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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座谈会上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
王忱心张申府不同意大家对章伯钧的批评
章伯钧希望对他的错误慢些作结论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扩大）昨天下午继续举行座谈会。会议由章伯钧主席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黄琪翔、杨清源、严信民、罗任一、李伯球、王忱心、张申府等七人。除黄琪翔的发言以外，其他发言都是同章伯钧过去发表的言论有关的。多数人对章伯钧过去的一些言论作了批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支持章伯钧的意见。会议结束前，章伯钧在会上表示了对于反批评的态度和意见，并宣读了张云川给李伯球的一封来信。
杨清源认为章伯钧从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领导，储安平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领导，错误同样严重。
在黄琪翔发言后，杨清源首先对章伯钧的错误言论提出了批评。他说，章伯钧的言论有修正主义的倾向。章伯钧参加过国家各项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却说共产党对一切重大措施未经过民主党派讨论，是不合事实的。他认为，章伯钧是从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与储安平是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严重。接着，他对章伯钧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章伯钧所谓“政治设计院”的提法，是否有排斥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是否有旧民主主义思想，应该自己检查一下。其次，章伯钧这种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不是从现在开始。今年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在言谈中就流露了认为共产党不民主的意见。他在3月间党的会议上说：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这也充分表示他对党的不满。
严信民说：章伯钧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常常表现动摇。
接着发言的是严信民，他说：章伯钧在今天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要大家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服从党的领导并坚决对右派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言论的严重性重视不够。由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人士，他在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以至光明日报，都居于领导人的地位。尽管章伯钧说话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错误也是严重的。然后，严信民就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事情时先交出成品的问题以及文字改革未经大家讨论等问题，都列举事实，进行了批判。并说：任何政治意见上的错误，都不会是偶然的。农工民主党在章伯钧同志领导下从抗战期间一直到现在，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路线上没有犯过大的错误；但是，章伯钧个人，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却常常表现了动摇。如不久前他曾常谈到的改人大和政协为“两院制”，那是追求英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制度。严信民认为，这种动摇的根源，一方面是阶级根源，即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是历史根源，即农工民主党在历史上曾经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罗任一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怪论时，提出两点要大家注意。他说：第一，储安平的话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讲的；第二，有人讲，储安平的话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背后有人支持。章伯钧同志是“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对这应该特别小心。
李伯球说：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章伯钧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李伯球在发言中，对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等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如果是从在共产党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提出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讨论的。可惜章伯钧的发言对这一点说得很模糊，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李伯球说：章伯钧过去领导我党同共产党合作，进而接受共产党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今后还要进一步引导我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从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爱护我党的领导人出发，我们应该忠诚地对伯钧同志提出批评。在我们党的工作中，伯钧同志一向是朝社会主义走，但是，他从理论上钻研问题的时候少，他有“两院制”思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过于凭主观感情出发；在立场上、基本观点上也有二元论的成分，对革命群众的意见不够重视，对革命群众的主流常常估计不足；对右派估计过高，照顾、纵容太多，没有同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线，没有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办法，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王忱心说：章伯钧的发言没有一条是原则性的错误。
王忱心在发言中对会上某些人士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部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四、有人说章伯钧说话太随便，我也不同意。同志间随便谈的话，不应该引为批评的根据。同志间谈话本来就不该摆出严肃面孔，使人莫测高深，就像有些人批评某些共产党员的那样子。章伯钧有缺点，这是事实。他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同志，树大招风，随便谈话是有些不好。但是，也不能把这缺点提得太高。五、罗任一说，有人说储安平背后有人支持，要章伯钧同志小心。我认为：人家可以那样说，我们可以不理。储安平身兼数要职，又不是三岁小孩，说话还需要谁来支持他，那就太可笑太幼稚了。六、李伯球说章伯钧摇摆不定，我也不完全同意。章伯钧在小事上是有些随随便便，在大事上是从来不动摇的。他举出章伯钧在抗日时期曾拒绝蒋介石的引诱，作为例证。
