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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农村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是什么？怎样解决？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目前各地的情况看来，农村人民内部是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究竟其中哪个是当地目前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已经把它找出来，把它捉住了。如果只认识到有很多矛盾，而不把握住其中的主要矛盾，也就很难找到解决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希望大家在整风学习中对这个问题加强研究，展开讨论；既要把农村中各项具体矛盾都找出来，也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了解各项具体矛盾之间的关系，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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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目前各地的情况看来，农村人民内部是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究竟其中哪个是当地目前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已经把它找出来，把它捉住了。如果只认识到有很多矛盾，而不把握住其中的主要矛盾，也就很难找到解决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希望大家在整风学习中对这个问题加强研究，展开讨论；既要把农村中各项具体矛盾都找出来，也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了解各项具体矛盾之间的关系，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
湖北省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
探讨农村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一致认为：当前人民内部许多纠纷是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本报讯 中共湖北省委最近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并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在讨论过程中，大家着重地联系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会议着重探讨了农村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起因，以及各级领导对待内部矛盾应抱什么态度。根据大家摆出的情况，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分析，一致认为人民内部的许多纠纷是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要及时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坚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领导更要深入，加强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力求不使问题成堆。
从讨论中各县委书记提出的许多事例来看，农业社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主要是群众对农业社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很不满意。如孝感县老屋乡最近有二十多个社员跑到地委告状，控诉社干部账目不公开，怀疑社干部有贪污行为，纷纷闹着退社；经地委派员检查，这个社的账目只差二十几元钱，一般干部没有贪污，问题出在建社后从未公布账目，引起群众的不满和猜疑。天门县浣坝乡群运四社，由于去年并大社时的冬播作物评产不合理，社员几次向乡、社领导反映，乡干部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诬指群众受坏分子操纵，并要加以追查严办，因而激怒了群众，集体怠工，后经县委负责人深入了解，查明原因，经过解释，问题很快就处理了。
许多县委书记认为，当前农村中比较难办的是对富裕中农的政治教育工作。这些人在社内怨言最多，而且由于他们经常散布不满情绪，必然会影响到一些思想落后的中、贫农社员。过去，乡、社干部大多数对待富裕中农是采取威吓、压制的手段，如说“你想搞资本主义、破坏合作化”等等，企图用“扣帽子”的办法把他们镇压住；而不善于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手。
大家认为：社干部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之风，也引起群众的反感。社干部东游西逛、长期不出工的农业社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比较紧张。地方干部和转业军人相处不好，也往往引起农村里的纠纷。
对待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如果处理不妥当，也容易引起群众性的纠纷。锺祥县人民委员会门口有一座庙，每天有很多人来烧香敬神，一时难于制止，一个干部在夜晚偷着把“菩萨”给掀了，第二天群众就在县人民委员会门前大闹起来，直到县人民委员会派人出来劝解，又给把泥菩萨恢复才完事。孝感县王店乡一个农业社盖社屋，社主任出主意要拆掉一栋祠堂，群众央求不让拆也不听，坚持要拆，群众就火了。在黄陂县的木兰山、崇阳县的三仙洞以及其他庙宇、僧巫聚居之地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些干部有特权思想，霸占公用建设，招致群众反对。如利川县城是一座吃水困难的山城，全城的人都吃一口井里的水。去冬天旱水浅，城里吃水发生困难，县长便和一个部长下令，这口井只准机关吃水和加工米厂用水，叫市民一律到离城外二、三里地的清江挑水吃，并派民警看井。群众对此很不满意，有的夜间到井里偷水，常与民警发生冲突。后来，县委书记发觉，才撤销了这个“禁令”。
在国营养殖场和渔业社之间，渔业社和农业社之间，山区的国营畜牧场、林场、茶场以及小矿山等，与当地群众之间，也常发生纠纷。城市建设使用郊区的一部分农田，与农民的利益也有矛盾，处理得不好也容易发生纠纷。
大家认为，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地方机关（专区、县）机构庞大，大多数干部都要带家眷进城，不仅造成了领导机关人浮于事、机关内部大闹房荒，并且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据浠水县委书记说，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本地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主家庭），现在有的当上了部长、科长、干事后，不仅把爱人接到机关来，有些人甚至把“老太爷”、“老太太”和“丈母娘”也接到机关里住。上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带家眷、讲排场、在群众面前逞威风的官僚主义作风，逐渐感染着区、乡干部“上行下效”地跟着学样子。阳新县有的乡干部离家只几里路，也把老婆接到乡人民委员会来住。有些女乡长生了孩子，本来家中有人照顾小孩，但她们却偏把小孩带到乡人民委员会，另请保姆，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这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些作风最近已经有所转变，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曲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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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委研究农村内部矛盾
