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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妇委常委会和全国妇联党组
邀请非党妇女工作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党组于5月31日邀请全国妇联非党常委、执委，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及团体会员的负责人，进行座谈。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蔡畅在会上说，希望大家毫不客气、毫无顾虑地对妇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提出批评和意见。
在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史良，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候补执行委员劳君展，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妇女联谊会秘书长刘清扬，中国农工民主党妇女工作负责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李健生，民主建国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罗叔章，中华妇女节制会总会会长、全国妇联常务委员刘王立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谭惕吾，全国妇联常务委员雷洁琼。中共中央妇委应和各民主党派妇女委员会
建立固定联系制度
史良首先发言，她希望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各民主党派妇女委员会建立固定的联系制度。她建议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委员会多多接触，多多联系。史良还说：中共中央妇委应该多抓方针、政策问题，从方针、政策上进行领导，因为这是妇女工作的灵魂。
关于保障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的问题，史良说：这一问题我从司法工作方面感到在贯彻婚姻法时较好，但是，时过境迁，对妇女不平等的封建思想又暴露出来了，因此，如何保证妇女在事实上和男子处于平等的地位，中央妇委仍需好好研究。
劳君展在发言中希望中央妇委帮助她们推动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接着她谈到女教授向科学进军的困难，她说：很多女教授也想提高自己，但总是有困难，她认为：妇女固然应该对孩子对家庭多负责任，但是男同志也应多负责，解决妇女学习中的困难。
刘清扬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中央妇委对民主党派妇女工作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她说：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如何做，我们很感茫然，过去曾要求妇联领导，但是，妇联确实不能领导民主党派工作，还是需要党中央妇委来领导。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不要过分宠爱孩子
刘清扬还谈到孩子升学问题，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有许多孩子有流氓、偷盗行为，有些是劳动人民子女，有些是干部子女，她认为这主要是对孩子教育不够，她要求全国妇联在妇代大会上号召全国妇女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别让孩子流浪街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刘清扬特别提到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她说：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孩子宠爱过分，对老师不尊重，有人甚至当着孩子的面骂教师，弄得教师不敢教育孩子。全国妇联团结的面还不够广
李健生在发言中，也要求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对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加强领导，把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也列入工作计划之内。同时希望能建立起经常联系、交换意见的制度。
李健生还认为全国妇联团结的面不够广，比如中华医学会护士协会、助产士协会中，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全国妇联只是在选代表时注意了照顾她们，但平时则很少联系，应该经常找她们谈谈，帮助她们解决些问题。另外，李健生希望“中国妇女”扩大报道范围，不但要宣传妇女工作的方针政策，也要宣传一些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活动。
罗叔章也要求党中央妇委和妇联党组同民主党派妇女工作挂上钩。同时建议妇联在城市工作中要很好地运用资产阶级家庭妇女的力量。她说，资产阶级家庭妇女中知识分子很多，光是民建会员和家属就有一千人左右，这些人如果很好地动员起来，可以做不少事。现在儿童的升学和品德教育是个大问题，有的集体宿舍，父母上班去了，孩子们没人管教，偷窃、耍流氓、砸门窗，甚至组织小团体等等，如果把知识妇女组织起来，就可解决孩子的管教问题。
罗叔章还谈到现在社会上强奸幼女的坏人还不少，而我们的某些司法机关处理这些问题不够严肃，判刑很轻，她希望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不要光管孩子吃饱穿暖的问题，还要注意保护儿童的心灵不要受到摧残。
刘王立明认为妇联对非党的妇女组织和中上层妇女重视不够。她说，中上层妇女既有知识、能力，又有钱，可以很好地组织起来做工作。她说，中华妇女节制会就是这些妇女的团体，前几年我们派人到华南去改组我们的分会，和当地的妇联联系，她们不但不帮助，反说不需要这个团体，使我们的人很难过。
谭惕吾对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提了四点意见。
第一、妇联没有注意发挥执行委员的力量。她说，我这个执委选出后只开了几次会，什么工作也没做。既然选出，就应该发挥力量，适当做些工作。
第二、希望党中央妇委同民主党派妇女工作委员会建立经常联系，告诉我们如何工作。
第三、妇女工作的障碍还很多，社会上轻视妇女的思想还存在，不能依靠少数人做好妇女工作，必须依靠、动员广大妇女做好妇女工作。
第四、妇委应对妇女群众关心和使用并重。过去虽然在选代表时很照顾，很关心，但是使用不够，没有交代任务，叫她做好工作，发挥一份力量。妇联应多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
雷洁琼在今天的会上最后发言，她认为妇联对有关广大妇女切身的利益问题不够关心。比如人工流产问题是一个有关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妇联有没有找专家研究过？现在卫生部发出了对人工流产不加限制的指示，许多妇科专家和医生都不赞成，这样做很不好。究竟是相信几个人的话呢，还是相信专家？我觉得避孕应该赞成，但人工流产是科学问题，应该相信科学，尊重专家。
接着，雷洁琼批评妇联在对待某些迫害、摧残妇女的行为，斗争性不强，不关心妇女疾苦。她说，徐州有个干部用硝镪水伤害了自己的妻子，对这种残暴的行为，妇联表示了态度没有？我们的报纸为什么不登？对于强奸妇女、虐待妇女的行为也应该进行斗争，有些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判轻了的妇联也应该说话。干部重婚的问题，虽然“中国妇女”发起过批判讨论，但妇联并没有表示原则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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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文艺界人士和部队作家举行座谈
