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整风回忆思想改造
罗尔纲
共产党整风运动展开了。我个人体会，这一个运动，在共产党说来是除“三害”。在党外人士说来，是一次提高认识、提高思想的运动。
翻遍古今中外的记载，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要人民提意见的。共产党发动鼓励人民提意见，帮助自己整风，清除“三害”，这是人类政治生活上的空前创举。共产党发动这一个运动，表示共产党的政权磐石一样的巩固。共产党虚怀若谷，集思广益，倾听人民的意见，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人民民主。而人民也立刻响应党的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又表现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烈拥戴，表示共产党与人民的大团结。
在广大人民提出的除“三害”的意见，不论是对的，或者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共产党的整风都是有帮助的，因而可以说都是好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个别的意见，轶出了除“三害”的范围，而接触到了基本认识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因此，我今天想从我个人的检查，回忆一下我的思想改造。
我们过了五十岁的知识分子，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深受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与资本主义的思想道德的教育。如果解放后不经过思想改造，或者对改造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那就肯定地到了今天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来是处处感到格格不相入，处处感到矛盾重重的。但是，如果在思想改造当中，认识前非，转变到人民的立场来，那却肯定地会逐渐地接受新思想新道德，从而对新社会的一切得到融洽无间。
拿我自己来说，首先是一个客观主义问题，实际就是立场的问题。我是深中客观主义的毒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写历史，把太平天国与曾国藩同等看待。看政治，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同等看待。国民党宣传共产党不抗战，我不相信，因为抗战第一场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就是八路军打的；共产党说国民党不抗战，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64％及伪军的95％，我也怀疑，认为共产党的话要打折扣。我自以为是超政治超阶级，我自以为是“客观”，我自以为这样才能够不偏不倚看出事实的真相。到解放后，我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先懂得了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超政治超阶级，根本没有“客观主义”这一个东西存在。我是一个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我又从封建社会的历史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家方面去检查，我了解到那个被孔子称为良史的董狐，他之所以头可断，而绝不肯改动他对赵盾弑君的笔诛，原来是要维护封建的君臣纲纪，替封建统治服务。我也了解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他们之所以极力标榜客观主义，目的是要遮掩阶级斗争，使劳动人民不去革命，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们也都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服务。可见古今来的历史家都无例外地在为他们的阶级服务。历史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绝无所谓“客观主义”这一个东西存在。我再检查我的著作，我在太平天国史的著作中，热爱太平天国，但我在“湘军新志”里面却对曾国藩发生了感情，这样我就提出了是非问题。我问我自己：究竟是太平天国“是”呢还是曾国藩“是”呢？如果太平天国“是”，则曾国藩对抗太平天国便“非”了。接着是非问题，就是划分敌我，曾国藩既然是对抗人民革命，他就是我的敌人，我就必须痛恨他。于是从搅清是非，划分敌我，最后就解决了立场的问题，使我连根挖掉客观主义的毒害，而紧紧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我的立场问题，通过大道理的教育，通过自己的所学所做的工作的检查，我得到解决了，我对政治，对研究，以至一切事物都逐渐地发生了新的感情，新的看法。古人说过：“吾道一以贯之”，我在立场问题解决之后，确有这一种体会。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自由”问题。