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应该让别人说完”
弗先
我从早年就自以为很聪明，而且喜欢卖弄卖弄。卖弄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别人发言时，往往听了三五句，就猜测他的下文，打断他的说话：“你不要说下去了，我知道你的全部意思了”，并且立刻表示赞同或反对。这习惯，直到1941年底，才开始有意识地改变。
1941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不知怎的，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立刻发生了一种真正是“恍然大悟”的醒悟，对自己的那个坏习惯进行了检讨。
我系统地回忆、总结了一下，发觉自己的不给别人说完话的机会的习惯，有几种后果：第一，我猜测别人说话的下文，当然也有对的，但也有猜错的，这双方的百分比虽然无法算出，重要的是确实往往猜错；第二，即使猜对了，也只是一个大体，没法知道对方下文的细节和对方思想情绪的深处；第三，即使完全猜对了，但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话说完的；我自己就是这样，要是别人打断我的说话，心里就不高兴；所以，我想到，我的打断别人的说话，一定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因此，我又发觉，过去我对于有些人的对我的反感，找不到原因，就是没有从不让人说完话这个方面去找的缘故。
毛主席的那几句话之所以在那时候照亮了我的心，在我自己方面，也是有“内因”的：第一，我已经在较复杂事情上由于卖弄这种聪明而吃过许多苦头；第二，在自己与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们的耐心倾听的态度，已经受到一些启发；特别是1938年陈云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的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简直闭目凝神，听我说话，有不清楚的地方，还不断地问；第三，那时我对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有某些领会，知道辩证法使人聪明，“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但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老实态度为基础；毛主席说的“应该让别人说完”，也就是自己听完，听清楚，听完全，听确实，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精神。
大凡真正知道了自己的病症的人，一定肯吃药，对药也有信心，病也容易好，所以，我在1942年以后，这个坏习惯，是根本改过来了，同无论什么人谈话，能做到先让他说，听他说完，在会议上，虽然不一定做记录，但无论什么人的发言，总认真倾听，一字不漏。所以，凡是别人说过的话，后来也一直记得，忘不了，别人因而错认我的记性特别好。
在我的修养中，这要算是有长进的一条，但可惜，这样的长进并不多，所以，整个说来，我还是落后的。
例如，自从我改变了自己的习惯以后，对于别人，特别对于那些领导人，大干部，不倾听别人的话，在别人讲话的中间乱插自己的不相干的闲话，而且，在别人讲了三五句话以后就作结论，这种作风，我感到不能容忍的厌恶。这不能容忍的厌恶也是我的落后之处：窄狭和偏激。
因为毛主席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曾与自己发生这样一点（虽然只有一点）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常常翻阅这文章。最近又读了一次，发现了更多的意义，我以为，这一篇演说，已经是毛主席系统地阐述“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言论，今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许多问题的基本思想，在十五年前的那次演说里，已经是提出了的。那里面就说到“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那里面就反对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民主合作：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我以为，百家争鸣（和其他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政策，已经渊源于此；而百家争鸣的态度，在这演说里也已经规定，最重要的是：“应该让别人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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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十九家争鸣记
