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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缄默无言
北京大学教授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侯仁之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人提出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而代之以“民主治校”或“教授治校”。既然有这样的意见，能提出来就很好，只要出于对党的爱护，就不应该藏在肚子里而缄默无言。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工作人员，我对这一问题却有些不同的意见。我想意见既然不同，在爱护党的前提下，也应该提出来，同样的不能缄默无言。
我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也具体负责一个系的领导工作。首先应该说明，假如把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中的党委制（或把所谓“党委会退出学校”中的党委会），理解为党的组织机构来包办学校中的一切，那么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就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没有规定党委治校，但确实有个党委会。党委会的书记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之一，但是以我的理解，他在学校的行政领导上是以副校长的身份而不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来进行工作的。我作为一个系的领导者，既不向党委会请示汇报，也不接受党委会的任何指示命令。在我所负责的这个系中，也确实有个党总支，而党总支的书记又是系的教学秘书。但是党总支既无权干预我的行政，也不能对我发号施令。党总支书记作为系的教学秘书，只是作为我的一个助手来进行系里有关的工作。因此在行政关系上，他也只接受我的领导，并且向我负责。那么，党总支在我这个系里，对系的行政工作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根据我的理解以及我所切实感觉到的是，党总支只有起个保证的作用。保证什么？保证党在高等教育中的方针政策能够在我所负责领导的这个系中得以贯彻实行。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党中央提出应该很好的团结老教师的指示，我系党总支就应该尽其所能的来保证这个指示的具体贯彻和实行。而这样一个指示，从系的行政领导来看，不但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否则这个系就无法办好。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作为系的行政领导，就只有感觉党总支对我的帮助，而不是感觉到党总支对我行政权力的侵犯或干扰。我十分愿意我系党总支在青年党团员以及群众的教师与学生中，多作些思想教育工作，愈细致愈好，愈深刻愈好，使我们的青年同志和同学们不只是从形式上，而且是从思想上尊重年长的教师，并虚心向他们学习。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总支作得太多了，而是觉得作得太少了，作得不够好。因此，在这一次整风运动中，我就把这作为意见之一，向党总支提出来，希望党总支更好地去检查工作，改进工作。我系的党总支直接受大学党委会的领导。我作为一个系的行政领导者，和党委会的直接接触不多，但是我认为党委会在全校行政工作中的作用，基本上和党总支在我系的作用也不应该有什么两样。它最根本的任务，用一句话来说，我认为就是要保证把北京大学办成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这能不能说是领导？当然是领导，而且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领导。不过这样的领导主要是属于思想范围的领导，是属于方针政策的领导。至于学校一切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具体组织领导与行政事务工作，那都是学校行政部门以及负责领导教学机构的责任，和党委的领导并无矛盾。如果我这一认识是不错的，那么学校党委会的存在，就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是任何人所不能改变的。我们的国家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的学校也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不想离开这个道路，我们就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如果说在某些学校里党的组织除去本身任务之外，还管了一些不应该由它来管的学校行政上的事，或者说是有以党代政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应该很好地向党提出意见来改变这种情况，而不应该来笼统地喊“党委制退出学校”。因为这样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我们是不是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呢？如果真是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干脆一句话，那就不是整风范围内的事，也就不必打着整风的旗号来谈这个问题。
其次，再谈谈所谓“民主治校”或“教授治校”的问题。
“民主治校”或“教授治校”在这里是与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相对待而提出的，好像在所谓“党委制”的学校里，是既无民主，又不给教授以过问校事的权力的。如果这一理解不错，那么同样的，在北京大学里，至少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也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相反的，我倒觉得在学校的工作上，我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享有更多的民主；在学校的校务上，我们教授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有更多的权力去过问。在这里，我还想以我所负责领导的一个系为例来加以说明。在这个系里，最高的领导机构不是系主任的办公室，而是系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的成员，除去系主任是当然主席以外，还包括各教研室的主任、教师代表、工会部门委员会的主席以及教学秘书和党总支书记。