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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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右派的斗争
  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觉悟
  九三学社座谈会的政治空气显著转变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昨天下午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继续讨论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的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不少发言的人对自己前几天没有认识这些谬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作了自我批评,一致表示要提高政治嗅觉,明辨大的是非,向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斗争,更好地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会上还有人要求召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储安平的问题。主持会议的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表示接受这一建议。茅以升说非常拥护报上对储安平的批评
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在发言中表示:对这几天报上严厉批评储安平的谬论,非常拥护。他说,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发言,不但有稿子,还有标题。他把稿子分发给新闻记者时,还说稿子内容不能改,而且标题也不能改。据说事前他曾把这稿子给一位民盟领导人看过,但我们九三的领导同志们却无人知道。他这样作的用意何在不难揣测,至少可说明一点,就是他并未把我们看做同志。因此,我们和他划清界限,他也许不致反对吧!
许多人在发言中,都谈到目前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王钧衡认为:民主党派目前要在三方面起作用。即:坚决地站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战斗;消除一切顾虑,从团结出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继续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在整风中教育自己,改造自己。
候补中央委员李孝芳说:翦伯赞先生说:右派分子写发言稿,有巧妙的办法,像我们学校里写教学大纲一样,你写一章,我写一章。中央委员王之相同意这一比喻,他还说:他们是异曲同工,有共同立场,目的是取消党的领导。
  李祖荫说章伯钧的检讨空空洞洞毫无内容涂长望指出右派有理论有纲领有策略
北京分社委员李祖荫在发言中对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章伯钧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的检讨表示不满。他说:章伯钧的检讨我看空空洞洞,毫无内容。他还说:章伯钧不满现状,企图混水摸鱼,捞一把,进一步抓更多的领导权,农工民主党有人说章伯钧野心勃勃,这值得注意。
中央常务委员涂长望发言中说:我们上次中常会扩大会上,批评储安平谬论的只有三个人,而同情储安平谬论的就有五个,这说明我们在政治上有伤风现象,嗅觉不灵了。接着,他指出,应该把最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联系起来看,这样,就可以发现,右派分子有“理论”,有“政治策略”,还有“政治纲领”,正在实行三部大合唱。他说: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陈新桂就是他们的理论家,他们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企图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政治策略就是:只准讲坏话,不准讲好话;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并且采取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手法。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要共产党“下台”,要另外成立政治上的设计院,每个民主党派包干若干个县,要各个民主党派发展一千万党员,要设立上、下议院。涂长望认为,要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这些谬论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很容易发生迷惑的作用,因此,必须坚决批判这种谬论。
北京市分社常务委员恽震提出,储安平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他说我们不愿意要这样的副部长,要求九三学社对这问题加以处理。恽震还气愤地说,储安平太没有纪律,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九三学社两次开会通知他他都不来,也不向组织表示改悔。
这一意见还得到一些人的赞同。
袁翰青报告他和储安平的谈话,储认为自己的错误在于不知道知无不言还有个界限
常务委员袁翰青发言中,尖锐地揭露了储安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事实,他说:6月9日我去找他,问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以前,为什么没有同九三学社的人商量,并且批评他说的“党天下”是错误的。他说:“错误的问题以后再谈”,对为什么不和九三学社的人商量的问题,他说是“没时间”。他还说:准备检讨。我问他:如何检讨。他说:“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我当时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袁翰青说:几天以来,一直感到他的错误严重,看到史良的发言,感到更加严重。储安平同九三比同民盟的关系深,他是九三的中央委员,又是宣传部副部长,但他没有找九三的人商量,却找了九三以外的另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商量。他在配合人家讲话。究竟为什么要和这个人商量?他的政治企图是什么?他要求九三学社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要储安平交代。
徐诵明在发言中,除批判了储安平的发言表示要与他划清界限以外,说到个别党员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要当作是党的过失,党与个别党员不要混淆起来,同时他还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做得不好。卫生部领导同志多半不懂业务,又不走群众路线,这是工作做不好的根源所在。政治第一,技术第二,技术应当服从政治目的,这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不要技术。卫生部忽视技术的结果已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比如卫生部曾颁发了一个放宽人工流产条件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很多妇女要求人工流产,弄得各地医院混乱得很。为什么不和专家先商量一下再颁发呢?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医药卫生界同志应当帮助卫生部改正这个毛病。