他们认为：目前农村中的内部矛盾主要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
本报讯 中共吉林省委最近在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后，具体分析了吉林省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且研究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措施。
大家认为：目前农村中的内部矛盾主要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如去年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曾经单纯强调了国家的需要，忽视了农业社的经营独立性，没有认真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有些农业社过分强调了统一经营和多种高产作物，忽视了农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杂粮生产，对社员的劳动时间、家庭副业也限制得过死。今年，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后，有些地方却又忽视了国家所需要的大豆、甜菜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第二，社员之间的矛盾。如富裕中农与贫农之间的矛盾，穷屯与富屯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社员与汉族社员之间的矛盾等等。
第三，社干部和社员之间的矛盾。如在整顿农业社时，这些社干部反映报酬少，产生了换肩思想；但是，社干部不参加生产劳动，社员们很有意见，认为是：“黑手挣钱，白手花”。特别是有些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农业社的民主制度不健全，社员们的呼声和困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引起社员的不满。在社员方面，则过分强调民主自由，使干部难于进行工作。
此外，社与社之间，也发生过争草原、争牧场、争副业条件、争水源的矛盾。
为了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共吉林省委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首先要克服农村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切实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密切干部与社员的联系，健全农业社的民主管理制度。第二，各级党的组织，要加强对社员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性的教育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宣传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提高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第三，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今年农业生产的大丰收，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全省今年生产六百万吨粮食的任务，并且在增产的基础上，做好分配工作。第四，为了从政治、经济上调整国家、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关系，要认真执行和检查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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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盐城地委认为：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解决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措施
本报讯 中共盐城地委于4月16日到24日，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农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分析了当前农村中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具体措施。
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文件后，联系思想认识进行了漫谈和讨论。大家认为矛盾具体表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人民生活主要必需品（如粮食、烧草、食油等）尚不能满足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国家计划与农业社的经营独立性存在一定的距离；基层干部的工作水平还与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要求不相适应；在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的安排上以及副业与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少问题未妥善解决。此外，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上、学生的升学和就业上，也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各级领导机关中存在的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正确地解决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措施。大家认为：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解决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措施，必须采取各种办法保证完成今年全专区二十三亿斤粮食任务，并争取在两三年内年产量达到二十六亿斤粮食，做到粮食自给；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增加人民收入，必须认真贯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农业社经营独立性的原则；不断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贯彻民主办社方针，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社。对其他各种矛盾，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措施。关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出县委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农村、学校、城镇，加强专题调查；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定期召开宣传工作专门会议，具体分析各阶层人民思想动向；农村党支部要真正抓起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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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头脑清醒了