他说，我个人看，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张申府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的发言
在座谈会结束前，章伯钧作了发言。他说：“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农工民主党的座谈会。昨天我就考虑了各方面的朋友对我的批评，想作一次发言，作个检查。今天上午约黄琪翔到我家里问他开会的程序，问我可否发言。黄琪翔让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9日我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座谈会上有个谈话，今天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代论，另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谈民盟动向究竟是什么。稿子已送光明日报，因写得不十分周到，又抽回来了。
“我的精神如此，欢迎所有爱护我的朋友，从思想上、作风上对我批评，让我知道错误到什么程度。我的地位不同，在党内服务很久，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今天所有的同志对我都有批评，非常感谢。我不是文过饰非，而是要学习民主，要有“动心忍性”的风度。
“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是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加以说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还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请老师。今天会上只有黄琪翔没有涉及我的问题，美中不足。”（这时黄琪翔插话说：“没想好。”）章伯钧接着说，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还没有说出来。（这时黄琪翔又插句话：“所以我不能提意见。”）章伯钧接着又说：“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处。等大家谈完了，我思考成熟了，再谈或者写文章。”
章伯钧说完话，又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寄给李伯球的一封信，信上并指明要给章伯老看一看。张云川的来信大意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党整风，甚觉稀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
章伯钧说，“对于张云川的来信，我想解释一下：第一，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他也有回来说明的机会，有民主的平等权利，请秘书处写信告诉他：安心工作。第二，我们党内整风的问题，仍然按照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现在批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中发生的偏差。像打球，一次只能打一个球，如果同时又打一个球，就打乱了。谢谢大家发言，对我的指教。”
在这次座谈会上，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罗任一、张申府等还对如何帮助中共整风，并且对一些错误的言论进行了批判。黄琪翔说，对于葛佩琦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希望人民大学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吸取足够的教训。黄琪翔还说，储安平和陈新桂的荒谬说法，是找不到市场的。他着重对陈新桂的谬论作了批判，并表示不同意张云川的错误言论。
李伯球、罗任一和张申府、严信民等对储安平和陈新桂的怪论也提出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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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联常委会决定商同民建会联合发指示
批判章乃器思想澄清工商界视听
本报讯 全国工商联第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昨天决定商同中国民主建国会联合发布一个指示，分析批判章乃器近来发表的一连串错误言论，以澄清工商界人士的视听。
出席这次会议的常务委员，有一部分人兼任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有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胡子昂、毕鸣岐、乐松生、陈经畬、黄长水、胡厥文等二十八人。他们认真地分析了章乃器错误言论的严重性，指出了发表联合指示的必要。
乐松生发言说：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工商界短期讲习班里有些学员已受到了迷惑，错误地认为章的意见是代表工商界人士的思想。有一个组的学员甚至不愿再接受思想改造了，说什么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看法是教条主义。我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辨明是非，给章乃器的反动思想以恨恨地批评。
胡子昂说：章乃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去年民建会二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错误曾进行过帮助和劝告。最近我还同他进行了争论，但他一直坚持错误的观点。“脱胎换骨”本来是形容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很形象的比喻，章却引用成“抽筋剥皮”，以危言耸听。重庆一些工商界人士又给加上“只有第二辈子作好人了”的结论，很不利于改造工作。胡子昂认为：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正处在“瓜将熟；水将到”的时候，章乃器认为，现在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区别了，这是摘未熟的瓜，拆水还没流到的渠。这就是取消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因此，我们应该对这种错误思想给予严肃的斗争，不能让它流传开来。
苗海南说：章乃器的言论在工商界中已引起了坏的影响，工商联领导上应该赶快起来加以驳斥。我们一方面要赶快写文章、发指示，澄清工商界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家再对章乃器进行一次同志式的帮助。
