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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激起了千万读者的愤怒
各地报纸刊登葛佩琦、储安平、章乃器和杨玉清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后，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市民纷纷给本报来信，痛斥这些言论。10日到14日五天内，本报收到了三千五百六十六件来信，其中有个人写的，也有几个人或集体签名的。
一边看孩子一边写不会写的托人代笔
这些来信有的是在国境边上写的，有的是在炽热炼钢炉边写的，有的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写的，有的是在绿色的田野写的，有的是在科学实验室中写的，有的是在学校课室中写的，有的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写的，也有的是一边照料孩子一边执笔写的。写这些信的人并不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目不识丁或识字不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不会写信或者写不成一封信，但是在看到和听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制度的言论后，心情激动得不能不请人代笔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在北京西郊第二疗养院疗养的肺结核病患者、手工业工人侯家山，请侯俊霞代笔。河北复员军人陈德?因为识字很少，写了五次才写成一封三百多字的信。他在信上说：“我有多少要说的话呀，就是说不出来，写不出来。”因此，他只得在信上重复地说：“我有一双雪亮的眼睛，有一颗保卫党、保卫祖国的决心。”住在北京的工人、学生，为了让报社早一天接到他们的信，亲自把信送到报社来。北京外交学院三年级二班全体学生的信，是派专人送来的，并且要求本报刊登他们的信；不能全文刊登，摘登一段或几句话都可以，让全国人民知道，学生是坚决地和工人、农民及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这些来信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但是心是一颗，坚决反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杨增占信中写道：
实行统购统销以来榆林没饿死一个人
对葛佩琦的“统购统销搞糟了”的错误言论，许多来信用生动具体的材料证明：从全面来看，这个工作不是糟而是好的。粮食工作者郑时藩来信说：去年全国有上千万的灾民，要不实行统购统销，要不全国统一调度粮食，这么多灾民吃什么？只好活活的饿死。家在陕北榆林的北京农业部干部学校学生杨增占来信说：“解放后，陕北虽然连年遭受灾荒，如1951年的旱灾，1954年的水灾，1955年又是旱灾，但榆林全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我亲耳听到许多农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说：如果政府不实行统购统销和社会救济，一定像过去一样的要饿死不少人。”河北顺义县茹萍来信说：去年河北受了水灾，打的粮食不够本省吃，国家就从四川、湖南等许多省运来粮食，花的运费不少，卖给人民时仍是玉米每斤八分，大米每斤一角五分。这就因为实行了统购统销。
林区工人信中写道：
过去睡在树枝上现在搬进好房子
许多读者用几年来家庭的变化的情形，证明：“生活水平提高的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制服的党员干部”的说法是错误的。北京东四区街道妇女的来信中说：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这是有意煽动人民离开共产党。她们在来信中说：“职员家属李端荣指着自己的十多个月又白又胖的孩子说：过去，像我们这样家的孩子，那能吃得上鱼肝油、水果。要是这孩子会说话，一定也要质问葛佩琦代表谁说话。”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工作的张树春、于志成的来信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请看看
林区工人生活的变化情形：
过去林区工人吃的菜是无腿大虾米（黄豆芽）和一锅水放二个萝
卜的汤，饭是飞机牌的大楂子（苞米一磨两半啦），而且不能吃饱；穿的是更生布破衣裳，住的是落天的马架房，睡觉时，下面铺着松树枝，上边盖着破麻袋，一句话，工人的生活真如牛马。现在住的是温暖的宿舍，特别是有了家属宿舍。吃的是粗粮和细粮，穿的是洋布衣服。此外，国家设立了洗澡塘、理发室、保健站、洗衣坊和拨出一批生活补助金。王永福无钱给老人治病，就得到了国家的补助金。家在山西的赵福生来信说：过去我家同堂三代拚死拚活的作活，年老的爷爷累的吐了血，年小的我也累坏了身体，可是还得靠糠皮、野菜过日子。母亲病死，两个弟弟饿死，最后，父亲不得不把姐姐和我送到外国人所办的孤儿院，过那奴隶般的生活。解放后，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们，并给我们学习机会。现在，我在农学院学习。许多来信也承认少数灾区人民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但这是因为遭受了灾害；如果同过去的灾害年来比较，生活也比前好得多。
姚功效信中写道：
无数可敬的共产党员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许多读者对葛佩琦的“肃反搞糟了”作了批判。对王德周的“共产党员无恶不作”，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谬论作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些人的目的是企图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复员回家的军人姚功效来信说，他要替共产党员说话。他列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无数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甚至为祖国、为人民英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事迹。他说：在解放战争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祖国的各个边防、海防前线对敌斗争中，有千千万万的战士们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他们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吃着炒面和雪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安静地过着幸福生活。现在又有着千千万万的战士们远离了家乡、亲人，在祖国的边境上日日夜夜忠心耿耿地守卫着祖国的大门。这些为广大人民爱戴的无名英雄中有无数的共产党员，他们总是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的。
上海县荷溪中心学校陈纪官来信说：如果“党天下”指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这有什么不好呢？好的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工作的蒙古族茂敖海、回族王克、张英达、勉维霖、白洁，僮族黄建东、臧冬、林敏淑，朝鲜族白云昌、朴胜一，高山族田富达，乌兹别克族卡米里江，纳西族李淇在来信中说：“你们（葛佩琦等）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翻了身的全国各民族人民是绝不允许的。”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余瑞璜来信说：为了用具体行动进一步拥护党的事业，我要把一切献给党，我要向党组织申请入党。山东大学历史系一年级肖玲来信说出了大家想说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万岁，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反革命分子的悲哀。
金鸿志信中写道：
写匿名信恐吓威胁是对全国人民挑衅
