，讽刺批判奸佞丑恶的人物，叙述故事，抒写情感；不但含有教育意义，而且能表现一个国家的人民思想和文化程度；所以戏曲并非游戏小道。可是旧社会仅仅把它当作开心取乐之用，故轻视演员，称为“戏子”。有些演员也就为满足人们庸俗低级趣味的要求，追求黄色或恐怖的场面；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词句或令人肉麻的表演来博取人们的欣赏，维持自己的生活。
解放以后，演员们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而且不断的出国表演，将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国外，国际上给予很高的估价；这是过去连作梦也想不到的。因此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形态和唱、念、动作的表演艺术，就应当十分仔细研究和逐步提高，才能符合新时代广大群众的需要，加强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不论是演员或观众，经过了八年的学习，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一个演员在舞台表现上，应当走在群众前面，起到教育作用；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从已被提高的地位上降落到自卑自弃的境地。
几年来有一部分文艺界领导同志对古典戏剧的改革有不正确的看法，出了些清规戒律，使许多节目不能上演，或被改得面目全非；对这种作风，党和政府已经进行了批判。现在党号召“百花齐放”，连曾经禁演的节目最近也开禁了；这样的措施是党和政府对于戏曲界的关怀，能在戏曲发展上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们演员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怎样的认识？
各剧种传统剧目都是旧社会的产物，有的难免有些毒素。在历史记载上，明洪武、清乾隆时代，搜集全国剧本，用很大的力量加以修改，使之成为附属于统治阶级的愚民工具，所以我们现在不论在修改剧本或舞台表演上，都必须费相当的力量。例如：“西厢记”是一个很好的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剧本，在旧社会部分演员将红娘这个人物演成极端淫荡，如咬嘴唇、端肩膀、腆腹部、叼手帕，用不正当的眼神望着观众揉裤腰；这样恶劣的表演，对于观众有什么好处呢？最近有些剧团大演“杀子报”，我认为这种戏在内容和表演上都毫无可取之处。我幼年在乡间演唱与梆子腔打对台时，有女演员演这个戏作为号召；在将要杀子时，解开衣襟，露出一只胳膊，胸前露红肚兜和兜练，手执菜刀，口衔甩发；官保藏在其姊身后，姊则跪地哀求；杀子时，用白面做的假肉块扔在台口。这个恐怖的场面，不要说儿童看了害怕，就是成年人也不忍看。这些恶劣的表演一定要删除的。但像“杀子报”这样的戏，如取消了那一套低级庸俗恶劣的表演形象，也就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果说是因剧目不丰富，剧团经济收入方面受影响，可以看魏喜奎的曲剧团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奸杀案，但为什么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呢？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马思远”是北京的实事，在旧社会上演，轰动一时。这个戏也有凶杀的场面：赵玉杀夫时用一把月牙式假菜刀衔在口内，她将刀砍在其夫头上时，喷上满脸红彩，鲜血淋漓，表示刀已陷入头部，儿童看了，唬得哭叫。在表演上赵玉与货郎贾明调情的许多色情场面，肯定是被删除了，可是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时代不同了，观众水平提高了，人们是不会再被那种恶俗的表演所吸引了。
我以做一个现代演员而自豪，我热爱自己的业务，也热爱戏曲工作者，因此将我个人对这两出戏的看法和感想写出来供大家参考。这也算是百家争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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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城市文化馆干部
批评文化部对群众业余文化工作重视不够
本报讯 在文化部召开的城市文化馆工作座谈会上，各省市代表批评文化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门对群众业余文化工作不够重视。他们认为产生这种缺点的主要根源，是文化部门的领导者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代表们批评文化部有“重大轻小”、“重公轻私”、“重专业轻业余”、“重企业轻事业”的观点，忽视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忽视群众业余文化工作。代表们指出不少省市的文化局，很少管群众业余文化工作，更不管文化馆的工作。文化馆工作排不进领导者的工作日程里去。八年以来，文化部只发过一次关于文化馆工作的指示，很少检查工作，也没有召集过一次有关这一工作的专门会议。有些省、市的文化局长或是党委文教部长、宣传部长们认为：文化馆不过是群众玩玩闹闹的地方，能多玩就多玩，能少玩就少玩，因此就不去过问这一工作。