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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厂矿调查
职工宿舍为什么紧张？
——对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职工住宅问题的调查
新华社记者 涂筱芳 刘健生
目前，在许多新建的国营厂矿企业中，都在叫喊职工住宅紧张。究竟职工宿舍建设得怎么样？记者就这个问题，在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作了一些调查。
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现有职工三千九百五十五人，是解放以后新建的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工厂。这个厂建成以后，自1951年开始，除1955年以外，每年都扩建职工宿舍，今年还在继续扩建中。但是，直到现在，职工的住宅问题仍然没有全部解决，为此职工有很多意见，认为行政领导部门关心职工的疾苦不够。
我们在这个厂的基本建设科获得了如下的材料：自建厂以来到现在为止，厂里共计已经建筑了五万零六百五十九平方公尺的职工宿舍，其中眷属宿舍是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一平方公尺；集体宿舍是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八平方公尺。这些宿舍如果平均分给全厂现有的职工，每人可以分到十二点八平方公尺的宿舍面积。
这个厂自建厂以来，为建设职工宿舍投入的资金已达三百一十万九千元，占建厂总投资（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五分之一以上。如果再加上职工福利设施（包括建设的俱乐部、幼儿园、教室、礼堂、营养食堂等共有六千八百七十五点三九平方公尺）投资的六十余万元，共计非生产性的建设投资占建厂总投资的25％多。非生产性的建筑面积比生产性的建筑面积多23.43％。
这个工厂建设了这么多的职工宿舍，为什么职工还在喊房子不够呢？根据我们的调查，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职工宿舍分配得不合理。现在这个厂的职工，住在眷属宿舍的有一千零六十八户，共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职工本人和家属），占用宿舍面积三万四千多平方公尺；大小人平均每人占用近八平方公尺，平均每户占用近三十二平方公尺。住在集体宿舍的职工有二千三百五十四人，占用宿舍面积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八平方公尺，平均每个职工占用四点八平方公尺以上。这个统计说明，这个厂的集体宿舍已经很宽裕，而职工眷属占用的宿舍面积就太多了。
（二）不该住的住上了。目前职工宿舍紧张，主要是眷属宿舍不够用。但是，住眷属宿舍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职工和眷属呢？
去年申请解决眷属宿舍的职工有七百多人。但是去年厂里新建成的眷属宿舍，只能居住一百五十二户。厂里就从这七百申请户中，选择最迫切需要的分配了。我们就从这一百五十二户最迫切需要房子的职工中，作了调查和分析。
一、属于下列情况可以解决眷属宿舍的有八十户：
1，外省家属原住城市依靠职工生活者；
2，夫妇双方都在本厂工作者；
3，外厂调来职工，其家属在原厂就住家属宿舍者；
4，家属虽在本省、市，但无家无业者；
5，归国华侨有眷属者；
6，年老的职工父母，家中无人照顾者。
二、属于下列情况可以不解决的有六十八户：
1，原在本市居住或四乡居住者；
2，家属原住本省农村，并能参加生产劳动者；
3，家属住地离厂不远，职工本人可以经常回家探望者；
4，单身人；
5，家属盲目进城市找工作者；
6，非直系亲属原籍有人照顾者。
三、属于下列情况可解决可不解决的有四户：
1，依靠工人生活的直系亲属，但在农村居住者；
2，家中遭遇自然灾害，住宅有临时困难者；
3，原住房屋虽然不好，但可以修理维持者。
从这个材料来看，就是厂里挑出的最迫切需要解决房子问题的职工中，可以不解决的也占很大比重。
在眷属宿舍中居住的除了职工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以外，非直系的职工亲属，如职工的侄子、妻侄、表兄姊妹、外甥、女婿，甚至于还有个别的职工朋友等长期住在眷属宿舍里，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据这个厂的统计，去年单是由农村来厂找工作的职工亲属，就有七百二十人。这些人来了以后，其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找到了职业，未找到职业的人就长期住在眷属宿舍里等待就业，因而，更加促成了职工宿舍的紧张情况。
在这个厂里的职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谁的家属不来，谁就吃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原因是厂里的房租太低，最好最大的房子（建筑标准是九十多元一平方公尺，一户住宅四十六平方公尺）每户一月房租费是三元五角，三十六平方公尺的宿舍是三元，十八平方公尺的是一元五角，工人感到住公房很便宜，差不多的都可以住得起。但是厂里却为职工眷属宿舍年年赔很大一批钱。据厂里的统计，每年职工宿舍的折旧费和维修费要开支十四万五千元，而每年收回的全部房租才有三万五千元，收支相抵亏十一万元。另外水费每月收入五百元，但实际每月要付给自来水公司水费二千元，这样全年厂里需要给职工家属补贴一万八千元的水费。再加上职工家属治病享受半价，全年厂里补贴八千一百四十六元。总计全年厂里要从成本费和行政费开支补贴十三万六千多元。这笔开支约占全厂1956年上缴利润的21％多。这笔开支如果按照现住家属宿舍的一千零六十八户职工来平均，每户职工每年需要厂里补贴一百二十七元多。如果再加上厂内付出的大批救济费（因为职工家属来的多了，造成职工生活困难），那就更多了。
