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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各贸易部门：
检查解决本部门同群众的矛盾
据新华社8日讯 中央各贸易部门的党组织将以检查和解决本部门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
据中共商业部党组分析，商业部与外部的矛盾，表现为四个方面：商品供应与消费者需要的矛盾、物资分配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商业与工业的矛盾、商业与运输等部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揭发和解决，将成为这次商业部党组织整风的主要内容。
城市服务部党组织将以检查本部门同广大人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矛盾为整风中心。中共城市服务部党组制定的整风计划，着重检查下列几点：在和群众的关系方面，不只是检查那些妨害生产发展的措施，还要检查是否主动采取积极措施，从各方面促进生产，培养货源，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和巩固农业合作化；城市服务部工作是否贯彻群众路线，特别是在制定和执行各种采购、供应的价格政策中的问题；制定的政策、制度，布置的任务，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发扬了民主；在动员和组织一切积极因素时是否有宗派主义；经营管理是否有片面强调本单位利益而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现象等。
粮食部党组织初步提出的整风重点是：检查各项粮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正确，粮食管理工作中因体制问题而引起的矛盾；粮食工作中是否贯彻群众路线；粮食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否符合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等。
中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党组认为，目前供销社系统在收购数量、价格、方法等方面，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这些矛盾要求在这次整风中基本上得到解决。
对外贸易部党组织计划以内销和外销矛盾作为整风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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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教育部：
解决领导学校工作中的问题
据新华社8日讯 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7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党组扩大会议上很多人表示，高教部不能关门整风，要面向全国，充分利用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对整风的有利条件。
高等教育工作中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高教部整风整什么？会议以前，有人认为高教部的矛盾有的是高等教育工作中长远存在的矛盾，有的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也有的是机关内部的矛盾。长远的矛盾，例如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对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认识问题，这两方面虽然不能和当前矛盾绝然分开，但都是不能一下子解决透彻的。
这次整风，结合着总结几年来高等教育工作，主要是解决高等教育部过去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上，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不够，有生搬硬套的缺点，对中国原有的传统和高等教育遗产否定过多；依靠学校、依靠教师不够，统一过多，管得过死；对学校中非党教授团结得不够。这都和高教部领导思想、作风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没有深刻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特点有关。这次整风的目的，是要从提高思想，改正缺点和解决上述矛盾中，总结一些党如何领导高等教育，以及党如何来领导高级知识分子的经验。有人提出，关于党如何领导高等教育的问题，目前主要的有两个具体内容：一是创造条件，如何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一是如何改变过去管得过多、过死的做法，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充分发挥学校和教师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人说：关于总结党如何领导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在于了解掌握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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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事务委员会：
联系民族工作检查领导作风
新华社7日讯 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织开始整风。7日下午，刘春在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党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整风的报告。
刘春说，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已经有90％以上建立了自治地方；85％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阶级矛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国内的民族关系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也就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了。但是，由于我们对这种新情况认识不足，思想作风上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不少缺点，很多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因此整风是必需的。