代表们指出：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不认识文化馆工作在活跃群众文化工作，满足群众文化生活上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人民群众迫切的文化生活要求，就不够关心。上海市一个区的一个文化馆，平均每天有一万人次参加活动。这超过任何的剧院和影院的活动量。星期天还有不少人在馆外排队等候活动。这样的事实，也并未能说服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者，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代表们提到文化馆在活动上、设备条件上存在着很多困难。许多文化馆还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有的是设在破房烂庙里，有的文化馆工作人员甚至连住所都没有；有的地方甚至随便占用文化馆址。许多文化馆缺乏必要的设备和经费。
关于文化馆干部的使用、培养、政治和生活待遇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乱拉文化馆工作人员的现象比较普遍，也很严重。河南、河北两省，对一千多个文化馆工作人员，普遍进行过一次训练，但至今留在文化馆工作岗位上的不过是数百人，其余都被调作其他工作了。有人把文化馆形容成为干部招待所、疗养院。有些地方把神经病患者，病老残弱者，甚至干部的年老家属都安插到文化馆去，认为“不过是守守馆发发牌子”的工作。文化馆工作人员中有一些是高等院校毕业的，有些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也不被看作高级知识分子。有些人原是学校中的优秀教师，被调来文化馆后待遇反不及一个一般教师。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很少能参加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的各种会议。这些都使文化馆工作人员思想上产生苦闷，使许多人不安心工作。这些也由于领导上重视不够没有得到解决。
代表们的发言表明：对文化馆工作重视不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上到下，从机关到社会，都不重视这工作。有的代表指出，文化部领导上对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贯彻得是不够全面的。文化部门的领导者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过调查，不懂得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和要求。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代表们的这些批评，引起了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重视。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先后专门邀集代表们座谈，听取批评。并向代表们解答了一些问题，对今后工作有所指示。
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在最后一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发言中肯定了城市文化馆工作的成绩，并检查了文化部领导上对文化馆工作重视不足的缺点。明确了群众业余文化工作的根本方针，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依靠社会力量办事，国家进行指导、鼓励和扶植。目前文化馆工作条件确有困难，应在今后逐步加以改善。他勉励大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馆的光荣传统，并与各个群众团体密切联系，相互协作，进一步做好群众业余文化工作。
这个座谈会，从5月27日起到6月13日止，共开了十八天，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共63人。会上代表们还交流了经验，讨论和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建议，文化部准备进行研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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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
——我的一个紧急的呼吁！
郑振铎
