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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整风运动中学习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 黄琪翔
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号召以后，各方人士踊跃参加，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意见，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整风运动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提出来的。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怀着兄弟般的热情和敬意来参加这一运动。我过去不是对共产党没有意见的，也曾或多或少地提出过。现在，当共产党虚心地正式要求我们批评的时候，我反复地考虑过应如何认真严肃地来对待这一问题。
我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中提了意见，主要是批评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关心不够和帮助不够，并且建议要加强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等，希望它重视这些问题。我也在国家体委的整风座谈会上指出了我认为是宗派主义的事例，希望负责方面加以注意改正。有人认为我的意见不够多，不够尖锐，怀疑我是否还有顾虑。我的答复是：我只能以实事求是和治病救人的态度提出意见；为批评而批评、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或者如有些人所欣赏的那样“越辣越好”，我都不敢苟同。
到现在为止，在大鸣大放中，揭露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是不少了。例如涉及到制度的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和如何协调党政关系问题、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人事问题等等。大多数的意见，是在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不矛盾、不迷失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原则之下提出来的，我乐意地加以分析研究，得到了不少知识。
有些批评和意见，显然是错误的，例如：有人把个别党员的错误夸大成为党的错误；有人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许别人反批评，有人借题发挥，叫嚣谩骂。最突出的还有犯了严重的思想原则性错误甚至政治原则性错误的意见。
在批评的时候，有人不喜欢“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的公式，提到这个公式，以一种幽默和滑稽的口吻出之，似乎这是一句笑话，毫无实际意义。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公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虽然简单，却有真理。批评不能不考虑到效果，如果只提缺点而不提优点，就容易在群众中引起错觉，甚至给敌人歪曲利用，造成党的损失。他们也没有想到，如果不首先肯定事实上存在的优点，然后指出缺点，批评就不容易使人心服和接受。为什么有些人只喜欢提缺点而不喜欢提优点呢？这理由只能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去探求。
有人把吹牛拍马和歌颂人民事业的成就并提，是不恰当的。吹牛拍马是旧社会的登龙捷径，用之经常有效；但是，今天时代变了，它的市场也就不大了。难道不是有些人因为吹牛拍马不灵转而咒骂别人吹牛拍马吗？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看见了共产党替人民立下了许多丰功伟绩，如有目共见的鞍钢、武钢的建设，根治淮河、黄河和筑成长江铁桥等等，都是前人所不敢想像的；为什么不可以歌颂呢？有成就当歌颂，有错误当批评，这才公道。
有人煞费苦心地用了很多“优美”的词汇提出了他的批评，引得大家发出会心的微笑。一经分析，原来不过是个人主义假借批评的机会发出呻吟，对人帮助不大。应该承认，解放以后，党对党外人士、特别是上层党外人士的估计和安排，基本上是恰当的，因为它看到了问题的全面。但直到现在，还有少数人不甘心，不服气，随时都有怨声，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对那些人重新估价，重作安排，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时，也建议这些先生多学习多提高多做事，人民就决不会辜负你们。
在这里我想附带对张奚若先生批评共产党的四大偏差提出不同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它从来就主张尊重和批判地接受伟大的祖国传统文化，事实也正是如此。张奚若先生说共产党“鄙视既往”，不承认马克思以前的世界有文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迷信将来”，在意义上来说，同样是不妥当的。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前途是有预见的，包括中国历史发展在内。预见形成了人们的理想，理想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过去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点。这种理想和迷信根本上是两回事。
最后，我认为整风运动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既帮助别人，又帮助自己；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同时也考验自己。以前不敢鸣的现在鸣了，以前不敢争的现在争了，这是一种好现象。为着阐发真理，明辨是非，越是好朋友，越要争辩，越争越进步，越争越团结，面红耳赤，也不要紧。只有能把面子问题摆在一边，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我衷心希望整风运动继续健康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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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五老人一席话
——访冒广生老先生
本报记者 傅冬
6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冒广生写的文章，题目是：“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登出去以后，有些读者来信说，很想知道这位八十五岁老人的具体情况。
我们从旁人那里打听到：冒广生江苏如皋人。他是清朝的举人，他作过刑部和农商部的郎中。民国初年，他任温州、镇江、淮安的海关监督。现在是上海文管会的顾问。最近来北京参观。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决定去看他。
