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重要的一课
  张介
“恐吓信”之类的丑恶词儿,很久没有看到、听到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人民解放、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的鲜明标志之一,是新社会的荣耀。然而如果以为新社会中个个人玉洁冰清,没有一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血,用不着任何警惕,甚至连敌我观念都不妨丢开,那是危险的想法。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便是警钟。
自然,我们不是神经衰弱者。我们决不会因此而惊吓。从暗地里丢来的肮脏石子,何损于六亿人民的前进步伐。然而在反社会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复辟”的时候,这封恐吓信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意义倒是不小的。
凡是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都记得恐吓信之类的“无耻之尤”吧。我们不得不想起蒋介石王朝的文治武功:特务如毛,横行霸道,明枪暗箭,无恶不作。一篇漏网短文可以换得一封恐吓信,有时还可以换得一颗定时炸弹;几句演说词可以招来美造无声手枪。李公朴、闻一多的鲜血,记忆犹新。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的青、少年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先辈是怎样生活过来的。
不错,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旧社会的死亡不同于个人的逝世,我们无法隔离它的尸体。它就在我们的新社会中腐烂着,散布着毒菌。我们在打扫基地,建设高楼大厦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防毒、消毒工作。如果有谁以为这要妨碍他的“民主”和“自由”,那也没有法子,因为谁也无权取消别人防毒、消毒的自由。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是广大人民用长期的流血斗争换来的,难道没有保卫它们、发展它们的自由?
毫无问题,有血有肉的人总是有缺点,难免犯错误的。而就我们的“防毒”、“消毒”工作来说,又何尝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对它们负责,决不会把它们推给旧社会的“尸体”。我们正在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做得很对、很好。而“做得很对、很好”的证据之一,便是写给卢郁文的那封恐吓信,它在新情况下又一次向全国人民证明了:谁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生活的开辟者和发展者,谁是它的不可救药的敌人!
6月8日人民日报关于那封恐吓信的社论问道:“这是为什么?”我相信一切正直的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一封短短的恐吓信,给我们大家上了重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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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人先生们的心事
  邵燕祥
  “哼!党天下,党天下!
  工农居然坐天下!
  分我土地,抢我工厂,
  攥着刀把,掌着印把!
  大好的‘中华民国’,
  变成了你们的天下!
  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
  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
  咬碎钢牙!
  “甚么社会主义,
  糟!糟!糟!
  甚么人民民主专政,
  不好!不好!不好!
  甚么共产党领导,
  不要!不要!不要!
  甚么从团结到团结,
  我要搅他个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同道们,
  来,来,来!
  不要错过好机会!
  趁着他们除三害,
  搅混河水摸鱼来!
  我们的大害是共产党,
  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
  共产党下台,我们上台!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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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暗箭及其他
  夏之风
  公开的反动言论比较容易识别,而“弦外之音”则就更容易迷惑人一些。“弦外之音”的特点是:旁敲侧击,似是而非,官货里头夹私货。
虽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提高嗅觉,擦亮眼睛,那些见不得人的无耻勾当还是容易识别的。
有人对“歌功颂德”有反感。
想来也不为无因。历代统治阶级都欢喜搞这个玩意儿粉饰太平。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成了人民的中国,功德归还人民,人民对于他们手创的伟大事业和集中代表他们利益的共产党与领袖加以歌颂,这正是表达了人民十分热爱自己事业的感情,谁曰不宜?有人看不顺眼,考其原因,我看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人和广大人民的呼吸还有不大相通之处,甚至在思想上有反对人民这种感情的另外一种感情在。