从具体的人来说，我系系务委员会共有成员八人，其中教授三人，副教授四人，讲师助教各一人。除去一位副教授外，我系所有的教授与副教授都包括在这里了。在这八人之中，群众四人，民主党派三人，党员一人，这一位党员又是委员会中唯一的助教，是以教学秘书兼党总支书记的资格而参加的。这一年以来，有关我系发展以及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无一不在系务委员会上经过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才能算数。系主任在开会之前有了解情况准备会议的责任，在开会之后又有贯彻执行会议决定的任务。系主任要想作好工作，就必须充分依靠系务委员会，并通过系务委员会来尽可能的集中全系教师的智慧和意见，以进行工作。尽管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必须逐步求得改正，但这样一个工作的方向，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它既保证了有经验的教师在教学领导上的作用，也发挥了广泛的民主精神。系主任虽然是全系行政的领导人，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却不能撇开系务委员会而擅作主张，独断独行。否则他就一定要碰壁。
从校部来说，北京大学最高的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或称校务会议），校长是校务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党委会的书记和副书记，有的是以副校长的资格参加委员会，有的是以党委会的代表的身份参加委员会。但在会议中，他们与其他成员的地位，并无两样。如遇校长缺席，作为党委书记的副校长也可代替校长主持会议，但他也只是以副校长的资格这样作，而不是以党委书记的资格这样作。同样的，非党的副校长，也可以在校长缺席时主持会议。其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系科和直属教研室主任，各处处长，有代表性的教授和民主党派以及工会的代表等。他们的职位尽管不同，但绝大多数仍然是教授。就其组织形式来说，不能说是不民主，更不能说是排除了教授在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值得讨论的是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会议，就过去的情况来说，既缺乏一定的工作计划，又没有主动的去讨论全校领导中一些最基本最关键性的问题。常常是在一些具体问题迫近眉睫的时候，才去被动的召集会议。事前既无充分的酝酿准备，开会的时候又因为人多而时间少，讨论问题很难细致深入，会议常常流于形式，这给学校的发展显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是今后所必须大力改进的。党委会在这方面不能及早提出意见，提请委员会的注意，也是负有责任的。因此，从北京大学的例子来看，如果说校务委员会这个全校最高的领导机构未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是实际情况，应该改进，也必须改进。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傀儡，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一切校政必须取决于党委会，那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假如校务委员会能够彻底改进工作方法，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充分发挥校务委员的积极作用，那么它就可以很好的体现民主的精神和教授在学校领导中的作用。如果一定说党委制或党委会退出学校，学校才能有民主，教授才能有参与治校的机会，那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话，也就是自欺欺人。
附带声明，以上我所提到的有关北京大学的一些例子，完全是我个人在工作中所得到的认识。如果认识有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有不全面的地方，也请读者指教。
最后，我愿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结束我这篇短文：我想把北京大学比作在社会主义革命洪流中向前行驶的一只船，我们许多负有行政责任的人，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就好比是船上的水手，而代表党的领导的党委会则是船上的舵手。舵手保证了我们这只船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而我们这些水手则是努力开动着船只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百折不回的奋斗目标。只是由于我们这些水手在彼此之间的合作上还不是尽如人意，表现在党群关系上以及方针政策的理解与执行上，也还有很多问题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正是这一次整风运动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由于我们这些水手以及我们的舵手，经验不足，本领不强，在这样的洪波巨浪中驾驶着我们的船只前进，难免不有些颠簸动荡，甚至还有触礁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改正缺点，避免错误，力求安全的前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舵手是不能更换的，我们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的说法，在这个比喻中无异说是要把我们的舵手换掉，把我们的方向掉转头来。这样作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因此对这样的意见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缄默无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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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体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赵承信
我和党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愉快的，但也有不好的、不愉快的一面。这里我着重谈谈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方面的问题，供有关方面整风时参考。