我访问冒广生先生的时候，他正在看报。看见人来，马上脱下老花镜来招呼。谈话从整风问题开始。老先生指着茶几上一大叠报纸感慨地说：“这几天在报上看到有些人的讲话，越看越不对劲，弄得我这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也不得不说说话了。”
“有些人说现在的天下是‘党天下’，说共产党不好，要杀共产党。”老先生说：“人说话总得凭良心。说真的，到那儿找这么好的党和政府呵！”他说，他从小就梦想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等了一辈子，总算运气，给他等着了。共产党把他的理想实现了。不但实现了，而且远远地超过了。
他谈起了过去。
光绪年间，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他读了卢梭的书。他讲变法，要求革新。他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二十九年，他考经济特科。他在考卷上宣传卢梭的学说。看卷子的张之洞一看，大怒，马上就把他的考卷撤了，不叫皇帝看。并在上面写了七个字：“论称引卢梭，奈何！”事后张之洞对人说：“冒鹤亭（冒老先生的号）对卢家的历史太不清楚了。卢家没出过好人！卢俊义（水浒上的英雄好汉）是男盗，卢莫愁（六朝名妓）是个女娼。卢家这么糟，他为什么要引卢梭的话！”冒老先生讲到这里，说：“现在我是当笑话给你们讲！可是当时堂堂的皇上考官就是这样！”
他说，以后他到刑部作事（相当现今的司法部）。他年纪不大，好多事看不惯。比方说，对犯人待遇不一样，他就有意见。没钱的犯人一大群挤在一个又脏又臭的小屋里。花了银子的犯人，一个人住三间房，有客厅，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抽大烟。再比如男主人和女仆通奸，如被人告发，男的只悄悄罚几个钱就算了。而女的要受剐刑。有钱的和没钱的犯人出门进门也都不一样，穷的要爬着从铁链子底下钻过去，给狱吏花了钱，铁链就卸了，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世上那有这样的怪事，他看不顺眼，就去找上司谈，他提出像男主人和女仆通奸的事，男的至少应该革职。上司一听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书生，要是像你说的那样，那天下的官统统要被裁光了。”
“那时什么都要用钱买。谁也不看你有没真才实学。只要花钱就可以作官。”他说，有一次大学士那桐看上他了，要放他到地方上当道台。消息传出来了，好多人都知道了。有一天，那桐派自己的亲近下属把他找去吃饭，桌上没有别的人。开始两人谈的很投机，可是谈到后来，越谈越不对劲，到十一点，实在谈不下去了，就不欢而散。他觉得那桐的下属好像有机密话要给他说，可又说不出口。以后再见面，那桐对他很冷淡，外出的事不再提了。他莫名其妙，就问一位知心的朋友。那人一听笑了：“你真是个傻瓜！那桐叫人找你一个人吃饭，那就是要你出银子，叫你孝敬他。假如你打个银票，或者许个愿，到任上每年孝敬他老人家多少银子，那差事就保险拿到手了！”他听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冒老先生说：“这样的官到了任上，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把本钱捞回来，那有心事给老百姓办事！”
他又谈到民国初年的天下。
“满清腐败，后来倒了。可是民国也强不了多少！袁世凯当政是一塌糊涂！”他说，袁世凯当总统，面子上还讲讲民主，搞个什么议会。那时候，议会里这样一个党，那样一个派，议员是谁出的钱多就给谁办事。选总统的时候，人数凑不够（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才算数），没办法，只好叫警察拦在门口，勉强“选出”了这个大总统。
北洋军阀闹到后来更不像话了。你争，我夺，名义上也挂个民主的牌子，也搞什么选举。可那选的是什么呀！那是花钱买的选票。曹锟贿选谁不知道！有一个名叫邵次公的，就曾把曹锟贿赂给他的银票在报上公布过。
冒老先生说，冯国璋当代理总统的时候更糟糕。这位总统叫钱迷住心了。下面的人给他汇报国家大事，他常打瞌睡，只要提上一句囤积什么东西可赚钱，他的精神就来了。他什么都卖，连三海（北海，中、南海）的鱼他都卖，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卖鱼总统”。
那时候样样都用钱买。一个议员要花几万块钱才能买到手。花了钱当了议员当然要收回本来。议员整天忙着给本乡本土的地方官写信，派自己儿子这样一个差事，派自己亲戚那样一个肥缺！要是地方官不理，那就在议会上提个议案，叫地方官尝尝不听命令的滋味！
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北洋军阀时候，梁启超任财政部长。梁是他的好朋友，在要钱这一点上可不含糊。有一年他在温州海关作监督，梁向他要钱说作党费。他没有理，那知没有几天，他的差事就掉了。
“那些当官的都叫钱迷住心了，还管什么人民不人民！外国人看见这块肥肉当然要来吃了。”冒老先生说，“那时候订的卖国条约数也数不清。外国人的兵船动不动就开到内河。曹汝霖收了日本人二百万元，就随随便便把中东铁路的使用权卖给了日本！”
他说，到蒋介石手里，花样更多！他打着青天白日旗，干的是暗无天日的事！蒋搞的才是名副其实的“党天下”，非统字号人不吃香。蒋也搞“宪政”，但谁不知道他的总统是怎样来的，谁不知道他给孙科买副总统花了好多金条！
“这样的政治，老百姓怎样过活！”他说，他一大家子人，不少青壮年，快解放时，差事都没了。解放那一天，全家只有十三块钱，差点没饿死！
老先生年纪大了，说话久了就气喘。我劝他休息一下，可他坚持要说，他说，解放后人民政府办的好事太多了，不能不说说。
他说，解放后，几乎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像他家，几个儿子都有工作了。孙子们都干的挺不错。他说：“共产党把国家治得这样好，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有人说，现在不民主！不知道那些人要什么样的民主！”他说，现在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各级政府的负责干部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政府的负责干部执行的是人代会的决议。不像过去新官上任，一下车就发表一大套新主张，而那些漂亮话一辈子也不兑现。现在是老百姓叫干什么，政府就干什么！
老先生累了，不能再多说了，他的儿子给我们念了一段老先生近日新写的另一篇文章。那上面说：
“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不允许否定。社会主义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制度！不允许反对、破坏！党这次整风欢迎党外人士参加。这是广开言路，博采众议，诉诸公论，大公无私的英明措施。共产党既开诚布公，我们也应以至诚相见，尽到诤友的责任，而不应挟私嫌逞意气，置大局于不顾。”
临走的时候，冒老先生又重复说了一句：“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早没有心思搞政治活动了，我现在既不想作官，也不想弄钱。所以大伙可以相信我，我说共产党好，我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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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党整风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
