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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中党与民主党派怎样合作共事
——记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本报记者
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的总前提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应该怎样？根据尊重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方针，高等学校中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关系应该怎样？为了研究这一系列的问题，从4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级组织、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其他方面人士共同组成十人调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为时约两周的调查。在这期间，调查组成员曾经广泛地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教授们接触，听取和交换意见。调查结束后，本月6日和7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主持，召集各有关方面举行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民主同盟清华支部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高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高等教育部负责人和代表等多人。
这次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校中的党派联席会议，在讨论研究学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调整院系、教学改革、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民主党派做了一些工作，在群众中逐渐树立威信，组织也有了发展。几年来，党与非党关系有了改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主党派成员受到很大鼓舞，“民主党派要取消”的思想得到解除。而且近来，党与各民主党派正进一步向亲密合作共事的关系方面发展。
但是，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同时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非党关系过去以至现在也还有着大大小小许多问题。
五条线有三条线摆得不正
有人把学校中的五种组织系统称作“五线谱”，比做五条线。这五条线是：共产党，行政，民主党派，工会和青年团。五条线，三条摆得不妥当。党委系统在各项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管得多了些。有些党员也加粗了这根线。一位副系主任谈到：有些年青的党员，对别人尊重不够。系的决定不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就行不通。许多事情，党内研究好，交下来就做，让着重体会“领导意图”，而不是和群众一起研究。如果许多工作能多同民主党派商量讨论，就能使他们感到是自己的东西，有一种政治责任感，更有利于工作。
行政系统，从校长以下，有人形容为虚线。过去，许多事情，是由党委将决定经由党总支下达到党支部，党支部再通过系秘书（多是年青的党员），向系主任布置，形成系秘书领导系主任。有人觉得，这种工作方法是不合适的。有些问题完全可以让系的负责人先知道一步，多知道一些。
民主党派系统的情况是：从个人来看，每个成员都起着作用，但从组织作用来看，是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有人谈到，在动力系几年，黑板报上和其他方面，连民主党派的影子也看不到。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作得不够。如建筑系有年长的教师，党希望民主同盟的组织对这些年长教师做些工作，但很少和盟员研究工作。在系里和教研室里，看不出民主党派要起甚么作用。九三学社有的社员说：普通社员，没有甚么任务，感到入社和不入社差不多。因此希望大家做好小组工作，和交给一些任务。
在清华大学，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作，有人说他们是比较正常的。
不仅要参加“施工”也应当参加“设计”
问题摆出来了：五条线的位置不正。怎样摆正呢？也就是说，怎样在工作中既能贯彻党的领导，又能使行政和民主党派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的负责同志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他们引用了一位民主党派成员的话，这就是：“门户开放，权利平等，力竞公择，是存非去”。也就是另一位民主党派成员所说的“放心”和“放手”。在过去，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征求过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的，但是，民主党派成员只参加“施工”，没有参加“设计”，只参加“演出”，没有参加“排练”。这是因为还没有彻底认识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性。过去曾经有的党员认为，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已经没有问题了，民主党派的成员已都作了适当安排，却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同民主党派在工作中应该采取甚么样的共事关系。今后采取一些甚么具体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呢？这就是：一、加强党派联席会的作用。学校的重大问题，不是事先由党讨论，而是直接交由党派联席会讨论，让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各系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考虑成立系的党派联席会。学校的领导体制，今后也可以以党委领导制为基础，吸收各个方面共同参加为好。二、加强行政系统作用。学校的重大问题由校务委员会、各系的重大问题由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且贯彻执行。三、要求系秘书和做其他行政工作的党员，克服工作中简单化的作风。四、在各种工作中，向民主党派请求支援。
民主党派如何发挥组织作用？
要想把党、行政、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好，还必须解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的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关系呢？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都认为，民主党派除接受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平等的；它在学校的基本任务，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一致的，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但是，这里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民主党派的组织如何发挥它的组织作用？