我年青时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养成一种超脱于物外的虚无的人生观，做的工作又是金石考古工作，整天伏处斗室过着自以为是“自由”的小天地的生活。到解放后，每一个人都要隶属于一个组织，要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组织管了我，长年在忙着去开会、听报告、讨论，还要参加政治、做代表、当委员。这就给我所谓“自由”以极大的矛盾。我初时不待说是极大的痛苦的。但是，我自己问自己：我那一种“自由”对不对呢？我从儿时就听说中国四万万同胞是一盘散沙，大家都气愤由于一盘散沙才给帝国主义侵略，甚至要亡国。四万万同胞为什么是一盘散沙呢？就是因为没有组织。现在共产党把全国六万万同胞组织起来，六万万同胞成了一条心，打倒了黑暗的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站起来了，这就因为有了组织。我从前所谓“自由”，是掩着眼睛不看，塞着耳朵不听的“自由”，是随时有做亡国奴的“自由”。今天，我们正朝着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建设以至全世界大同的目标前进，这才是真自由。因此，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就必须服从组织。我在思想上经过这样的认识，在行动上用了极大的克制力去改变我从幼年以至老年养成了的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生活习惯，欣然服从组织，依靠组织，过着新的生活。
第三个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我是受过论语“君子不党”的教育的，我在中国历史上又读了许多党争的记载，所以从前我对政党的看法，一律都认为党就一定有偏倚。但是，到抗战以后，共产党在中国的威信一天天地高起来了，不久，解放了中国，赶走了百年来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事实擦亮了我的眼睛，扭转了我的偏见。我们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人们，都曾经做过救中国的事业，但是，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失败了，作为封建改良主义的戊戌维新也失败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又失败了，铁的事实说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今天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救中国的大业，正在向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迈进，中国必须要共产党领导，这在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在人民是众望所归。这是国本所在，断不容动摇的。至于在一个教育机关里面，或一个科学机关里面，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工作呢？我的回答是：共产党能够领导，而且必须要共产党领导。让我把我所负责的那一个小小的工作来说明。1950年南京市成立一个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筹备会，1951年展览结束，改组为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会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员会领导的。六年以来，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最初发动各地的展览，教育了群众，从而依靠群众，在解放前二三十年踏破铁鞋还发现不到几件太平天国的文物，今天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物已经是数以千百计；在解放前看到与太平天国有关的资料不过四五百种，而截到去年十月止，已经收集到二万多册。这就完全是共产党的领导的成绩。即小可以见大，我这一个小小的工作如此，其他教育、文化、科学的工作都可知。
从我自己的思想改造回忆起来，我常常想到，我这样顽固的旧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改造，今天不仅是不能工作，简直是不知会变成什么东西。思想改造是痛苦的，首先是要认清道理，辨明是非，同时要看天天在突飞猛进的现实社会，而在知识分子说来，尤其是要在自己的业务中，虚心地认真地去作检查和认识，到了一旦思想豁然贯通的时候，那真是乐从苦中来，变了一个新人，换了一种新生活。
