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翻译和出版
汝龙
我是一个翻译工作者。我想从文学翻译事业这个角度来谈谈我对出版问题的看法。
解放以后出版的翻译出版物，种类比以前多，印数比以前大，一般译文质量也比以前提高了，这种巨大的成绩使我们高兴。虽然这方面的出版工作还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就可以使翻译事业进一步繁荣起来。
问题在于怎样做才能推动这种进一步的繁荣。
我以为有一个根本问题值得提出来商量，那就是目前的文艺出版社是不是少了一点？是不是该多办几个？
现在纯粹的文艺出版社全国只有两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此外还有只能算半个的出版社，如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等。而对翻译工作者说来，实际上只有一个出版社，因为各出版社为了避免重复，在翻译计划上分了工。
出版社少，有种种的不利。
单以翻译事业来说。当前，读者们嫌世界各国古今名著还有很多没译过来，要求多出，快出，甚至要求出完整的选集或全集。对已出的好书，要求不要无尽期的脱销。这就需要编订计划，调动全部翻译力量。不能说出版社没出力，他们订计划，找翻译家。可是计划那么大，老一辈和新一辈的翻译工作者那么多，他们怎么忙得过来？怎么能做得周到？例如一个编辑部每月收到上千万字的投稿，怎能仔细处理？这是说，它担不起这个担子。这是出版社的苦衷。这是一面。另一方面，反正独家经营，这个担子少担一点也没关系。于是只热心于完成当前的事务，对挖掘潜力，书的脱销等等只能表现有限度的关心。从读者眼里看来，这种出版社就显得老大，带点暮气了。
其次，读者还要求译文质量不断提高。历年来，在反对粗制滥造、抢译滥译以后，他们现在进一步要求：文学作品不仅要译得貌似，还要译得传神，他们不满意把丰富多彩的艺术品译得干枯平庸。这首先是译者的责任：他得提高文学修养，丰富生活知识，对原作进行深入研究。出版社也有责任：鼓励各种翻译手法不同而各有特色的流派，支持用不同手法表现原作风格的重复译本，组织外国文学研究的著作，编辑外国文学研究的刊物。平心而论，以往在纠正粗制滥造、抢译滥译中出版社是做出贡献的。可是现在改进质量却包括这么复杂的工作，出版社本来就忙不过来，怎能再添这负担？它担不起。另一方面，在一个编辑部里只能有一种流派占上风，这是很自然的。独家经营所能产生的往往是“定本”思想，很难作到百花齐放。至于研究性的文章，审查起来更是麻烦，因此有的译者要求在书前写一篇序都会遭到拒绝了。
再其次，出版社和译者原是坐一条船，相互关系应该十分亲密。但是事实不然。目前双方一般地存在着一种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冷淡的关系，不像一家人。独家经营首先关心的往往是这本书那本书的能否完成任务，因此他在挑选和使用译者的时候即使无心，也不能不多少流露出买主的派头。译者为了使译品不错过唯一的出版机会，就不能不“搞好关系”，结果，照某一位翻译家的话来说，就变成“对于出版社有意见也不敢坚持。”这种隔阂遇到出了问题，就会变得紧张，各走极端。例如听说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有成就的老翻译家的一部稿子，因为译笔不符合那种字扣字的流行译法，被出版社改了很多，往还打了几次笔墨官司，终于不欢而散，双方从此没有联系，就是说出书的机会没有了。在这类事情造成的空气下，影响到的还不止于是那位译者。别的译者也会变得缩手缩脚，下笔译书一到酣畅的时候就会左顾右盼。我个人就有这种感觉。这类事说起来是使人痛心的！
如果我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所有这些问题，追究起原因来，虽然出版社本身不能辞其咎，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文艺出版社太少，独家经营势必造成不良后果。
如果文艺出版社多办几个，同在文化部领导下，同是国营出版事业，在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共同基础上展开友谊的竞赛，那么这些缺点就可以完全或者大大地克服了。
仍旧以翻译来说。这并不影响计划，各出版社之间仍然有分工，不过这是灵活的、而不是呆板的分工。
既然竞赛，各出版社势必尽量做到书要出得快、多、好。好的书籍脱销过久，它们不会允许。因为这会影响它的竞赛前途。
如果这些出版社各有各的特色和流派，那它们就不会把团结志同道合的老译者看做不急之务，也不会把培养新生力量看做负担。它们必须各有坚强的阵容。
竞赛促使各种流派生产，质量的提高会变得绚烂多彩。
出版社一定会依靠译者，译者也会把自己看成出版社的主人翁。关系就正常了。
那么，翻译繁荣的节日就不远了！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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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艺术家论坛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萧乾
