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
北京大学副校长 周培源
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反批评
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党号召党内外的同志们要大“鸣”大“放”。这说明了党能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地接受批评，准备把党的工作作进一步提高。向党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热情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意见是不正确的，甚至有的荒谬到这样程度，像葛佩琦那样，诬蔑党员，要取消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不能不引起知识界的坚决反对与无比愤怒。我们必须体会党的“鸣”、“放”方针的精神，并根据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来判别向党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我们也必须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向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与思想作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向党提意见，另一方面也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储安平对于所谓“党天下”的诬蔑性的批评，混淆了知识界的视听，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对它作严肃的批判。
在过去几年中，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得很快。一个多月来，文教界的同志们也提了不少意见，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现在就我在工作中的体会，来谈谈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把意见提出来向文教界的同志们请教。
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一，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线问题。从1952年起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原有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综合大学，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单科性的工、农、医学院和师范大学与师范学院。1949年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十一万七千人，到1956年增加到三十八万人。高等学校在过去七年中已有三十万零二千五百多毕业生。许多专业自四年制改为五年制，毕业生的质量也有不断提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成绩。但是，有人认为，院系调整是不必要的，理工无须分家；如果要多培养些人，每个学校多招收些学生，扩充一些校舍与设备就能完成任务了。
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能因为在院系调整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并因为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缺点，就否定院系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大家还记得：在旧中国，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模糊，系科设置庞杂；在行政上系科各自为政，在教学上教师各行其是。在同一地区各种不同的系统常建立性质基本上相同的学校。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大城市则更为显著。院系调整的任务是在于使新中国的高等学校能够大量地、迅速地培养出合乎规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1952年夏，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们积极地学习了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初步肯定了系科有关专业的培养目标，从而草拟了当时认为结合中国实际的教学计划。在院系调整之后，教师们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建立新的教学制度，组织教研室并通过教研室的活动，发挥了集体力量来进行教学改革。总的说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翻天复地的革命。
全国的高等学校在院系调整之后，完全以新的面目出现。除了旧大学有些系科外，为了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成立了许多新的学校、新的系科、新的专业。即使与旧大学各种相同的系科中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都有极大的改变。好些系科、专业与课程，在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都须从头学起。即使在原有的一些系科的课程中，为了满足新的要求，教师们也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努力自我改造，掌握新的教学内容，上讲坛传授知识。
在高等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不断地修订教学计划、制订教学大纲、编译教材，并在各种教学环节上，如讲授、辅导、课堂讨论、实验、实习与考试，等等，努力钻研，逐步改进。我认为，五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们不仅输送了大批青年干部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也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青年教师上大课、教大班，为今后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进行教学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也体会到，高等教育部采取这样一条路线进行教学改革，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必须从头学起。我们只能首先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然后再来体会苏联先进经验的精神实质，逐步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所以我认为，有人批评我们的教学改革在路线上犯了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是不正确的。
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里，有科学成就的老教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们的谆谆教导，培养出大批青年教师。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依照过去那样只指导少数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那末一定有许多课程开不出来，也不可能培养得这么
多的青年干部。从开展科学研究向科学进军来说，也不会有像现在这样强大的基层队伍。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指出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帮助，他们在培养青年、建立系科与学校、协助我们进行教学改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里，我们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把教学计划、大纲、方法等等，在系科与教研室中主观地、机械地并生硬地贯彻，而另一方面不考虑条件、需要与可能，向系科与教研室要经验、要总结。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产生了宗派主义的现象。青年教师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比较快，老教师不像青年们学习得那样快，因此在1952—1953年间，有这样的错误看法：青年学习苏联比老教师积极，只有青年才能被培养成为红色专家。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部与学校的领导都心中无数。学校中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教学改革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应当起什么作用？这样重要的问题，在我和高等教育部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说他们研究过或讨论过。