有一种论调:既然是相互监督,就该平起平坐。
如果把平起平坐理解为要有平等态度,不容有所歧视,这是对的,这个要求也是正当的。
但是,有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意思:既然相互监督,就谁也不比谁大,因此也不必谈什么领导不领导。所谓“政治设计院”,所谓“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该要参加”,我看实际就是从这条大前提上生下来的。
谁大谁小,这是客观存在,不是什么主观意志决定得了的,姑置勿论。但是领导不领导却一定要谈,宪法既有明文规定,而没有这个领导也就说不上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卢郁文先生建议研究党政关系时要遵守三项原则,我看是一条使 某些人头脑清醒的好建议。
现在“帽子”好像不行时了。
据说是这么一条公式:帽子=教条主义。
然而,完全没有了帽子好像也很难办,比方,有人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等等。你要把这些话概括成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势必非有一顶“帽子”不可。
其实,我们要反对的只是不从事实出发、不加分析的乱戴帽子,乱戴帽子才是教条主义。
有人说:“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根源。
又有人接过来补充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这一接话就说得明白多了,原来是要铲无产阶级专政之根。
想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回溯一下近三十余年来的中国革命斗争史,形形色色的取消论,对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现在一些人的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只不过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面的“老病复发”而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一下历史,对我们理解当前鸣放中的一些现象是会很有好处的。
在大家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时,却有人“惟恐天下不乱”。不允许反批评、写匿名恐吓信,只是较为明目张胆的典型一例。
不过,我们应该深信,天下并不是那么容易“乱”得起来的,只要看一看6月8日“人民日报”上代表了广大人民声音的一些抗议,就很容易想通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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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戈壁滩上的姑娘
  萧有立
这是去年7月间的事情:在柴达木盆地的一支女子测量队,发生问题了。
这一天早晨,队长楚贞淑带着姑娘们,还有两个测工,正要出发,炊事员老赵拦住她说:“队长,现在只剩下五天的水和粮食了,怎办?”楚贞淑知道,骆驼到大队部去,来回要四天的工夫,她便说:“马上就派驼队到大队部去。”驼队刚搬了帐篷是挺累的,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第四天,是驼队应该回来的时候了,可是,他们望眼欲穿,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天黑,四野静寂得像一池死水一样,连一点儿骆驼的铃铛声也听不到。
第五天,仍然无影无纵……。
第六天,水没有了,粮食没有了。到过戈壁滩的人们都知道,在那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汽车可以跑个三天、五天、甚至是三月、五月,都会见不到人的足迹,就连飞鸟,野草也见不到,总之,连一点儿生命的痕迹也没有。干旱的戈壁滩上,一望无际,水更是像珍珠般的宝贵,和粮食一样,都必须从挺远挺远的地方运来。这一天,姑娘们吃了个半饱,仍然出工,她们总是往好的方面想:“驼队或许是在难行的戈壁滩上碰到什么事情,耽误了两天,今天会把粮食和水运来的!”
晌午了,驼队仍然没有来,第一个着急的是炊事员老赵。在帐篷里,他急得搓手顿脚,最后,他把几个面袋都拿出来,抖了抖,费尽好大的力气才抖出了一点粉末。他又把水桶、盆、锅都翻过来,滴了好半天才滴出一点儿水。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赵想尽了办法,连发面头也拿出来做了,也只能做出七个馒头。
小队共有九个人,怎么来吃这七个馒头呢?这一下可把老赵难住了。他只好把馒头装到挂包里,跑到工作的地点,交给队长楚贞淑。楚贞淑问:“老赵,你吃了没有?
“老赵很快地回答说:“吃了”。其实,他哪里吃了呢?楚贞淑又对着姑娘们说:“两位测工扛标尺、背仪器,两条腿跑得比我们多,比我们累,也比我们饿,我的意见是,他们俩个每人给两个馒头。”姑娘们没有吭声,都点头同意。剩下的三个呢?他们六个人,一人分半个吃。
夜晚,荒凉的戈壁滩上,黑糊糊的一片,什么也见不到,只有天上的残月和不很明亮的星星陪伴着她们。帐篷里,队长楚贞淑理了理她那柔软的短发,一对深沉而又动人的眼睛,注视着每个姑娘,她下命令了:“明天,你们由小芳带队,回大队部去,我和老赵留在这里看帐篷。”