1948年12月中，燕京大学全体师生职工以愉快的心情欢迎了解放。1949年我以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职位负责组织政治理论课程。因为有了教育部和学校党支部同志的大力支持，政治理论课程是开得有成绩的。当时学校的许多教学制度是需要改革的，法学院的课程就更成问题了。有关这些事情，几位朋友曾给当时学校党支部负责同志反映过不少情况，并提过不少建议，但学校党支部书记不但没有给我们以积极的支持，反而说我们在搞宗派主义活动。我们有几位同志曾直接给教育部汇报过同样情况，提过同样建议，但教育部的张宗麟司长在燕京大学礼堂讲话时则以“将相和”比喻劝导我们一番。显然，教育部负责同志是受了当时学校党支部意见影响的。后来，“三反”教师学习运动时证明搞宗派主义活动的不是我们。
院系调整总的说是成功的，但调整过程中高教部有过主观主义等作风
自从解放以来，我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积极拥护的，而且对教学制度和课程改革是费过一番心思的，但毕竟由于自己理论水平低，思想问题多，思想方法不对头，1950年秋身体终于搞垮了，直至“三反”教师学习时，身体健康才开始好转。
“三反”教师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教育，不但有机会端正了立场，而且从此我的思想方法起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三反”教师学习总的说是好的，但在狂风暴雨中，有些年龄较大的同志或多或少是受了伤的。在这次帮助党整风谈起“三反”时，有些同志的情感还是很激动的。几年以来党没有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给他们以帮助，不能不说是党统战工作中的一个缺点。
紧接着“三反”教师学习的是院系调整。总的说，院系调整是成功的。它把分散在原有几个大学的各系和专业的力量集中起来，这不但便于高教部领导，而且更利于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院系调整后，政法和财经各专业开设了一系列新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虽然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是一般说来，它们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但高教部对原法学院的调整工作是很被动的。当时比较合理的办法应是北京几个大学的法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但是，当时没有这样作，而是被动地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和北京政法学院。不一年，中央财经学院终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了。
整个院系调整过程反映出高教部负责同志有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就拿劳动专修科的设立来说吧，在院系调整前课程改革期间，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原社会学系里就曾设立过劳动专业组，而且其后在燕京大学里还将劳动组改为劳动系。这一切都曾经过教育部（当时高教部还没成立）批准的。在院系调整商谈的初期，教育部建议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成立劳动专业组，在教育部宣布初次方案时则建议取消劳动专业，最后方案又提出成立中央财经学院，并在中央财经学院内设立劳动专修科。据我们后来了解，教育部的初次方案建议取消劳动专业，事先是未征求劳动部意见而自作主张的，后来劳动部知道了，提出不同意见，才成立劳动专修科。整个变化过程都没有很好的跟学校教师商量过。
在中央财经学院的一年，劳动专修科的同志热烈盼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当时，我们除了高教部发给我们参考的一纸莫斯科经济学院的劳动经济专业教学计划外，什么也不晓得。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机会好像要到来了，高教部那时有位张司长参加一个教育视察团去苏联视察高教情况，当时科主任通过院领导向高教部请张司长给我们带些参考资料来。可是张司长视察回来了，我们通过院方催促几次，最后的答复是张司长到武汉就任校长去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望就是这样落了空。
劳动专修科在它的成立时已是个难产的婴儿，但到中央财经学院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时，它更变成了像封建社会里没有人愿意承认的私生子了。听说经过多次的推诿，人民大学才勉强接受了这个私生子的。这里，人民大学领导同志应当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主义”在作怪，找顶合适的帽子戴上，会对今后工作有好处的。
1953年秋，劳动专修科搬到原中央财经学院新址。在表面上，上级领导总算注意到有个劳动专修科了，但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或高教部来学习苏联劳动经济学的内容还是落了空。这个问题直到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来了劳动经济学专家之后才解决，但那已是1954年秋天的事了。1955年秋劳动专修科并入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劳动经济专业也就这样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在自己的生命中开始了新的一页。在直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里得不到苏联的先进经验，不能说不是个很大的讽刺，这是值得学校领导同志挖一下思想根源的。
这里应该指出，在劳动专修科的几年，几位同志经常谈到劳动经济专业的发展前途问题。我们相信劳动经济专业是必需的，因为随着国家工业化，劳动工资组织问题会日愈显露。同时，我们还认为劳动经济是一个既有政策性又有技术性的专业。因此，为着很好地培养这个专业的人才，高教部还应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可惜，当时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重视。
正确估计老教师的工作能力，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
