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论人情
陈梦家
一切好的文学艺术品总是顺乎人情合乎人情的。文学艺术既是表现人类的情感思想的，而人人具人情之所常，所以作品可以感动人心。那些诗歌、戏曲、小说可以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我们今日读之犹有同感，为之感慨落泪或同声称快；那些表现现代生活的诗歌、戏曲、小说倘使不能合乎人情的表现出来，可以使人啼笑皆非或漠然无动于中。我们对于戏文的剧情往往是熟悉的，但是表演人情的透彻，可以使人明知其结束而一定不放松地要看到底。秦香莲一剧中的包公一定要铡了陈世美才合乎人情天理，否则不成其为包公。小白玉霜所演的秦香莲，观众明明知道她要得到最后的胜利的，但毫不放松地一定要看到她的成功才放心称快而去。那就靠表演的艺术了。
我们欣赏那些石刻的泥塑的铜铸的佛像，欣赏他们眉目间的神情、手指尖的意趣、衣折间的风度，并不因为他们是神道，并不仅仅着眼于金装和雕镂之精工或色彩的鲜丽和谐，而由于在线条以外表达了人情。那些庄严、微笑和苦难的忍受反映了作者对于人世间的希望。佛就是人，佛像无异是人像的化身而已。这些应该是过去的事，其取材取法是不可以再刻板模拟的了。我们今天的人，有他的庄严、微笑和对于未来的美境，就应该另外从真实的材料中表现新时代的人情。古代艺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今天依然欣赏和取用的，但必须发展这些久远的艺术传统而且使之有用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艺术。
现代的文艺作品，一定不能刻板地模拟古人，因为人情也是随时而变的。现代的人，衡量古代的文艺作品，也不可以用今天的人情作尺度，而应该历史地去看古人的人情常理。文艺的批评工作，尤其是古典的文艺评批工作，最需要先作历史的研究。就是从事创作的人们，若是住惯了城市的，要写农村就首先要熟悉农民的感情，了解他们的人情。若是仅仅看到农村的景色，看到农民如何高兴地工作，还是不够的。如何从今天农民的心情中去追溯历史上农民的痛苦和勤劳，还是需要研究历史。但是，光是学究式地历史地去研究农民，而不真懂得农民的人情，不使自己和农民发生真正的情感，那还是不成的。为什么有些作者常常用知识分子的心情去分析农民的心理，就因为他不曾懂得他们的人情。
苏州评弹说旧书的精彩动人，在于以简练的言词和有限的动作分析出刻绘出古代才子佳人和各色人等的人情世态。杨振雄在说西厢记时，常常用半小时工夫引出一句西厢记而对莺莺或张生作了全面的人情的暴露。何其细致美妙，虽详而不繁，虽细而中肯。这种个性的分析，值得玩味。他们最近说了一些新人新事（如王孝和和刘莲英），用的是传统的老办法，而其刻绘人情激动人心，其高明处是从事话剧电影和写小说的人应该观摩的。
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法国的和印度的电影，在表达人情一点上对我们的电影有启发的作用。这些人情，有时虽表现在小节目上，而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动人之处。我们若在比较枯燥的作品中加入一些生动有趣的小节目，那并不是正确的办法。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学习鲁迅，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对于人情的深刻的体会。一切为鲁迅先生画像或作塑像的人们，最应该首先体会鲁迅先生如何了解他的同时代人们的人情的深刻，然后才能画好塑好鲁迅先生的像，而不是仅仅斤斤计较他的服饰和姿态。
我们研究历史的，常常企图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去寻找“历史的影子”，不但不以神话传说为荒诞不经，而且认为是最可珍贵的。对于从事文艺的人，我想神话、童话和神怪故事的可贵，就在于其中的人情和丰富的想像，并不全是胡说或乱想出来的。古代的笑话和谣谚，也是同样的。聊斋志异一书，说的全是鬼怪，其实全是人情。若是它们真正是有深刻的意义的，那末即使以鬼怪的形式出现，并不足怪，也并不不好。从前还有人相信鬼怪，但当时读聊斋的人大多数是当做人间的故事读的。现在很少人相信鬼怪了，这些鬼怪小说或神话戏剧的出现，是不必因其以鬼神的形式出现而有所怀疑的。
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压迫下挣扎而斗争，在危亡中表现不屈的勇敢和急切中的智慧。但是，在有些作品中，也常常表现为滑稽、诙谐和轻松的愉快。这些也是人情之常：在疲劳中需要短时间的欢笑，在绝望中需要寄托的快乐，在紧张的工作后需要放松一下胸怀。在戏台上，我们需要丑角，好的丑角可以使庄严的戏更庄严，悲剧更悲，喜剧更乐。
我们常碰见一些不解风趣的人们，对于人家的笑话和诙谐以为是不严肃。这些人不知道笑，也不知道笑的好处，更不会欣赏打诨的智慧。古代有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并不一定是正经的；反之，太史公滑稽列传中的“倡优”人物，不乏有严肃的内心和敏捷的口辩之才，虽“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我从前对于北京的相声有些怀疑。但到底有许多人爱听，其中必有道理。我偶而也听了，确乎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它能尖锐地反映现实。有些段子，是有意义的笑料，有些是有讽谏和教育作用的。即使有些纯属于可笑的，能引人发笑，也是一切勤劳的工作人员所需要的。