——湖北农村干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初步收获——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在3月底结束以后，各县立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区委书记联席会议等，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广大农村工作干部都觉得头脑比过去清醒了。
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
干部开始听到毛主席的报告的时候，都感到很突然，不承认有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承认官僚主义是使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原因。许多人这样说：从来只听说有阶级矛盾，没有听过有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都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哪里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呢？我们天天和群众在一起生活，哪里有什么官僚主义呢？
经过讨论，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加以分析，糊涂思想开始清除了。中共鄂城县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该县入春以来，许多地方发生流行性感冒、麻疹等疾病，有七个地方的群众结伙到大和岭求“神水”治病，影响了春耕生产。干部很焦急，断言这件事情是“有坏人在里面操纵”。公安局的一个副股长刘忠仁为了和坏人作“斗争”，将大粪泼到“神水”的泉眼里。群众非常不满。一个取“神水”的人把他打了一棍，说：“你们生病有公费治疗，我们生病无药又无钱，不取‘神水’怎么办？”后来县委组织医生下乡帮助群众治病，群众不求“神水”了，生产情绪好转了。大家根据这件事情，分析矛盾的性质，一致认为：群众有病，治疗无门，领导者却不关心群众疾苦，有些人求“神水”，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坏人操纵，这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公安局的干部不分析群众的要求，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处理，这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
在中共云梦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回忆处理增店乡四合社的一件事情：这个社升级并社后，存在许多遗留问题，账目也很混乱。群众要求干部处理，干部不管。群众在会计室门上贴了一张条子：“四合社，不合理，提出问题不处理，入社吃了亏。”他和乡长等人看了这张条子，认为“有坏人捣鬼”，在群众中查反革命分子，捉人。群众非常恼火，罢工三天。当时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提高警惕”，是完全对的。现在，他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把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知道搞错了。他说：这个问题分明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完全是官僚主义作风。不久，他就到四合社向群众道歉，帮助社里解决了社内存在的具体问题。
农村干部在讨论中暴露出来了另一种糊涂思想。这几年来，特别是合作化和整社之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他们要求扩大民主生活，要求以民主办社的精神处理各种问题。但是，许多干部不理解群众的这种良好愿望，只看见群众爱提意见（甚至指责、控告），就认为群众“调皮捣蛋”，“落后”，“有坏人操纵”。他们要求县委给他们撑腰，制定处理群众“要求民主过火”的办法，有的人还向政法部门要求捕人权。现在，他们分析了这种思想，觉得非常错误，非常可怕。有些人说：如果上级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农村会变成什么样呢？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更加扩大，社会主义事业将要受到严重损失！
他们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是自己的认识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他们称赞毛主席的报告及时地帮助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发扬民主，说服教育
目前，广大农村干部正以毛主席的报告为指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始，许多人感到问题复杂，不好下手。但是，经过实践之后，大家认识到：只要对问题重视，耐心地及时地处理，同时采取发扬民主、说服教育的办法，问题的处理并不是那样困难的。
孝感县白河乡“三八”农业社过去几年来账目没有公布，群众怀疑干部贪污，因之生产消极，社里粮食减产，缺粮户很多。有些社员到社里牵牛、抢稻草，准备退社。有些乡干部被这个事情吓住了，迟迟不敢处理。后来，乡支部副书记去帮助工作。当时召集不了会议，他便参加生产，串联知心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他们的意见，由各队社员选两个可以信任的代表到社里参加清理账目。结果，除发现第二队的保管员贪污十四元外，账目没有别的什么问题。代表们把这个情况向队里反映以后，社员都不退社了。接着，社里建立了公布账目等制度，群众的生产情绪立即好转。
云梦县曾经有四五十个社的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工作混乱，群众要“分社”。中共云梦县委发现这个问题，及时组织力量帮助解决，群众就不要“分社”了。他们说：“合在一起，塘堰用水方便，耕牛农具全，人手多，对生产有好处——既然问题能解决，哪个还愿意分社呢！”
中共黄陂县委曾经听说环城乡群众对工作有许多意见，有些人认为问题复杂，不好插手。县委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协助指导组和党支部耐心搜集群众的意见，发现群众有这些要求：一、多积自然肥料，争取大丰收；二、财务要公开；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四、社里要实行按月预支制度；五、社干部办事要公道，不能对亲属徇情；六、要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七、要加强对落后社的领导；八、要及时解决困难户的问题；九、要增加布票、油票等。他们把这些要求一一研究，认为一至八项都是群众从爱社的良好愿望出发的，应该大力支持实现；第九项要求暂时不能办到，应该给群众解释清楚。他们这样做了之后，群众满意，干部轻松，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清理财务是个关键