一前天我去一家洗衣店取衣服，柜台外边有个顾客正跟店员吵嘴，大概店里把那人的衣服给烫糊了一块。客人气势汹汹，忘记了洗衣店早已公私合营，就满口飞起“资产阶级思想”、“唯利是图”一类五反时期的帽子；可是帽子越大，柜台里头的那个人越不服气。他说，烫糊了，我们向你检讨不就完了么！（“检讨”两个字是横眉立目地嚷出来的，说的神气跟那个字眼儿很不相称。）那个衣服给烫糊了的人显然没从这个“检讨”得到任何补偿（无论是精神上或者是物质上），所以也还是不肯罢休。这时候，店员就绷起脸来，俨然占了上风似的，理直气壮地说：你这个人真是学习得太差啦！我既然向你检讨认错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
我在旁听了，颇有感触。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可是把政治庸俗化的程度也很可观。“检讨”居然成了以退为进的反攻战术，“学习差”成了骂语。
那个店员怎么会想出“抢先检讨”这个“高明”战术来的呢？这里，近年来我有一种自己没有把握的观察——没把握，是说，我这个观察可能完全不对头，而且我也希望它是不对头——那就是：由于种种因素（包括历次运动的搞法），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譬如说，挨了批评明明心里不服，不还嘴，反而抢先检讨之类。这种“革命世故”的表现还有：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
这种现象的形成，每个人都有责任（譬如说，作家们勇气不足），但是教条主义者的责任也很不小，他们大半都居于领导地位，而敢于用胳臂抗拒车轮的螳螂毕竟占少数。我国有两句非常形象化的成语：“杀鸡吓猴”“兔死狐悲”；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
解放初期，我见过西南出的一本小册子，批判一部有原则性错误的长篇小说（“再生记”），其中，有些篇是这么开头的：“我看了×××对这部小说的批评，深为愤慨”。然后，就根据对那部小说的批评，写起批评来。
“十五贯”在古典剧的整理工作上，的确是个巨大成功。中央推荐它，是叫大家学习这种从积极方面搞戏改的精神。可是有一天早晨，我拿到“人民日报”吓了一跳，七版底下登的是全市各个剧院、各个剧种，清一色的“十五贯”。当时我想：这可说是我们文化界“响应”党的任何本身无可非议的号召最典型的表现了。
我问过一个朋友：咱们这个革命的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出现更新、更好的见解，为什么反而会这么人云亦云、人演亦演，这么缺乏独创性呢？他说，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反对个人突出。可怎么能把个人风格、个人看法，跟个人突出混同起来，一道消灭呢？可怕的是，不少人认为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还会闹消化不良。在一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我看“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
为什么过去文艺工作倾向于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呢？我看就是因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为什么目前有些刊物编辑对“鲜花毒草”问题还在嘀咕？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对今天读者的判断力以及对绝大部分写稿人的政治水平还不够放心。甚至，为什么我们的论文写得那么啰嗦？我们的创作为什么那么缺乏余味？我看也是因为作家对读者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不够放心。而能不能真正改变文学刊物机关化的状况，估计关键也就在这上头。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我们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人民在我们这边。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二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现在，他们那宪法早已经被麦卡锡、杜勒斯那些垄断资本的走狗踩成一团烂纸了。现在，提起这句话来，那些国家的人民感到的不再是自豪，而是愤慨，讽刺和哀伤。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大宪章”，早已经被那些金融大亨、军火大王指挥下的反共大家撕成碎片了。
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目前“争鸣”主要还是靠中央来号召，靠一股“运动”的空气在支撑，劲头很大，但是要持久下去，就还需要一种保证，树立一种社会风气，甚至像党中央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样制定出一条原则：不以横暴态度对待别人的看法、想法和说法是每个公民对宪法应尽的一份神圣义务。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三谈到“放心”和“容忍”，当然谁的思想里也不会包括反革命的言行。然而要保证长期在人民内部贯彻这种民主政策，就需要在不正确的见解与反革命的言论之间，严格地划一道红线，而今后的偏向和困难，可能就潜伏在这里。