7日报上刊登了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接到匿名恐吓信的消息以后，读者来信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痛斥这种写匿名恐吓信勾当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工作人员金鸿志来信说：“从用匿名信恫吓的手法和匿名信的内容来看，这不像来自人民内部，丝毫找不到团结——批评——团结的气氛。凡是嗅觉正常的人，不难识别出这是一种什么味道。这不仅是对卢郁文、李仲公两个人的威胁、恫吓，而是对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政权的人民的挑衅。”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周简段、临风的来信中说：“给卢郁文先生写恐吓信的人采取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老手段。其行为之卑鄙可耻，其言论之恶毒可恨，真是无耻之尤。”
许多读者对章乃器、杨玉清、陈新桂等的言论，也都进行了批驳。
许多读者来信表示并不否认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对这些缺点和错误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分别。新疆石油公司张汉英来信说：三大主义是存在的，但是这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不能说成是整个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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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高崇民
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这是一个严重现象，必须十分警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整风，尤其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主要是为彻底消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便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无疑问地，某些共产党员，近年来是感染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坏东西，表现在某些党员和某些组织上，有严重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和缺乏吃苦在先的现象。共产党万不能容许这些坏作风、坏现象存在下去，所以要整风除“三害”，以扫除不利于团结全国人民的任何障碍，而达到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我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故必须采取诚心诚意的态度。切不要因为我们可以给党提意见了，就自以为比共产党高明，甚至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有如极少数右派分子那样，对党进行恶劣的攻击。其实，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很多非党人士，距离一个好党员的标准，都差得很远。现在国内外都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正确、光荣的党，可见党是没有病的，至于有错误有缺点，那只是某些党组和某些党员而已，并不是整个党有了什么毛病，关于这一点必须认清楚。故帮助党整风，应有坚决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这样，一方面是帮助了党，一方面也提高了自己，即当我们帮助党克服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时候，也使自己提高到没有或者少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才能够真正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否则，就不能达到帮助党和提高自己的目的，也就不能共同负责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就最近一个阶段的“鸣”“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诚心诚意地向犯有错误的党组织和党员们提出批评，实事求是地指出错误或缺点的所在。这部分人中有的虽说的尖锐一些，但毕竟是本着爱护党，出于“治病救人”的动机。我想领导党一定能认真地接受这些意见，进行自我批判，坚决地改正错误和缺点。有一部分人虽不反对党的领导，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看问题有些片面，因此在所提批评意见当中，或多或少有些夸大，然而仍有一些是事实，说得对的。我想领导党也一定会批判地接受他们说得对的一部分。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鸣”“放”中显然是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我们要十分警惕。这少数右派分子，一直是野心勃勃的，不情愿自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并且妒嫉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领导作用，所以他们平日是面从心违，遇机则兴风作浪，至于储安平、陈新桂、葛佩琦等辈，只不过是右派分子中的小打手而已。很明显，右派分子的阴谋就是要把我们国家拉到殖民地的道路上，使我们全国人民再陷入黑暗的深渊里。殊不知，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也决不会让这些极少数的野心家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潮流、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非任何人主观和好恶所能阻止的事情。既然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决非任何人主观和好恶所能阻止的事情，那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又有何不光荣的呢？“螳螂挡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两句中国的俗语，恰恰写照了现在少数右派分子的心理。他们完全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既不看当前的事实，也不看历史上的事实。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深刻地告诉了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能救中国的。
至于专政问题，自从有国家以来，都是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实行专政，但不论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或者封建主对农奴的专政以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广大人民对少数反动派的专政。前一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巩固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它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置于饥寒交迫和灾难的境地，所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政无不归于失败。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压迫制度，是要发展生产，建设人类最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任务在世界上完成时，无产阶级的专政及其政党亦即随之消灭。所以无产阶级一旦专政，就决不会失败的，一则它拥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则它有着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在宪法内都有明文规定，而右派分子却极尽歪曲之能事，来诬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并打击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他们说现在是“党天下”，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说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他们明明已经参与国策的制定，却说没有参与并提出要成立另一种政治机构的主张，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是为了什么呢？因此，少数右派分子的言论，从思想来说是属于反动，从法律观点来说是属于违背宪法。
