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民盟中央昨晚的座谈会开得特别热烈
  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
  史良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态度
  邓初民建议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座谈会昨天晚上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显然,某些民盟盟员,特别是某些民盟负责人最近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及民盟中央对这些错误言论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大盟员和盟的中央委员的异常的关切和极大的不满。因此,昨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盟中央的工作人员显得特别踊跃,人数差不多超过前一次会议的一倍。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一直在非常热烈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到会议宣布结束,还有一些报名发言的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罗涵先、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副主席史良、中央委员千家驹、候补中央委员陶大镛、中央委员罗子为、中央委员张毕来、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邓初民、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都集中地对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民盟盟员储安平等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并且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言论明确地表示态度,要求民盟中央和民盟成员必须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邓初民发言中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主持会议的中央常务委员郭则沉表示将建议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加以考虑。
会上还有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对自己发表的一些错误议论作了自我批评。发言的人对叶笃义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但对陈新桂所作的自我批评仍极不满意,认为他根本没有从思想上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对他今天的发言又作了批判。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委员鲜英。
罗涵先说:右派言论是向党、向国家、向社会主义进攻
罗涵先说,少数右翼分子的言论,无论就其性质、目的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来看,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挑战、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政权挑战,向共产党挑战、向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挑战的政治问题。有人认为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他主张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接着他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他认为在这些荒谬的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中,这两个人是最突出的代表。
他说,认为共产党领导就是“党天下”和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少数右派分子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列举了很多作为宗派主义事例的事实,例如,通过党员实现党的政策、通过积极分子发挥助手作用、任用干部讲究政治条件、选拔留学生注意政治品质、工人阶级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是贯彻和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所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和我们所反对的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罗涵先发言中最后批评了章伯钧等人。他说,章伯钧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政治设计院和党的领导原则是有抵触的;这个设计院是介于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因此是错误的。罗隆基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平反委员会,要与原来的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领导机构分开,表现了对于党的领导的怀疑;叶笃义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的意见实质上取消了党在学校中甚至一切国家机关中的领导。这些意见性质上都是严重的。
叶笃义进行检讨,说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发生有害影响感到惭愧
叶笃义在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对民盟本身的威信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接着,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他说: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叶笃义用他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因此我在我的机关整风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就是党组织太弱了,应该加强。这说明我自己业务上的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接着,他又批判了他提出的:“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的错误说法。他说,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在当前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论调,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乱发匿名恐吓信件的卑鄙的反动行为,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得相当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然,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外,应当说大多数都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叶笃义还批判了他提出的:民主党派可以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的错误论调,他说,这个想法既不符合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它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它们的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叶笃义认为: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旧的反动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思想随时都会冒出头来。我的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首要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务。我一方面要加紧自己的自我思想改造,另方面也热烈地要求盟组织给我帮助。
叶笃义最后对章伯钧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以及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
邓初民认为必须根本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人民日报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为题的报道,和民盟上海复旦大学支部要求民盟中央对民盟成员最近不少的错误言论表示态度,都值得我们注意。邓初民说,民盟成员的错误言论在各民主党派中占了多数,但这要发表错误言论的人自己负责,他们的错误言论不能代表民盟。否则,他认为其他民主党派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民盟就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了。因此,邓初民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这些错误言论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民盟的问题。
邓初民接着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还不久,可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暴露的却很多。社会主义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我看这些改造的问题都不大,就是知识分子改造还成问题。而民盟是对知识分子作工作的。因此,我建议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
邓初民最后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一定会有敌人钻空子,这是绝大多数人民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问题,我们民盟必须加以注意。
千家驹说:储安平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
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以后,非但没有很好地改造思想,反而找来些教条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据。陈新桂的错误在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专政混为一谈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但决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如果是共产党专政,那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是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员对工人阶级中的非共产党员专政。马列主义从来没有把这二者等同起来,这是资产阶级诬蔑共产党的话。而陈新桂却居然拿起资产阶级的武器来反对我们。