在目前的初夏气候里，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在中央的撑腰下，得到一抒己见的机会，心情当然是豁然开朗了；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计可能会有“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好搞，这下子就更加不好搞了”之感。其中，我还估计最感觉棘手的，是做人事及思想工作的，如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事科科长们。可是我也听到不少人说：今后民主空气保证得了保证不了，作为党组织处理“人”的问题的左右手的人事部门的做法，还的确是个关键。
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位民主同盟的盟员私下里说：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还谈什么互相监督。当然，这个说法偏，甚至歪，在感情上显然对人事部门有抵触。我们只要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接受党的领导，就应该尊重人事部门，认识到它在机关内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人事部门是不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今后如何改进工作的方式呢？
我知道有些非党同志干脆把人事科看作驻在机关内部的派出所，不过今天的派出所也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解放前，派出所是神秘的、恐怖的，一般人走路宁可多绕几步，也离它远远的。今天的派出所呢，南屋里正给孩子们种牛痘，北屋发着粮票布票，西屋里一位同志也许正舌敝唇焦地给人调解家庭纠纷，从早到晚，市民是川流不息地来往。总之，派出所今天已经从神秘恐怖变为体现政府关怀人民的机构了。可是就我的见闻所及，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门虽然没有恐怖，但却多少带有一些神秘味道。科里时常是一只放人事材料的保险柜（我个人的印象是：这种材料非党的领导干部即使对工作有好处，也看不到），和一些跟大家不大往来的老干部。这种隔阂一小部分是工作上的必要（其实，我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一大部分是由于经历的不同。这些老干部的优点在于单纯，而他们工作上的缺点也常常发生在这上头：他们对中国旧社会不大了解，因而，对机关里的知识分子时常也就缺乏了解。轻则和一般干部互不往来，重则在文化和政治上，彼此各存着轻蔑心理。
另外，还有人这样感觉：给党总支（包括中央宣传部）或是人事部门写信，时常是石沉大海，不见回音。这个滋味比挨顿棍子要难受多了，政治上得到的帮助也少得多。这自然也更增加了不健康的神秘感，它本身就形成一道完全没有门窗的墙。
自然，在全国范围来说，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还是健康的。他们非常辛苦，也做出许多成绩，一笔抹煞是不公平的；不过，在我个人有限的接触中，我感到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有缺点，而这种缺点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弊多利少的。
比方说，一个人民团体的民盟组织在讨论吸收某一同志入盟的时候，与人事部门有联系的负责同志在介绍材料时提到：在某一国际事件发生时，有人反映这位同志曾说过一句什么不很正确的话。
那个人民团体从肃反运动中总结出一条教训：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轻易构成嫌疑，因而也不能轻易进行追查。可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党员同志的外甥）由于某干部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立刻倒打一耙，硬说三年前曾经连续五次看见那个干部在宿舍里有猥亵行为。人事科不问青红皂白，就派了两个人进行调查；而且，调查了半年多，到现在仍然没个下文。
这个团体有个附属机构，过去一段时间那里没有党员。支部书记和掌握人事科的副秘书长（同一位同志）主要信赖机构里一个“积极分子”的一些“反映”。结果闹得内部疑神疑鬼，互不团结，并且使得群众一度跟支部对立起来。直到那个机构有了党员，并且挨到肃反后期，才发现那位“积极分子”原来并不怎么积极，然而工作上早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听说机构里一位参加工作七、八年的同志已经坚决退出了革命队伍。这算不算是主观主义的作法呢？