沈阳很多民主人士驳斥反社会主义谬论
本报沈阳9日电 最近报纸上发表的某些人的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引起了沈阳市很多民主党派人士的愤慨。
车向忱批驳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
民进辽宁省筹委会主任、辽宁省副省长车向忱说：现在有些人口头上还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也举过手拥护宪法，但他们的思想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车向忱说：我不同意储安平先生说的“党天下”的看法。我们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尝过国民党的“党天下”的滋味，那时候，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开会吗？能像我们最近这样每个人毫无顾虑地说话吗？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如果说话一不小心，就有入狱的危险。现在共产党整风，请大家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广开言路，这样的事情我从未见过。这能说是共产党一手包办的“党天下”吗？车向忱说：我不是给人戴帽子，有些人是乘共产党整风之机，想由此否认共产党的领导。
李佩琳说有人企图使历史开倒车，我们必须警惕。
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沈阳医学院教授李佩琳（民盟盟员）说：最近从报纸上闻到一种味道，这就是旧东西借尸还魂的味道。我看到这些东西，就感到很生气。在这思想剧烈变化的时期，有的人往前进，有的人往后退，还有的企图叫历史开倒车。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是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我恨它，而且恨得要命。他们说：共产党要退出学校去，退出工厂去，共产党应该“下台”。我们说：退不得，下不得，一退天下就要大乱。中国乱了几十年、上百年，我们这些人都曾饱尝辛酸，亏得有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复巢之下就无完卵，这和我们每个人的利害关系太大了。没有共产党，我们知识分子更是无力自救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救我们的人民，它只能导致敌人乘虚而入，使悲惨的生活卷土重来。
杨孟雄说：大家要明辨是非，不让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杨孟雄
（民革支部筹备负责人）说：现在确有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的希望是共产党的缺点越多越好，越大越好。他们对这些缺点采取的态度是幸灾乐祸、下井投石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情是很难理解的，只要人家提些正面意见，就是“不真实”，“包庇党”，“拍马取好”，“言不由衷”，当有人实事求是提到党的成就和缺点时，也要惹得他们生气发火，大不高兴，真是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帮助党整风，一方面应该大胆地揭露矛盾，暴露矛盾，因为这样就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对不正确的意见，别有用心的意见，人人都有权也有责任提出批判，我们大家都能正视是非，明辨是非，别有用心的人就无法混水摸鱼了。
陈先舟说：有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才能扬眉吐气。
民盟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先舟说：写匿名信进行恐吓，这是一种极端恶劣的行为，从法律上讲，是国法所不容的，从人情上讲，也是不讲良心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呢？陈先舟说：大家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让坏分子借机破坏党的领导，破坏党与非党人士的团结，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陈先舟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表示反对。他说：因为他绝对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帮助扶持了各个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去年又提出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目前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要六亿人民帮助整风，要不是不以私利为目的共产党能这样作吗？要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能这样作吗？这不是很实际的道理吗？谁能说今日的天下只是共产党的“党天下”？只有表面上赞成、实质上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人，才会这样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中国人还能扬眉吐气？老百姓的生活还能这样好？只有反对共产党，不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人才能这样说。
钟俊麟说：第一次整风带来了一个新中国，这次整风将会更快带来社会主义。
园艺学家、沈阳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沈阳市分社筹委会负责人钟俊麟说：对待整风是应该有立场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共产党员是这个立场，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在这方面也应该努力学习。我们民主党派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整风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知道党的第一次整风带来了一个新中国，这一次整风运动将会给我们更快带来社会主义。对于这样的伟大的事业，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民主人士有责任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话还不够实事求是，凭了片面的了解，乱说一通，这是不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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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成柏仁
主张要鸣要争要分辩是非