1955年9月初，我们四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没有去劳动干部学校，而是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听候高教部分配工作。学校人事处长告诉我们可以先选个教研室，在那里学习。我们当时感谢学校的好意，但初时却没有想到等候了两个月才进教研室的（李景汉同志因病休养了半年才进教研室的。）。两个月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可也并不算短，而且当中还催促过好几次。在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学校领导对老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的积极性是不是有些低估了呢？是不是对老教师有背包袱之感呢？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给高教部提出：在院系调整的时候，高教部有没有对法学院的许多老教师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作过具体分析呢？如果当时很忙，其后几年是否有点时间作这种分析工作呢？如果没有这样作，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在整风时，高教部领导同志想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方面对老教师的看法是有了改变的。但是，一般的说，对生活待遇方面的改变多些，对老教师的思想和业务具体帮助还是很不够的。总的说来，原法学院的老教师经过“三反”教师学习后，对自己业务的信心大大丧失了。要重新培养自信心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还要有个物质基础。统计理论教研室的几位同志（包括党员与非党员同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帮助和鼓励李景汉同志，其后邹副校长又添了一把力，但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调查研究报告后，李景汉同志才真的重新有了自信心（李景汉同志曾说过到现在自信心还不是很足的。）。
我们应当说，老教师是有潜力的。许多老教师懂得一种或几种外国语，阅读外文书籍比较容易，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有外文写作能力，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不能不是一个巨大力量。解放以来几年，老教师或多或少学了新理论，其中还有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这样，兼有新旧知识的老教师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就会比青年教师更有批判的能力，这就便于帮助青年教师克服教条主义。无论在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中或理论分析研究工作中，他们将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每个老教师的潜力不同，这里需要作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既要跟老教师本人多商量，又要从老教师的朋友那里多了解，因为老教师既然失掉了自信心，对自己潜力的看法就会摇摆不定的，甚至，会不相信自己还会有潜力的。
这里还须指出，对老教师不能过分鼓励，做得过分了，鼓励就会变成压力，而对压力老教师是吃不消的。同时，对有了一些成绩的还不能过分表扬，过分表扬会使人冲昏头脑，以后就不易进步，不易发挥更大的潜力。这对老教师本人和对国家都是不利的。
讲师级的教师是目前学校教学中的主力。不能说学校领导方面对他们有足够的重视，对他们的发展方向、培养前途有确切的认识。根据最近所反映的意见，学校领导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拔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对这些缺点应当迅速地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以利教师之间的团结。
中国人民大学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多科性的社会科学的大学
几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对专业发展是缺乏明确方向的，这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不能没有消极的影响。今后应积极的展开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早日决定发展方向。这里我仅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领导参考。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应发展成为一个多科性的社会科学的大学。这个社会科学的大学不仅要有四个政治理论专业，而且还要有财经专业。财经学科是以政治理论为指导的，而政治理论学科则是通过财经学科的帮助来联系实际的。目前各个专业已有相当基础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是好的。但各教研室之间很少来往，形成各搞各的，因之，大学就不能发挥有机整体的作用。要及早改变这种作风。为了办好这个大学，高教部应将原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法学院图书资料的一部分转交给中国人民大学。
大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
几年以来，各学科的教学中存有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深入检查。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政治理论专业要给非党老教师开门。这对青年教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扩大知识领域会有好处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北京市建立包括有工厂、农场、商店、基建单位的调查网。待时机成熟时，还可以考虑对北京市作一次规模较大的综合性调查。这就会帮助教师与学生面向实际，跟工农群众交朋友。这样就会使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教师的思想水平还会得到提高。
为了让教研室领导同志更好地领导教学与研究工作，应使他们从目前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由教研室主任来做事务性工作是极不合算的，是很浪费的，而且还剥夺领导同志提高和向科学进军的机会。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
