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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工人同工商界争鸣讲理
本报讯 据长江日报载：“工商界谈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工人也应该跟他们争鸣讲理。”这是出席武汉市公私合营企业老工人座谈会工人一致的呼声。这个会是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在28日下午召开的。
没有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做出这样大的成绩吗？
到会的许多工人对最近报上发表的否定一切工作成绩的说法表示非常不满。武汉冶炼厂工人叶礼湖激动地说：“工商界有的人说共产党领导一切，领导没有成绩，应对一切负责。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大的事不说，就我们厂来说，是由六个破烂小厂合并起来的。公私合营前，每开一炉要二十四小时，只能出四千斤铁水。合营后有了党的领导，工人积极搞好生产，现在每开一炉只要八小时，铁水出到八千斤，工时减少三分之二，产量提高一倍。这难道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成绩吗？”江汉印制厂工人肖德符说：“有的人光说工人阶级不行，党的领导也不好，试问这里的长江大桥和武钢是谁建设的？没有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艰苦劳动，中国资产阶级搞得出这样伟大的工程吗？”
算算剥削账，有什么理由要求定息延长到二十年？
“定息应不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这是会上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志成布店店员胡行益说，有些工商界人士赞成上海李康年的意见，我要问他们凭什么理由主张定息要延长二十年呢？拿志成布店来说，在1930年开张的时候，股金是一万银元，修理房屋后只剩下四、五千元。1934年资方和别人争夺市场，把一万本钱蚀光了，还外欠倒账十万多元，和债主讲明分期逐年归还。这些钱都是在往后几年剥削我们工人来还的。1946年，资本家东拼西凑了一千元复业，但是，靠着投机倒把和剥削工人，几年内就大发横财，赚到六万多元，资本家不但大吃大喝，还抽出四百五十两黄金的资金投资到永大布店。解放后，经营发生困难，我们先后四次自动减薪来克服困难维持营业，每月工资由五千五百元减到三千五百多元，这样才把企业维持下来，前后两年，工人就少拿工资二万四千元。公私合营后，资方定息一万四千元。这笔钱光是用来偿还我们减掉的工资都不够，还有什么理由说定息二十年呢？这种说法不但我们工人反对，就是我店私方人员刘雨泉也不赞成，他就愿意割掉尾巴，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看来绝大多数资方都是愿意定息七年，只有少数人赞成定息二十年。武汉铸造工厂宋振来说：二十年后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还要剥削，实际上这种主张也就是要延迟社会主义建设。他举出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原来在万利翻砂厂做工，开张时资本家张新春只有一座小房子，每年赚的钱都装入了腰包。1952年核定资金八千多元，四马分肥就得了五千四百元，公私合营后又得了一千元。如果他这点资金还要延长定息二十年，那就不是赎买，而是“一本万利贪得无厌”了。旅栈业工人柳云阶说：有些企业开张，资本家根本没有出钱，哪能说有什么资金需要赎买呢？我知道上海饭店开张资本是六百银元。可是，资本家吕奎卿招雇工人每人就要押款五十块银元，招来二十多个工人，本钱早就捞回去了，这样的资本家给他定息七年就是天大的照顾，再要定息二十年就太不应该了。
工人阶级长期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历史上遗留的隔阂不是一时能消除的。正是由于公方代表向职工群众做了许多工作才能搞好企业。
武汉针织厂工人佘玉山说：“有的工商界人士要公方代表撤出合营企业。我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有三大理由：第一、公方代表是代表国家经济利益的，没有公方代表，就不能保障国家投资的权益，我厂有二十三个资本家，资金有一万六千元，国家投资就有四万多元，凭什么理由能不要公方代表呢？第二、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不是一个早上能改变过来的，没有公方代表，对资本家的改造是不利的。第三、工人阶级过去长期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历史上遗留的隔阂不是一时能消除的。正是由于公方代表向职工群众做了许多工作才能搞好企业。没有公方代表就会加深企业内部矛盾。他们说不要公方代表，实际上就是不要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事实证明资产阶级还需要改造。
“资产阶级现在还有没有两面性？”许多工人用具体事实来说明了这个问题。新康化工厂工人陈俊初说：“我们厂长过去是个资本家，最近他叫采购员用一千六百元到行商那里去买离心器，说这东西不好买不准还价，后来采购员只用四百元就在永安市场买来同样的东西。这就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国家的财产。”江汉机器厂工人张白奎说，我厂私方人员李兴和，公私合营后，政府安排他做供销股副股长，最近他开小差离厂，在外面开了一个“地下工厂”，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是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武汉铸造工厂宋振来在发言中说，有些私方人员对要求进步的人，不但不鼓励，反加以打击。我厂第一车间私方主任叶梓琴对有些私方人员的工作作风不满，这些人就打击他说：“你叛变了阶级，‘立场不稳’。这就是两面性突出的表现。我们私方厂长在外面开会说党和政府把资产阶级管得太死，埋怨青年监督岗，硬要批评他们。实际上是私方课长得了定息，在上班时间到馆子大吃大喝，这种严重违犯劳动纪律的事还不让批评，并且说管的太死。这还谈什么接受改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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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承认两面性，才有利于自我改造
民建中央常务委员、民建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崇林
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的理由
今年以来，我们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有一部分会员，经过理论上的全面分析，结合工作实践的检查，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地存在着，因而认为有加强自我改造的必要；但有一部分会员还有怀疑，或者是口服心不服；个别的甚至坚持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的看法。
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认为全行业合营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已名存实亡，资本家已经“缴械投诚”，不可能再利用资本来唯利是图了，因而失去了产生两面性的物质基础，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消极性一面也不存在了。二、认为两面性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所独有，农民和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个别工人还厉害些。工人阶级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区别。三、认为现在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只是为了要民族资产阶级多改造几年，故意弄个“紧箍咒”来箍起。四、认为现在所以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主要是因为还有定息存在，如果放弃定息，两面性也就没有了，现在定息是5％，消极性也只有5％。
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个人就没有，尤其是骨干分子更没有两面性。
有人说，即使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也不要提出来，提出来有碍积极性的发挥。
消极性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一面，但是，积极一面已有很大增长，消极一面已显著减少
我认为，要彻底明确民族资产阶级当前还存在两面性，必须从阶级本质加以分析。资产阶级必然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因此，消极一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质的一面；而积极的一面，则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一点，同民主革命时期有所不同。民主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讲，不去掉三大敌人，他们的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更谈不到发展资本主义，所以，那时候，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与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是同狭隘的阶级利益相违背的，而消极的一面，即愿望发展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有抵触的一面，恰恰同这种阶级利益相一致，也就是从阶级本质出发的。七年多来，由于党的团结、教育和限制、改造，工商业者自家的努力学习与自我改造，积极一面有很大的增长，消极一面有显著的减少或缩小；正由于这样，才能逐步走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高潮本身标志着两面性的重大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并不等于两面性消灭，而是反映了两面性正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属于阶级本质的东西，不可能先于阶级的消灭而消灭。