有人认为必须首先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得好，才能使自己的组织在理论上和思想水平上，同共产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才会更大。比如，有些人一直存在着一种自卑感，认为共产党员在政治上都比自己强，不相信自己会起什么作用；有些人怕监督错了受批评，不敢监督；有些人习惯于事事依赖共产党的帮助，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负责的精神，甚至在甚么地方挂一个锦旗的事情，都要向党委请示。显然，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思想改造来求得解决。也有人认为，要加强组织作用，就必须加强领导的作用，希望民主党派的领导机构，能够根据学校中的中心问题，随时对自己的成员提出具体要求，还有人认为。要想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必须给党派的领导人以研究党务领导工作的时间。现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多半在教育行政、教学研究方面负着很大的责任，他们本来就很少有时间研究党务工作，而党务中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又占去了他们仅有一点可能抽出来的时间。因此，希望学校方面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是考虑减轻担任党务工作的同志的其他工作任务。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成员，今后应该更多地参加各种行政组织和群众组织，以便在更多的方面发挥作用，体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推心置腹交朋友
关于党员与非党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人提到，过去在清华大学，是不够正常的。党员不去或很少去非党同志家里，非党同志也不去或很少去党员家里。彼此都有顾虑。甚么顾虑呢？党员去非党同志家里，怕被怀疑是去检查他们的行动；而非党同志去党员家里，又怕被别人说是“拍马屁”。彼此之间，可以说只有政治联系没有感情联系。就是非党同志之间，也多是互不来往。过春节，从来不拜年。学校号召团拜，就有许多人不去，因为觉得平时少联系，过年来个大团拜，太形式了。有人谈到，有些党员作风太严肃，使人感到格格不入。
“党员来谈话，是有事才来”。有的老教授，对曾经是他的学生的党员，无话不谈，而对一般党员，就不愿深谈。因此，不少人希望，党员与非党同志，要多接触；“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交情问题”是很重要的，朋友之间要推心置腹讲知心话，要有朋友的感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亲密的合作共事。近来，这种情况已有改进。
李维汉同志的一些意见
李维汉部长在座谈会上，曾针对调查材料和大家谈话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发言。他谈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是一个很普遍的关系。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党在很早以前就提了出来。去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各民主党派都要求发挥更多的作用，清华大学这次调查中所提到的“从设计到施工、检查”的问题，就是这个愿望的表现。这是对的，应该肯定。
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还没有正确的估计。民主党派一般都同我们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他们走的道路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中起了带头作用。
民主党派，现在基本上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集团。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是很重要的，他们对于后代是老师，在现在的各项建设中，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他们应当同工人结合，工人也必须同他们结合。因此，应该重视民主党派，应该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允许争、放，解除某些压力，克服党内的宗派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掉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鸿沟。
为了贯彻这个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应该服从它的要求。机关学校中党组与行政的关系以及保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考虑的问题的。
现在谈的清华的问题，只是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一个方面的问题。校务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可以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共产党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方案，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出方案，个人也可以提出，总之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这样是不是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呢？我以为相反，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领导作用就会更充实。
单是在校务委员会作工作还是不够的，共产党还要作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接触，沟通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合作共事中的障碍。
这些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共产党员的态度问题。清华大学教职员中的共产党员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对老教授们，应该“拜老师，交朋友，开诚相见，虚心学习”。
李维汉同志最后谈到，他的意见是提出供大家参考的，不是定论。他还建议清华大学领导上和各个方面共同研究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订出些制度，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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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生气勃勃地学习和工作
朱副主席勉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年积极分子
