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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驳斥右派言论
社会主义原则绝对不可动摇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在12日上午继续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由李济深主席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多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熊克武、刘文辉、章友江、陈铭德、程潜、陈其瑗、李世璋、李俊龙等人。
熊克武说：过去没有党的领导，决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今后没有党的领导，也决不会有将来的社会主义祖国。
熊克武在发言中说，近来，对党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的偏了，甚至堕入邪道，非马上纠正不可，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他说，有些人只许自己“放”，不让别人“放”，这叫什么“齐放”？只许自己“鸣”，不让别人“鸣”，这叫什么“争鸣”？至于只许说坏的，不准说好的；只许讲反面，不准讲正面，那更是不公道的。我们应实事求是，不能一笔抹煞。尤其不可的是，把个别的坏人坏事，据断全党都是坏人坏事，这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样看问题，如果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要改正；如果属于别有用心的诬蔑歪曲，我们就必须进行严肃地反批评，不然便没有是非，没有立场了。
熊克武说，有些人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否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陷入了严重错误的泥坑。必须认清楚：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符合六亿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是绝对不可动摇的。过去没有党的领导，决不会有今日的新中国，今后没有党的领导，也决不会有将来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只有回复到悲惨的旧中国的死路去，全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章友江发言中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是反动思想，因为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他说，“党天下”的含意有四。一、污蔑共产党垄断、包办了政府；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政府；三、“党天下”还意味着反对党的领导；四，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四点，章友江一一进行了批驳。
陈铭德说：反批评也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
陈铭德在发言中，首先对“恐吓信”加以痛斥。他说，从卢郁文所收到的第一封恐吓信的措辞以及写信人所采取的卑鄙手段，可以肯定写信人是害怕这次整风运动会使得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认为这种人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他说，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是十分必要的。随后他谈到，在“鸣放”中出现的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其错误程度如何，究竟还是在桌面上公开讲出来的。对待这些言论，应该与写恐吓信这样的破坏活动分别看待。他说，在这些言论中有些是恶意地歪曲事实，对党含有敌意的，应该加以严正的驳斥。另外一些则是立场模糊，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观点的，应该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认识错误。他认为这类言论反映的思想虽属反社会主义的，然而还应算作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之内的错误，对于他们还应适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平心静气地说理，使犯错误的人容易接受批评。反批评也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他认为近几天来报上发表的对错误言论进行具体批评的文章和发言，很多都是符合这一精神的。然而还有一些在进行反批评时，脱离了有的人原来提出意见时的具体条件，或者把一些原属错误意见加以进一步引申、夸张，这样就可能使发表错误意见的人难于认识自己的错误，客观上会增加人们的顾虑，对“鸣放”的继续开展，可能起着消极的影响，这是需要注意的。
陈其瑗说：如果没有成千成万的“特殊材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陈其瑗发言中说，他不同意有人把“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说成是产生特权思想的根源。他说，斯大林这句话并没有错。他举出在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他所接触过的和共同工作过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业迹，举出几年来在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团体中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处处起带头作用的共产党员，说明共产党员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说：“特殊材料”是我国民族的精华。在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也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可生即生，可死即死，舍生取义，毫无犹豫。共产党员继承了我们的民族传统，并且发扬了这种传统。他认为如果没有成千成万的“特殊材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也很难设想社会主义的幸福会自天而降。
陈其瑗还对那种认为“党性有时会派生为宗派主义”；“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荒谬言论以及那些宣扬“三反、五反、肃反一团糟”的分子的谰言，也进行了驳斥。
李俊龙在发言中谈到，民革帮助共产党整风，要使所有的人的心里话都讲出来，这是主要的一面，要掌握这一精神。同时，对不正确的言论，应该允许反批评，但在反批评的时候，要搞清事实，分清是非，以理服人，不要拿帽子压人。否则对被批评者没有帮助，对整风也没有帮助。他还谈到，民革中央小组历次会议上的发言，是健康的正常的。