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在：部分工商业家在接触到某些具体问题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一面向往社会主义，一面又留恋资本主义；部分工商业者虽然在理论上接受社会主义，并且也承认阶级必须消灭，但对自己的阶级，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有一定的感情；部分工商业者希望参加工人阶级队伍，而又不愿意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部分工商业者没有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因此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主动积极的关心企业不够。这说明了，工商业者的思想意识，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
否认两面性，实际上就是不要改造；否认同工人阶级的区别，也就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党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这就说明当前的企业改造还没有最后完成，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还没有最后废除。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当中，还有根据股数而来的剥削性质的定息收入，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客观上还是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了，但阶级区别仍然是存在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如果否认两面性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不要改造；如果否认和工人阶级的区别，也就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它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的思想改造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的成员虽然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但因为这两个阶级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改造的性质和要求也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有其特定的内容即由剥削者转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依靠自己劳动生活，是被剥削的阶级。个别工人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那是由于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只是怎样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提高阶级觉悟的问题。如果不从阶级本质的差别来看思想改造的问题，而认为既然两个阶级中的成员都有思想改造问题，从而就没有阶级的区别，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人认为企业公私合营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已名存实亡，就失去产生消极性的物质基础和依据。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了解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其中有这些道理：经济基础往往并不直接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上。由于传统、习惯的力量，旧观点的残余在旧观点所由产生的基础被消灭之后，还会长期存在。何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基本上建立起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现在还没有最后消灭，还不能说工商界的思想意识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基础已经完全不存在。
关于工商界骨干分子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人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必然隶属于一个阶级，也必然有阶级烙印，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阶级分子，一定具有本阶级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特点，也就算不上是这个阶级的分子了。当然，阶级的烙印具体到每一个分子时，是不均衡的，不一样的，有些人强烈一些，有些人弱一些，有量的不同。这种不同程度的差别，是与外在的条件、社会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有关，如工商界骨干分子由于经常学习和愿意认真地接受改造，就能较多的克服消极思想，在各项工作上表现着较多的积极性。正是这种不同才反映出工商界内部的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
明确认识还有两面性，不是妨碍而是有利于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
两面性既然客观地存在着，就不应该讳疾忌医；明确认识它，只有利于加强自我改造，有利于克服消极的一面，发扬积极的一面，有利于逐步缩小同工人阶级的区别，解决矛盾。
从民建会的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来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推动工商业者会员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协助党来正确处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今后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会员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对会员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该依照毛主席所指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以和风细雨，讲清道理的方法，治病救人的精神，根据“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合乎实际，恰如其分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要帮助会员从生产实践与理论学习上，改变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他们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是从思想感情上接受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完成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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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主委刘佩芝、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冯和法。
刘佩芝说：黑龙江省合营企业内公私关系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一部分不正常，如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分工不明确，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包办代替，偏听偏信等。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下边公方代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合营才一年，日子还少，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一年来，公方代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公方代表，让私方人员全面领导企业还有问题，因此公方代表不能撤。他认为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对贯彻国家政策，推动工商联工作作用很大，也不能撤。他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消极一面还有，表现思想动摇，留恋定息、患得患失。他还反映了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了一些意见。吴金萃主张：七年定息一次付清，资本家的帽子随着摘掉