刘春说，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的整风，主要是要联系全国民族工作来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和领导作风，提高思想。他说，从全国来看，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问题是：（1）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充分实现，杂居区和散居的民族成分的民族平等权利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2）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民族特点照顾不够；（3）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得不够，对生活很困苦的少数民族帮助不够；（4）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是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害；（5）领导机关有脱离少数民族群众、脱离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情况；（6）对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宣传不够。
刘春说，这次整风应当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着重对上述问题进行检查，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检查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所属单位内部的民族关系；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等等。刘春说，我们欢迎各民族的非党同志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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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部：
加强劳动计划和劳动保护工作
新华社8日讯 从本月3日起，中共劳动部党组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确定了整风的重点。
党组认为，劳动部门所进行的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调配工作，工资工作，以及劳动保护工作，都直接涉及到国家经济建设同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坏，对调整或加深人民内部矛盾都有很大影响。同时，根据目前情况以及去年的几件人民闹事事件来看，这三方面的工作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调配问题上，去年因为劳动部门对劳动计划控制不严，有些单位盲目招收了许多人员，以致今年国家建设计划在适当削减以后，不少单位多余了很多人，难以处理；这不但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为今年的劳动就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在工资工作方面，去年的工资改革虽然成绩很大，但是由于一部分人员的工资标准过高，升级过多和计件工资推行过急等原因，使国家多开支了一部分工资基金，同时促使市场上某些物资的供求关系更加紧张。在劳动保护方面，目前主要是增产节约运动中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上还有些问题。有些单位往往强调增产节约而忽视劳动保护，第一季度的伤亡事故普遍比去年同期增加。
针对以上情况，党组确定劳动部这次整风的重点，应该以检查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为主，并结合检查机关内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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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整风检查从什么地方入手？
编者按：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跟着就是检查工作和检查思想作风。检查究竟应从哪里着手呢？这封来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根据自己的感受，更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使我们的整风运动更好地向前发展。
编辑同志：
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在这次整风中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我们学习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太清楚也不太一致的。中央提出来要检查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可是具体地作起来，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是首先检查本部门执行政策方针中间的问题呢，还是先检查本部门中领导和群众之间、党和非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不能截然分开，可是，毕竟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有的同志认为应该从检查政策方针的执行情况入手，并且以这个问题为重点。有些同志则反对这种看法。我是同意前一种意见的。我觉得，作为领导机关来说，处理机关内部的矛盾虽然也是重要的，可是，比起解决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来说，它就成为次要的了。而且，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一般同志往往容易对自己所亲自接触到的身受其苦的机关内部矛盾问题更感兴趣，整风的锋芒很容易会集中到这方面来，而对本部门和全民之间的矛盾注意不够，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受不一定会很具体。因此，我觉得，领导方面应该有意识地把大家的注意力首先引导到检查方针政策问题上来，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再来检查机关内部的矛盾。反对这种看法的同志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觉得，如果先检查执行方针政策问题，容易使运动受到一定限制。方针政策问题都是高级领导机关决定的，就说执行情况吧，重大问题一般也都是集体决定的。即使能够发现了执行中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分清个人责任，更不一定能打中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真正痛处，也就是说对这三种不良倾向的揭发和批判可能会不深刻不彻底。而且，有些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领导同志正是最愿意只一般地谈谈方针政策问题，而怕接触到他们的具体的官僚主义行为。而且，如果机关干部对领导者的意见很大，而整风的时候一定不让他们先谈这些问题，也容易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所以这些同志主张不应该一般地规定先从那方面入手，群众对那方面的意见最多，就可以先检查那方面的问题。他们还认为，从机关内部关系问题入手，同样也可以接触到执行方针政策问题。