新华社7日讯 朱德副主席今天下午出席了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他在会上教导青年积极分子们要和全国青年一道，努力做好工作，认真地钻研业务，刻苦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同时要热爱劳动，锻炼身体，要永远生气勃勃，永远谦虚谨慎，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认真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积极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事业。
朱德副主席向青年积极分子们说：“我们老共产党员抱有一个共同的心情，就是非常爱年轻的同志，对于年轻的同志寄予无限的希望。听说你们有了进步，看见你们生气勃勃地学习和工作，我们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因为，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事业的未来，有了你们这样好的青年一代，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次会议是在5月4日到7日在北京举行的。
会议表扬和奖励了中央直属机关青年中在业务工作、学习、青年团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等方面的积极分子三百三十七人。其中有十四人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埋头钻研业务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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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根据多民族地区情况分析内部矛盾
决定在全省立即开展整风运动
新华社西宁7日电 2日结束的青海省宣传工作会议，根据多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着重分析研究了青海省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次会议共开了十五天。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主持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汉、藏、回、蒙古等民族的党员和党外人士约三百人。
会议认为，青海省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几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旧时代的民族压迫已经变为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关系。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和奴役的结果，目前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在不同地区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戒备心理。同时，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的不同，牧业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要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就必须逐步实行对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畜牧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改变牧业区广大人民的贫困状态。对于畜牧业的和平改造，要根据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去进行。何时进行？如何进行？都要决定于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汉族干部决不能强迫进行。但是由于牧业区的情况复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常常是交错在一起的，有时不易分辨。因此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时间，具体地点，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草率从事。
会议指出，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当前牧业区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发挥区域自治效能，使党内外的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有权，真正当家作主。这就必须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使汉族干部明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作用，从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干部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会议还指出，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应当注意发展少数民族文艺，发掘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脱离民族特点，就是脱离了青海的实际。当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主要障碍，是有许多人以大汉族主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文艺，这一点必须加以反对。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会议要求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更多地同群众接触，更多地到合作社、工厂、商店和学校去了解生产工作和学习情况。领导人要同群众同甘共苦，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每年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
会议最后强调指出，在青海省要立即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这个学习运动也就是新的整风运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通过检查工作，弄清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主要矛盾，并且提出解决矛盾的具体办法。
为了搞好这次学习，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负责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监督和检查学习。各州、县要在最近举行两级或三级干部会议，帮助所有干部学好文件，检查研究目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做到学习和中心工作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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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开展整风运动有人顾虑重重