连封建时代的法律还讲究凶杀必有凶器才能成立，我认为为了明辨是非，防止把挟嫌诬陷与真正向组织汇报情况混同起来，应该给“反映”定出一个规格来；比方说，必须有某种证据或旁证才能算数，不能任何人一句话就能叫另外一个人背上黑锅。第二，不必要的拖延只有加深群众与组织之间的距离。既然调查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宜于不了了之。第三，对于一句不正确的话，即使证实了，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想法，不宜遽然成为跟着这个人走的“人事材料”。第四，应该承认说出来的不正确的话比不说出来的要好，它得到的待遇不应该是被暗地里记下来，而应该相机地进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矛盾得到解决。
我们的人民政权主要是倚靠人民的积极力量，广泛地联系群众，而不是主要倚靠少数人的“反映”。过去，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可能过分偏重于警惕的一面，对于“反映”虽不至完全听信，可也要求不苛。历次运动对显然有意捏造和挟嫌诬告者，事后似乎都没有什么惩诫。如果缺乏直接的接触，只根据少数人的认识来判断多数人的情况，就不容易避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
大凡用这种方法工作的人事部门，必然平时对干部成见一大堆，真正遇到肃反那样时机，反而心中无数。事实上，由于准确的“反映”而抓到特务的事有，由于不准确的“反映”而严重地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甚而不必要地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的事也发生过。那时候，最陷于被动、最丧失威信的，常常正是人事部门本身。
现在大家都嚷着“拆墙”，我完全同意应该从两面拆，而且，我认为负责人事和思想工作的同志在这个意义重大的工作上，可以起极大的作用。比方说，把每个干部的人事材料好好清理一下：要是还有些捕风捉影、已经证实不符事实的小条条，就撕掉；属于思想作风上的缺点的，及时地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的干部进行教育；过去有些措施使干部感到困惑不解的，也尽量向他说个明白；同时，该质问干部的，除非是反革命性质，也最好当面问个清楚（这个工作在肃反审干的时候应该已经做了一些吧）。今后，让人事部门更能成为大家有冤可以申，有苦可以诉；成为不仅仅做保卫工作，同时也能解决内部矛盾、加强内部团结的地方。
要在机关内部长期、健康地展开“鸣”和“放”的工作，我认为机关里做党和人事工作的同志（常常是同样一批人）也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广开“反映”之门，使歹人无法得逞，又要避免在客观效果上纵容不真实、并且带个人动机、破坏团结的“反映”。这样一来，积极分子的圈子必然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有更多的同志们亲近组织，而大家也就会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毫无忌惮地发出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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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越入队了
本报记者 戴月
你还记得“我们热爱和平”那张招贴画吗？这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他俩并排站着，每人抱着一只和平鸽，歪着脸儿微笑着，向全世界人民表达出他们纯洁的心愿——我们热爱和平。从城市到农村，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孩子的笑脸。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用非常工整的楷体字，这样写信给他们：“在我的办公室、宿舍和衣袋里，都有你们的像。每当我遇到困难或者工作疲劳的时候，看看你们的像，马上就增加了勇气和力量。你们一直就在鼓舞着我的工作、学习和进步……”他俩曾经收到过上千封这样的信。
这个男孩子就叫马越，今年“六一”儿童节的前夕加入少年先锋队，这是很多人听了都要高兴的消息。可是自从1952年那张招贴画出版以后，这三、四年来，马越却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论是幼儿园、家庭、学校都没有很好地对他进行教育，使他一直向着岔道走去。直到1956年暑假，北京小学不得不叫他停学的时候，马越的坏习惯简直发展到了顶点。
马越在1956年9月1日从北京小学转到北京市东四区二中心小学。他在北京小学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到这个学校，他就像一匹任性的小马，不管在什么时候，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早操前校长讲话的时候，肃静的操场上传出了马越学着校长讲话的口音。作操的时候，他从这个队串到那个队，搅乱别人，同学们叫他作操时，他说天太冷了。上课时老师在台上讲课，他在下边说相声。教师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你多活几年吧，干吗生这么大气呀？”休息时全班同学谁也不理他，他在本班感到孤独寂寞，就跑到别的班上去闹，别班的老师和同学也批评他，但这些批评对他不起作用。越是对他粗暴，他越要逞强。这时，教师、同学在马越的眼里都是坏人，他经常无故打骂少先队员。教师知道马越不怕硬，便哄着他，夸奖他，不适当地表扬他。马越很敏锐地感到：教师、同学对他不诚恳，引起他更大的反感。