人与人相处，无论是做朋友也好，谈正经事也好，也不可没有一点人情。我们中国人，过去有些不必要的人情，流于虚伪、矫作和无是非之感。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相处的人，一天到晚一本正经地谈话，对于进行工作也有妨害。了解对方的人情，谈话中有人情，处理人的事有人的情，我想事情会更好办的。我们不欢迎“无事不登三宝殿”和“临时抱佛脚”的人，人与人之间应该在平时间有些说说笑笑的接触。在一次有好些老人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八十岁老人说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生活过得更好、人处得更好。”这些老先生们都主张有个同行的茶馆，可以聚会聚会，谈谈天，或许在自由谈天之中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严肃的开会，自由的茶座，都是需要的。我相信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的生活应该更丰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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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六十年的变迁”
周立波
李六如同志的“六十年的变迁”初卷出版了，有人做了评论的文章，而小说本身，当它在“人民文学”和“北京日报”先后发表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不小的反响，无需我来多说了。我如今只来谈谈个人的一点零感。
有种种作家。有的人们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立志要做一个作家，往往果然是有志竟成。他们大体都先学文学，然后去经历人生，观察社会。后一项工作，对于这些人是很重要的。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一种工作，就是很高深的文学修养，他们也会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样：“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也有另外的作家。他们在生活的海洋里，游泳了多年，思想上和文学上也有适当的准备，到了一定的时候，凝神回顾，挥毫染纸，把往日的洪涛和细浪，择其意义重大者，印象深刻者，化而为文章。李六如同志和他的创作是属于后一类的。
六十年间，有过多少事变呵，要尽写，是写不完的。作者用季交恕这个人物的经历，作为线索，来贯穿全书，从而推演清朝晚季以来的他所目睹的种种生活、人物和事件。从这里面，人们可以看见封建家庭的夺产的斗争，州官衙吏的贪婪的丑态，经馆内幕，科场遗事，旅店里的妓女的卖笑，和外轮上的茶房的陋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年轻的人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有关旧社会的很多的知识。
因为事情拥挤，人物杂多，作者无暇使用过多的笔墨去刻画他所涉及的人物的性格。但尽管这样，书里的季交恕，童少英，张树声，周姨太，以及实有其人的黎元洪等等，还是给人留下了一些鲜明的印象。
文体方面，“六十年的变迁”比较地接近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亡命走钦州”一章，容易使人想起“官场现形记”。
六十年来的历史，越到晚近，事变越繁剧，敌我斗争和内部矛盾也越发复杂、尖锐和微妙，写来会更费工夫，但也更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希望李六如同志继续奋笔，早日完成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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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腿
臧克家东楼到西楼，中间好似有一条鸿沟，他和工作人员遥遥相望，实在说，接触的机会少到没
有。有事情一律书面往还，把传递员的两腿跑酸，文件像个茫茫大海，这位不大不小的首长终天泡
在里边。唰，唰，唰，他大笔一挥，惹得干部们骚动一阵，他的批语真尖锐，弄得人啼笑皆非。干部们纷纷议论，把批语当文章朗诵，事实和他批的恰恰相反，真是马嘴不对驴唇。东楼西楼好像天涯，没工夫去接近一下群众，乐于坐在转椅上纸面挥毫，他的贵腿却不肯动一动。（附图片）
方成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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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关良教授画戏