在会上发言的涂长望、裴文中、袁翰青、叶恭绍、董渭川、陈明绍等大多数人都检查了自己政治嗅觉不灵敏的问题。为什么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反动言论这样嗅觉不灵呢?董渭川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给高级知识分子的毒害。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发言中指出:“这几天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有所揭发,但这股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未得到彻底纠正”;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许德珩还表示接受一些发言人的建议,将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对储安平的处理问题。
(发言全文另外刊出)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九三社员邹秉文、程希孟,中央常务委员严济慈,中央委员张席禔,中央常务委员薛愚、劳君展,北京市分社委员过祖源、鲁德馨、张楚宝、韩寿堂,中央委员乔启明。中央常务委员黎锦熙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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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顾执中对于当前思想批判有这种意见:
如果反对那些“好心说坏话”的人,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在政治上最最危险。
顾执中没有出席昨天的座谈会。他在书面发言中,针对最近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不要把好心说坏话的人,牵涉到坏心说坏话的人里面去”。他认为单凭主观来决定人的好坏,是危险的。依照他的分析,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分四种,即(1)好心说好话,(2)好心说坏话,(3)坏心说好话,(4)坏心说坏话。在这四种人中,他着重描绘了好心说坏话的人的情况。他说:过去,这种人为了爱说话,爱提意见,不免在不同的场合中,遭受到宗派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打击,排挤,暗害与不重视。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
他说:当我们跟第四种即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意牵涉在内。这样做,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而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
在顾执中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原是非常好的,可是“到今天已呈现出微微的摇动”。他认为需要“赶快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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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德珩说:
  毒草就要拔掉,不问地位如何
上星期六本社举行座谈会,我曾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不要迷失了政治方向,因为这次党的整风是我们大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大的事件,也是一场极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一星期以来,社会各方面对“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谬论,虽然进一步的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也有所揭发(如今天各报登载民盟副主席史良的发言),但是这一股右派的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在我们九三学社来说,尤其是储安平的发言,上次座谈会中,大家虽然有所批评,但还没有指出要害(章伯钧先生说,有人说储的发言是打中了要害),今天大家的发言对储安平荒谬的言论作了批评。我们要和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论划清界限,并认为:储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他所说的“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党与非党矛盾最终所在,”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大和尚小和尚”之说更是不严肃的。同志们今天对这些谬论,能够本着爱护国家、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精神,进一步地提出正确的批评,驳斥谬论纠正歪风,是很好的。
大家知道,离开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不可想像的,同时,离开社会主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在座的只要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为过去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寻求过出路的人都是会深切感到的。昨天(6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程潜先生在民革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会,觉得自己的群众蛮多,但是一出了会场,下工厂、去农村,就知道自己代表的范围究属有限,一个代表有限范围群众的政党要把全部国家事务领导起来,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打麻将可以四人轮流做庄,政治领导断然不能如此。假若让我们登台,我们有没有本事发动群众来搞土改,搞三反、五反,搞抗美援朝,搞农业合作化,搞工业建设肯定是不行的。……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最高的利益,各民主党派只代表一部分人民的利益,谁大谁小?谁领导谁?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什么主观意愿决定得了的。叫嚷取消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叫喊共产党人‘下轿’,要杀共产党人,趁整风之际要把共产党挤下台去,这都是主观的幻想,在客观实际面前,要碰得鼻青脸肿的。我完全同意程潜先生这些爱护国家爱护民主党派的意见,我想我们民主党派的同志,尤其是九三学社的同志们是完全拥护的。
有很少数的人认为在这样大放大鸣期间,来展开对谬论的批评是否阻碍了大鸣大放?我说是不会的,并且在鸣放过程中来进行批评也是应当的。整风是为着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整风提意见,却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危害国家的谬论,这种谬论不驳斥行吗?不驳斥谬论,善意的批评就要被混淆起来,善意的批评就不能生长。这也就说明驳斥谬论不是“收”,而是要更好地“放”,健康地“放”。
有人又以为这次是共产党整风,如何整到民主党派头上来了?整风发言之中有危害国家制度的就是毒草,毒草就要拔掉,不问它的地位如何,共产党人犯了错误要受批评,要受处罚,民主党派人士可以例外吗?