刘文辉、程潜、李世璋在会上发言全文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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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风不是要党改变社会主义路线
刘文辉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在整风运动的热烈开展中，全国各界人士，对部分共产党员，指出许多工作中的缺点，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些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甚至有采取“恐吓信”的卑鄙手段，企图阻碍“争鸣”，破坏团结。对于这些，全国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出它的错误或别有用心，从而发出正义的呼声，给予了有力的反批评。
但是，不能认为，所有的人对一些错误言论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尤其是受旧社会影响较深的人，更容易为最近各报所载的缺点所迷惑，看不见革命的主导方面；甚至对目前的反批评发生怀疑，以为在“收”，这些不清楚的认识，将不利今后的“鸣”、“放”，不利于整风，不利于今后的团结。我想就这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如何看待共产党员工作中的缺点。报纸上揭露出各方面的缺点，确是不少，初听乍看之下，难免吃惊。但这是集中的揭露。如果我们想到这些缺点是几年来的积累，是全中国范围的积累；再想到这几年我们事业发展的迅速，工作的繁重，那末，这些缺点有什么可怪？更想到旧社会，哪一个小角落不是充满了黑暗？今天这种缺点，比之今天的成绩，正如太阳下面的一点阴影，怎样能够从这些缺点里面引伸出“中国人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共产党百分之九十几都在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这些言论，已经超出了提意见的范围，而是在进行污蔑！
我认为在这里应当明确两点：第一，要明确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加强党群之间的团结，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目的，既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是无私的、正义的，并且一定能够实现的。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目的，也正因为部分共产党员工作中存在着缺点，要帮助他们改正，作共产党的“诤友”，而不是要党改变社会主义的路线。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要建设富强康乐的工业化国家，除了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路线以外，决没有第二条路线可走。解放前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任何别的路线都是死路，解放后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的路线是怎样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些事实面前，就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因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决不能有丝毫改变，提意见时，应严格分清：缺点问题和路线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第二，整风的对象不是共产党，而是部分党员工作中的“三大主义”，“三大主义”不是共产党员才有，而是普遍存在的毛病。不过，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它的政策要通过党员体现出来，党员中即使是最少数人犯了“三大主义”的毛病，对于社会主义的害处，都很严重，所以，党才急需整风，而且要党外人士帮助它整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三大主义”则是旧社会的遗留物，它和共产党是绝对不相容的，它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绝对不相容的，所以，要纯洁工人阶级先锋队，要加强党的领导，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整风。整风的对象既然是“三大主义”，那末，要打倒的是“三大主义”而不是共产党，要打倒的是“三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好多共产党和好多非党的爱国先烈，用宝贵的鲜血换取得来的，也是近年党和全体人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内）用辛勤的努力巩固起来的，如果连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打倒，不说六亿人民不答应，试问我们这些年来每天紧张的工作，究竟为了什么？恐怕也很难于自解，更不用说对不起革命先烈了。为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试问：离开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又找谁来领导？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末，为什么有人会说：“三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说共产党是“党天下”？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人不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打倒“三大主义”，而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有些荒谬言论，简直令人难于容忍，应当给予严正的批评。
那末，目前这种反批评是不是“收”？或者客观上是不是妨碍“争鸣”？我认为不是。不能否认，最近在正常开展的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歪风，这就是不许发表正面的意见。这实际上是独鸣，而不是争鸣了。所谓“争”，一定是各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互相切磋，使得真理愈辩愈明。而反面意见的一家独鸣，却决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少数只许反面意见一家独鸣的人之外，一般决不会以为提出反批评就是要“收”，就会妨碍“争鸣”。同时，我认为：帮助整风的人，不仅是指出共产党的缺点，使其改正，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还可以通过互相批评，认识真理，使自己逐步提高，收到思想改造的效果。在提高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达到进一步的团结。