中国知识分子爱祖国、爱真理，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而年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曾经熟读古代哲人的经传，他们学习有反省、克己、谦让、质朴等等美德。对于接受新思想来说，老年知识分子是比年青人迟慢一些的，但到他们一旦认识真理，身体力行起来，并不会比年青人落后，就因为他们过去修养有一些美德，今天到新社会来，把过去独善其身的个人道德，在马列主义的教育之下，大大地提高到集体主义的新道德上去，就会发挥巨大的力量。今天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一方面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时又正是我们年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经过1952年思想改造之后，又一次提高认识、提高思想的大好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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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艺术家论坛
克服一步登天的思想
傅雷
青年的朝气与热情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切建设、一切创造的原动力。中年人想要或大或小的有点儿成就，也得向青年们学习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与乐观精神。培养新生力量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可是君子爱人以德，我们要鼓励青年，帮助青年，同时也不能姑息、娇纵他们，眼看他们走上歧路。凡是爱之适以害之的办法，要坚决反对。
近来有个现象，就是青年的急躁情绪相当高涨，也相当普遍：不论文艺界戏曲界科技界，有些年轻人急于求成，一步登天的思想很严重。有的一味要求老作家帮助，而不问一问自己够不够请人帮助的条件。他们动辄拿了高尔基鲁迅如何帮助后进的大帽子，要老作家改稿；编辑部因为不提意见就退稿，因而受到责难，更是尽人皆知的事。“萌芽”收到课卷上撕下来的投稿也不是个别的。他们只知道高尔基与鲁迅帮助的人，不知道高尔基与鲁迅也有不帮助的人，而不帮助的也许更多。不问对象，一律培养，除了浪费彼此的精力，对谁都没有好处。有位朋友说：鲁迅那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被误解了，孺子只想永远骑在牛背上，不下来了。而且鲁迅又是哪个“鲁迅”培养出来的？高尔基的“大学”是什么大学？在那样黑暗的时代，混乱的社会，鲁迅与高尔基不是独立奋斗出来的么？不是自己想方法钻研，而不是由某一个师父带大的吗？我们的一部分青年却把意志误解为盲目的野心，以为只要我想做作家就一定能做作家，既不考虑过去的根基，也不愿意刻苦修练。殊不知古今中外的作家，丢掉过多少习作！他们是写得多，挑的严，发表得少。为了真正爱护青年，这种情况值得提出来请大家注意。
解放几年来，中小学教育水平不高，学生思想性的东西学得多，实际知识学得少。又因为重视教学法的结果，教师们差不多把材料嚼烂了喂给学生，有一些不用功的学生就懒惰起来，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搞运动时叫青年带头固然有好处，但有些青年往往因此就以改造者自居，以为自己完满无缺了。有过一个时期，因为强调新生力量，一部分青少年却气焰高涨，不尊敬老师，瞧不起上一代；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两篇文章而轻视语文教师，任意旷课的事也时有所闻。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者的实例给了全国人民很大的鼓动，但年轻人把文艺创作与科学研究，和“找窍门”的合理化建议混为一谈，以为只要靠点儿聪明就行。
造成一部分青年不肯埋头苦干，只想一举成功的原因，一定不止上面所说的几个。希望学校、党团、家长和社会人士一齐来彻底研究，对症下药，导青年于正轨。我还建议：
一、请团中央进行宣传教育，先从团员开始，逐渐启发一般青年，克服自大与倚赖思想，要求他们把意志用在刻苦学习上面，告诉他们好高骛远而不脚踏实地，是不会成功的。
二、请教育部指示全国大学中学，经常在这方面教导学生，不要用搞运动的方式，而要深入细致的做去，作为培养共产主义青年道德的一个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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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看“宋景诗”有感
秋耘
我第一次看“宋景诗”，是在1955年的残冬，这回重看修改后的“宋景诗”，已经是1957年的初夏了。修改的地方虽然不多，其间却整整经历了一年又半，而且重拍了两次，可见编导者们是经过反复探索，费了大劲的。
不能说“宋景诗”这部影片根本没有修改的必要。影片的初稿的确有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例如宋景诗究竟是跟胜保“讲和”，还是向胜保“投降”，就没有交代清楚。修改后的“宋景诗”，对这一点倒是交代得比较清楚了。但由于在修改过程中过分强调要对“投降”进行严格的批评，一再强使宋景诗作一些义正词严的“自我检讨”（这样的检讨实际上是远超过一个百年前的农民的认识水平的）；同时又过分突出了宋景诗底权谋机智和英勇顽强的一面，忽视了他底内心矛盾和忧伤痛苦的一面，因而就使宋景诗这个人物显得“理想化”和“简单化”了。这样一来，反而冲淡了这部影片的悲剧气氛，也削弱了这部影片的感染力量。