究竟那种办法更好，希望报纸上能多发表一些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和作法。 郭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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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部队中不能开展百家争鸣吗？
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部队文化部门领导上的教条主义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周泽民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最近召集在北京的近四十位部队作家、音乐、美术、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领导人员等，举行座谈会，讨论在部队中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
到会的许多人都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人虽有满园春色之感，但总的情况是有形无形地还存在着种种束缚和障碍，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起来。
有人认为部队文化工作领导上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态度，不够坚决，有些文化工作领导者的言行，甚至和中央的这一方针的精神相违背。解放军文艺社编辑组长张文苑说，在这个方针提出的初期，我感到是门户未开，戒心十足。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些和领导上不一致的意见，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就马上起来讲话，要大家不要随便争鸣，说争鸣是为了消除唯心主义，共产党员总不能宣传唯心主义啦等等。后来，当各地已开始争鸣起来，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又特别注视那些偏向性的材料，并且在会议上动员大家说，现在外面右的东西很多，大家应该拿起笔来，投入战斗。这种以“左”反右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片面的看法。作家杜烽说，奇怪的是，在中央这一方针传达后，文化部门竟然有个别领导同志，在会议上公然宣称：“部队里不准百家争鸣！”也有人说，部队里“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理由何在？没有下文。我认为，不但应该准，而且应该坚决、迅速、彻底地把这方针贯彻下去。只有经过“鸣”和“放”，才能鉴别香花和毒草。教条主义在过去被当作香花的，只是在争鸣之后，才被看破，原来是一棵毒草。作家魏巍认为，究竟谁在阻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那就是党内一部分“左”倾思想情绪。
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
把创作限制在狭小圈子里
作家们从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编审出版等方面，揭露了创作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许多人认为，过去提出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些方针、口号，尽管在一定时期，有过它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比较机械和绝对的缺点。它的表现之一，是在指导创作上，要求描写重大题材，结合当前任务，创造英雄形象。这些问题的提出，虽然在反对“落后到转变”等公式主义创作上，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提法上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无形中把重大题材和题材的多样化、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英雄人物和落后人物，摆在对立的地位，忽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文艺的特征，把创作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就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他们不敢面对生活的真实，不敢大胆揭露和抨击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和落后人物，不敢写矛盾、冲突和缺点，甚至美化和粉饰生活，为公式化、概念化造成条件。魏巍说，题材广泛论与工农兵方向，重大题材与儿女情、家务事，并没有什么矛盾。事实上，历来的文艺作品，并不是光有重大题材，而不写儿女情、家务事的。作家周洁夫说，过去文化部门领导上提出，必须像指挥打仗帮助搞清主攻方向一样，帮助作家明确主题思想，然后再去收集材料写作的作法，是违反创作规律的。事实上，作品主题是在生活中孕育起来的。先明确主题再去生活的作法，恰恰和公式化、概念化有一定的关系。
作家虞棘对凡写军队的作品必须经部队审查后才能发表的作法，对编辑部门某些同志不跟作家商量便粗暴地大删大改，甚至一改就是几万字，提出了批评。也有人批评了某些审稿者往往不是以生活本身如何作依据，而是以生活应该如何作依据，责成作者不要那样写，应该这样写。作家韩希梁还建议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不要把住关口，说凡是有关军队的书由我出。应该竞争，打破垄断。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
阻碍了创作的繁荣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陈斐琴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较为严重的是教条主义的批评，是脱离实际、简单地用书本上的理论来解释文艺问题的批评。如白刃的“目标正前方”，因为反映了胜利后的居功骄傲情绪，批评家就给加上反无产阶级领导的帽子。胡可在剧本中写了一个指挥员放弃家庭幸福去抗美援朝。批评家就说，这是一个普通战士都有的崇高道德品质，作品这样描写指挥员，降低了我军指战员的优秀品质。“解放军文艺”编辑鲁一认为，搞评论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写评论时，只是抽象地从政治工作角度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他们认为部队什么都是对的，好的，正确的，说写落后的人是因为作者本身的阴暗面。有人说，如此说来，部队就只能是一个模型，只有排头排尾之分，而无先进落后区别了。鲁一说，批评工作中的主观臆断，教条主义，是最伤害作者而阻碍创作的繁荣的。
领导方法简单生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
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还认为，部队各级领导对文艺工作尽管是关怀的，但是，领导方法比较简单、生硬，我说你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不能按照文艺特点进行领导。作曲家晓河说，文艺工作是复杂的，如果不按其特性进行领导，那就会妨碍它“放”。比如关于文工团的乐队，强调民族风格很好。但也不应该不吸取外国的东西，过分强调民族风格，使一些拉了七、八年小提琴的人，放下小提琴，这就太简单化了。又如文工团年年整编，人少事繁。海军文工团去年演出了三百多场，希望休整一下，下去生活一下，领导也不同意。没有组织保证，也得不到学习提高，是放不出好花来的。他希望领导上能吸收文工团同志一起，研究整编问题。