批评部队文艺工作领导者的缺点
新华社31日讯 应解放军报的邀请，昨天十几位首都文艺界人士和部队作家举行座谈会。到会的人着重对部队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和缺点，进行了批评，并且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动手拆墙、平沟和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把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首先发言，他认为总政文化部领导同志有宗派主义的情绪。他说，我曾经很直率地向陈沂同志提过，我感到他在工作中有宗派主义情绪。张光年列举事实说明，部队文艺工作领导者听不进逆耳之言，听到和他们对某些问题或作品不一致的意见时，很容易激动、发火，给人以惹不得的感觉。因此，使很多人在接触和评价部队作者的作品时，有无穷的忧虑。文艺报唐因认为，在他和部队同志接触中，感到这里是有“墙”有“沟”存在的。他说，过去文艺报曾经组织过一次关于写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其中批评了部队某些同志立论不妥之处，引起了轩然大波。部队专门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对当时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等同志严词驳斥，给人压力很大，感到部队缺乏自由探讨学术问题的精神，只有敬而远之。作家公刘认为，过去习惯用的“部队作家”的字眼就是不确当的，没有必要把文艺界分为“部队的”或“地方的”。实际上，军外作家也是很愿意接触军事题材的。他认为有人主张组织部队的作家协会分会是荒谬的。作家胡可也在发言中认为，过去领导上不准军队内的作家在学术性问题上，在军外发表和领导上不同的意见，所谓“语言统一”，这是不对的。总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虞棘认为，宗派主义情绪是确实有的，应该勇敢接受这个批评，并且立即从部队开始，动手“拆墙”、“平沟”。
在座谈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还集中地批评了部队文艺工作领导上和文艺批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张光年认为，部队的创作潜力是很雄厚的，但这种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指导文艺的人思想落后了。他们看不到几年来文艺工作的发展和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指导方针还停留在若干年前所处的情况。虞棘和解放军文艺主编陈斐琴都在发言中，批评陈沂、陈荒煤等人的指导部队文艺工作的一些文章，有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虞棘认为，部队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助长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要写什么，不要写什么，怎么写，都有许多清规戒律，限制创作的发展。陈斐琴认为，一些领导人，常常用一般政治原则和概念来指导创作和批评作品，对创作带来了许多损害。他说，教条主义，特别是当它一旦和领导权威相结合，其为害就更大了。他认为着重分析一下陈沂关于指导创作的著作很有必要。因为这些论点，长期结合着行政命令，对部队影响很大。虞棘也认为必须澄清创作指导思想上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解除许多清规戒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对一些不懂文艺而采取粗暴的态度干涉文艺工作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也有许多人在谈到文艺评论工作时，批评了张立云所写的一些文章。张立云在会上发言时也认为，他写的东西是存在着许多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张立云认为，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是把文艺工作仅仅等同于政治工作，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去要求形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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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据新华社30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今天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今天下午首先发言。他认为参事室没有受到国务院应有的重视，因而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还批评了前法制委员会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李祖荫批评了许多浪费现象。他指出商业部建筑工地上满地是砖瓦和其他材料，任凭浪费无人过问。他还批评高级干部坐小汽车的浪费现象。
李祖荫同意节育，但他对有些避孕方法没有经过科学证实就广为宣传介绍以致发生流弊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工流产害多利少，并认为药店和公共场所张贴避孕图解会败坏社会道德风尚。
国务院参事陈修和提出，统战工作必须注意团结技术人员。他建议对一些旧的军事技术人员应该进行妥善地安排。
陈修和指责文字改革委员会被少数人包办了，他们发出几万份改革文字的方案征求意见，但别人提出了意见他们不接受。他认为这不能完全怪文字改革委员会，责任在国务院。他说，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情，为什么国务院就把改革方案草率地批准公布了？他认为中小学的学制和课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牵涉到很多人，希望国务院进行切实检查作出改进的办法。
谈到工程技术人员的安排问题，陈修和指出，大连一万多人的造船厂没有一个能设计的工程师，七八千人的汽车厂也缺少工程技术人员。在新疆，他曾遇到一个总工程师，但这个总工程师根本没有学过工程技术，而是转业来的。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设计不当造成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但相反地却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闲着没有事情干。他说，北京工业学院缺少兵工教授，但有一个曾在法国学过兵工工程的学者却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去教别的课程。
国务院参事章友江在发言中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取消国务院所属的八个办公室。他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减少层次，增强各个部的领导力量，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各个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第二，他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面设立几个委员会，同国务院各个业务部门联系，加强监督政府的工作。第三，他建议把国务院所属的监察部改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他认为，国家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把这样一个机构放在国务院是不适宜的，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的。第四，他建议对勤杂人员实行年资工资制，这样可以使这些人员的生活逐年改善，努力工作，进一步发挥积极性。