因此，职工家属不应该来的也来了，不需要住公房的也要求住公房。据我们了解，现住在眷属宿舍的职工中，还有些职工原在本市居住，而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别人以后，再迁入公房。如这个厂的职工荆玉林，自己有房子，而且离工厂不到半里地远，他感到自己的房子不如工厂新建的眷属宿舍好，因此，就把自己房子出租了，搬进厂里新建的职工眷属宿舍。
厂里在职工宿舍的管理上本来是有些制度的。甚么样的职工该住眷属宿舍，甚么样的职工不该住是有标准和规定的。如这个厂里的规定是技术工人或五级以上的工人，相当于五级工人的职员才能住眷属宿舍，学员一般的不能住眷属宿舍等。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很好地执行。
如何来解决职工宿舍不够的问题？现在厂里还没有进行研究。据我们了解，厂里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再扩建二千八百平方公尺的眷属宿舍。据厂里统计，就是再建这些宿舍，大约还有三、四百户已经申请解决眷属宿舍的职工不能解决。我们在这方面征求了一些群众的意见，他们认为现在厂里应该不应该再继续扩建宿舍，是值得考虑的。厂里有的领导干部认为，现在，在没有得到解决宿舍问题的职工中，有些人是需要解决的，因此，就得再建。也有的人认为，就是现在这些需要房子的人给解决了，以后也还会产生新的需要户，如未结婚的要结婚，未生孩子的要生孩子。除非国家不搞建设，否则目前职工眷属宿舍是无法统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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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问题里面有大道理
北京市崇文区处理一件小纠纷，取得了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编者按：崇文区第七金属品生产合作社的纠纷，是一场很小的纠纷。但是他们正确处理这种纠纷的原则，却适用于一切大的工业企业、大的农业社，大的机关和学校。本报记者 吕建中报道 4月1日，北京市崇文区第七金属品生产合作社的副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匆匆来到区委会工业部，说，洋镐组的二十八个社员生了气，离开了车间，不干活了。这是社里硬性公布了新的生产定额而引起的。
只分清群众的是非
没有分清领导的是非
崇文区委会的同志们自从从上到下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思想作风；但是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怎样贯彻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来处理，这对他们还是新的一课。因此一开始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却想出了一些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错主意。区委工业部有的同志主张，回去先开个社员会，讲一讲话，让洋镐组的社员承认错误，立刻复工。第七金属品生产合作社的副主任和支部书记觉得，如果现在马上去召集社员开会，会给他们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领导干部去向他们求情了，问题反而更不好解决。工业部的负责同志竟支持了这个错误观点。最后决定暂时不理他们，而先从背后去摸思想情况，或者先组织他们到别的社去参观，使他们得到启发，慢慢地认识错误。这种种想法显然犯了一个毛病：只分清群众的是非，没有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也就是说，只看到群众的错误，要群众承认错误，没有看到领导者自己的错误，更不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究竟领导上有没有责任呢？群众的要求合理不合理呢？我们看一看事实吧。这个社洋镐组每盘炉五个人，定额是每天做洋镐十五个，实际产量却平均达到了23.7个。社的领导上没有同社员商量，就硬把定额提高到二十个，于是社员们一气，都离开了车间。干部不做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作风不民主，这且不说。就是在修改定额本身，也显然忽视了社员的切身利益。定额提高到二十个，这从已有的实际产量来看并不算高。但是，社员们过去为了突破定额，拚命地干，劳动强度很高，生了病社里也没有病假补助。另外，每人每天基本工资是二元四角，过去社里却按二元三角发给。干部看不见这些不合理的现象给社员带来的顾虑和不满，也自然就不了解社员不愿意提高生产定额的原因了。甚至当社员们焦急地等了两天，主动和干部商量复工的时候，干部仍然冷冷地回答说：“您们回去好好想想再说吧。”
关键在于勇于承认错误
区委书记吕连英同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在4月3日下午召集处理这个事件的干部开会，对他们这种处理方法提出了批评。并且又结合这个具体事件，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大家这才觉察到自己口说反对官僚主义，而碰到具体问题却被官僚主义思想所缚，口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采用的却是与群众相对立的处理方法。于是当天回去便向社员们检讨了领导上的错处。同时还向社员指出，合作化以后，企业的性质变了，群众是合作社的主人了，罢工，停止生产，对国家不利，对社员自己也不利。因此应该立即复工，大家共同来讨论和解决定额问题，社员们欣然复工了。