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都不免于悲剧性的结局，宋景诗自然也不能例外；要想不违反历史的真实，就只有把这次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写成悲剧。写悲剧，并不等于传播悲观主义的情绪。正如罗曼罗兰在“弥盖朗琪罗传”中所说：“我们不能够只赞扬欢乐，痛苦也应该赞扬——因为两者同样是神圣的。”对于这个善良正直而勇于战斗的农民英雄，他底优点，他底欢欣，他底胜利，我们固然应该歌颂。他底错误，他底痛苦，甚至他底失败，我们也不必回避和加以掩饰。因为它们同样也能够给予我们以激励和教训。宋景诗的一生遭遇之所以能够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激起我们的共鸣同感，并不只因为他底卓越的军事天才，他底强烈的阶级仇恨，他底战斗的热情和迈进不屈的勇气，同时也因为混和在这些当中的他底一些弱点和失败。如果这位农民英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他底事业没有遭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底道路不是那么迂回曲折，他底内心没有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他也许会显得更伟大些。可是，他底生活命运恐怕就不会这样感人肺腑，这样使人荡气回肠了。
经过修改后的影片，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能够弥补原作的缺憾，反而更加减弱了黑旗军受降前后的沉重气氛，简化了宋景诗的内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复杂的情况和历史的真实（黑旗军受降后确曾被迫参加过“剿回”战役，有如梁山泊的英雄们被迫去征方腊，同样都是深刻的历史悲剧，但影片对这一点是有意回避了的）。而在某些场合，却掩盖了宋景诗的弱点，掩盖了他的弱点。所有这些，都适足以损伤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自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体谅到编导者们的苦衷，当时在教条主义的压力下，为了使这部影片不至胎死腹中，他们也只好委曲求全，在艺术的真实和“批评家”的要求中间寻求一种折衷和妥协。教条主义者不能理解，对于一百年前的起义农民来说，投降固然是悲剧，或者可以说是错误，但决不能看作是不可宽恕的罪恶，特别是当他们被围困了一个多月，兵尽矢穷、人瘦马乏的时候。一个伟大的起义农民领袖，犹如宋公明，尚且把受招安看作唯一的正当的出路，而张献忠也先后两次投降过“官军”，宋景诗又怎能完全超越一切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如果一定要用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苛求于古人，那么，要么就得修改了历史上宋景诗的真面目，要么就只好否决影片“宋景诗”的命运了。
长久以来，我们文坛上流行着一种理论：写英雄，写正面人物，就不能写他的弱点，不能写他的动摇、彷徨、苦闷和悲伤，不能写他的性格上的矛盾和冲突，否则就是“在英雄的脸上抹灰”，“歪曲了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只能是一个理想化了的“神祗”，或者是一部毫无感情的“革命机器”，而不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宋景诗”的编导者们，虽然没有完全为这种理论所俘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种理论的束缚，因而不敢充分刻划出宋景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不敢放胆揭示出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剧意义。这部影片经过一再修改，仍然未能达到更高、更深、更完美的艺术境界，说句公道话，教条主义者的干预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尽管有着某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宋景诗”毕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影片。影片中有些场面是处理得非常动人的。例如宋景诗从母亲手里接过父亲遗留下来的宝刀，离家出走的场面；宋景诗屹立在黄河边上眺望故乡，听将士们慷慨悲歌的场面；黑旗军撤出小刘贯庄的前夕，宋景诗跟母妻泣别的场面……。热情的观众们，看到这些场面，恐怕都免不了会热泪盈眶的。这些场面之所以特别激动人心，正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英雄的形象，使我们看到英雄底“人的一面”和我们一样，他也有着平凡的牵挂，矛盾的心情，以及由于个人所遭遇的重大不幸而引起的悲伤苦恼。但纵使有这些心灵上的弱点，他终于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它们而完成了崇高的任务，成为一个配得上“英雄”称号的人。为了这，他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斗争。斗争越酷烈，就越能显示出英雄的高贵品质和光辉人格。可惜影片中的其他部分，并不是全都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