编者按：各级共产党的党组织正在研究和布置整风学习，在讨论中，对如何进行整风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今天发表一封党员来信，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值得注意的。希望大家来信就如何进行整风发表意见。编辑同志：
党中央发出整风指示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觉得现在提出整风确实必要。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整风呢？大家的看法却不一样。有人觉得干部的思想赶不上新形势的要求，不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了风可以提高认识水平，改变作风，改进工作。有人觉得我们工作中的偏差错误的确不少，再不整一下，实在不成。有人认为是因为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厉害了，发展下去很危险，所以要整风。还有一些同志听到整风也很高兴，但是一想到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又有些信心不足。他们觉得最近几年来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好多次运动，对领导已经提过不少意见，而且有许多意见是提了再提，可是问题仍然不得解决，这次再提是不是就一定会有效果呢？有些同志对给自己单位的领导者提意见有很大顾虑，他们感到领导者不大喜欢甚至讨厌听取下边的批评，害怕提了意见不但不顶事，日后还会给自己“小鞋”穿。有些同志觉得方针政策问题都是领导决定的，这次整风一定要好好整整领导，可是，他们对于能不能整到自己单位的最高领导同志，还感到怀疑；或者觉得虽则能整到本单位的领导者，可是有些问题还牵扯到更高一级的领导机关，这次整风能不能整到他们呢？下级对他们的意见，他们能够及时听取虚心采纳吗？据我了解，对整风感到信心不足的不但有一般干部，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一方面眼看着更高级的领导机关，怕他们不很好的检查自己听取意见；一方面又觉得下级干部只想整上级，而下级干部本身也有很多毛病，不整顿这些同志的思想作风也不能搞好工作。他们还害怕发动群众以后，群众不了解领导的困难，对领导提出过高的要求，不适当的指责，使领导者不能下台，给今后的领导工作增加困难。
总之，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同志的情况看来，大家对为什么要整风、整风究竟能不能解决本单位的主要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顾虑。这些顾虑不消除，整风运动的开展恐怕就要受到影响，我不明白，究竟要怎样作才能消除顾虑，使大家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呢？
郑松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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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思想教育 满足合理要求
重庆二十多单位负责干部座谈处理内部矛盾经验教训
据新华社重庆7日电 中共重庆市委最近召集二十多个厂矿企业和学校单位的党委负责干部，座谈各单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教训和问题。
根据座谈会上的检查，去年以来发生的少数工人闹事事件，大多数主要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许多厂矿去年以来都增加了大批新工人。但是，有些厂矿领导方面往往偏重抓生产任务，对于安排新工人的教育和膳宿问题注意得不够。例如：从广东招来的工人爱洗澡，而有的工厂缺乏洗澡设备；有的厂有上海、江苏籍工人，他们不吃辣椒也得不到照顾。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这些是生活小事，只布置下面干部去解决，也不去检查督促。有些厂矿领导方面对待工人的要求，常常不分清合理的和过高的要求，一概不予解决，有时还加以批评。这样，久而久之，工人同领导者间的隔阂愈积愈深，就把小事闹成了大事。
在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少数工人闹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放松了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同时，一旦发生了事情，领导干部也不善于冷静地从多方面教育、诱导工人正确处理问题。
座谈会上，有些单位介绍了他们认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例如重庆钢铁公司领导认真研究新徒工提出的要求，分清合理的要求和过高的要求。对于过高的要求，向徒工进行解释，因此徒工们都比较满意。重庆医学院领导干部减少自己的住宅，腾出房子让教授居住。这个学院的学生曾要求学院当局购置小提琴、摩托车等体育文娱用具。学院当局为使学生了解经费的困难，在学生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和解释。学生们满意地说，既然学院经费有限，我们暂时不要求买了。
座谈会上，也提出了今后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如何加强工会工作等问题。中共重庆市委还成立了一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小组，进一步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协助各厂矿单位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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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锡兰网球队到北京
明天同我国家队比赛
新华社7日讯 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锡兰网球队一行四人，由锡兰网球协会名誉秘书依利克·拉加波西率领，在今天下午到达北京。
这支第一个来中国的锡兰体育队伍——锡兰网球队中，包括有连获最近三届锡兰网球冠军的费迪南斯，锡兰的网球亚军品托和锡兰网球第三名波利西地。他们在来中国访问之前，曾到日本东京参加了台维斯杯东方区比赛。
锡兰网球队将在中国访问十天，在北京期间，已初步确定9日同中国国家队举行一次友谊比赛，随后锡兰网球队将去上海访问，并预定14日同上海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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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群众对整风有什么看法？他们认为整风有什么好处？请看看这位经历几个朝代的——
七十岁老人的看法
本报记者 孙祖年
一天晚上，在北京西城一个居民读报小组里，当一位小学教员读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西斜街人民陪审员井玉怀忽然站起来，严肃地说：“对！对！应该这么办。”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觉得很有意义，决定去访问他一次。5月6日下午我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来到了井玉怀的家里。井玉怀正在干杂活。他是手工劳动者出身。今年，他虽然已经近七十岁了，精神还是十分健旺，街道上群众称呼他为“勤俭老人”，“老积极分子”。