从孝感专区十一个县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看，大部分同财务工作混乱有关系。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财务工作混乱，又同社干部的特权思想有密切关联。群众有这样几句话描写干部的特权行为：
主任借钱一句话，会计借钱笔一划，
保管借钱口袋拿，队长借钱站一下，
社员借钱拜菩萨。
根据这个情况，各地抓紧了清理财务工作（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进行）。这对于改进干部作风，解决内部矛盾，推动生产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安陆县李店乡利明六社，有五个社干部贪污一千二百元。经过党支部教育，副主任岳国亮和会计股长周自志自动向群众交代了自己的贪污行为。群众表示欢迎，说：“有错改错，还是我们的好干部。”群众继续让他们担任原来的工作。另一个副主任周成万和会计员周子章，不听党支部的教育，坚持错误，群众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把他们撤职了。这件事情，教育了全乡有贪污行为的干部，他们都向改正错误的人学习。
孝感县明兴乡原来有十多个社没有公开账目，群众对干部不信任。干部号召投资，群众不理。后来，指导组和党支部教育干部检查不民主作风，彻底公开账目，群众的态度就都改变了。长江社原有三十三户社员“吵供应”，现在看见公开账目，不仅没有人“吵供应”，还有四十八户社员投资二千七百元。和平一社有一个社员原来要向社里借十五元；公开账目后，他不但不借钱了，反而投资二十元。这个乡十二个社的社员共给社投资二万九千一百元，解决了缺乏生产资金的困难。现在，这个乡的干部正在召开社员代表会或社员大会，民主制定公布账目等财务制度。
深入下去，参加生产
各地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感到群众对工作比过去要求高了，工作复杂了，干部的责任重大了。他们决心深入下去，加强工作。有些地委决定，负责干部保证每月有二十天不拘形式地接近基层；不少的县都有几个县委长期固定在乡里担任指导组组长；基层干部参加生产的越来越多。黄陂县二千零五十四个社主任，参加生产的由过去70％—80％增加到97％。鄂城县四百二十五个社的一千二百七十三个正副主任里，参加生产的由过去80％增加到98.5％。全省参加生产的基层干部约在95％以上。干部参加生产以后，积极领导生产，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目前，广大农村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是一个开始。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员，必须亲自动手，进一步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结合当前工作，集中解决一些主要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提高干部思想水平；同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楚地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经常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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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北京市取消蔬菜自由市场
北京市从5月6日起，取消了蔬菜的自由市场。市政当局在这项措施执行前的一周中，就向菜贩和自产自销的农民进行了宣传解释；但是，5月6日仍有部分菜贩和农民运销菜蔬，这些菜蔬已经全部由国营菜蔬公司按照国家牌价统一收购。
北京市蔬菜主要依靠郊区生产供应。从1954年以来，北京市已逐步对郊区菜蔬生产作了有计划的安排；到1956年，郊区菜蔬已有80％通过国营公司衔接供应。但是，仍有部分无牌照菜贩和外地盲目流入北京的农民（他们过去多是买卖杂铜、花生等国家统购物资的）以高出国营公司牌价一倍左右的价钱收购郊区农业社的菜蔬，然后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使农业社不能很好地执行它们同国营公司签订的合同，市场有计划的供应也就受到了影响，消费者对这很有意见。因此，北京市决定将菜蔬列为不允许自由市场经营的物资，并规定国营零售单位、集体伙食团体和联购联销小贩必须通过国营菜蔬公司进货或者同指定的农业社挂钩供应；无照小贩或自产自销农民如果再贩运蔬菜，就由国营公司按牌价收购。这样做，蔬菜生产者仍能得到合理的利益，消费者也不至于吃亏。
仅据全市二十五个市场统计，经营菜蔬的商贩大约有一千人左右；取缔这些菜贩以后，就需要国营公司很好地组织力量加强蔬菜的收购和供应（特别是在蔬菜生产的淡季）。这些菜贩大部分是外地农民，政府将动员他们回乡生产；至于北京市的无照菜贩，也将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安排。
·林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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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行杂记
方天白
农村“新纪元”
不久以前，我乘工作之便，在四川各地走了四千多里路，一路上到处都看到洋溢着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在县城、集镇，集日里的街道总是被农民挤得“水泄不通”。无论大小饭馆里，坐满的都是农民；百货店、花布店、杂货铺进进出出的也全是农民。街头上的农民交易市场，更是喧嚷得“热火朝天”，有的人在商讨克郎猪的价格，有的人在兜卖鸡、鸭、鹅、蛋……。我想，我们的城市生存了几千年了，从来农民都是被作为“乡下人”受贱视、受压迫、受愚弄、受剥削的；只有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今天，农民才以真正“主人翁”的恣态出现于城市，城市也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为农民服务的作用。
在农村，见到的人也都是喜气洋洋、精神爽朗。我们没有听到农民对合作化有什么不满或怀疑，倒是深刻地体会到：广大农民接受合作化这个新鲜事物，要比许多人所想像的快得不可比拟。他们正以愉快、兴奋的心情，踏实地在缔造着现在和将来。在集体的面前，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我们看到有些山凹地正在被填平（这样比较大的工程在单干时是不可能进行的），许多山丘则被“精雕细刻”着。
我们在参观宜宾县仙地乡高级社的时候，一个负责喂猪的农民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倒是很扼要地总结了一年多来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他说：“今后么，只要勤劳不偷懒，就再也饿不倒人了！”的确，农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生活上给了农民有力的保证和巨大的希望，已经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来贫困、脆弱、并随时有破产危险的小农经济的命运中解放了出来，现在摆在面前的，已经只是一条“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康庄大道了。
一句话，农村里新的情景到处在涌现，旧农村的遗迹飞快地在消逝，农村的新纪元——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已经开始了！
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到四川，首先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著名的产猪省份（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强），猪肉的供应竟也闹得很紧张。