就其整体来看，宋景诗这个人物形象虽然还不够十分丰满，但基本上是写得比较真实、比较成功的。影片并没有把他渲染成一个神机妙算的“天人”，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雄才大略的名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显得非常淳朴谨严，完全符合于一个来自群众中的农民领袖的身份。例如写宋景诗在劝止群众散伙时，对大家说：“咱们散不得，散了别说粮食、银子，脑袋都是人家的！”又如写宋景诗在打了胜仗后，边看戏边对弟弟说：“娘要是能在这儿，那多好啊！”等等这些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对话，是无关重要的小动作，却很传神地表达出这个农民英雄的精神面貌。扮演宋景诗的崔嵬同志，也能够恰如其分地掌握到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影片对于一些次要人物的塑造，也有值得称道的成就。例如杨殿乙的豪迈英勇，张崇德的质朴耿直，胜保的狡猾阴险，僧格林沁的刚愎自用，……在影片中都表现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在一部影片中写了这么多的人物，而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性格，不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这是难能可贵的。
影片的摄影艺术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如对于大规模战争场面的处理，自然景色的描写，人物的特写镜头，在国产片中，可算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又如黑旗军受降后被迫渡黄河与二次起义后回师渡河的对比，前一个场面气氛沉重，使人悲愤；后一个场面阳光明丽，大风拂旗，使人神旺。前后呼应，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这些场面，可以看出编导者和摄制者们在艺术创作上精雕细琢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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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杀子报”这样的戏
吴祖光
这是一个旧剧的情节：有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在为丈夫做佛事，祈祷超渡亡魂的时候，这个女人和到家里来念经的和尚勾搭上了。两人正在幽会，不巧正被女人的儿子碰上，女人恋奸情热，怕儿子破坏好事，在一个夜晚手执菜刀把儿子杀了……
杀子之夜，阴森恐怖，做母亲的一手举刀，一手抓着儿子，儿子和女儿哭哭啼啼跪求母亲饶恕；母亲也曾表示了心中的不忍，但是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把儿子一刀杀死。母亲杀死了睡在床上的儿子之后，从帐子里反身出来，满脸鲜血，口里衔着同样满是鲜血的菜刀；这样还不够，为了毁尸灭迹，她把儿子的尸首切成八块，强迫女儿搬来一个坛子，把尸首装进去。
血淋淋地，一个人头从帐子里扔出来了，一只胳膊，一条腿，一块肉，又一块肉……
这个残忍的母亲后来受到了“国法”的制裁。但是观众已经无法考虑到她的下场问题，因为剧场里有一个孩子吓得哭了起来，他的母亲匆匆地抱他出去了，然后第二个母亲也抱了孩子出去了……
这是在最近半个月期间，在北京和天津的评剧舞台上看到的被文化部解禁后的节目“杀子报”的演出情况。
又一天我又看到了北京演出的开禁剧目评剧“黄氏女游阴”：
这个旧剧的作者企图使人们相信人世间的善恶轮回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剧中描写五殿阎君把一位员外夫人“黄善人”召到阴曹地府；让她看一看十八层地狱里男男女女的鬼魂受那些割舌、挖眼、剖腹、剜心、下油锅、抱火柱等等的血肉刑罚。
鬼卒告诉黄善人说那些人生前作恶，死后受罪……黄善人连连点头，心悦诚服，说：报应呀！报应呀……
十八层地狱里的割舌、挖眼、剖腹、剜心……是这出戏的主要的内容，因为假如除去这些就没有“戏”了。演员在这一方面是极尽了突出的能事的：眼睛挖出来了，血往外流；眼珠子牵着一根血丝挂在眼眶上，执刑的鬼卒一刀把眼珠割下来，放到嘴里吃掉。剖腹之后，鬼卒把肠子拉出来盘到自己脖子上，最后从肚子里抓出来一副心肝，也放到嘴里大嚼……
我这样描写，可能有些读者会读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尊敬的演员同志却那样兴高彩烈地演下去呀！而且在杀子的时候，剖腹的时候却也有一些观众在鼓掌喝彩呢？
我在这样想：文化部过去相当欠考虑地禁了一批戏；由于这样引起的一些清规戒律，起了不小的阻碍戏剧事业发展的不良后果。现在为了鼓舞全国戏剧工作者的劳动热情，发扬我们戏剧事业的优良传统，文化部非常痛快地又把过去禁止的节目全部开放了。而且党的文化事业的领导同志还提出了“禁止禁戏”的口号。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们做工作应当具体一些，细致一些，准确一些，应当就事论事。像“杀子报”、“黄氏女游阴”以及其他一些对人民完全有害无益的剧目，除了色情，凶杀，野蛮，反动之外实在一无可取。任何事物都具有它的两面性，说文化部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准许禁戏了，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像上面列举的剧目，我想在我们的国家无论如何也是应当禁止的。