朱继圣说：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最使人不满意的，是章乃器等借机向共产党进行攻击。我们不能接受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章乃器针对我们资产阶级有动摇性的弱点，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思想。章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不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不存在，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等言论，都是在制造工商界的思想混乱，借机贩卖他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要批判章的言论，同时还要继续帮助党整风。
王光英揭露了章乃器所运用的阴谋手法。他说：从章乃器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阴谋鬼计有：一、给同他辩驳的人乱扣帽子，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者；二、打、拉的战术，拉李康年、毕鸣岐，打击积极分子；三、他的言论是挂羊头卖狗肉。文章开头引毛主席的话，下面贩卖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一贯贩运官盐加私盐，手腕很巧妙。他毒辣地想把革命的阶级观点推翻，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推翻。他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就是要神化资产阶级，魔化工人阶级。
陈经畬说：章乃器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不但是给工商界帮倒忙，而是在陷害我们。章乃器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又是民建领导人，有些工商界人士相信他的话，我认为对他的思想加以驳斥很重要。只有对他的思想逐一加以分析，才能达到教育工商界的目的。
买买提尼牙兹哈热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应该严厉加以制止。我们工商界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光明的道路。我希望民建总会和全国工商联早些把指示发下去，表示我们的意见。
毕鸣岐说：王光英说章乃器拉我。我要说明，我的思想和章乃器的思想不同。我的思想是要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思想则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说资产阶级无两面性，我说有。我说定息是剥削，他说不是。他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意见，我不同意李的意见。他说资产阶级没有了，我说还存在。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他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他和我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章乃器拉不拉我是他的事，我有我的思想。
李烛尘说：章乃器的思想，是原则性的错误。这次暴露了他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是反社会主义的。这次应尽量地、无情地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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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的党外人士同杨玉清展开激烈论战
新华社12日讯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开的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杨玉清对他在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所说的“下轿”、“下台”再一次作了解释和说明。
在5月31日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杨玉清把这次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他说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杨玉清在8日举行的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他说他所讲的“下轿”等于过去的“下楼”、“洗澡”，“下台”只是要个别人换换工作。杨玉清今天再次声明他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些“被误解”，关于“下轿”只是要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只是从行政的角度希望个别的人换换工作。
杨玉清说有的领导同志说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要在整风中向党多提意见，所以才向党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还说，在这次整风中他要做旧政协时代的张一麟，要“折党之角，批党之鳞”。他的发言只是用语尖锐，不考虑后果。
杨玉清说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歌功颂德，只是说把歌功颂德造成一种文风是不很好的。他认为有些大道理过去可以讲，今天可以讲，明天仍然可以讲，一定要抓住此时、此地的需要，现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了这一类讲大道理的文章，对今天的整风是不大适宜的。
杨玉清还以邹忌谏齐威王的故事来作譬喻，说是希望共产党能听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刺耳的意见。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批评了杨玉清今天的发言。他认为，杨玉清把自己提出的“下轿”解释成要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解释成要个别人换换工作是强词夺理，与他自己的本意不符。
李祖荫说，杨玉清说自己好用古语，如“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等古语今用，就恰到好处，但杨玉清引用邹忌谏齐威王的故事，把齐臣邹忌的有所私的妻、有所畏的妾、有所求的门客，来比喻拥护共产党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拟于不伦，很不适当。
李祖荫认为杨玉清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不是对党提意见的态度。他说听其言而观其行，杨玉清对于党是仇视的，对于现实是仇视的，看不见今天蓬勃发展的建设事业，或者是虽看见而故作不知，所以提出“下轿”、“下台”的说法。李祖荫认为在国民党时代是要反现状的，这样也是如实地反映了现实，但今天的现状大多数是好的，反现状的说法是不符合今天的现实的。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批评杨玉清引用邹忌谏齐王的故事实际上是丑化拥护党的人，丑化他们是邹忌的“妻、妾、门客”之类。王艮仲说，言为心声，杨玉清在感情上对党的领导是对抗的。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陈光尧在书面发言中，批驳了杨玉清所说的“折角批鳞”。陈光尧说，在旧政协时代，张一麟先生以“折角批鳞”四字反对蒋政权，那是有事实为证的，也是对的。但杨玉清今天竟然用这句话来形容他对人民政权的印象，这在他思想上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个别党员的某些不良作风不能代表整个的共产党，而党也不是恶龙那样冥顽不灵，所以杨玉清所用的“折角批鳞”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国务院法制局的余鑫菇批评了杨玉清所说的今天的报纸不应该连篇累牍地登载讲大道理的文章的说法，他说，这些大道理今天必须讲，因为有些人钻党整风的空子，进行恶意宣传，工人农民与共产党血肉相关，才出来讲话，只许有人说“下轿”、“下台”，不许工人农民讲大道理，这样公平不公平呢？我看是太不公平了。