四川省的城市和乡村都已经实行了猪肉的定量供应。据说在定量供应以前，各地的猪肉市场是十分紧张和混乱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无论是区、乡或是县和专署的会议，差不多每一次都要讨论到猪肉的问题。我曾经前后问过四位专员：当前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最突出？四位专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猪”的问题。
这样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只要对当前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到，“猪”的问题，实在是当前农民生活、城乡关系以及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四川人口约七千万，1956年产猪两千多万头，比1955年增产约二百万头；1956年外调六十八万头（包括腌腊肉折合数）比1955年只增加了三十四万头。那么为什么1956年四川的猪肉供应反而会突出地紧张起来呢？这主要是一年多来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广大农民生活改善了的结果。1956年，四川农民已经有95％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农民增加的收入相当于过去两年增加收入的总和。这就有力地刺激了广大农民改善生活的要求。过去几年，农民改善生活首先要求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因而粮食曾经是最紧张的；近两年来——特别是1956年粮食增产，口粮已经不成问题，农民就要求“吃得好”一些，尤其要求能够多吃一点猪肉。而且，猪肉还可以弥补食用植物油的不足；节省了食用植物油又可用来弥补灯用油的不足。这样，猪肉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重要了。
广大农民对猪肉需要的迅速增长，必然会影响到原来就已供不应求的猪肉市场更加紧张起来。在这样情况下，又会发生城乡关系的问题，因为照顾城市多了，农民就会不满；照顾农民多了，城市就得不到必要的供应。这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来说，是有不少困难的。同时，当前大规模农业增产运动又迫切要求增加肥料供应，而目前肥料的主要来源还是要靠猪粪肥，也只有大量养猪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些情况看来，许多地方领导同志把解决“猪”的问题作为当前政府工作中的一项头等重要任务，是完全有道理的。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是非常合乎时宜的，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来贯彻实现这个决定。
发挥经济作物的巨大潜力
1956年四川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10％，超过过去两年粮食增产的总和，提前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总产量比历史产量最高的1938年还要多23.8％，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为今后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但是，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却全部没有完成计划，棉花产量为计划的84.9％，甘蔗为74.4％，油料、苎麻、茶叶、桐籽、蚕茧、药材、蔬菜等还比1955年减产了。
由于油料、甘蔗等没有完成增产任务，增加了副食品和灯油供应的紧张程度，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同时也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工业原料的供应。例如著名的苎麻产地大竹县的农民，种麻情绪很高，但受计划限制不能更多地发展，1956年有50％以上的地种了红苕，红苕产多价低，许多农业社赔了本。由于蚕茧减产，估计有部分丝厂将停工一个多月。
1956年经济作物没有完成计划，严重影响到五年计划中许多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指标完不成。根据1957年的计划预计，苎麻只能完成五年计划指标的79％，甘蔗87％，烤烟68％，花生92％，芝麻69％，菜籽94％，蚕茧75％。如何使农业生产获得全面的发展，是四川省1957年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川有许多农副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如蚕桑，四川的温度、湿度以及丘陵地植桑基本上不致影响粮食生产等优越条件，胜过于我国现在最大的蚕桑基地的江、浙和广东，是我国发展蚕桑事业最有前途的一个省份，人民也有养蚕植桑的经验，可是现在蚕茧的产量只及历史最高产量的三分之一。如菜籽，单位面积产量比别的省约高一倍，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可是现在的产量只及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86％。如桐籽，产量占全国40％以上，但近年来减产了，1956年产量只及1952年的92％。如甘蔗，产量占全国六分之一，但1956年产量只及1954年的87％。如茶叶，产量占全国七分之一，1956年产量只及历史最高产量的75％。如苎麻，只达县一个分区的产量就占全国八分之一，每亩苎麻平均产量一百四十多斤，比全国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约高30％，高产量有每亩四百斤的。但达县分区苎麻种植面积还不到耕地总面积的1％，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苎麻还可以在山坡地种植，只要把计划加以适当地安排，四川的苎麻很快就能够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苎麻现在全国都很紧张，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渔民的生产——作渔网）。四川的药材、水果和畜产品等在全国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并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途。
这些农产品，是全国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在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原则下，需要四川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家也应该帮助四川多生产这些为其它地区所少产或不产的产品，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够得到更快和更全面的发展。（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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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番禺县西朗农业社副社长冯伟，是1952年回乡生产的复员军人。到农村后，一直虚心向群众学习生产，并能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这是冯伟在帮助农民收甘蔗。 新华社记者 张家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