千家驹接着解释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还不多,有些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陈新桂的逻辑推论,反对三个主义,就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过去的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封建地主专政都是不会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我们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三个主义,没有哪个执政者敢于公开号召人民来揭露三个主义,共产党这样做,这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
陈新桂在今天会上的发言中说,他向来不作违心之论,千家驹揭露他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中曾说现在大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邦无道则隐”,过去还可以隐到田园去,现在不行了。全国人民的解放在陈新桂看来是“乱世”,是“无道”这两句话可作为他的思想本质。按照他的说法,变“乱世”为“治世”,变“无道”为“有道”,就只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了。而今天他却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不反对共产党,这不是违心之论是什么?接着千家驹反问陈新桂:既然现在是乱世、无道,到底要怎么办呢?是否恢复地主、资本家、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的专政呢?千家驹说,陈新桂今天的发言完全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而这在他是一贯的。
最后,千家驹又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千家驹说,长期共存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如果对这条道路三心二意,就共存不下去,更说不上长期共存了。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千家驹还对叶笃义的检讨表示欢迎。
陶大镛说: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
陶大镛在发言中首先说:从报纸上最近发表的言论看,过去我们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昨天师大支部委员会开会,有人说:为什么盟中央小组尽发这样的言论?今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盟中央表示态度的消息,我认为很值得重视,这对盟中央是个考验。
陶大镛说:陈新桂刚才的发言,并没有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宗派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相关联的,要消灭宗派主义,只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中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的核心、基本问题和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毛主席也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基础,因此,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根本就谈不到社会主义。陈新桂已经经过几年学习,今天仍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竟然讲出如此荒谬的言论,实在不可原谅。尽管他主观上不是别有用心,但是很容易使人感到他是别有用心。我说得很激动,因为,在民盟中央的讲台上竟然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牵涉到我们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
陶大镛还说:现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在进行,这个斗争对我们知识分子是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工人阶级的想法和知识分子的想法就不同呢?为什么有些人口头上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又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归根到底,还是站不站在人民的立场的问题。
最后,陶大镛又一次谈到盟中央必须表示态度的问题,他建议盟中央要对民盟今后工作重新安排。他说:今天看起来,盟中央仍须对盟员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今天早上,有些盟员来找我,他们说:盟中央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所以,我和许多盟员一样,都热切盼望盟中央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赶快表示态度,划清是非。
罗子为认为章伯钧的某些言论符合反对党的领导的一些人的口味
罗子为发言中说,他欢迎叶笃义的检讨,但是他的思想在民盟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例如学校中有些盟员就要求取消党的领导。罗子为要求民盟中央警惕这一点,要求重视这个问题。
他说,他对章伯钧的言论怀疑两点:(1)国务院的会议上不该拿出成品;(2)章伯钧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好像国家大事还不能参与。
罗子为说,最近有人说机关党组提出问题的时候没同大家商量,因此企图否定党组的领导。他说,当然党组事先可以征求意见再把问题拿出来讨论,但事先没商量而拿出来同大家讨论研究,这怎么就能说不民主呢?难道党组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吗?他说,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的反党思想加以分析。
还有人借口个别党组领导人作风不好就想否定党组的领导。
从这许多方面来看,今天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隐晦的提法,企图否定党的领导,他说,我们要提高嗅觉。章伯钧不同意拿出成品来讨论,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章伯钧在这些方面的言论是符合一些反对党的领导的人的味口的。
罗子为又说,许多国家大事的讨论章伯钧是参加了,甚至中共召开“八大”以前,都邀请党外人士征求意见,那里还有这样民主的政党?章伯钧的意思好像国家大事未能闻问不知是什么意思?
胡愈之从一封来信谈储安平罗隆基发言的危害性
胡愈之宣读了一封来信,信面是寄给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却注明是写给“储安平总编辑”、“罗隆基副主席”的,信上对罗隆基储安平表示十分感谢,称他们为“善良的人”,要求为他“伸诉冤枉”。而对共产党却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强盗行为”,说“共产党快到坟墓”等等。胡愈之认为:现在有些人利用整风,散布对党的不满,储安平、罗隆基二位的发言,其危害性从此可见。因此胡愈之同意史良副主席的意见,请发表错误言论的同志弄清是非,也同意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求民盟中央表明在大鸣大放的立场和态度。
陈新桂一面承认他最近发言是错了,但又继续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陈新桂发言中一方面承认他最近的发言是错了,但并没有说明错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还在继续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比如他强调说,他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也承认毛主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克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弱点等等。
陈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除表示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后根源而外,还认为储安平大概是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不敢指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陈新桂在昨天发言中却完全不顾与上次发言的尖锐矛盾,在为自己作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我跟储安平的说法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党天下”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是在肯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之下,指出它有产生宗派主义之类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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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章伯钧罗隆基表明立场
  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司法工作的缺点不容忽视
明知错了不肯承认错误
忽视法学人员随意闲置
为了帮助我们的领导党整风,我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已经提出过意见,现在再说一点。
关于司法工作,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作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的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在司法改革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予机会,使能发挥其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櫈。有的即使安排了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的。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忱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现在再就目前整风运动发生的新情况和我们盟应当采取的态度提一点意见。
  现在民主党派中有这样一种人:
  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
  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共产党党内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在共产党内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
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另一面诬蔑共产党存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动,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加以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一些人。
必须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支持他的人应当站出来
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作法。
章伯钧是认识模糊呢?