本报西安9日电 陕西省副省长、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成柏仁今天对记者说，从“大鸣大放”以来，出现了很多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譬如，有人提出要取消学校的党委制，有的资方代表提出要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撤出公方代表，前几天，储安平同志又提出“党天下”的论调。西北大学还有人说在百家争鸣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作为指导思想等等。应该告诉他们，这是违反现行宪法的言行，也不符合全国各地实际的事实。
我们国家自从1954年9月2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现行宪法以来，六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上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今天确定不移的法律和事实。在大鸣大放中，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条原则。储安平同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当时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是否想到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谁来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他的所谓“党天下”的论点，根据是什么？他从什么地方看到“党天下”这个事实，这是闭着眼睛说话。拿各级政权组织形式的事实来说，从中央各部到省（市）、县，一直到基层（乡人民委员会），它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统一战线联合性质的，党和非党人员都并肩共事。
当然，不能否认，在各级政府中，在各个部门中，还存在着非党干部有职无权的情况，因此，党才下最大决心，在党内进行整风，才鼓励、要求非党人士大鸣大放，揭露事实，克服缺点和错误。
成柏仁副省长又说，像人民大学的葛佩琦所说的，把人民拥护共产党和过去封建王朝改朝换帝、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来比，这是非驴非马的歪曲。葛佩琦又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个人家是指的谁？你有什么保证人家不卖国，请你回忆一下历史就清楚了。过去的那些卖国条约是谁订的，是谁把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卖给敌人的？老实说，正因当时没有个共产党或共产党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才产生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许许多多丑恶的卖国事实。更可恨的是，竟然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写匿名恐吓信的现象，这是和过去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作法是一样的。不过，这对我们全国人民来说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不要睡大觉，要提高警惕，因为还有反革命残余在活动吧！
成副省长质问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说：这些错误的论调，越来越多了，报纸为什么不对这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争论和批判呢？百家争鸣，谁都有权利鸣，但是，谁也都有权利争。我认为过去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只有鸣而没有争，而这个缺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报纸上。党报可能在这方面有他的难处，如听说党报对不同的意见加个按语，就有人说“党报执行鸣放方针不够大胆”，“党报又在收了”等，其实这也是一面之词。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此，就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对那些脱离社会主义对国家不利的言行，如果不及时争论批判，就不能明辨是非，就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就会使群众意识模糊，而国家利益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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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致公党座谈会批判目前错误言论
表示决不允许乘机反对社会主义
本报讯 中国致公党中央召开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于10日继续举行。主持会议的陈其尤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是事实，不容有丝毫怀疑或否认。目前报纸上有人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认几年来的成绩，歪曲事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怕这些人，六亿人民所拥护的中国共产党是不会为这些人的反动言论所推倒的。
谢白寒说：共产党的整风，其实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党整风，关心党，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帮助党整风，必需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一是维护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一切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做法，照我看来，都是危险的。
整风当然欢迎提意见，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有向党提意见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如果有人想利用整风的讲台来散布谬论，乘机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那是不能容忍的。
最后，他对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和国内报刊介绍华侨情况问题提出了两点意见。
麦元章就有关办理华侨出入国境的工作，提出批评，希望对华侨办理出国手续也应简化。他还列举了很多事实，证明不少学校机关的青年团对青年的政治教育工作，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使不少华侨青年，六亲不认，这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很不好。