这些事情引起了教师们的严重注意，就共同研究，怎样把马越教育好。有一次课堂上同学们都注意听讲，马越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这时，同学们都看着他，阮老师停止讲课，走到他的身边，心平气和地拉着马越的手坐下来说：“马越，你算算，你唱歌，耽误大家听课。如果一个人按五分钟计算，全班四十个人耽误了多少时间。”马越眨巴眨巴眼睛说：“二百分钟。”老师说，“因为你一个人耽误别人这么多时间，你说对不对？”马越低下头说：“老师，我不对，以后不唱了。”从此马越在课堂上很少大喊大叫了。老师发现他对算术比较感兴趣，很注意听讲，可是本子、铅笔、小刀什么也没带来。老师问他：“你为什么不算出来？”他说：“我脑袋算了。”老师说：“我不用嘴说不用手写，用脑袋教你们行不行？”马越挠挠头说：“我下次带来。”
为了提高他的学习信心，老师和同学督促他每天记日记，每天作了哪些好事，哪些坏事，哪门课听了，哪门课没有听，马越也实事求是地记下来。他的日记里记着算术课听得最多，他的算术考试成绩都是四分、五分，其他成绩不好。老师帮助他分析原因，马越也知道学习了效果好，不学习就不好，可是他觉得每门课都学习太难，就向老师说：“咱们少念书，多玩会该多好啊。”老师就给他讲少年儿童锻炼性格的故事，既要坚强、勇敢，又要善于控制自己，对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的事情就坚决不作。马越听了故事说：“以后要好好学习。”
有一天，正上作业课，马越看见同学们都跑出去踢小皮球，他把笔和本子往桌子上一扔就跑。阮老师严肃地说：“马越，你做什么？”马越立刻站住咬咬嘴唇说：“唉哟，太难了。”阮老师本来下课后就去吃午饭，但是没去，走在马越身边问他：“哪个地方难，我来帮助你。”阮老师一直陪他作完功课，一块走出教室。从此马越感到阮老师非常可亲，很愿意听阮老师的话。现在马越上课时稍不注意听课，只要阮老师一提醒，他立刻纠正。阮老师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给马越补课，现在他能跟上大家的学习，马越再不感到学习太难了。
马越过去上学从来没把东西带齐，不是忘带书就是忘带本子，带来小刀忘掉铅笔，上课时要用就向同学们要，影响别人学习。为了帮助他，一个小女孩看到他几支铅笔都是秃秃的，她便偷偷地把他的铅笔拿出来，削得尖尖的，放在他书桌里。上课的时候，马越打开书桌看到这种情形，又惊又喜。到底是谁帮他削的？后来他知道是少先队员。
有一天过小队日，队员决定到北海去，他们请马越参加，马越很高兴，还主动给大家作响导，因为马越从小就是在北海幼儿园长大的，那里的每个地方他都熟悉。马越领着队员走过了他在幼儿园时阿姨领他玩过的地方。在公园里马越看到一群由阿姨领着的小朋友，立刻引起了他在北海幼儿园时的回忆，那时自己和小朋友们一样，谁也没把我当作坏孩子看待。可是今天虽然和队员们一块玩，却和他们不一样，人家都带着红领巾，自己却没有，心里是多么想和他们一样带上红领巾呀！他又想自己身上还有很多缺点。在回家的路上，他沉默着，从此他很少说话，老师和同学很少看到他打闹。
马越不仅得到全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而且社会人士也在关心他，帮助他。东四区车辇店派出所（马越住的本街派出所）民警邓福忠三年前是马越的好朋友，那时马越很喜欢他，常到派出所去找他玩。1957年1月15日邓福忠刚从外边工作回来，看到北京青年报发表题为“马越成长中的风波”一文，他心里好像受到了责备，从此他常到马越家去帮助马越，和他谈心，关心他的校外生活，并和东四区“少年之家”联系，叫马越参加少年之家的小组活动。马越的爸爸为了帮助马越，在放假时也到少年之家和马越一块参加活动。
马越的爸爸并和学校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学校开家长会议，他在学习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抽出时间去参加，还经常给学校写信了解马越在校的情况，主动和学校配合对马越进行教育。
在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下，马越一天天变好了。5月20日早上六点多钟，学校里特别清静，只有阮老师一人在办公室里看书。阮老师突然听到窗外有轻轻的脚步声，看到马越在门外走来走去，好像有事情。马越轻轻敲了几下门，走了进来，很严肃地站在老师面前，把入队申请书交给了阮老师，说：“我要入队，但是还有很多缺点，希望老师帮助我改正，在北京小学时曾经六次申请入队，每次老师都说考验考验我，这是第七次申请。”阮老师鼓励他继续努力。阮老师很快把申请书交给中队讨论，队员们一致同意马越入队，并在5月22日正式批准马越入队。全校教师也讨论了马越的入队问题，并指出马越还有一些缺点，入队后要继续加强对他进行教育。
5月31日，“六一”前夕，是马越带红领巾的日子。他快乐地微笑着，像“我们热爱和平”招贴画上那样天真、活泼、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