余鑫菇还说，共产党把杨玉清当作老朋友，但杨玉清是否把共产党当作老朋友呢？杨玉清提出“下轿”，并且说拥护党的人抬了轿子还不愿放轿杆，这样是不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在讲话呢？
余鑫菇认为现在对一些公开的反动言论予以驳斥，对一些用隐蔽方式支持和鼓励反动言论的话，也应该加以揭露。
国务院参事骆介子建议，要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对待一些不全面的、有缺点的善意批评与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要分清界限；严肃驳斥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对于发表不正确意见的人，有关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尽量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甚至开展思想斗争；高度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注意“三害”，也要注意敌人，在把歪风邪气打下去的同时，继续贯彻大放大鸣的方针。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宁嘉风、陈鸣一。
据新华社11日讯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黄元彬批评了陈新桂昨晚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会上的发言。黄元彬认为陈新桂所说的“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讲报纸上认为错误的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如何伟大之类”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意诬蔑歌颂共产党伟大的人。
黄元彬说，陈新桂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这三个主义都是旧社会带来的。既然这三个主义是旧社会带来的，因此要消灭这三个主义，正如进行思想改造一样，不是一天之内就能改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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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中央扩大座谈会
继续驳斥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本报讯 中国致公党中央召开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扩大座谈会，于11日下午继续举行。陈其尤主席说，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可以结合我们的业务来提意见，对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应予冷静的分析批判，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胡新民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清除“三大害”，不要为若干谬论所混淆。
严希纯在发言中说，对那些不正确的言论应予分析清楚，弄明是非，然后批判，使人心服。思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说：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是有无限威信的，它为六亿人民所坚决拥护。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片面的论调，不合事实的谬论，甚至别有用心的人的危言，是绝不会动摇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种信心的。
雷沛鸿说：目前在帮助中共整风运动中，有些人的若干批评是不公正的，是荒谬的，我们应该反对。有些论点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这是不可想像的。就整风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整风，别的阶级政党，也不可能敢于在广大的群众中揭露自己的缺点，要求群众批评。整风也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共产党，难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事业吗？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想法是奇怪的。工人农民对葛佩琦的批评是正确的，不是他们有所偏爱，事实说明必须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事业。
陆绪熙建议改善保密制度。尤其是国外公开的科学论文，更不需要用秘密的方式保管，这会阻碍我们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要求。
黄鼎臣认为章乃器等的言论的观点方法是错误的。官僚主义是工作作风的问题，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中仍然有错误的工作作风——官僚主义，就将社会主义制度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拟，好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这是错误的。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如就他的逻辑来说，好像“三大害”就是由于“党天下”所产生。这一论点抹杀了事实，是完全睁开眼睛说谎话。几年来国家大事，没有不是经过反复协商然后决定的。就以现在的事实而言，国务院的部长就有十五个非党人士，至于副部长级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党天下”根本不是事实。他们的这些荒谬论点，关键在于他们的立场观点的错误。至于党组和党委会在机关学校中保证党的方针任务的贯彻，已起了极重大的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过去产生的一些偏差，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不是党组或党委本身不好，而是工作中的缺点。整风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但不是要否定党的作用。
会议仍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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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