我在这样想：戏剧同文艺中的任何其他的种类一样，它永远只应该是美的东西。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里，我们的亿万广大的人民都要在戏剧的舞台上吸取精神的食粮，通过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到教育，认识真理。在过去反动统治的社会，统治阶级曾经利用伪装过的艺术来做麻醉人民的工具。现在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疯狂地以色情和凶杀来达到毒害人民的目的。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是唾弃的，甚至是痛恨的。全国解放已经八年了，我们的戏曲演员们八年以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很大的功绩，演员们对于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人们也都认为戏曲艺人是能够很好地掌握剧目，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文化部对二十几个禁演剧目的开禁亦应该正是在考虑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做出的决定。但是对于开禁之初评剧演员们首先上演的却是“杀子报”、“黄氏女游阴”这样的剧目，做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是不能不感到失望的。
文化部过去禁演一些剧目和今天解禁剧目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前者说明对于解放初期国内局势尚不安定的必需的约束和警惕，后者说明在目前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文学艺术事业进一步趋于繁荣兴盛是应有的措施。因此当初禁止和今天解禁的剧目虽然不过二十几出戏，但却是代表着丰富多彩的极为浩繁的剧目。仅以传统剧目来说，我们的前辈艺人为我们留下了几乎无从统计的财富，我们可演之戏，对观众有益之戏正多；而我们何以偏偏就非演像“杀子报”和“黄氏女游阴”这一类叫人看不下去的剧目呢？
全国的演员都把北京作为方向，在北京的演员负有教育观众影响全国的双重责任。而现在我完全可以设想，假如有一位国际友人来到北京，看了我们演出的“杀子报”、“黄氏女游阴”以及其他可能差不多性质的节目；写几篇文章，照几张像，有十足充分的理由，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国家。
正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刻，正在文化部开放剧目的时刻，来对刚开放的剧目提意见该是有些阻碍争鸣，不识时务吧？正是为了这样的原故，我犹豫了很久该不该写这篇文章。但是我终于写了，即使引起别人的反感我也觉得还是要写。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人民的舞台上奇花开放，看到美好的在发展，看到真理得到胜利，看到反动的，邪恶的受到打击和批判；色情和凶杀根本不该登上我们人民的舞台。
观众是演员最好的朋友，在这里向我尊敬的演员同志致以兄弟般的祝福，祝你们在戏剧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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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个簃画展今日在京展出
本报讯 国画家王个簃的个人画展自今日起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馆正式展出。
展出的作品共一百二十余幅，这些展品的绝大部分是作者在1955—1956年期间的新作。作者是吴昌硕的弟子。作品以花卉蔬果静物为主，近年来作者在作品的布局、设色和笔墨的运用上都创造了较为新鲜的风格。展览会将于19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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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
民间乐队在哈尔滨举行告别演出
新华社哈尔滨11日电 在我国进行了两个月访问演出的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10日晚在哈尔滨市举行在我国最后一场告别演出。
10日晚上，二千八百多名听众把东北农学院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民间乐队原定在哈尔滨演出三场，但在听众热烈的请求下，又加演了一场。
苏联哈萨克斯坦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是在4月19日到达北京的，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六个大城市演出二十二场。民间乐队对我国民间乐器改良和民间乐曲创作问题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苏联国立库尔曼喀则民间乐队将在12日离哈尔滨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