江纹
孩子说：“关伯伯，画个关公吧！”
“好！”老伯伯就认真地画起来。画好了，孩子又说：
“关伯伯，画个‘小放牛’吧！”老伯伯就又认真地画起来。
“关伯伯，你画个‘梁山伯’吧！”
“关伯伯，你画个‘杨贵妃’吧！”
“……你画个‘周仓’吧！”
孩子说甚么，关良先生就画甚么，总是那么慢慢地、认真地画出来。
朋友们请他画，也是这样有求必应，简直是“童叟无欺”。
关先生的画，是有不少人喜欢的，那不用说；孩子居然也看得懂，也喜欢，就很有意思。孩子总是那么倾心地看关良先生画画，整个钟头地看。我想，关先生的画娱乐性是很强的。
名角唱戏，唱的恰好就是听众所要听的、所熟悉的，没有遗憾留在表演和唱腔中，那就是真名角。
听演奏生手的交响曲，某一段的某一节明明觉得来个“2”才好，而忽然是个“5”，吓一跳不算，还得难受好些时候。
画画也是这样，有时要舒慢徐缓如小溪流水，有时要浩荡如万马奔腾，不管豪迈和纤细，都得熟练自然，完全像不经意地做出来。不勉强，不声嘶力竭，不饭里夹砂，不搔不着痒处，这种本领要经过多少折腾？
读关良先生的京戏人物画，常易觉得像在看名角演戏。看马连良、谭富英，看周信芳、梅兰芳，看萧长华、马富禄，看过去的金少山和现在的裘盛戎，看这些大师怎样在驾驶他们的才能。在他的画中是没有新角儿的。新角儿不可能那么“帅”。
听人说关良先生跟盖叫天老人是好朋友，如果传言没错，那就对了；盖叫天老人对生活的研究是很出名的。
艺术家对生活的研究如何，往往反映在艺术品的表现深度上。关良先生对于京戏这方面的生活，我看也是很有研究的。
（编者注：画家关良的“个人画展”现正在北京美术展览馆举行。附图“回窑”即关良先生作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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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沃西先生笔下的“人性”
敬宜
美国记者威廉·沃西，最近在“纽约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
据沃西先生说，在中国，“行乞的男女儿童又重新干这个行业了”，据他听“谣传”，“又能遇到从冬眠中出来的妓女了”，还有，“不那么严格地反赌博了”。
在我们光明普照的土地上，今天还存在一些阴暗的角落、一些旧社会的渣滓，人民的生活也还有一些困难，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因为我们把帝国主义、反动派赶出大陆，不过六、七年的光景，他们留下的痈疽、创伤还不可能马上铲除净尽。我们正在为彻底消灭这些落后现象而斗争。尽管这些现象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到了拿着显微镜到处找毛病的沃西先生手里，毕竟可算得作为“红色中国的黑暗”的好资料。
看来，沃西先生把它当作在华访问期间感到最满意的“收获”了。
谁说美国记者只会恶意中伤“共产党政府”如何专制、独裁呢？这里他总算发现了这个政府“想满足人性的最低要求的倾向”！
不过，遗憾得很，大多数土生土长、不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民，恐怕是很难懂得沃西先生的语言的。他们向来只知道乞丐是旧中国贫穷造成的现象，娼妓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制度下的产物，赌博是不道德的行为，至于这些丑恶的东西和“人性的最低要求”还有关系，实在是前所未闻。解放这几年来，他们看到无数无家可归的乞丐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数过去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的妓女，成了女工、拖拉机手、保育员、家庭妇女，无数胡天胡地的赌棍得到了改造。但是，据沃西先生看来，所有这些，据说都是扼杀“人性的最低要求”的行动。
沃西先生笔下的“人性”是什么呢？就是嫖妓，赌博，酗酒，而且这些都是“最低要求”的“人性”！你要禁止、取缔、改造这些，你就是要扼杀“人性”！读者莫要发笑，沃西先生说的并非糊涂话，而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制人性论。在他们的辞典里、淫乱、酗酒、赌博、抢劫、凶杀……，向来就是“道德”“人性”的同义语。好莱坞电影宣传的美国文明是这些，杜勒斯口中的美国文明也是这些。沃西先生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正如久居鲍鱼之肆的人走入芝兰之室，新中国人民进行着的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种新气象，不能不使他感到头痛和不舒服。只有那几个残余的黑点，总算使他发生了“他乡遇故知”般的惊喜之感。可惜的是和百老汇、好莱坞那些腥臭的角落比起来还差得很远，所以只好在“人性”上加上一个附加语：“最低要求的”了。
感谢沃西先生，他不失为一个老实的义务教员——像艾奇逊那样，让我们再一次懂得了所谓“美国文明”、“自由世界的人道主义”等等究竟是些什么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