群众表现了主人翁态度
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教育提高了干部，也教育提高了群众。当干部首先自己分清是非，向群众检查了领导错误的时候，群众并没有过多地去责备领导，而是诚恳地向领导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在解决了社员病假补助，适当地改善劳动条件以后，社员们立刻就同意把定额提高到二十个。同时也悔悟自己采用罢工办法是不应该的。因此，他们就在紧接着发生的同一件事情上来表示自己的主人翁态度：新定额刚刚定下来，上边又改变为配备给洋镐组另一种较粗糙的原料，这种原料费工费时，定额也就需要适当降低。要是在过去，这种改变定额少不了又要讨价还价，费一番周折，而这次，干部诚心诚意地和社员商量，社员也实事求是地提出把定额改为十八个，而这个定额数字正是干部原来准备提出的。
小问题里面的大道理
社员这种态度使支部书记林本厚深深受到感动。过去洋镐组的社员没有一人肯对他说真心话，他内心苦恼，却找不出原因来；现在他才感到自己过去那种光知道向社员训话的做法和“群众落后，不压不行”的观点，对工作，对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带来多大危害！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使他懂得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一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要置身于群众之中，而不要站在群众之上，和群众对立起来。
崇文区这个合作社是一个很小的企业，这一场纠纷是一场很小的纠纷。但是正确处理这种纠纷的原则，却适用于一切大的工业企业、大的农业社、大的机关和学校。
类似这样的事件，崇文区手工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曾发生过不止一次，过去都处理得不够妥当。这次区委学习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才找到正确的办法。区委的同志认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不过他们在发愁没有教材，缺少办法。但是实际上这个困难是不难克服的。别的且不说，把自己这些学过和做过的事总结起来，教给党员和群众，不也就是一种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政治教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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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个体力劳动日
本报沈阳7日电 今天沈阳矿山机器厂的厂长、党委书记等十九名领导同志，和工人们在一起，开始了今年第一次的体力劳动日。铸铁锻工等主要车间，今天是整顿作业环境的一天。这些领导同志一进车间，就分别参加到各个工人小组中去，由工人组长领导着干活。
厂长田光1938年前是个农民，参加革命后已有十几年没有从事体力劳动。今天他把衣服脱了，和工人一道刨土。党委副书记郭修业拿出了在延安参加大生产时的劲头，和工人们一道搬运砂土。总设计师董亮忱和工艺科长丁福忱，过去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铣工。今天他们和工人一见面，就自己动手，要把煤气发生炉的分配器装配好。这些领导同志中比较年轻的要算铸铁工人出身的团委书记赵熙亭，但他脱产担任领导工作也有四年了。脱离体力劳动最久的要算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支秉渊，今年他已六十一岁，头发斑白了。可是他整理起砂型来，十分认真，使许多工人很受感动。工人们一再建议领导同志干轻活，并表示今后要在生产中再加一把劲。
下班了。有的领导同志因为长久没有进行体力劳动，已感到有点累。但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今天是他们参加体力劳动的第一天，以后要把深入车间参加体力劳动作为经常制度固定下来，要和工人打成一片，做到互相见面不拘束，大家讲真心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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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千公尺高山上的新公路
本报记者 李策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正投资修建一条从东俄洛到巴塘的公路。线路从东俄洛起，跨过湍急的雅砻江，爬上大凉山脉，然后穿过密层层的原始森林，走到理塘。理塘拔海四千一百公尺，是我国第一座最高的城市。线路走过广阔的理塘高地天然草原地带，再往西走，翻越四千四百公尺的尖子湾大山，开始走向下坡，直到金沙江东岸的巴塘。全线长四百公里，其中有一半的线路盘旋在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带。今年计划从东俄洛修到理塘，共一百九十九公里。