“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5月7日大公报把我写的关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从报上看到、在不少的座谈会上听到，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些人不同意，所以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我主张“向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员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笼统的去学。应当紧紧的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啃住了缺点拒绝学习。”我的想法错了么？到今天我仍不以为然。因为我还没看到有人主张要盲目的笼统的向每个工人、店员去学，也没有人主张抓住人家的缺点去学。我说有落后思想和行为的工人店员“不是个别的”，也还没有人能讲出“是个别的”。我说中国工人店员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为许多人的发言加以进一步肯定。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我的几个主要论点。
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要中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
千家驹先生又说“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何况谁又说过“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另外在千家驹先生的发言里还有几点我不同意，这里只提毕鸣岐副主委没提到的。
比如千家驹先生在谈到“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职工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同志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拿定息是拿照顾，我主张用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
关于定息问题，我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我主张：不要这样为付款延长时间而拖着我们当资产阶级分子了。我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将来我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
“公私合营改成国营，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的问题由上级决定，小问题由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这叫什么公“私”合营呢？至于那些国家未投资，也未派人去的小户更是空挂合营的牌子，可以考虑根据自愿改为国营或仍维持私营，维持私营而又雇用劳动力的叫作资本家，政府按私营管理。其余是小业主。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资本家的帽子一律摘掉”
随着，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1949到1955是七年，我们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社会主义，1956到1957这二年进步更快（因为已经改变了生产关系，失去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取得另外的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至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是要改造的）。以前有不少人把企业搞垮了，今天已入工会，并且有的当了公方代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还可以根据自愿或破产而改变阶级，我们怎么不能呢？
如果不是这样，退一步，撤出公方代表也是可以分别不同情况考虑的。因为撤了公方代表还有党在领导，事实上公方代表当中有很多是一般干部、工人、转业军人，……有的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和办法，有的政治水平也并不高，起的作用确实不大。但我不主张不加分析地全部撤出，同时，也不要把公方代表就看成是党，把撤出公方代表和服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
如果不是这样（不改国营、不摘帽子），比照劳保条例的办法也请再加考虑，不要草率从事。我们不是得寸进尺，而是二千元以上的照顾办法实在太笼统了。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问题。二千元以上的适当照顾，四千元的照顾不照顾呢？像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买公债40％，交互助金10％，余50％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
那么我们又想不通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了帽子吧！
“工商界上层脱离群众”
这些日子以来我感到工商界上层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想法和作法。中下层鸣放起来意见很大，这自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一方面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方面也要多听群众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才能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群众，否则一方面给党提意见，一方面不断地给群众扣帽子，并不等于自己完全没问题。我十分赞同巩天民副主委前天谈的“目前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学习、思想都没有一般工商业者进步快”这句话。确实，因为中下层劳动是比上层多一点的，这就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中下层都拥护上层，没有上层不成；上层是中下层选举出来的。但希望上层深入下层，否则反映情况不代表群众，被理论家们搞了去当资料，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新的理论、办法又不切合实际，矛盾反而增加。
另外，也要求研究工商界问题的理论家，和作工商界业务的同志们，深入中下层，因为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冯和法说：不能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说是打击“鸣”“放”
冯和法说：工商联的宣教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其原因首先是党对宣教工作注意和领导不够，有些地区工商联和党委宣传部门挂不上钩，有些专业公司根本不重视工商业者的教育学习工作。其次是形势发展过快，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不足，常常以旧眼光来看新问题。再次是我们作宣教工作的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水平不高，没有及时提高自己。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缺点，就全盘否定几年来工商联宣教工作和工作上的成就，更不应该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处乱扣。教条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不结合实际。但是，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必须弄清楚，不能把不合自己意见的理论，或者别人对自己意见的批评，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也不能以修正主义来批评教条主义，或者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真理。
这次工商业者揭露矛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对工商业者整风，这是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免不了会有争论，而且争论是有好处的，决不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或者就认为是在打击工商业者的鸣放。例如5月28日北京日报所载，北京工商界座谈中，吴金萃把别人批评他的意见认为是在对他加压力。阎少青认为千家驹的发言是给工商业者扣上五顶帽子，他所指的帽子是否真的是帽子还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姑且不谈，而阎少青给千家驹带上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三大帽子。这样的帽子乱飞，似乎也不是争鸣的应有态度。