我相信：经过这次反批评以后，从团结愿望出发的“鸣”、“放”，将正常地继续开展；在这次整风后，三大主义必定大大减少；全国人民在思想认识更加一致下，将团结得更紧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将获得更快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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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世璋驳斥黄绍竑的错误言论，他认为：
强调缺点低估成绩是混淆是非
一，关于社会主义法律问题
最近在帮助中共整风运动中，有的同志谈到国家的法律问题。好像我们国家一切错误和缺点都是由于没有完整的法律所产生的，似乎法律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以往没有成套的法律，党员就犯了错误，工作就出了乱子。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我们应了解，法律与政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国家的政治措施可以经过法律的形式获得表现，并借法律的力量变成现实，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法律以保护这些利益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把法律和政治分裂起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法律的公正性超然性来混淆社会主义的法律观点、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解放几年来，是不是没有完整的法律就阻碍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于有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政策，由于有了根据政策所规定的一些纲领性的法律，我们不仅摧毁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当了家作了主，而且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正说明了我们虽然没有完整的法律（当时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法律），但仍然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这难道可以说没有完整的法律就是一切犯错误出乱子的根源吗？如果说犯了错误出了乱子，那就只能说农民不该斗地主，群众不该镇压反革命。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律，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及时，许多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的检察、公安、法院等国家机关，在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工作上也还有缺点，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还有的同志把目前审判质量不高发生错判案件的原因也归罪于法律的不完备，这种看法也是主观片面的。虽然有的案件是根据政策条例来判决的，还缺乏法规的依据，但不能说判错案件就完全是没有法律根据所造成的。我们不能设想到将来民法刑法制定后，就没有错判的案件，基本问题是如何提高审判、检察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法律业务知识。单纯地把错判案件说成是没有成文法律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关于“强调成绩，掩盖错误”的问题。
黄绍竑先生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见5月17日人民日报）。
这是一个颠倒是非的说法，一个十分有害的观点。因为：
（一）谁也没有因为强调了成绩，便掩盖错误，只是说要把成绩和错误都估计得恰如其分。国家机关年年进行自我检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目的就是为了纠正错误，国家机关工作报告中检讨错误，写下“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个别的”这几个字，不知道要分析多少材料，开多少会，花费多少辛勤的劳动，决不能说是公式。这次党进行整风又是一个大检查，怎么能说是掩盖错误呢？
（二）黄先生这几年下去视察工作，发现了一些问题，这对于帮助政府纠正缺点是好的。但因此便说政府部门掩盖缺点，既不公道，也不谦虚。黄先生可能手上拿了一些案子，但应了解，各级检察机关、国家专业监察机关和党的监察机关，天天和缺点错误作斗争，估计每年要处理不下数十万的大小案件。难道这些机关的工作都是为了掩盖缺点吗？我在国家监察机关工作，如果这样抹煞一切，我是不服的。不过，我也承认，这些机关的工作都还有缺点，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
（三）黄先生把司法方面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说得太黑暗阴森，十分可怕。说什么“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的司法工作还有缺点，是事实。但是，黄先生是现任人大常委，对我们国家宽待反革命家属的办法应该是知道的。
这些办法，详载于原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等法令指示中，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在工作和就业方面，和一般公民有同样的权利；如果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也要保留供给家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反革命分子家属生活无着，也可以得到一般居民同样的社会救济。这恐怕是古今中外很少有的仁政，而黄先生却要把它说成是“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曾参观一些劳改农场，劳改犯人甚至可以把家属接去同居，他们是怎样的“流离”，怎样的“失所”呢？
（四）黄先生不满意“国家经济建设有百分之二、三的错误”，这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这等于说人的认识要百分之百的反映客观实际，料事如神，一点错误也不犯。我看黄先生自己也作不到。当然，错误是应该尽量避免的，但不能说一点错误也不许有。若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反对主观主义呢？
（五）黄先生又主张把“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把成绩说得保守一点，才是巩固的、有后备力量的”。如果事实上错误、偏差是主要的，我也同意。如果事实并不如此，那么就应该成绩是成绩，缺点是缺点，恰如其分。把不是主要的偏差、错误硬放在成绩前面，是一种混淆是非、扰乱人心的作法。为公平正直的人所不取，老百姓也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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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龚祥瑞在法学界人士的座谈会上