东巴公路实际上就是未来的康藏公路的南路。现在，从西藏境内的左贡宗正向东修建一条公路，预计在1958年前后，就可以经过宁静县，跨过金沙江，在巴塘同东巴公路相会。这是一条从内地到西藏比较经济合理的路线。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高山夹着深谷，深谷又夹着高山。崇山峻岭，深谷急流，南北纵列，波浪起伏，是我国最典型的山区。东、西之间交通往来特别困难，利用着固有的交通工具：在湍急的河流上是牛皮筏，竹索桥，摆渡；山区是牦牛，骡马。当地人民有这样的传说：“有两个赶牦牛的人，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碰见了，不能让路，不能调头，那末，两个人商量以后，看哪个人的牦牛价钱便宜，卖给对方。然后把牛推到深谷里，让出路来。”不管这种传说的真实程度有多大，它毕竟反映了当地交通困难的概况。气候也不利于交通运输，有句歌谣是：“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脚；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交通不便，就妨碍了物资畅流，藏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东巴公路修通以后，就成了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的主要交通干线，它必然会进一步促进这一带藏族人民生活面貌的变化。
去年7月，勘查人员就出发了，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勘查线路。高山地区早晚的气候变化无常。人们形容当地的气候是“早穿皮袍，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冬季是白茫茫的积雪，不带有色眼镜，在野外呆久了，就会变成色盲。他们经过半年的努力，选择出来一条比较经济合理的线路，并且赶到了施工的前边，今年从理塘向西前进，完成全线的勘查任务。
四川省公路建筑工程局总工程师张家声同志说，全线土石方数量并不大，但是这条公路是在边远地区修建的，物资、给养都要从内地搬到那里，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坏，因此工程任务就艰巨了。在今年枯水期，要把雅砻江大桥的桥墩修出水面，否则就会影响全线工程进度。筑桥工程队在2月中旬到达工地，开始施工。雅砻江的江面，在这里仅宽八十公尺，但是江水汹涌奔腾，每秒钟流速是七公尺。汽车过江用渡船是不行的，修桥也比较困难。清朝末年，刽子手赵尔丰也想在此修一座桥，他请法国人仅在江面上修了一条钢索桥，不到两年，发生兵变，把桥炸毁。去年仅剩下两根钢条摆在东岸河口区政府门前。他说赵尔丰修桥，是为了统治西藏人民，我们修桥是支援西藏人民的各项建设，一定比过去修的更快，更好。
他们根据增产节约的精神，确定这条公路标准为六级，采取分期修建、翻段施工的办法，就是修一段，用一段。这样，投资少，效果大，不影响初期的运输任务，将来再实行改建，提高标准也是容易的。（附图片）
在甘孜西南的雅砻江上游，有丰富的原始森林，这是等待运往加工厂的木材。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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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讨论
经营管理思想也有问题
毛先智
目前，工厂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的确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据旅大市有关部门今年2月份对九个国营工厂的调查，发现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奖励范围过大，许多单位不是根据工作的好坏来评奖，而是工厂完成了任务就都有奖。二、奖金过多。去年许多工厂的奖金支出总额比前年增加了一倍，甚至好几倍。三、奖金分配不合理，管理人员得到的奖金太多。四、奖金来源不统一，而且很多奖金重复，名目繁多。因此有些工人反映：“国家的钱真多！奖金到处碰腿，你不找它，它会找你。”
为什么这些工厂企业这样热中于物质奖励呢？这就要检查一下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原则之一，是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要用政治工作的方法去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必须首先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也要有适当的物质鼓励。但是有些人经常忘记了这一条重要的原则，他们不自觉地习惯于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来领导生产，不自觉地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在大连就有这样一个工厂，他们把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作为课题公布出来，发动工人设法解决，并在这一课题下面说明解决这一关键可以得多少奖金，名曰“关键悬赏”。当然，发动工人解决生产关键是对的，但是，只宣传解决这一关键可以拿多少奖金，而不宣传解决这一关键的政治意义和对国家的贡献，这就不对了。因为这种宣传有很明显的经济主义色彩。有些车间干部不是教育工人去改进生产，提高生产，及时修改落后的定额，而是去帮助工人设法削减定额，好让工人多拿几个工钱。有些人甚至替工人隐瞒废品和事故；并在“照顾情绪”的名义下，用变相的办法给他们增加工资。现在，有些企业差不多每一项生产活动都有奖励。有个单位定期和不定期的奖励项目就将近四十种之多，如：完成任务奖、学习先进经验奖、认真执行专家建议奖、责任心强奖、冒雨工作奖和克服困难奖（这都与劳动竞赛奖重复）。另外，还有长期出差人员奖和总结先进人员和工作经验奖，以及本厂球类竞赛和田径赛奖，等等。真是名目繁多，不及细载。