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要大家在整风运动中学会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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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委如何领导高等学校
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薛琴访
高等学校需要党的领导是毫无疑问的，党能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能领导我们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党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我们的党委同志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犯了“三个主义”（官僚，主观，宗派主义），因此就产生了偏差。党的领导和党委的作风应该分开来看。
我认为党委会的领导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内容：
第一，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第二，保证教学条件；
第三，检查方针政策执行情况。
党委应该经常抓住这些问题。至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科学研究等问题，则应该相信学术委员会和教研室，大胆放手地让教师们去讨论，充分信任他们的业务专长，至于人事财务等行政工作应由院务会议（包括教学和行政各方面的人）讨论。这样才能发挥各级人员的积极性，而不是事事都先经党委会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拿到院学术委员会上去通过。
旧大学的教授治校，有很大缺点，宗派主义很重，我不同意。我觉得一方面要保证党的领导，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院学术会议和院务会议的作用，对科学研究、教学、行政各种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民主讨论。
党委对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要充分信任。现在学校领导工作是从党委一条线下去的，好像认为非党员不能了解真实情况，非党员不能保密。院长直接找党员助教研究问题，等作了决定后，再找系主任去听取意见，这种作法是不恰当的，这是对高级知识分子、非党人士不信任。肃反运动后，党委把物理探矿系一部分学生和一位助教作了调动，没有和我仔细商量，充分讨论，这种作法很不妥当。对青年学生和助教这种不信任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学校应该积极培养青年，多从正面去教育他们，而不应以不信任的态度，随便把他们调走，让他们永远背上一个思想包袱。还有物理教研室，从广州香港来的同志们也说，对我们究竟信任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得不到完全信任的压力下，缩手缩脚，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我认为有些人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如果本人是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的，党委就应充分信任他们。
党委要切实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胆的放，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逆耳之言。党委布置工作时不要单纯从上面布置任务，强迫命令，使下面养成盲目服从上级的盲从思想，不加思考地信赖上级的决定。党委应当发挥大家独立思考，鼓励大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党委领导要以理服人，要靠正确原则，而不是单纯靠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团员，凭党的威信来压服群众，对青年学生的教育也应该如此。目前学校的团委会领导是不强的，水平不高，能力不够。作为五千多学生的团委书记，应当是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相当高的，并且是业务上能够作为青年学生榜样的同志。现在团委会只是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学生则是盲目的被“发动”去执行。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动脑筋，独立思考，辨明是非，而不是盲目服从。
党委应该切实贯彻党的高教方针，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因此学校一切行政措施应该为教学创造条件，而不是教学为了完成某种行政措施而服务。学校的人事工作是为了完成教学，应该按实际需要来配备人力，而我们的人事处的同志老是坐在办公室内扣比例数字，似乎比例数愈减少，人事工作就作得愈好。我们教研室去年需要增加六位教师，人事处却自作主张，仅向高教部报两名，还骗我们说报了六名，部里只批准了两名，结果物理实验和习题课都从小班改成大班，教学质量降低。教研室教学辅助人员，也应按教学需要来补充，不要过于缩减。苏联高等教育考查报告中谈到，苏联某工学院（学生约八千人）物理教研室有三十二个教学辅助人员，这完全是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我认为人事工作不应该是坐在办公室内研究历史材料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而是要深入基层去了解干部的现实活动来选拔优秀，满足教学需要。
我们学校总是强调统一领导，什么都要集中，党委的中央集权思想很厉害。实验室作教学模型的木工，修配仪器的金工，教研室的绘图员，都要脱离实验室教研室集中到行政办公区去。这完全不是从教学出发，而是从行政管理“有权”来考虑问题。有些问题没有充分讨论，院长就一个手令。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作风，应积极发挥基层作用，集中也应该经过民主讨论才能执行。
我们学校领导，对基础课很不够重视，具体表现在教师工作量上。基础课教师担负工作量比专业课重，压这么重又怎样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呢？这还表现在经费使用上。学校经费向来是重点使用，重点教研室（由院长指定）多半是专业课，没有基础课的份。党委要认识到，不加强基础知识训练是培养不好地质工程师的。特别是地球物理勘探各专业，必须有很强的基础科学，要有科学水平较高的基础课教师和仪器设备充实的基础课实验室。这样才能帮助物探专业教研室在教学上和科学研究上顺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