我们现在是处在承前启后的一个大时代，老祖宗（也就是历代的勤劳智慧的劳动者）留传下来的许多绝技、绝活，眼看就要随着少数老年的技术专家们的衰老死亡，而“人亡技绝”了。我们得赶快抢救那些精工的、有用的、有益的技术。今天如果不做这种抢救工作，后悔将莫及！我们有许多重要的工艺美术品，都称得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财产，而且也是世界人类的可骄傲的晶莹的珠玉。像“缂丝”这个至精最美的丝织品，从宋朝朱克柔以来就是一种最高级的精工绝伦的工艺美术作品。用各种颜色的经纬线，细心地编织出一幅维妙维肖的图画，是需要工作者数月乃至半载、一载的辛勤苦作的。那幅紫色地子的“野凫春泛图”，处处都取来作为“插图”或锦图的，谁知道乃是七八百年前的宋代“缂丝家”的创作呢？今天我在苏州的一个作场里见到“缂丝”已经复活了，且已有了继承人，心里十分高兴。可是总觉得重视不够。七十多岁老技师还一天八小时（甚至十小时）地坐在小织机上辛苦地穿丝引线，实在太不合理了。应该怎样把精力用在更有效的“指导”后进的方面呢？在同一作场里，还有刺绣部门，问题也极多，从选料到选题都需要专家们的仔细研究和参加解决。“宋锦”、“南京缎”、“漳绒”等等工艺美术品，同样地需要有人关心。贸易部门只求生产出好东西来，却没有一个负责部门关心于指导生产和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和改进生产。
中国的“墨”是国际上签字必须应用的东西，它永远不会褪色，也是国内国外艺术家们的必需的日常用品。但好像长久不曾生产过好“墨”了。我们的藏墨有限，而海外的需要无穷。收集旧墨输出，绝对不是办法。我们要造好的新墨，以供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造墨的老技师，还有若干存在着。必须有一大批的人把这技术传授下来。
还有手工造纸，从各种的连史纸、毛边纸、宣纸到六吉棉连纸、罗纹纸、河南棉纸等等，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其特产的纸张。其原料是就地取材的，其技术是世代相传的。不仅“宣纸”成为化学工业的重要物资（最好的过滤纸之一），其他种种纸，也各有其用处。清初留下来的金丝罗纹纸，那样地细腻，那样地可爱的蜜黄色，简直见之便令人心醉。几年来为了要影印些古本戏剧作品，曾委托商务印书馆购致了若干件连史纸。到了去年，不知何故，福建地区的连史纸，简直是姗姗其来迟。因之耽误了出版期至半年之久。今年，据说，完全得不到连史纸了。其原因不知何在。总之仿佛是当地不肯制造了（或者制造了另有用处）。听说，“杭连”有恢复生产的消息。我们连忙去打听，却扑了一场空。为什么不重视土纸或手工纸的生产呢？谁要负这个责任呢？有的合作社不让农民们从事这个副业，是其原因之一（据说有一个合作社的负责人说，谁要生产“纸”就让他吃纸好了）。但更重要的是，农民从事这项副业，无利可图，甚至有时还要亏本。像机制报纸的价格，在1934年，每令为四元两角五分，1955年每令为二十二元六角八分，涨了四倍以上。但手工业连史纸，在1934年每令为九元五角（手工毛边纸为八元），到了1955年，每令价格反而跌到八元七角（毛边纸每令也只有十一元八角八分）。有谁能够把这项手工业抢救一下，扶植一把呢？这些手工纸，用处极大。不仅印刷古书有用，对于艺术创作家们，也有用处。国画家如果得不到好纸，即使有天大的创作本领，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像木刻家，如果用中国纸印刷其木刻画，是会显出其异样精采来的。必须用六吉棉纸来拓铜器花纹和甲骨文的，如今没有了六吉棉纸，连带的也便把拓铜器等等的绝活消灭了。河南棉纸不生产了，那末少量的装裱古书的中缝的用纸，也就绝了种。我们的商业部号召恢复全国的名酒的所有品种。我今天在这里，也呼吁要恢复全国各地手工造纸的各式各样的品种的生产！
说起装裱古书来，更令人十分痛心。中国的古书流传于世的并不太多，而经过种种言之不尽的灾殃（包括私运出国和造还魂纸在内），今天保存下来的为数实在有限。有半数以上的古书，不是虫蚀鼠啮，伤痕累累，就是纸张脆碎和中缝裂开，几有一触手就会粉碎之感。但经过了好手装裱之后，便能整旧如新，焕然可以翻读了。这不是重赋千百年的古书以新的生命么？像这样的技术工人，如今已不多了。不知何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仅存的若干技术工人，都被赶回乡去从事生产了。去年回到北京城一批，因为古书买卖兴旺，迫切的需要他们来装订。今年却又被送回家乡去。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有半数以上的古书（即有十万册以上）需要重装，才能供读者们阅读。但几年来装订工人的问题始终没法解决。一部“赵城藏”，被水沾湿得成了饼块，却只有一位工人在做修复工作。有一位热心家叫道：“人民解放军用鲜血来保护的‘赵城藏’，就这样看它霉烂下去么？”这一声棒喝，方才惊醒了负责的人。听说已经设法增加装订工的人数了。但别的地方的古书呢？是否仍听之霉烂呢？北京古旧书店，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卖给你的书，如有破损或缺页，他们会设法替你修补好，或钞配好。这个好传统似乎应该保存下来。但装订的工人们在哪里呢？还有几十个人在乡下，大多数是年已六十或七十，在农业合作社里做不动什么工作，只是成为“五保”的对象。为什么不请他们到北京城来，做他们的专长的绝活，而且可以多带些徒弟，不使这行绝活在我们这一代绝了种呢？这是两利的事，应该有人负起责任来管管方好。
这些绝技、绝活，说起来是太多了，一时言之不尽。如果包括从事雕漆活，刻象牙，做景泰蓝，以至做檀香扇子，画宫灯的专家们在内，人数虽不太多，而部门实在广泛。文化部、商业部、轻工业部和手工业管理局、全国土产供销合作社等等是否可以花些时间来积极地考虑这些问题呢？不要彼推此诿，再那末“老爷”作风下去了。一切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绝技、绝活，我们都必须继承下去。不仅继承之，而且还要发扬光大之。处在承前启后的大时代，继往开来，责无旁贷。决不让一样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工艺美术品或任何绝技、绝活在我们这一代绝了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