还是背后另有一套呢?
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发言的错误在那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发言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发言的本质呢?
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在那天晚上所讲的话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
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思想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题目和小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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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体强先生的来信
  编辑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登载龚祥瑞同志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批评我前次发言的报道,我对于龚祥瑞同志的批评虽然有个别地方不同意,但整个来讲,对于这些批评我是衷心欢迎的。我在座谈会上发言较长,不免有许多含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意见,但“人民日报”标题把我的名字和储安平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对于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是十分反对的。因此,今天不正确的标题,请你报予以更正为感。
陈体强
编者注:本报6月13日第二版报道法学界人士座谈会的新闻标题有欠妥之处。我们同意陈体强先生的意见。


第2版()
专栏:

  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章伯钧
5月22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各方人士已经提出严正的批评,其中最错误的,就是所谓“政治设计院”和国务院开会的“成品”问题以及文字改革问题。这说明了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国家的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我初步检查结果,认为这是由于我几年来学习不够,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改造,因而思想跟不上国家新形势的发展,以致犯此错误。我辜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几年来对于我的教导和信任,我深觉惭悔。
现在经过全国各界人士对我的批评,使我大吃一惊,我应该及早觉悟,纠正错误,并对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应该接受这次重大的教训,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并继续深入地检查我错误思想的根源。
(6月13日)


第2版()
专栏:

  民盟上海市委会批判歪风怪论
  大是大非非争不可
会上揭露章伯钧的企图: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上议院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12日晚举行座谈会,委员们对民盟内部的一些谬论提出反对意见并展开争论。
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委员陈望道说,最近出现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关系到大是大非,非争不可。民盟一方面帮助党整风,一方面自己也应有所提高。
陈望道还说:前些时,有一种歪风,好像发言越激烈越好,没有“墙”“沟”的地方也偏要说有,到处放火。譬如我对高教部提意见时,我认为应当加强校委会,光明日报记者却改为取消党委会,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了。这真是歪风。他说,从复旦盟员大会上、从今天的会上,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错误言行的,如有只是极少数。但因为过去许多人袖手旁观,不大胆提正确意见,使歪风抬头。现在正气已一天天在抬头,歪风下降,原来思想正确的,也敢于讲话了。我个人认为:目前可以汇集一下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情况和言论,分析研究。
吴承禧说,民盟市委的认识必须一致。首先,民盟是党的助手,不是敌手。沈志远从北京回来传达章伯钧的话说,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什么上议院。这种说法是和下轿、下台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必须站稳立场,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盟内民主争论还要更好开展,特别对盟的领导可以展开从下而上的批评。
副主任委员陈仁炳在会上发言对他过去对整风有惩办主义思想等问题作了简短的检讨,许多人接着起来对他提出批评并且揭露他的一些言论。
列席的民盟市委机关干部吴南说,陈仁炳在两天前的干部会议上,还说过很担心党的整风,对人民日报不可盲目相信,工人座谈会有断章取义的地方,目前对储安平的批驳有不公道的地方。陈还说,不能因我是副主任委员就昧了良心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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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邪
  老舍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真诚的党。要不然,它怎么肯叫党外的人来帮助整党呢?假若它要“党天下”的话,它难道就那么天真,叫别人来帮助整党?或者也不会这么急于整党吧?
朋友们,党既如此真诚,我们能够辜负党的委托与信任吗?党对我们真诚,我们也要对党真诚,凭着良心有话即说,有意见就提出来。这样彼此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党就会更英明地领导我们,我们也就会更幸福。党好,我们好;党垮台,我们垮台,谁也逃不了!