几年来教学改革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是执行教学改革过程的盲目性。我们要学习苏联，这一点是肯定的，大家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为什么要从学习苏联的教学形式和方法入手，而逐步提高到学习教学内容这样的路线，不论在高等教育部或在北京大学，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讨论，而事实上或者也没有讨论过。自从1952年新的北京大学一成立，我们教务处就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自己一直到1954年的寒假进行教学经验交流会时，才认清楚有这样一条教学改革的路线。我相信在学校里的教师中，到今天一定还有很多人对这条路线不够明确。由于党的威望高，任何工作领导上一号召，青年们就热烈地响应并积极地行动起来，但是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就得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无怪乎有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说，北大校务委员会只讨论如何做而不讨论应该不应该做的问题。这就好像一个队伍的进军目标是清楚的，进军的道路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队伍的司令员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沿着这条路线进军，而队伍的各级指挥员也没有讨论过必须采取这条路线进军的道理。这样就不能不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党必须领导高等学校
第二，党领导高等学校的问题。院系调整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的基础上进行的。三反运动在旧高等学校中树起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旗帜。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能很快有收获，是和三反运动分不开的；这也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当然三反和思想改造过程中，在有些具体问题上，群众的言行粗暴了一些，以致伤害了一些老教师的感情，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党不仅作出了院系调整、教学改革的正确决定，同时在院系调整之后，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指出前进的正确道路，经常给我们鼓励与关怀。我们还记得在1952年秋，院系调整之后不久，各地的高等学校在教学工作中遇到了严重的忙乱现象。我们很多人在群众意见纷纭、怨声载道的情况下，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党从联系各方面得来的情况，予以具体分析，提出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在1953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应当稳步前进”的社论之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就克服了教学改革中所遇到的忙乱现象。这样困难巨大的问题，也只有力量强大的党才能解决，也只有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全国的高等学校才能克服困难，使学校的教学工作纳入正轨。
根据北京大学的工作经验来说，学校的党委在领导教师政治学习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方面，也有极大的收获。1953年春天，关于“实践论”与“矛盾论”学习的成效特别显著。当时党委和学校与系科的负责人在一起组成全校的学习核心，并走在全校教师学习的前面。北京大学的教师虽然基本上是旧北大、清华与燕京三校的教师，但也有是从全国各地十多个学校调整来的。由于学校背景不同，思想认识不可能一致，1953年的政治学习的主要收获，在我看来，是把一个在思想上的杂牌军训练成为一个坚强的队伍，使大家齐心合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型的综合大学而努力。从1954年起，教师的政治学习由党委主办的夜大学所担负。教师们根据自觉自愿的原则来选习课程。从总的情况看来，教师们对于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要求是积极的。
有人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党能够制定高等教育改革的方针，能够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个学校的党委能够不能够领导学校的具体工作？
我认为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高等学校中有哪些主要工作，其次要明确领导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内容。我认为高等学校有四项主要工作，它们是政治、行政、教学和科学研究。而做好这四项工作的关键则在于不断提高教师、学生与其他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而不懈地奋斗。在进行教学改革与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针性的问题上，学校的党委也可以运用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广泛地联系群众，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加以分析和概括，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把这些主张贯彻到群众中去时，也必须通过群众的实践，不断加以修正。这样的领导工作也只有党委才能做到。因此今后党委在学校中的工作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要党委退出学校更是荒谬的主张。
至于党委、校长与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领导学校的工作如何配合，必须加以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办法。我的体会是：校长受了高等教育部的委托，来执行国家高等教育的方针，为此他必须对高等教育部负责。不论学校的校长是党员或非党人士，他在政治上必须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在执行高等教育部的政策上受到党委的监督。学校既是培养干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学校中学术地位高、有代表性的教师、对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会有他们的主张。学校应当有发表与讨论他们的主张的组织。因此包括党委代表、学校领导与代表性的教师的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有它的必要性。特别在今后教学改革逐步深入，学校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更有发挥校务委员会作用的迫切性。
党委在过去学校中的工作有没有缺点呢？我感到缺点还是有的。在1953年的政治学习中，我们感到党委的帮助很大，深切地体会到党委对政治学习的领导力量。自从夜大学开办后，政治学习则变成一般化，特别对有些位老教授，没有能够加以更多的照顾，因而他们感到和党委疏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老教师普遍地感到在生活上受到照顾过多，在工作上接受帮助太少。在我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我只有听到来自群众的意见，很少听到从党委方面来的意见。党委在青年党员同志的教育工作上也做得不够。特别在院系调整后教学改革的初期，由于青年党员在学习苏联中积极性很高，使他们认为老教师不够积极，因而对老教师有些不礼貌的言行。另一方面，我感到在党的组织内有些青年党员的组织工作负担过重。特别有些思想水平较高工作态度较好的同志在党的工作上花的时间过多，以致妨碍他们的业务进修。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二十岁到三十岁是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最关键性的时期，过多的行政性或组织性的工作一定会妨碍他们科学水平的提高。因此从国家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是没有好处的。