谈话一开始，井玉怀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你要知道我在读报小组里说那些话的底呀，同志，说起来话可长啦。我在北京已经住了五十三年了，不敢说自己是三朝元老，但我在这里确实是经历过好几个朝代啊！清朝，国民党政府，那时候不叫干部，叫长官，我见过，也吃过他们的苦头。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劳动人民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有为我们办事的政府，代表我们利益的人！这个愿望三十年前我就有了。那是一个夏天，我在北平新京学院做炊事员，有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姓匡的老师，要发展我入党。我说，我这个炊事员能干得了什么大事呀！结果没有参加。接着不久，有一天，突然国民党的特务化装拉洋车的车夫，要捉匡老师，我看势头不对，马上给匡老师一件油小褂，一顶破草帽，一个竹篮子，要他化装去买菜逃走。临走的时候，我故意地说，买了菜早回来，晚上等着吃呢。特务们以为是我的伙计。他逃走了，我心里是多么舒展啊！
过去真是亲如一家人
我终于盼到了1949年北京解放。那年解放大军入城，我虽然六十二岁了，心还是十分激动，因为我们的人回来啦！我高兴地参加了欢迎的行列。
不久，大批干部深入街道开展工作，人们推选我为居民小组长。那时候，群众称呼‘干部’为‘八路同志’，有不明白的人，还喊‘八路长官’，常常引起同志们大笑，笑过以后，同志们和蔼可亲地要大家随便叫‘老李’，‘老赵’。他们见到不同年龄的人，也亲热地喊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的。有空还帮助群众干活，真是像一家人一样。我还记得一个姓王的同志（现是区里的科长）负责帮助我们居民组的工作。他生活艰苦朴素，群众吃啥他吃啥，穿的也是乡下的老土布衣服、土布鞋，还拿着个小烟袋。遇事总是和我们商量办。这一阵啊，群众认识了共产党的干部真正是人民的勤务员。”
现在发生了变化
井玉怀老人停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说：“过了不几年，干部和群众亲如一家的关系有了变化。从1953年以后，我感到干部的思想作风不对头了，不说那些穿呢子衣服和皮鞋的人多了，这是小事。我看到在干部中变化最大的，是在脱离群众。比如机关干部不大热心参加街道居民会议，对打扫卫生也不积极。好吧，我还是讲几件具体事情给你听听。在我们附近的居民区里，有一个工厂的宿舍，只有三户，十一、二口人，就住了二十多间房子，还用一个看门的人，冬天还要专从包头找一个烧锅炉的人来。屋里的陈设非常阔气，带孩子出去玩也坐小汽车，平时不接近邻居的群众，群众也不敢登上他们的门，真像个公馆。群众最不满的一次，就是有一位同志到西安工作去了，很想念女儿，特地从北京把两个女孩子用飞机送到西安。一切费用都是公家开支，这是浪费国家财产，这是不合理的。有人说这三户是什么首长，我想首长也不应该太讲究了。当然，几年来，国家生产发展了，干部的衣食住行要改善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比全国老百姓的生活高的太多也是不好的。这样干部们就会光想到自己，而忘记了群众的疾苦。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街道上一个缝纫生产合作社，社主任姓陈，是共产党员，他不经社员讨论，用合作社的钱修建了一个球场。区手工业合作社办事处不下来调查一下，就主观主义地同意了他的作法。等球场修好以后，因为场地事先没有得到场主同意，现在里面种上了菜，还养了许多鸡，根本就不能打球，浪费了一千多元，社员们都有意见。上级号召勤俭办社，这合乎这个精神吗？”
应当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讲到这里，他好像怕我误解似的，紧接着向我解释说：“我说了那么多对干部不好听的话，用意是要帮助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检查自己，改正缺点，保持过去那些艰苦朴素的特色，培养成一个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我还要说清楚，现在的干部和过去旧社会的官僚们骨子里（本质的意思）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勤勤恳恳地为人民谋利益；而旧社会的官僚们却是整天在盘算着自己如何升官发财，敲诈勒索老百姓，他们根本上就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人，动不动就打骂人。但是，现在好多干部不大接近群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如果不来整风，让它发展下去，那是危险的。所以在读报小组里，我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就觉得应该这样做，这样办才能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把全国人民团结好，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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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向下看齐的人
新华社记者 康宁
共产党员丘希谦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事迹，在山东省掖县的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地传颂着。
丘希谦现在地方国营掖县育新草辫工厂任经理。早在十年以前他在本县郭梁区担任区长的时候，他那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就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当时有很多农民看他穿的吃的都跟自己一样，并且还有一手好庄稼活，就都喜欢接近他，跟他交朋友。
最近这两年，丘希谦的生活依然是那末俭朴：他床上的那条褪了色的灰粗布被子，还是实行薪金制以前公家发的，已经盖了六、七年了。床上铺的也很薄。本来他睡的是一张床，后来他发现有两个工人没有床位，就把自己的床让给了他们，自己睡在用两条破凳子支起来的门板上。至于他吃的、穿的，就更不讲究了。
厂里的职工们很疼爱他，有时给他提意见，建议他把生活改善一些。但是他总不肯理会。如果催得他急了，他只有那几句老话：我们永远不可脱离群众，生活应该向下比，不如我们的生活的人还多着呢！
在生活方面要向下看齐，是丘希谦一贯坚持的原则。去年厂里进行工资改革的时候，有很多职工都在考虑自己可能提高多少，可是丘经理考虑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他的工资级别应该由当时的十八级下调到二十三、四级，理由是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二十四级的同志差不多”，“又没有经济负担”，按十八级待遇领的钱也花不了。他这个意见没有得到批准。
其实，丘经理家里还有不少人口，他有时也回家看看，给家里留些钱。可是他也不愿给家里留下更多的钱，以免家里的生活脱离当地群众的水平。去年春天他回家时，本村农业社的干部告诉他，社里没有钱买花生种子，怕要误了播种期，他就把本来打算留给家里的钱借给了社里。
那么，丘希谦省吃俭用剩下的钱都作什么了？这是许多人在传颂丘希谦事迹时往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最近记者到这个厂里访问了解到，原来厂里的职工很少有没借过他的钱的，无论谁发生了困难，只要给他讲一声，保准可以借到。甚至有的人用了丘经理的钱自己却不知道。比如青年女工王金英前年住院花了五十多元，自己无力负担，厂里帮助她解决了一大部分，还差十五、六元，丘经理暗暗地替她垫支了，可是她一直不知道。
丘经理近几年来认购公债的总数已经达到了千元以上。可是厂里的会计告诉记者，这还只是个大体数字，因为好多年来，丘经理从来没领取过公债利息，也没有对过中签号码，究竟他买了多少，他连想都不去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