伍禅在发言里认为：帮助党整风，是为了除三害，好的可以说，错误的更应揭露批评，我们不要为一些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言论所蒙蔽。要明是非，分清真理，就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他还说：现在有些学校里，有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如：湖南医学院一位华侨学生患严重的肺病，1955年来信要求帮助他到北京亚洲疗养院治疗，我代他分别转请侨委办理。后接学校来一封信：“伍禅同学，你要求到亚洲疗养院治病，因无床位，不能疗养等等”。给我回信，把我变成了那位患肺病的学生。
刘铭汉就关于长期共存这一方面谈了两个问题。他认为，过去对统战政策宣传很不够。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我们就希望作有系统的宣传。其次，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但我同一些中共干部研究工作时，感到客气有余正面提意见的帮助不够，这样无形中便会有不亲切的感觉。他认为，在各项有关工作中互相研究，应是兄弟间的帮助，并不是什么干涉的问题，不能以“干涉内政”而减少帮助的责任。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认为邓初民先生所说的是对的，并不是人民同共产党有什么沟、墙，而是在机关学校中党同非党人士间的一些隔阂。而且这些隔阂是断断续续的，这些墙同沟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不能说什么沟，只是某些隔阂而已。
最后，他说，要拆墙填沟，就要大家都动手。
座谈会仍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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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温故而知新，知新岂能忘旧？
编辑同志：
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地比解放前提高了。葛佩琦先生不信，请看看这几张我在1949年初解放前夕，在上海街头拍摄的照片。那时正是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前夜，通货膨胀，金元券票值有一张高至十万元者（还买不到几升米）。物价一夕数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工厂老板发不出工资，就把一部分产品交给工人作价变卖度日。此情此景，一言难尽。
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怎样，一是大建设，二是物价稳，三是人心定，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和簇新面貌。大家过日子一天比一天有意思，有奔头。
知新不可忘旧，念旧始知新的可贵。葛先生，建议你下厂下乡走走看看（即使是走马看花也好），是不是像你所说那样。
宣文杰
（附图片）
左图：老板给我一打暖水瓶，算是一个月工资。自己用不了，卖给谁呢？
上图：站了老半天，一顶帽子也没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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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今天没有右派言论？
——介绍在天津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
黄心平提出：
应由各党派轮流执政。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退出学校。
“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天津市立第三女子中学教师黄心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对此作了解答。他说：“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他认为：“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最后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意见：“党和民主党派不应该留在学校里。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推动学校工作的进展，我很怀疑。因为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制造不团结。因此，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学校。而只容许学派存在，这就能推动学校和学术工作的发展。”
荣子正提出：
马列主义的理论都是很早时期写成的，搬到中国来，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委荣子正提出：“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办事，进行全面的和长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结果损失太大，资本家倒下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譬如政治经济学里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荣子正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苦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
胡宗翰提出：
让民主党派在一个省市或区里执政。
天津市机电工业局科员胡宗翰建议，中国共产党可以让民主党派在一个省、市或区里执政，并给他法制和警察，让民主党派试验着执政一个时期，看看是否能为人民办事。”
栗培英提出：
革命比改朝换代更坏。知识分子一天天提心吊胆，比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时期还不安静。
民主同盟盟员、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栗培英说：“共产党刚进天津时曾说过这是革命，我们的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但是现在看来，比改朝换代更坏。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叫人很伤心。知识分子一天天提心吊胆，比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时期还不安静。”
杨棫提出：
宪法颁布后，国家的民主制度越发倒退了。
这个设计院另一个工程师杨棫说：“宪法颁布后，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越发倒退了。他说宪法颁布以前，政府倒像个联合政府，而现在却把各民主党派一脚踢开了。”
（新华社天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