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开展科学研究
第三，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教学改革的基本任务在于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使培养出来的青年干部能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很明显的在高等学校中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高等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各方面提出的批评最多、最尖锐。事实上，以综合大学而论，高等教育部很早就注意到科学研究的问题。在1953年秋所召开的综合大学会议上，科学研究的问题就已提到日程上来。问题虽然提出来了，高教部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就以综合大学来说，科学研究的进展还是很小；在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中由于教学改革工作的特殊性，开展科学研究所遇到的困难更为巨大。
在高等学校未能很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原因是在忙于教学改革，致使教师们没有很多的力量与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只有教学设备的经费，而缺乏科学研究的经费，特别需要到国外去购置的仪器设备一时不易得到，以致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在物质条件上与国家其他部门的研究机关相差悬殊。再则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也缺乏预见性。教学改革的最后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而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工作，必须在事前有充分的准备。这个缺乏预见性的工作缺点，多多少少产生了高等学校中教师“人心向院”的思想情况。科学院科学水平高，在学术上有威望，而几年来由于科学院领导上与研究人员的不断努力，仪器设备较高等学校为充裕。这一切都是人心向院的一方面的原因。可是在高等学校中，当青年教师热情地学习苏联，轰轰烈烈地进行教学改革的时候，有些老教师多少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想到科学院去做科学研究工作。如果高等教育部能够及早预见到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的必然性，并早作物质条件的准备，则在学校中培养青年多年、有威望并对学校有感情的老教授，决不会轻易地离开他经常耕耘的园地，而到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中去工作。
我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最主要的困难，是在于科学研究的指导力量弱，而培养青年教师科学研究能力的任务重。一般地说，在一个系科中，青年教师的人数众多，但是有科学研究工作经验并积极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太少。为此，我们必须团结科学院、产业部门与高等学校三方面的力量，在教学、生产与科学研究等三项任务上，共同发挥我们的力量。今天，在高等学校中来开展科学研究要比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时的条件优越得多了。自1949年底科学院成立以来，它的科学研究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并树立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特别在1955年科学院成立了四个学部，而今年又扩充成五个学部，先后遴选出有学术成就的科学家二百五十三人为学部委员。这就组成了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核心，并要面向全国，今后不断指出全国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另一方面科学院建立了许多重点科学的研究机构，特别注意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最新技术和综合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的，在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典范，并将带动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前进。
在一年以前，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国务院领导下动员了数百名科学家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是我国在十二年内科学发展的蓝图。今后数年内发展科学研究的工作是在于如何有效地按照这个规划订出具体执行的计划，积极地予以施工。
我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有优越的条件。虽然在目前物质条件尚比较差，但是我相信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统一调配下，这个情况不久就会得到改变。在每一个学校的每一个系科来说，科学的指导的力量比较弱，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在高等学校中总的科学家人数还比较多。在各校科学研究工作开展之后，在数量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定会占很大的比重。另一方面高等学校是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源泉。我们每年招收大批优秀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作培养科学工作者的素材，而每年也输送大批青年干部到科学研究、生产建设与教学事业等工作岗位上去，从事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在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能够经常和青年们在一起，经常受到青年们朝气蓬勃的影响，也是在我们生活中所感到的快乐事情。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在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体会和意见，现在提出来向文教界的同志们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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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密切合作
北京工业学院教授 张翼军
近来，各高等院校的党外人士，在帮助党组织整风中，揭发党在领导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些人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在今天的条件下，我认为所谓教授治校是没有根据的。
从1922年起，我开始在沈阳东北大学教书，那是封建军阀张作霖的天下，奉天省长王永江兼校长，当然没有什么教授治校的事情发生。九一八事变后，我由东北到北京，曾在北京中法大学、师范大学及中国大学等校教书，也没有实行过什么教授治校的制度。当时这些学校，都是由校长一人负责，教授除去教书以外，不过问什么教学行政上的事情。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搞过教授治校。但是，据传说，在那里的教授也并不是有怎样的民主权利。
现在有些人提出教授治校这个问题，主要的理由是为了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解放几年来，学校党委领导上可能有不甚重视老教授的作用的情况。学校党委领导应该重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但也不能把它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对北京日报记者说