现在工商业者中似乎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要改造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现在工商业者不要再改造了，认为说工商业者还要改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条主义。吴金萃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和私方与公方的问题，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和公方并不比工商业者进步。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前几天毕鸣岐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我和别的同志有同样的印象，仿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现在都是很进步的，现在还有不法行为的只是那些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姑且不论小业主们是否会喊“冤枉”，我认为不加分析，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是很进步，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毕同志在第三次发言中对于自己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那天没有提到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是不全面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过去长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决定
有的人认为，现在还说有两面性，是对客观事实不加分析，是教条主义。这是一种臆测之词。目前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还存在定息等物质因素；一方面日益增长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一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千家驹同志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重身分决定两面性，改造的方向就是两重身分变成为一种身分，即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两面性变成为一面，即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认为这话还可以加以补充。工商业者的两重身分是由于定息等物质条件尚还存在所致，然而即使定息等物质条件取消，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思想方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会存在阶级矛盾的。所以，我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于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于过去长时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业者思想感情的改造比物质关系的改变，还要艰巨些、长期些。
有些人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他们把赎买政策理解为买卖关系
“赎买”“定息”这些字句，是不应该从字面去理解的，赎买政策是区别于“剥夺”政策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国家采用和平改造方法来改变资本家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工商业者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所以国家在物质方面给予工商业者照顾，使工商业者逐步的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思想方面同样进行一系列的帮助，如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以及适当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以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根本不存在“赎买到底”等各种把赎买政策理解为“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问题。
但是，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以李康年为代表，认为赎买就应该赎买到底，定息期间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还有一些发行赎买存单、赎买公债的主张。这种意见反映一种什么思想呢？我认为，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国家对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理解为一种买卖关系，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国家的物质帮助下使工商业者更好地改造自己为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定息的年限长短和赎买从那年算起等问题。千家驹同志一方面很正确地说，赎买如何计算是根本不必谈的，而且越谈越糊涂，而另方面他又认为赎买应从1949年算起，这也是一种矛盾。我认为定息七年是从宽计算，在这样长时期中，工商业者的大部分一定能够改造成为根据按劳取酬原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只要自愿，也可自动放弃定息，七年后还有困难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是帮助工商业者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帮助。如果忘记或者抛弃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前提，一切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
工商业者由这个阶级变到另个阶级，把这种质变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脱胎换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这太可怕”，认为“我们交出了企业，还要对我们抽筋剥皮”。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也就是认为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造。使我不解的是，章乃器同志把“脱胎换骨”说成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认为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现在还说要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这不只是对这四个字的误解，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感情。并不是所有工商业者都同意章乃器同志的说法的，乐松生同志就认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这是不会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说，除了个别的资本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外，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这样说法是客观的真理还是教条主义呢？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压迫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吗？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难道没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因而使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国资本家能够敲锣打鼓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这肯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不是解放以来，国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长时期的量变过程，那会有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的质变呢？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由于国家长时期的说服教育工作和逐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的缘故，而是资本家自觉地热爱社会主义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吗？说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这是教条主义还是客观的现实，过去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物质关系改变，思想关系也在改变中，资本家一般由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而慢慢地对社会主义发生感情是可能的，但在目前除了个别的人外，说一般的人都已爱社会主义，那似乎为时过早了一些。今后，工商业者随着物质和思想两方面进一步改造完成，是可以爱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时候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此外，他还对向工人阶级学习，工商业者的职权问题等发表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