这种动辄就讲钱的作法，容易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会使得工人迷失自己政治斗争的目标，这是十分危险的。现在有些工厂有一部分工人有“三不干”“四不干”等情况（即不挣钱不干，活难了不干等等），这不能说和领导上忽视政治思想工作而只注意物质奖励没有关系。
当然，我不是反对必要的物质奖励，也不是说现在的奖励制度都不合理，更不是说要一概取消物质奖励，而是说目前奖励工作中的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确很多，需要加以改进。特别重要的是在进行物质奖励的时候，不能放松政治思想工作。
物质奖励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因此改进奖励制度只能逐步进行。不应把物质奖励一下突然取消。因为这样做会遇到很大的思想阻力。只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通过群众自己讨论，才能使不合理的事情逐步做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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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讨论
不能因噎废食
我认为在企业管理人员中建立奖励制度还是需要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保证整个企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和很好改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能设想：一个企业中的生产计划的安排、原材料的采购、成品的保管和推销搞得乱七八糟，工人要啥没啥，还能够很好地完成国家计划。只看到工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直接作用，看不到或者忽视企业管理人员在完成生产任务中的间接作用，这是一种片面观点。今年有些原材料供应不足，企业（特别是地方企业）管理工作困难较大，就尤其需要发挥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作用。企业管理工作跟上了，才能够使工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任何时候都是提高职工思想觉悟搞好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但它却不能完全代替物质鼓励对生产所发生的作用。同时，也不应该把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某些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优缺点混同起来。
所以，我主张应该积极地具体地对待现有奖励工资中的问题，不要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把奖励工资停顿下来，更不能把它整掉。 孟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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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讨论
两种非生产人员不能混为一谈
企业的领导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对生产任务的完成，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国家机关、文教卫生单位的人员不创造国民收入。非生产单位的领导人员和职工群众的劳动成果，当然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作用的，但是由于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对生产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决不能把生产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非生产单位的工作人员对生产的作用混为一谈。那种认为企业领导人员得奖，所以非生产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应得奖的想法，实质上也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在作怪。对领导人员实行奖励制度，的确也带来了一些缺点。但决不能因为运用制度方面存在着缺点，就根本否认了对企业领导人员实行奖励的必要。共产党员当然不是为奖金而工作，为奖金而工作的党员，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不可以得奖。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实行的是按劳付酬，而不是按“觉悟程度付酬”。多劳多得，这根本不是一个觉悟不觉悟的问题，而是合理的应该的。
范群、赵知明、唐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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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大同七峰山麓，出现了一座新工厂——规模宏大的大同水泥厂。这是工厂的心脏——?转窑。梁毅摄（山西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