时至今日，他们还持反动思想，原因是过去参加过民主革命，自以为功劳不次于共产党，又自负他们是有潜力的，所以八年来，对于领导党一直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在桌面上则举手赞成，背地里却进行诽谤。殊不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过去之参加革命，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和竭力支持的结果，否则民主党派不会有今天。明白这一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所谓潜力，走向光明的前途。不能再作走回头路的企图了。当年革命的民主人士和进步的青年，牺牲在反动派时期诚然不在少数，如果他们“九泉”有知，对于今天还在想走回头路的右派分子，能不痛心吗？我认为右派分子应在此次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彻底把有害而无益的思想清洗出去，然后把自己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为是。
在这一阶段初期的“鸣”“放”，似乎只许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界对领导党提批评意见，不许有反批评的意见，否则就认为是“阻塞言路”，“影响大鸣大放”，这种片面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因为只许一家或几家“鸣”“放”，而不许大家都“鸣”都“放”，这叫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呢？同时，我们的“鸣”“放”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真理，如果不“争鸣”不“齐放”的话，那真理又怎能愈辩愈明而得到呢？所以有批评，也应有正确的反批评，这完全是正常合理的，绝不是什么“收”，更不是所谓“围剿”。如果人们对于反动的言论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那就会使是非不明，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任何党组织和党员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的。因为“争鸣”“齐放”乃是领导党的长期的方针，决不是一时的手段，所以怕报复等顾虑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在“鸣”“放”的时候，必须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诚意，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批评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以达到党整风和我们帮助党整风的目的。我们“鸣”“放”总该有个正确的目标吧，不能空鸣空放或者乱鸣乱放，甚至歪曲事实，怀着阴谋地恶鸣恶放，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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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容许右派野心分子破坏社会主义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马叙伦
我们帮助党整风，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右派野心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混水摸鱼，偷运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妄图制造混乱，模糊人们的认识，以达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种勾当根本与严肃地帮助党整风的目的背道而驰，完全违反全国人民的利益，决非全国人民所能容忍。
尤其是身任民盟领导的章伯钧、罗隆基等，竟然散布极端错误的言论，在人民群众和民盟中间造成混乱的、不良的影响，我作为民盟盟员和副主席之一，更不能不表示愤慨。我同意许多民盟同志的意见，章伯钧、罗隆基等应该对当前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明确表明态度和立场，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言行作彻底的交代。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恶毒反党的谬论，罗隆基是事先看过的；储安平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而章伯钧又是光明日报的社长，这中间千丝万缕的瓜葛，暗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背景，我们有理由要求弄个水落石出。否则，表面上说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反对社会主义；口头上说拥护共产党，背地里却破坏共产党的领导；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阳的一套，阴的一套，这样何以取信于人民？何以维护民盟领导的威信？社会主义是我们全国人民和子孙万代幸福所系的大事业，是我们千千万万先进的仁人志士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我们决不容许任何右派野心分子加以损害和破坏。因之，我们一定要同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划清界限。在当前严肃的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我们坚决要求明辨是非，分清立场，决不容许有丝毫含糊。任何避重就轻，阴阳两面的遁辞和手法决不能逃过人民的眼睛。我衰病经年，很少过问民盟的事情。但我爱民盟，我尤爱社会主义，我不能不言，希望民盟同志们指教。 （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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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风使党和群众的团结更巩固了
首都高等学校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党委的初步检查
新华社14日讯 首都六个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对各该校党委负责人的初步检查报告普遍感到满意。他们表示要划清思想界限，继续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把整风运动搞好。
中国协和医学院许多教授和医生对这个学院党委书记张之强的检查报告的初步反映是，虚心诚恳，实事求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林巧稚教授认为这次初步检讨是很好的，她说，当然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反复研究、讨论才能够解决。周华康教授说：我们学院的党组织对领导医疗教学机构缺乏经验，加上某些领导干部本身的缺点，使工作出了一些问题。这是客观存在。但是有些人批评不实事求是，把缺点夸大，全盘否定过去的工作，这也是不好的。他希望今后无论是提意见的或是接受批评的人，态度都要诚恳一些，不尊重事实的批评和检讨都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周华康最后说：我们这个学院的问题还很多，如方针任务不明确、综合性与对外协作的关系以及各类人员的适当安排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解决。