这次整风运动,给我们的政治教育不少。希望大家投入这一运动,提高政治觉悟,好好地“鸣”,好好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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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正确的批评 批判反动的言论
  首都高等学校整风运动进入新阶段
  又有十一个院校党委负责同志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检查报告
本报特约新华社14日讯 首都今天又有十一个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人分别在各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就整风问题作了初步的检查报告。
在今天的报告会上,各校的党委负责人都就学校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检查。他们在向真诚帮助党整风的党外人士致谢时,曾提到有些人的批评虽然不够全面,但他们的批评完全出自善良的愿望,因此也向他们表示谢意。同时,他们在报告中也指出,一部分右派分子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大家在“齐放”“争鸣”中应揭发和批判这些反动言论,明辨是非,这样才能帮助党搞好整风。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何锡麟说:我们的领导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是有很多缺点的。我们对学校的中心工作如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师资培养提高工作等问题注意不够。学校的领导上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党的领导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党内民主生活不够健全。廖泰初先生说,“师大有四难:即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和办事难。”说明我们亟需加强和群众的联系,更多地直接和老教师直接接触、谈心。
何锡麟还检查了思想工作上犯有教条主义、不从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缺点。他说:比如实习问题,多数系主任主张实习一次,可是我未很好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仍坚持实习二次。在提升讲师的问题上,有冒进思想,在严格掌握德才兼备、政治与业务并重的原则上有某些缺点。在去年评薪评级工作中,广泛深入征求群众意见不够,未能确切地了解教师业务工作的情况,其中有极少数的党员教师的级别订得偏高。
何锡麟说:我们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不够尊重,在某些方面党群关系不够正常。朱庆永先生说只有在大报告上才看到我,邰爽秋先生说党群之间有“四道墙”“四层板”,这说明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是严重的。
何锡麟接着报告了学校边整边改的情况。他说在助教提升讲师的工作中是有一定缺点的,现在已有一些党员主动申请下降,党委会准备将其中四人的学衔问题提交系和校行政讨论决定。在工资问题上,有的党员评高了的,现在根据他们本人的申请,党委要建议学校行政上把他们降下一级来。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去年领的福利费不合理,党委已同意他们退还,宿舍分配不合理问题已组成五人小组研究。
何锡麟最后说:在整风中,绝大部分的批评和意见都是好的,我们要认真地接受和研究,并切实改正。有些意见尽管片面偏激,但出于热情帮助党整风,我们也是欢迎的。但也有极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动的,离开了帮助党整风的轨道,如“党天下”、“家天下”等等说法,在葛佩琦、储安平等发言前,学校就有人这样讲了。这种言论无疑地是在向党进攻。他说:现在不存在是否准许这些言论鸣放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争鸣”“齐放”,辨明是非。
中共北京政法学院委员会书记刘镜西说,整风开始以来,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党的整风都有很大帮助。例如副教务长雷洁琼提出:学校有些问题和她商量不够,她提出的有些意见不见下文,党员负责干部过去有时候态度很粗暴。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还有许多师生员工对党群关系、学校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的情况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是很好的,应该诚恳地接受这些意见并加以改进。
刘镜西说,在大家提出的许多意见中,一部分比较容易解决的正着手解决,有的已经解决了,如党委副书记郭迪等的补助费已声明退还;一部分问题必须经过系统研究才能解决;有些需要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才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属于过去对于情况交代不够的,需要把情况向大家加以说明。他说,这些问题,属于党内的问题由党内来研究,行政上的问题建议由学校行政上来研究处理。
刘镜西代表党委会对大家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表示诚恳的欢迎。他指出,只要是善意的批评,尽管它与事实不尽符合,甚至有很大出入,或用语尖刻,带有刺激性,我们都认为它是好的。因为这些意见都是在承认党的领导,关心党、爱护党,是从搞好人民事业的愿望出发的。但是有一部分人的意见不能同意。它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借帮助党整风之名,来取消党的领导,进行反党的活动,企图把党挤出去。因此,应该予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反对右派决不能把一般的不正确的意见和提意见的方法、态度不好的混为一谈。刘镜西说,为了明辨是非,使鸣放更加深入,准备在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就有些认识不一致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齐放”、“争鸣”,以澄清思想。他举例说,像学院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上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今后知识分子要不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学院建校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办校方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学院的党组织是不是一个宗派集团;现在是不是“党天下”;选拔干部应不应该重视政治条件;党内要不要汇报制度;对党和国家的机密要不要保密;积极分子是靠近党好,还是不靠近党好;是积极好,还是不积极好等问题,都应该在“齐放”“争鸣”中求得澄清。中共北京医学院委员会副书记曲正、阎毅今天分别就全院师生们最关心的专业设置、学制以及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他们认为师生们提出的这方面的意见有许多是合理的。他们在感谢党外朋友积极帮助党整风的时候,还特别转述了马文昭教授也为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使党外教授很伤心的批评,提出这些批评对促使党员改正缺点有很大帮助。但是他们也指出了有人提出“蒋介石也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类的反动言论,并提请大家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在“争鸣”、“齐放”中批驳这些反动言论。
今天就整风问题做检查报告的,还有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和北京林学院共十一个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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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批评是不是“收”?