要爱花种花不要拔花
美术工作的不被重视，是画家艾炎和刘仑共同的感觉。1949年以来，部队整编掉了四百多个美术工作者，目前部队里没有美工人员的编制，有人只好挂个军事法院助理员的名，从事美术工作。刘仑说，我是一个大学讲师，抱着改造自己的目的来到部队。我五、六年来多少摸索到点兵的感情，很不容易。领导上应该很好地珍惜我们，要爱花、种花，不要拔掉花。要解决画家的编制、组织画家作品的出版，保证军事美术创作的繁荣。
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陈沂认为在部队文化工作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各级领导必须把文艺工作作为形象思维的工作对待；一是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陈沂说，我认为，这些年来，部队创作是繁荣的。领导对创作是扶植、支持的。但在我们工作中是有缺点的，如在创作指导思想上，提倡写新英雄人物，忽略了文艺作品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在文工团建设上，有些顾此失彼，即顾了歌舞，失了话剧，特别是歌剧。
这个会议已经断续开了三天半，还将分组进行专题讨论。会上人们发言比较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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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第三次座谈内部矛盾
着重讨论体制问题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座谈会，昨日下午结束。会上的发言，主要针对着同科学院体制有关的问题。
“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
化学家柳大纲和袁翰青都指出科学院对实验科学的忽视是十分严重的。袁翰青说：“科学发展应以实验科学为重点，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不重视实验科学将会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我们目前的实验科学十分可怜，它同其他科学的比例应该重新考虑。
科学院有些机构可以合并
对于科学院的组织机构问题大家提出的意见最多。昆虫学家朱弘复说：在体制问题上科学院摇摆得太厉害，不少组织机构变了再变。有些机构成立了，但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有些学部委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领导上总以为人多好办事，实际上层次多了反而碍事，许多担任行政领导的科学家将时间花费在处理内部事务上去了。柳大纲还说，机构的多变同机械搬用苏联办法的教条主义作风有关。动物学家寿振黄认为，科学院不应该希望全面发展，而应该有重点。科学院想集中全国科学界的人力物力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他认为院内部也应该考虑各单位的配合。不少人认为可以合并的机构应该加以合并，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科学院同高等院校、产业部门之间的一些矛盾，内部的行政人员不足，图书、仪器、器材分配的矛盾也都可得以缓和。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先有点，然后自然地发展到线，不应该一开始就要求点线全备。自动学家陆元九也有同样看法。他说，我们要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先要自己站稳脚跟；去年新设立的自动学等四个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人力都很不足，而且他们相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少。他主张合并起来。朱弘复还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科学成果的推广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人管。如昆虫研究所制成的一种木材防腐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无人管它的推广问题。
单纯依靠外国仪器会使我国科学永远落后
目前，科学研究用的一切器材都通过对外贸易部去购买的办法，物理学家钱临昭认为不合适。一般的器材，可以由对外贸易部供应；但是许多特殊的、精密的器材，对外贸易部是无力量代买的，因为他们买得到的仅限于商品，如应用物理所要用的“氦”，就一直没有买到。他建议科学院器材局考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器材局局长汪德昭和放射化学家萧伦都同意钱临昭的意见。汪德昭并认为目前器材供应工作没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小看了这项工作，配备在器材工作方面的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陆元九说，自从提倡精简节约以后，发现用外汇去买的许多仪器，国内是可以制造的。同时完全依靠去外国买仪器来用，只能使我们的科学永远落在人家的后头，应该考虑建立自己的为科学服务的仪器事业。
“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物理学家张文裕说，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学术空气不浓厚，主要的是大家见面不谈学术，这种情形甚至不及抗战时我们在昆明时的情况。“谈学术问题应该成为科学家的生活的一部分”，谈论能引起争论，引起深刻的思索，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好处。他说，很少谈论恐怕和保密也有关系，但我总认为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傅承义认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官气”，好像研究员努力的目标是做所长，这使人很奇怪。科学院也成了大衙门，谁领导我们也摸不清。萧伦说，应该用对科学家的尊重来代替政治待遇。彭琪瑞等对于一些科学工作者的铺张、浮夸的作风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和科学工作的精神不一致的”。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罗常培、吴仲华、郭慕荪、黄文熙等科学家，另有张宗燧和秉志两位科学家书面提了意见。
郭沫若院长最后说，连续开的这三次座谈会很有收获，大家揭露了科学院工作中的许多矛盾，也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办法。他表示：能解决的矛盾当尽快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当努力创造条件。科学工作的体制是大问题，科学院已成立专门小组研究。他希望像这样亲切地给领导提意见的做法，今后用更多的方式使经常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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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谈贵州开展整风学习情况