负责全国科学普及检查工作的国务院参事王卓然说，目前全国虽有二十一万多科普会员，但经常有工作的不过四、五万人。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科普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政的领导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王卓然建议，在中央方面对科普工作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他主张把科普工作列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内。
王卓然建议地方对科普工作应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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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罗子为提出改进党与非党关系的七点建议
罗子为最后发言。他谈的是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又偏重谈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从党与非党的关系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
如何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他分析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非党人士有职有权。他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举他自己的情况作为说明。第二种是有职有部分权。第三种是有职无权。涉及到职权问题的情况是：第一，国家机关是由党组负责，对方针、政策、重大决定，都由党组讨论。非党负责人是不是有职有权，在于能不能参加党组讨论。有的参加了，就觉得有职有权。有的没有参加，党组决定后告诉给非党负责人，这就使非党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第二，机关行政工作是分工负责制。非党负责人分担的工作，如果下面的党员干部听他的，就会有职有权，否则就觉得有职无权。第三，看文件，参加会的问题。文件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行政系统的。党内的文件，民主人士看不到，有的也看到了，这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说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上面。会议也是如此。
他说，这些方面，做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规定，而往往交给党组去掌握。到了机关，又交给党员个人去掌握，这就变得作法不一致了。他举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传达作法就不一样，有的单位只在党员中传达；有的单位在某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不分党内外，有的党员没有听到也不满意；有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他说这是制度界限不明确。
他说，党与非党关系，在具体到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党员的责任。他说从前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党员，三人相处得还融洽。后来他离开那个单位，但那两个人却闹起意见来。这是谁的责任呢？他说是非不清。
谈到如何贯彻有职有权问题时，他提议：
第一，中共中央要做明确的规定：机关党组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是扩大会议，党和非党的负责人员都参加；讨论某项业务时，有关非党负责人也参加。至于保密问题，他说非党负责人是会懂得的。还应规定：各机关必须贯彻分工负责制。这样可以加重非党人士的责任感，也可以推动工作竞赛，推动钻研业务。还应规定：凡属于工作、业务范围的文件，应该让非党负责人看。作了这些规定，党组好掌握，党员容易明确。第二，党组代表中央负责掌握方针政策，推动行政贯彻。至于保证，可以由机关党总支负责。第三，应明确机关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给无党无派民主人士表达意见的机会。第四，机关对非党人士，有的不大注意，有的关心不够，有的老干部警惕性过高，使非党人士觉得不受重视。党对新党员教育不够，说话行动都有不好的地方，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五，民主党派几年来没有检查过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应该检查检查，会对成员有教育作用。第六，在广大党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教育。第七，非党人士也应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作自觉的努力。
他还谈到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的问题。最后他希望像这次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做法，能够订为制度，定期举行。另外还要定期进行检查。这样党与非党关系就会好起来。陈其尤说：应当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陈其尤在30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首先谈到关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他认为：要切实贯彻长期共存的方针，使民主党派真正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就应该给民主党派能够共存和监督的条件，而民主党派自己也必须创造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条件。
怎样才是给民主党派共存和监督的条件呢？他认为领导党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民主党派需要代表、联系他们特定的阶层和人士，同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就要在某些城市建立组织机构，进而健全充实这些机构，才可能正常开展它们的工作。但不管是建立机构或者是充实机构，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当民主党派需要在某些城市建立机构时，只要这一民主党派在这一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好做，领导党就应给予建立机构的有利条件。当民主党派需要调动其成员（他本人同意）回党工作时，只要他原机关不是非他不可时，就应该给他协助，借以充实民主党派的机构。这一点过去某些地方统战部如广东统战部是做得很不够的，我曾有一次为了要调动一位致公党的成员回党支援工作，就受过极难堪的遭遇。