（见5月16日北京日报），蒋南翔校长不重视老教授。我记得蒋南翔说，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这并没有什么不正确处。也许是在清华内部还有什么情况，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有个不成熟的意见，大力培养青年学者，能得到老教授的帮助，那是最好的了。但是在中国各地各校可能有得不着什么帮助的青年，像钱先生那样的学者，如凤毛麟角，恐怕有很多的进修青年接近不得。但是在我看来，现代中国青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进步。能得到老教授的帮助，固然很好；但在党的鼓舞领导下，也必能独立地前进。
目前的重要问题，是在于青年教师与老教授的经验如何结合起来。以前，因为党的领导上只重视青年教师的意见，对老教授存在不信任和不重用的情况，老教授们是有顾虑和有意见的。我记得在解放以后一、二年内，有一个教授和我谈过心里话，他怕人民政府使用二、三年后就不使用了。这种顾虑，虽然现实生活作了回答，但是，现在我仍然听到有些老教授说，现在学校里的系主任都是小青年，不要我们上岁数的人了。这是对党委使用不当的意见，也是希望解决问题的呼声。不一定是每个系主任都要由老教授来担任，但是，怎样才能发挥老教授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这次整风中应求得解决。
但是，学校未能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学校里党委领导不好，要取消党的领导。从我的经验看，今后学校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应该加强。学校假如没有党的领导，就要变成无政府状态。而要党的领导，并不是要以党代政，包办一切。有关教学行政方面的重大问题，党委应当提交校务委员会作切实的讨论，使校务委员会变成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一年开一、二次会，开时大家举举手，只有形式。那样的开法，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我建议以后校党委开会研究教学及科学研究等重大问题时，事先可以吸收几位老先生列席讨论，认真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做出某一项决定时，一定要提交校务委员会作切实的讨论。共产党所以能成事，就是因为不脱离群众。而我们学校里有不少共产党员，的确是脱离了群众，特别是个别的青年党员盛气凌人，整风对他们说是很需要的。
我说学校党的领导要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但不论从目前特别是从将来的情况看，都不能因此而低估青年教师的作用。目前，我们学校的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虽然是主要的还由老教授担任，而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则有百分之七、八十靠青年教师来负担。这些青年教师，都是从1951到1952年大学毕业生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知识虽然不够宽广，有的人因为研究得过专过细，所学不敷所用，但一般的说讲课还能讲的清清楚楚，有个别的讲得还很好。所以，把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并重，并很好的结合起来，是改进当前学校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关键，不能片面地走另外一个极端来处理问题。我觉得校党委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要在对教学等具体工作的安排中，贯彻这一精神。我个人亲身体会到，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在工作中的结合，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去年就有两个青年教师和我合作。我们不但在私人感情方面处得很好，而且，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也互有帮助。因为我年岁比较大，知识比他们多些，给他们的帮助要大些；但也有些新问题我没想到，而他们想到，对我也有帮助。
但是，党委重视领导，并不等于说就没有困难。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些老教授常常以长者自居，不虚心，不认真地履行培养青年学者的义务，看不起青年教师，只许青年教师跟自己学习，教训青年教师，就不愿意从青年教师的工作中吸取新的东西，进步迟缓。要使老教授与青年教师结合，就首先要老教授在认识上弄清楚这点。
前一阶段，报纸上揭发过去学校党委不够重视发挥老教授作用的缺点是对的，但只片面的强调尊重老教授，效果也是不好的。
青年教师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比起我们过去在旧社会的情况来说，条件是优越的，进步是非常快的。有些人因不能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把自己的进步和成就归功于个人，骄傲自满，不尊重老教授。这是他们同老教授结合的最大障碍。
有关这些老教授和青年教师的思想问题，我建议校党委应该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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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安徽省中学放农忙假
本报讯 安徽省今年改变了中学历来的放假制度，将全省中学放三天春假的规定，改为七天到十天的农忙假。放假时间，根据南北地区农忙季节的不同有前有后。现在，安徽省中南部许多中学已经放过假了。淮北麦收在即，也将要放假。假期中，离家近的学生都回乡生产，离家远的学生，由学校组织参观访问工厂和农业社，或者组织参加义务劳动。
假期回家的学生都争取积极的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学习犁田、耙田、插秧、摘茶，有的和社员一块挑砖、挑肥、挑土，或者作些家务劳动。许多地方的学生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虚心学习、积极干活。农民反映很好，有的说：“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又能文，又能武。”
安徽省中学关门办学，没有和生产相结合教育。现在，假期让学生回乡参加生产，便可使学校劳动教育和实践结合起来，便于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 （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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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信照登
人民日报编辑部：
读到您报5月18日第七版林元同志“也请听听编辑的声音”一文，使我不能不给您处写这封信。
5月4日，我参加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小组的座谈会，谈到编辑修改作家的稿子时，我转述了3月中旬周扬同志在北京创作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主张编辑对有一定写作历史的作家的稿子，应使作家自负文责，不必加以修改。到了9日，文汇报上登出储玉坤同志的“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小组座谈记要”一文，内有“老作家王西彦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既已成为公认的作家，编辑就不能修改他的作品。我个人主张，连一个字也不能修改’”的话，我看了后，很有些不痛快：一则，称呼我为什么“老作家”，使我敏感到有讥刺我不长进的意思，我觉得自己在写作学习上刚处于摸索阶段；再则，形容我的口气为“斩钉截铁”，再和“公认的作家”“连一个字也不能修改”等等的语句连在一起，便显出我态度的偏激来了，跟我原来的说话和心情是并不完全符合的。不过，那究竟是别人的描叙，不是我正式的文章，读者应该是一看就知的，所以我也就没有请求报纸给我更正。不料在林元同志的文章里，竟引用了上述那段描叙，还加上加重点，并进而判给我“自大”“不谦逊”的罪名！林元同志这种引用和判断，实在太使我吃惊了！难道他竟没有看出“老作家”的称呼和“斩钉截铁”的形容词，是出于别人的手笔吗？更没有想到，摘记一个人的发言中的片言只语，有时是可能不尽符合原意的吗？何况我的发言，是针对着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的呢？
王西彦 1957年5月19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