  广东甘肃党外人士就本报社论展开论战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讯 广东省许多民主人士在11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对于是否应该在“大放”“大鸣”的同时进行思想交锋的问题展开争论。
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刘绍武发言说:他不同意过早地对目前出现的“突出思想”进行争论。他说,否则会使人感到党号召我们提意见,现在又找典型来批判,因而产生新的顾虑。这样对党的整风帮助不大。
民革中央委员冯伯恒不同意刘绍武的意见。他说,对于一些带有根本性的严重错误的论点,例如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意见,这必须予以反批评。冯伯恒不同意对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反批评就是“收”这种说法。他说,葛佩琦可以说不要共产党领导,难道我们不可以反问他一句: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来领导呢?有人说,这样会使人产生顾虑,我也不同意。共产党早已说过“言者无罪”。至于对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论点进行反批评,是为了使“放”、“鸣”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以端正立场,分清方向,这有什么不好呢?
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少逸不同意一些人认为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几篇社论就是到了“收”“整”阶段的说法。他说,中共倾听群众的意见是既定的方针,是永远不会“收”的。但是如果有人想借整风而贩卖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企图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那就不单纯是关于党的问题,而是企图推翻宪法。这不但中共不同意,人民也是坚决反对的。
本报兰州12日电 对于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共产党的报纸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甘肃省的一部分民主人士这几天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争论的问题。
民革甘肃省委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安立绥说:出现一点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能看作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人民日报是新闻界的掌舵者,似乎无须头晕目眩和胆战心惊。发表社论“纠偏”未免为时过早。如果要“纠偏”,应该让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去纠,让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去纠。人民日报出马来纠,难免叫人怀疑党是害怕了,要实行“收”,要防止“放”。他认为甘肃日报也应该回避这个问题。他主张由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另办一个刊物,开辟新的“鸣”“放”园地。
省参事室参事张凌汉在发言中批评了安立绥的错误意见。他认为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几篇社论是给大家敲警钟,在整风中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它拭亮了人民群众的眼睛。
在这以前,民盟甘肃省委委员戚民也认为:有人想借机不要社会主义和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应该出来讲话,党的报纸尤其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人民群众看不到党的意见就会困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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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仁炳主张“算旧账”
本报上海电 民盟上海市委的一些成员,最近在几次座谈会上,对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仁炳的错误言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最近所散布的所谓“要算旧账”之类的论点,与最近民盟中央某些人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论调,是一脉相连的。
陈仁炳的错误言论,主要表现在他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这个发言的主要内容约有下列各点:他主张要让每一个基层都“鸣”起来,“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个角落里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他说,他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说,他听到会上揭发出来的一些矛盾后,“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语言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那几桩是令人痛哭的,那几桩是令人流涕的,那几桩是令人长太息的,又有那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他说他将听到的情况也排了一下队,结论是“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因此他建议“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他还建议在这次整风中要“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问题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量和动员力量的。”他又说:“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账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他说:“毛主席多年倡导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对单纯惩办主义的原则,是不是在执行中有偏右的情况?是不是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体情况中无赏罚,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纪律?”他认为“今天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恐怕是一个认真执行纪律的问题。”他说,他“对于党整风一定能得全胜的信心,还是不够坚强的”,他希望党这次整风能“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根据人们的揭发,陈仁炳除了这个发言外,还在其他场合散播了一些类似论调,并进行了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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