第二，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在理论上说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统战部的某些同志）的眼中却不一样。我觉得过去领导党对我们致公党的工作是支持不够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居然没有在政协常委会中占一席位，因此，使我们为了开展一些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少出错误，急需知道某些政协常委会的决定时，也只能从私人朋友方面去打听。这对于致公党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妨碍。今天这种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但仍存在着重大不重小的现象，有很多重大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机会能及时地知道，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正确指导致公党的工作。
第三，应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帮助进行思想改造，现在不少人反映民主党派有自卑感，但这并不是天生就自卑，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由于他们不可能看到足够全面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较全面的意见。不全面的意见提出来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参考的价值，但却很容易遭到极冷淡的反应，甚至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再加上他们碰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的优越感的表现，久而久之，不能不养成自卑感。
我们希望领导党从组织、政治和思想三方面大力协助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有条件承担起监督作用。
他要求恢复暨南大学
其次，陈其尤谈到要求恢复暨南大学的问题。他说，华侨热爱祖国文化，要求子女接受祖国教育，送子女回国升学，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但在目前文教建设还一时不能适应人民对于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需要，出现了今年将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进大学的现象。其中将会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高中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国外高中毕业回国报考大学的华侨学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致公党曾向政协建议将原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校，因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国外华侨的社会中具有同等的声誉，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护，许多侨胞都希望恢复暨南大学。希望国家能够考虑这个要求。对于归侨、侨眷的居住和迁徙问题，陈其尤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宪法上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我们因为物资供应和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自由膨胀。因此，对乡村居民移居城市加以若干限制和管理，这是有必要的。但以归侨侨眷而言，则他们很多是没有劳动力靠外汇维持生活的，他们若离开乡村到城市来，对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至于物质供应，与其让他们在乡村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而又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倒不如让他移居城市为好。除以上意见以外，陈其尤还对工资改革和物价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茅以升从八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墙”和“沟”的原因，提出一些拆墙填沟的办法。
茅以升就“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做了书面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谈党群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但我看像这样的墙和沟，这几年来，不仅存在于党群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之间，存在于机关与群众之间，存在于业务上的外行与内行之间，存在于时间上的昨天与今天之间。这样多的墙和沟的普遍的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年之久，是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严重问题呢？我看不是的。这都是些人工的产物，不是天生成的，仍用原来的人工，是可以把墙拆除，把沟填平的。
茅以升认为形成墙和沟的原因大家说了很多，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1）工作上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然而就因积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其间就逐渐地会有了墙和沟。积极性差的，看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时又学不好，只得遇事退缩，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为陪客，再退为来宾，真实的思想语言，常年闷在脑中。工作总是要人作的，既有退缩的人，就必然有代庖的人，积极性的差别，也就愈来愈大了。这样，就发生了所谓有职无权，党政不分，有力无法使等等的问题。
（2）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我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有个很大缺点，这就是很多组织机构只有垂直系统而无横的联系，身处其中，就不免时时碰壁。比如同一地方，就可有几个系统的同样工作在进行，而各搞一套，互不关怀，更谈不到有无相通。看到这样的浪费，自顾人微言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袖手旁观。其实，这就是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这样的布，在绷紧时，光彩绚烂，是很好看的，但稍一松手，就破绽百出了。我认为，像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应当研究改组的。