党员有一千多万,不可能十个手指头一边儿齐,其中有顶好的,也有不大好的,甚至还有少数不正派的。因此,党需要整风,也需要大家帮助。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或几个党员的坏处便断定党也是坏的。“一马杓坏一锅”这句俗语在这里可用不上。党有党的纪律,向来不许一马杓坏一锅,否则恐怕党早已腐化,不会有今天的威信与功绩。
党员也是人,这件事办对了,那件事也许办错;要不怎么需要整风呢。我们应当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是我们帮助整党的责任。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错误而也否定他们的好处,那不公道;我们更不应因为一个党员的错误,不管怎么严重,而也否定了全党。
既是要和风细雨地整党,我们帮助整党的就也该平心静气,说实话,认真批评,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反之,若是抓住机会,不分黑白,否定一切,那就不是帮助整党,而且有意拆党了。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没人会忘掉,直到永远。这样的党是打不倒,拆不散的。况且,党若垮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为了个人的利益,咱们也应当多想一想,明辨是非,据理发言;若是逞一时的意气,颠倒黑白,岂不落个谣言惑众,自误误人么?
整党是为除三害。帮助整党的似乎也要避三邪。三邪者:
一、报复主义:比如说,在“肃反”等大运动中,不可能毫无偏差与错误;今天,在整党之际,受过委屈的自然想要求纠正错误。好,应当这么办。把委屈说出来,我相信党必会去详慎调查,进行纠正。但是,诉苦者也必须认清,为巩固革命,“肃反”等运动是必要的,并不是无事生非。没有那些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假若不看这个必要,而采取以前你整了我,今天我也整你的态度,从意气出发,施行报复,那就难免否定那些运动的历史意义,而且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到的教育也抛弃了。目的在于报复,使彼此不相能,很难说怎么团结了。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谁的错误谁当承认,不能因为整党便把错误全推给党员。我们要求党员要公平,我们也要求自己要公平。报复主义很难从公平出发,至多不过长了个人一些威风,而威风并不像真理那样可贵。
二、修正主义:新国家必有新制度。新制度一时不能十全十美。好,那就该详细商量,逐步改善。可是,必须注意,我们的一切制度都有个总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全民族的光明前途全仗着有此命根子,此根一烂,全体枯萎。因此,我们不该乘此整党时机,不加思索(思索了就更糟),就说什么取消党的领导,或把英、美等国的制度挽到我们的制度里边来。修正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既无了解,也就无心信服。在不得已的时候,阳奉阴违,暂且敷衍一场。遇到机会,他便要假充高明,胡出主意了。这样的人最会修正自己,对什么主义都可信可不信,见风转舵。只要有机可乘,叫他加入保皇党,他也会念念有词,跪接圣旨。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根据国情民意,创造地运用马列主义,但必须是马列主义,而不是卖假膏药骗人。
三、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昨天还高呼共产党万岁,今天看见党叫党外人士帮助整党,便大叫一声:“共产党干不下去了,向我们求救了!”紧跟着便找出一半个证据,痛哭流涕地说:“是呀,共产党全搞错了,民不聊生,个个呼冤,大家起来救国呀!不能只帮助整党啊,得取消党的领导!”这么一哄,自己觉得发言尖锐,正切时弊,事实上是白天见鬼,令人齿冷。真正爱国的人一定不会这么说话。
整党是最严肃的事。若用市侩起哄的态度来帮助整党,的确可耻!三害未除,又来了三邪,二三得六,混乱倍加,是何居心?
或问:如此说来,宜避三邪,岂不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有所不合?答曰:这不难解释。知无不言,必须先知,即使知道的不全面,也总得略知一二。若是全无所知,血口喷人,看看全国老百姓答应不答应,老百姓知道共产党给带来多少好处,什么好处。言者无罪,须是实话,心诚意善,爱党爱国;若是造谣生事,呓语颠倒,说它作甚?假若一定要说,还是那句话,看看全国老百姓答应不答应。
肃清三害,肃清三邪,党内党外,携手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是多么光明美丽的景象啊!朋友们,积极地帮助整党吧,党可爱,祖国可爱,社会主义可爱,可就是别打错了念头,把自己落在社会主义的后边,成为最不可爱的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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