本报贵阳7日电 本报记者肖明报道：为了了解贵州省整风运动进展的情况，记者访问了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同志。承答记者问如下：
问：中共中央已发布了整风指示，省委准备怎么作法？
答：省委已于5月3日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研究了中央指示，拟定了一个初步计划，现在已经开始学习。在整风中，要做到整风和工作两不误，必须要分期分批展开。省委意见以省级机关和贵阳市为第一期。地、县级准备推迟到插秧以后。但要求地、县级结合学习毛主席报告，摸清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所存在的内部矛盾的问题，尤应注意民族问题，此外，对一些迫切问题应该立即着手解决。县、区级干部参加农业生产，也要立即实行。县、区党委对上述问题如能注意并适当解决，将有助于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至于区、乡的整风运动，将推迟到今冬明春。这样，全省整风运动的全部过程将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问：在整风运动中，省委准备首先和重点解决那些问题？
答：从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及会议以后，贵阳市的省、市各机关、学校、工厂近十万人讨论毛主席报告所反映的情况看来，在各方面工作中都存在很多实际问题；有的单位可说是问题成了堆。这些问题主要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某些机关、学校、工厂党与群众关系极不正常，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去对待群众，特权思想也比较突出。人们迫切要求党加强领导改进作风。因此，省委认为在整风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认真帮助领导干部切实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这即是要求领导干部，在整风开始的同时，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下情，帮助干部，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倡边检查边改进。其次，我们在整风中更要随时邀请党外人士和工人、农民、学生群众进行座谈，征求意见，欢迎帮助。此外，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很重要的。省委常委决定，省的党、政、军各部门领导同志每月要以一定时间，去参加工农业生产，使之形成制度。过去领导干部在这些方面所存在的毛病，是造成党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不够正常的原因之一。还有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显得很紧张。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存在一种有害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也是我们必须作为重点而迅速加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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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军们在农场上
本报记者 高粮
西郊农场，这两天特别热闹。以杨成武上将和朱良才上将为首的驻京部队一百六十多名高级军官，正在那里进行义务劳动。
7日的早晨天刚亮，将军们就穿上旧的军装踏着土布鞋，自带干粮，坐着运输卡车按时到达了西郊农场。这时风沙滚滚，迷人眼脸，但他们仍然像作战一样按农场计划分成六个箭头同工人一起奔向作业区。
看吧！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场面啊！这些久战沙场的英雄们又回到年青时代故乡的本行了。扎黄瓜架的第一行人是杨成武上将和朱良才上将，农场的工会主席王志光就在旁边同他们一起劳动。在紧张的劳动中，杨成武上将的手上扎了两根竹刺，自己一时拔不出来，站在后面的一位同志叫着“杨司令员，我来帮你拔……”工会主席本来不认识杨成武上将，这时猛抬头注视起来，原来这就是杨司令员呀！王志光主席是河北省易县岭西村人，那是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老根据地，那时他在家乡当雇工，而杨成武将军的部队就在他们村打了许多次胜仗，1944年部队搞生产运动，向分区首长献礼的最大的南瓜和八斤重的茄子就是在岭西村的南庄上种植出来的。那时他就很想看看杨司令，后来在农场学习长征历史时，他又知道亲自指挥飞渡泸定桥和突破天险腊子口的也是杨成武司令员，他更想见他一面了，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他看到了杨成武，而且正和他在一起劳动。
由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负伤残废而一直身体多病的朱良才政委现在给杨成武上将打下手，但是他的精神焕发，他随地不忘作他的政治鼓动工作。你听，他喊起来了，“索李波同志，唱段戏吧！”蒙古族军官索李波少将是一个京剧爱好者，但这时他累得满身大汗，那还顾得上唱黑头呢？
这边扒地和绑西红柿蔓的是刚出医院不久而自动赶来参加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张南生中将，他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拿出幼年干庄稼的本事来依然像个老农，在他前面的是正在疗养中的丘蔚军长，他也是自动赶来的，农场的一位干部问丘军长“累不累？这个活干得来吗？”他点点头说：“干得来，如果总有机会干活我的身体会更好些”，他说这是我第二次下地生产了，1943年在延安搞生产时，一个人的任务是除自给自足外还要上交五斗小米和两万元的边币，那时我除了种地外还学会了纺线，一天能纺四两棉花。旁边的一位处长插口说：他不是第二次劳动，1950年全军挖潮白河时，丘军长是第一个破土开工的人，你看！他这病号已经跑到我们前头去了。
改良阳畦拆顶的工作分给了装甲兵、炮兵部和军械、后勤部的军官们，装甲兵部的徐绍华少将打趣的说：“攻坚任务交给我们了”。炮兵军官们附和着说，“攻坚是咱们的拿手戏哩。”他们干的非常起劲，为首的一个用大杠子撬棚顶的是军械部长张西凡，这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他平时喜欢亲自种菜、养花，他说，党教育我们要参加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意识。
掉到最后的就是王志慧少校了，他现在是后勤学院的学员，利用假日专门赶来参加劳动的。农业大学的一位实习生总想帮助他，教给他盖黄瓜幼苗浮土时应该两肘同时用力，他照做了，但总显得右手迟慢和笨些，当实习生拿着他的手再次教时，他才轻轻的说，“同志请原谅！我的右手是残废。”
中午随着农场的铃声同志们休息了，走在芬芳四射菜花遍开的田野上，杨成武上将带头唱起“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的歌声响遍了西郊农场。（附图片）
杨成武上将和朱良才上将正在扎黄瓜架。
本报记者 高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