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本报讯 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在昨日下午邀请了三十多位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大家对目前整风运动中校内外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了批判。
朱光潜教授说，目前整风运动中，有一些人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错误言论，已经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必须明辨是非，使整风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
邵循正教授说，我们学校里一边搞整风，一边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在我们学校以外，也出现了如葛佩琦、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对这些言论要加以批判，才能明辨是非。我认为费孝通对待荒谬言论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他只说应该认识错误，但另一方面又说这样的言论也是运动中难免的。这些话也说明了他自己抱着什么态度。至于我们学校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我认为也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闻家驷教授说，我认为对目前全国范围内所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果人民日报不发表社论来反批评，那报纸本身就失去了立场。我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讲的好。对于这些发表破坏性的言论的人，我真要问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讲话。党要我们在整风中帮助党提意见，我们就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对这种仇视社会主义的破坏性言论一定要进行反批评。
芮沐教授说：对于目前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如不及时加以驳斥，使人们认识这种言论的危害性，那就会造成混乱，是非不分。芮沐说，今后党外人士不仅应当继续向党提意见，而且有责任积极帮助党明辨是非，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驳斥。我们必须边整风，边明辨是非。他说：费孝通先生的态度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的。他说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真不知道他忧的是什么。
王铁崖教授说，葛佩琦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储安平的组织联合政府，章伯钧的设立政治设计院，等等说法，北京大学里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宣言”，都应该批驳。这不是除三害的问题，这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问题。
龚祥瑞教授说，大家喜欢谈资本主义民主，在英美大学读过书的人可以对比一下：在那些国家里，有没有如我们这样民主自由的条件？学生能不能对校长、教师提出这样尖锐的批评？他说：目前要回击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是为了要帮助整风。如果不这样做，群众帮助党整风的自觉性、积极性是会受到挫折的。
座谈中，申又桭、李继侗、邢其毅、黄昆、张青莲等教授都一致指出，对目前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应该加以批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良好的学风和纪律，使学校的整风运动向正确方向开展。
座谈会将在13日下午继续举行。
又讯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继续邀请教师座谈。会上，许多人对学校内教师葛佩琦、王德周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
汪同祖说，葛佩琦、王德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引起工人、农民的不满，知识分子至少要把他们看作“害群之马”。尽管葛佩琦一再就他的论点作解释，但是他的错误论调是很明显的。
吴景超在发言中除了对于葛佩琦、王德周的思想进行分析以外，并且以自身的经历反驳了葛佩琦的错误言论。他说，我这几年有许多机会与工人、农民接触，他们爱戴毛主席和共产党，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现在美好的生活，也不可能有更美好的将来。如果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工农群众就会拿起铁锤、锄头来与他拚命。
庞景仁说，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党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本着爱党、爱人民的精神，向党提出了意见，展开了批评。个别人的态度即使有些冲动，但也没有离开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只有少数人是借着整风机会，来公开地大放厥辞，兴风作浪，企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要把立场放在那里，今天正是一个严重考验的机会。对于葛佩琦、王德周的反动谬论必须予以驳斥，这样做并不失团结的精神，也不会影响“大鸣”“大放”。因为团结是在一定基础上的团结，这个基础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那些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认为90％以上的共产党员都是“无恶不作”，因而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认为肃反不该杀反革命分子，“杀人者死，杀一人也要他死”；认为现在不应是帮助党整风，而是“东家向经理算账的时候了”。难道像这样的人会和我们有什么共同的立场？我认为只有把这一点搞清楚，“放”、“鸣”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更健康、更有力地开展起来。
吴大琨在发言中首先批评了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他谈到，对于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应坚决予以驳斥。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划清思想界限，使整风运动更健康地进行，“鸣”“放”得更好。他说，有些人的言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的。我同章乃器是没有什么私人意见的，但不同意他的言论。他说，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区别，但工人和资本家是没有区别的；还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我认为这些话都是模糊了阶级立场的。我与章乃器的争论，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两条道路的争论。
会上，发言的还有杨承祚、刘忆萱、许梦雄、李景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