第二天,太阳还没升起,姑娘们拿了望远镜、罗盘,还把几样日常用品装到口袋里,向大队部出发了。走呀,走呀,她们又饥又渴,把唯一能吃的牙膏也吃下去了,用尽力气迈步前进,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忽然,望远镜里发现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两顶白色的帐篷,在晚霞中闪着金光。有希望了!她们鼓起劲头,奔向帐篷一看,这还不是大队部哩,而是另一个普查大队的营地。原来她们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走了整整一天,才只走了二十几公里,到大队部还有五十几公里呢。
在普查大队,她们吃了、喝了之后,便由普查大队的嘎士车,连夜把她们送回自己的大队部。在大队部,她们才知道,驼队当天到大队部,当天就把水和粮食运走了。为什么六天了,还没有运到呢?据后来了解,驼队在距离帐篷仅仅三公里的周围,盘旋了两天才找到帐篷。因为在那荒凉的戈壁滩上,不但千万年来没有路,就连人的足迹也没有过,而这些姑娘们的足迹还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在这儿出现,她们就这样用自己的脚给后代人踏出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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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佐临的“布谷鸟又叫了”
  李健吾
佐临是少白头,心却那么年轻。心年轻的人才有笑劲儿,也才懂得笑劲儿。看不到他的莎士比亚(他会笑微微对你说:“没有条件嘛!”怎么会的?他摊开一双秀气的长手,不说下去了),能看到他的喜剧,上海话剧观众已经觉得满意了。
4月底,我离开上海之前,有福气看到他新近导演的“布谷鸟又叫了”。我笑不拢口,觉得自己年轻了。
剧作者杨履方要领导关心人,多关心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事业发展中间的一个不小的矛盾。大家都要干大事,特别是领导干部,干的满头大汗,就忘记了大事是人干出来的。这些可尊敬的领导干部,口口声声唯物,作起事来,就跌进了唯心的泥塘子。戏不但写的臌囊囊的,还写的那样欢势、那样热闹,难得看见一星儿公式主义。
可是没有佐临,这出“布谷鸟又叫了”,说不定在台上也会闷回去的。散场的时候,一个观众边走边说:“这出戏就看导演了。”一想也有道理,这里先没有角儿。一连谢了三次幕,台上几乎全是观众头一回看见的陌生面孔。佐临有本事叫观众喜欢这些年轻人。
对我来说,脸模样并不陌生。有一大半,作过我的一课半课的学生,连扮老婆子的也是。久违了啊,你们在学校摸不着机会上台,光练不唱,毕了业,不练不唱,又摸不着台上(动词。——我小时候没有戏剧学校可进,只在各学校的小台子上混)。不过你们也真走运,才露脸,就碰着了佐临这样的喜剧导演(我在他底下演过戏,我知道我这话的实际意义)。
我也替佐临开心。孩子们没有辜负他的匠心。谢德辉这个小布谷鸟儿笑的多好啊。连串儿笑,像山涧在乱石头上跳,像小玲璫在风地里响,别想有什么挡得住她。可是笑着笑着她就哭了,才哭,刚强的性格又让她想着好笑,她又笑了。我分不出是笑是哭,我只觉得青春像一股子气在我心里头窜。
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者、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害的小布谷鸟儿闷声不叫了,可是大自然欢迎她和它在一起歌唱,党欢迎她这样的生龙活虎的倔强性格为党的事业奋斗。
可是我们的布谷鸟儿唱了起来,为什么那么多的洋味儿呢?是歌子太洋,还是嗓子太洋?
还有,你们把肥筐从这边挑到那边,来了去,去了来,中间距离是不是太近了些?可是,戏到底是戏,这说明了劳动。叫你来处理,又怎么处理?我真还想不出别的法子处理。
看不到佐临的莎士比亚,能看到他的抒情喜剧,却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总比什么也看不到的强。
(这出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第8版()
专栏:

  新“拉郎配”
  董代
登场人物:赵甲,钱乙,孙丙,李丁。
场景:
某市一个文艺杂志的编辑委员
会办公室内。
时间:1956年某月
  赵甲:有人说我们的杂志思想性薄弱,战斗性不强,又压制新生力量,你们说到底关键在哪里?
  钱乙:我看,这不过是几顶吓人的帽子。
  孙丙:(望了望大家,没有发言)
  李丁:我谈谈我的意见,我认为主要问题还在于刊物的方向问题,也就是说检查我们刊物的标准,就是要看是不是合乎工农兵方向。
  钱乙:(把眼镜脱下来,把手边的一 份小说稿推开一些,望了望李丁,看他这顶新帽子如何扣下来。)
  赵甲:(喃喃)方向!嗯,方向。
  李丁:(把眼神向周围横扫了一下)说老实话,如果你们把刊物的编委成分适当调整一下,那就会改观的。
  钱乙:(一惊)噢……
  李丁:比如,(把声音放轻下来,不大像发表演说的样子了)周工、武农和郑兵三位作家,都是久经革命锻炼,一向坚持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如果请他们参加了编委,哪……哪……(忽然话到此被一串笑声打断了。)
  钱乙:原来是这样。(全场 默然,幕急下)


第8版()
专栏:

  百岁老人(国画)
这位格鲁吉亚的百岁老人究竟多少岁,我不知道。原先说好,我到他家里去为他写像;临时他坚持要自己来。我就伏在窗口上等候。到了约定的时间,见几位青年随一位银髯老者,健步走上旅馆的台阶。我寻思道,莫非就是他么?正要准备画具,有人叩门。进来的果然是他。我住在旅馆的第四层楼,那高度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七八层,这位百岁老人就这末一口气跑上楼来的。
董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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