（3）业务计划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订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搜集不易，就很难作得尽善尽美。纵然制订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但是，上面订的计划和任务，在下面看起来，就必须要贯彻执行，因而就难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就难免有墙和沟了。现在各地常说，上边管的太紧太死，但上边也有必须要这样管的理由。如果在计划中分别轻重，预留伸缩，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我想下面干部就可经常开动脑筋，如何来统一这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了。
（4）机关政令的灵活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经验，机关政令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不免于更改，这是势所必至的，那种认为政令变更就会影响到政府威信的说法是过虑的。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是好意，但有时也有“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片面性，因而，这里面就有是非问题，
而且应当有所交代。如果以前是错了，承认错误是磊落光明的，最不应该的，是强词夺理地把不是的说成是，还说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阻塞言路，拒人于千里之外
了。因此，政令是可以而且应该灵活运用的，但必须要有充分根据；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冒进，一时保守，弄得下边兢兢业业，无所适从，这就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墙与沟了。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要维持这个信字，确不简单，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切回忆的。
（5）工作干部的组织分配。解放后，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这在扫除旧制度的种种积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移风易俗，观感一新，确是新中国的新气象。然而，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那才算尽了责任，但实际又不尽然，这就影响了被分配的积极性。本来，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浪费。我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6）业余时间的有余不足。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没有保证，甚至有的科学家说，像这样长期的“不务正业”，中国的科学就要面临危机。但是，同时在各机关中，都有很多的人，工作很少，每天甚至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无事做。像这样有余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积极性，造成了墙与沟。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钱”，如果把钱字改成“工作”，这句话对我们也适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减少时间上的浪费，比如开会，就可用种种方法精简：不论大会小会预先宣布开会散会的准确时间；凡有书面的报告，不用在会上宣读；发言的人，先自报讲几分钟；凡可利用广播传达的讲话，一律不开会报告。
（7）保密要求的无边无际。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对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法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我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8）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就听到有人谈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而这是我们最厌恶的”。在解放初期，我就不由地回忆起这句话。但是，在1950年春，铁道部就在铁道系统中大规模地宣传“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证明了那些美国人制造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从“三反”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可见这个坏作风在中国是相当地根深蒂固的了。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就是人无不以贪污为耻，但是谈到自己的官僚主义，就仿佛无动于中，其实是同样地有危害性的。我认为官僚主义就是高墙深沟，必须要穷其根源，逐步肃清。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打破吃干薪、少做事的依赖思想，养成自发奋斗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自从各地争鸣以后，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各地各方面所揭露的矛盾有很大的共同性。也正因如此，处理这些矛盾倒很可简单化了。这就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在党内整党员之风，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教育，分清是非，判明功过，来巩固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断言，通过这次发扬民主的高潮，全世界都可看到党的鸣放方针的正确，整风运动的伟大和中国人民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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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31日讯 国务院在5月24日任免了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高等学校负责人。名单如下：
任命钟夫翔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杨西光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寸树声为副校长；
阎子元为北京石油学院院长，张定一、曹本熹为副院长；
康敏庄为东北工学院副院长；
甘一飞为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院长，赵文钦、赵超为副院长；
温仰春、周承佑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
方春望为山东医学院副院长；
王季午、李茂之、林尧为浙江医学院副院长；
陈立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梁百朴为武汉水利学院副院长。
免去赵文钦的西北工学院副院长职务；
俞仲武的浙江师范学院院长职务，陈立的副院长职务；
李广田的云南大学副校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