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副主任董树屏教授、机械制造系主任李酉山教授都同意蒋南翔检查报告中关于学校教学方面缺点的估计和分析。董树屏教授说，这表现了学校党委是诚恳地接受了各方面揭发的问题的，是有决心有信心改正工作中缺点的。李酉山教授说，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还是收获多于缺点，在整风中虽然可以不说优点，但是不能把缺点夸大了，因而否定了教学改革。不然就变成以修正主义来代替教条主义了。董树屏教授特别对蒋南翔报告中关于今后如何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部分感到满意。他说，整风主要是为了揭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批判教条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而不是要走修正主义道路。学校党委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要紧，党委及时作这样的思想领导，就可以使整风运动更健康地发展。李酉山教授还谈到了报上反驳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问题。他说，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驳是必要的，这样就能使整风中所揭发的工作缺点更明确，更透彻，能够恰如其分，使党对这些缺点能够对症下药。如果不批驳的话，就会使工作中的真正缺点和反社会主义言论混淆起来。
北京铁道学院师生今天按系、班和教研室分别举行座谈会，座谈昨天学院党委书记王孝慈的报告，大部分人对党委的报告表示满意，认为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处理问题很公正，尤其是党员干部要退还一部分福利费和取消以前领到的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优先证，更受到非党人士的称赞。六十四岁的老教授、民盟盟员汪禧诚说，听了党委的报告，令人心服，领导上勇于承认缺点，更提高了党的威信。教师马毓珣对另一个党员教师说，党委在这一阶段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现在看起来才知道是对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有的教授认为前一段时期大放大鸣，提出许多善意的批评，但也露出少数错误的论调，他希望进一步大鸣大争，从争论中明辨是非。这个学院的民盟支部也在今天举行了支部大会，盟员教师热烈发言驳斥章伯钧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要划清思想界限，更诚恳地帮助共产党整风。运输系机车车辆教研组主任、民盟盟员钮泽全说，这次党委书记王孝慈的报告得到群众热烈的掌声，是一、二年所没有的，增强了党的威信。
农业机械化学院机械系陈伯川教授说：我非常满意孙景鲁同志的检讨报告，虽然这个报告还不太详细，但是它表示了领导整风的决心。作教学研究工作的朱馨远说：这次报告消除了我对党委不少的误会，原来我以为党委怕疼，对改正缺点没有决心，听了报告以后，我认为党委的态度很诚恳，决心很大；最明显的是七个党委委员自动降了薪。
北京石油学院非党教授和职工听了党委关于整风的检查报告以后，普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表明了党组织整风的决心。副教务长吴迟认为，党委书记的检讨表现了边整边改的精神，他对今后整风的作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有些像学校体制等原则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应该在整风中组织专题研究。今后不要只是非党人士单方面鸣放，党员和领导干部也要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才能达到真正的“争鸣”。
吴迟还提到最近学校领导对下学年教学准备工作注意得不够的问题，他希望学校领导今后要真正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作过十八年教务工作的教务科副科长王裴庆说，党委的这次检查报告证明了党组织能够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他说，这不仅是由于合理地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非常诚恳、虚心。这样，整风中虽然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可是群众和党是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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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
陕西师范学院讲师 王尊一
现在党英明地号召我们，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但是我们不难知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是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过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他个甚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样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厉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以告召虎，曰：“吾能弭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厉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厉王奔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嬴秦的统治思想言论，不只对当时的思想言论，并且对历史上的东西，只要是不符合其专制口味的，都加以严厉的取缔。实行“焚书坑儒”，甚至“偶语者弃市”，“谈论诗书者斩首”，“是古非今者灭族”。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的自由，而遭到惨败的事例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呼吁：一、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以真实的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原载于6月12日陕西日报，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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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董时光认为大多数群众都是没有头脑的应声虫
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在该院教师座谈会上说：群众有三种，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最多，没有头脑，不能独立思考，只是跟着领导屁股后喊口号，不折不扣地作领导上的应声虫。第二种是极少数，他们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他们对领导什么肉麻的奉承话都说得出来。领导们也专门喜欢听这种人的话，往往诬良为奸，在每次运动中造成无数冤狱。第三种人是有良心有正义感，却不敢站起来说话。（摘自5月29日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