批判陈体强储安平的谬论
陈体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国的政治制度
储安平混淆了欧美式的多党制和人民民主的多党制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于11日下午继续举行。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在发言中说，我想从国家法的角度，对陈体强、储安平关于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的错误看法加以批判。他说，陈体强同志在上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民主性表示怀疑。陈体强的论点有三：第一，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会期短，大会和小组会开不出什么名堂，没有辩论，也不可能辩论，对政府的提案只能一致通过。这样，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形式。第二，他说，选举人民代表也是形式，因为大家不知道联合候选名单的代表究竟是谁？有些什么条件？选民只能按这个名单去选，没有落选的事情。所以说，选举制度也是形式。第三，他说，这样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对政府行使监督权，就很可怀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罢免权，但乃是一条“具文”，很难行使。
龚祥瑞针对陈体强的三个论点一一进行了批判。他说，陈体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得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形式”的结论。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开会时，的确是争吵不休。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就没有这一套。因为我们的人民代表和资产阶级的议员有根本的不同，资产阶级的议员是准备去吵架的，而我们的人民代表要讲团结。我们的人民代表不光是在怀仁堂开会，而是经常下去视察，监督国家日常管理活动，说明他们在会外有广泛活动的权力，而资产阶级的议员只能在议会四壁之内讲民主，到议会外面就不能广泛活动。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是形式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通向全国的，通向广大群众的，有广泛的人民代表性，有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有群众基础上的集中性。
关于选举制度，龚祥瑞说，在我们的选举制度下确实没有政党竞选，这种政党竞选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我国工人阶级力量远远超过了其它阶级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无论如何也竞选不过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不然可以去问问民主党派吧。而联合候选人名单，则是共产党根据团结民主党派的制度，来照顾小党的，因为各民主党派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民主的原则不仅表现在少数服从多数，还要表现在多数能够照顾少数方面。
龚祥瑞说，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对政府监督权的行使，过去或有不够之处。但应该看到，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还不到三年，这种制度正在发展。因此，现在下一个结论，说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对政府没有行使监督权是太早了一点。
龚祥瑞还说，总的说来，我对陈体强的看法有一个根本的分歧点。这就是他把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局限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环节上。在这个环节上可能有许多缺点。但千万不能忽视它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应看到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我们国家日常的民主生活是十分活跃的。这种日常的民主生活，到工人、学生中去，到一切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活跃的民主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找不到的。我在英国读过书；在英国，学生不能批评校长，工人不能批评厂长。
龚祥瑞在发言中又驳斥了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他说，储安平的观点从头到脚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且是十足的欧美式的观点。他说，储安平所谓的“党天下”三个字，是清一色的帝国主义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咒词。有人认为储安平的错误说法，是在泄私恨，我认为储安平不是泄私恨，而是企图拿着欧美式的多党制来改造我国人民民主的多党制。这比泄私恨更坏。
龚祥瑞接着对储安平的谬论作了分析。他说，储安平把欧美式的多党制和人民民主的多党制的界限混淆起来。错误就产生在这里。他说，欧美式的多党制，他们组织政党，从事政党斗争，目的是为了做官，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职位，所谓“理想”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储安平居然把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国家高级领导机关中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混淆起来了。他说，我国的民主党派，在解放以前，组织政党，从事政党活动，是为了要同反动派作斗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职位和做官不是他们的最后目的。做官、当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们的最后归宿。至于共产党员，上至主席下至科长，他们是为了带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比别人多做一点工作。有许多共产党员有宗派主义作风。但这与旧社会的官僚宗派则是完全不同的，储安平在这里把共产党的领导看作是宗派主义的根源，这是原则上的错误。
龚祥瑞说，储安平的反党思想有他的历史根源，欧美式的政党制度是他的老巢。我们应该清算这种思想，保卫党的领导。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曹杰、戴克光、卢蔚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