穆旦百家争鸣固然很好，九十九家难道不行？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为什么偏多了一个？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因此，我就有点心虚，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首先是小赵发了言，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钱、孙两人接着讲话，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老李去年作过检讨，这次他又开起大炮，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怎么？这岂非人身攻击？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应该好好研究文件，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因此，他这一说开呀，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问题转到了原则性上，最恼人的有三个名词：这样一来，空气可热闹了，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还有一位是“假前进”，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这一点是人所共知！”“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主席说过不要扣帽子，因此，后一句话说得很弯曲。就这样，挨到了散会时间，我一直都没有发言，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我就站起来讲了三点：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附记读者，可别把我这篇记载来比作文学上的典型，因为，事实是，时过境迁，这已不是今日的情形。那么，又何必拿出来发表？我想编者看得很清楚：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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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路遇
杨友
姑娘刚从姥姥家回来。姥姥曾经问她：“姑娘有了婆婆家啦？”她一扭头说：“还没有哇！”姥姥说：“你们那村人还少了？要不行，姥姥这村有的是年青小伙子，姥姥给你找！”姑娘小嘴一翘，说：“我不找村里的！”
姑娘坐上了火车，从眼角打量着身旁坐着的小伙子。小伙子粗眉大眼，歪戴着一顶黑帽子，上身是蓝布制服，敞开领口，露出里面的红绒衣，下面穿着一条蓝灯芯绒裤子，脚上踩着两只半旧的黄皮鞋。姑娘正打量着，恰巧小伙子一转头，四只眼正碰上。小伙子可就搭讪了：“回家啊？”
“是啊！你打天津来？到哪儿去呀？”姑娘问得很大方。
“……到东北去。”小伙子含糊地回答。
“那好啊！你一定是工厂的人吧！我们村里也有人到那儿去。”
就这么交谈上了。姑娘说到村里这样、那样的事，小伙子听得入了迷，说：“瞧你说得那么好，我都想去看看了呢！
“那行啊！你跟我回去，我们家有空房。你们工人该到我们农村看看。”姑娘笑着说。
“那好吗？你娘又不知道。哪里行呢？”对方已经愿意了。
到了小站，两个人都下了火车。姑娘在前面走得轻飘飘的，小伙子在后面背着她的小包袱。路上她说：“没啥关系，这年头谁也不兴封建。”
瞧着女儿脸上红扑扑的，嘴角透着笑，身后边还带着一个人回来，为娘的心里就明白了一半，赶快让炕上坐。娘刚要盘问，见姑娘一个劲儿使眼色，连忙住了嘴，转身到锅沿上去捏饺子去了。
吃完了饭，姑娘带着小伙子大摇大摆地到村里去了，碰上人就说：“这是老刘，东北工厂的。”一阵风似地，村里人传遍了：“这姑娘带了女婿回来了。”
晚上，姑娘和娘说：“娘，你问个啥？你瞧瞧人家穿的、戴的，哪点不比咱村里的强。跟个庄稼人有啥出息？”
“我们闺女有眼色。”娘瞧着女儿黑黑的大眼睛说。
一住三天，老刘说：
“我到秦皇岛我姑家去瞧瞧，你也去看看吗？”姑娘一听，说：“行啊！这会儿又没啥活作，我也逛逛去。”姑娘一作主，娘也没敢说什么，匆忙把秋后做的几件新衣服都包去了。
过了些天，姑娘回来了，把小包往柜上一放，就上了炕。娘瞧着女儿高兴，问：“到他姑家啦？”
“没有，他姑搬家啦！没找着。住在小客店里了。”
“我儿，他叫个啥名字呢？到底在那儿工厂作工？”
“娘倒问住我了，我还忘了问他呢！不碍事，他过一个月发了薪就来接我去呢！”娘儿俩都笑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那位老刘还没影儿呢！姑娘天天到村头上去望着。娘急了，说：“这人不行啊，咱们找政府去吧！”
姑娘哭啦，抽抽咽咽地说：“可我去告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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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的王冠
吴视朱红的桥身在夜色中消隐把灯光当作镶边的银线它就变成了画面似的长廊那便是长江大桥的晚装横空的灯光宛似双条彩带万吨船舶的桅杆摸不到它的边缘而那映在水波中的灯影也好像要和天上的繁星争明如果不是自己手上的江山谁肯这么殷勤地打扮晚安！在星空操作的人们那都是你们从浪涛中捞取的星星看哪，朵朵灯光是从岩层生根的奇葩第一次开放在亚洲的江天云上看哪，朵朵灯光结成了茂密的花环装点着绝世无双的桥梁的王冠祝福你桥灯——这么多含笑的眼睛好似排队欢迎祖国的列车从这里平安过渡而大桥的笑容将吸引天外的友人将吸引后代子孙以奇幻的目光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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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的李守常先生
刘静君
我第一次见到李守常先生（过去我们都这样来称呼李大钊同志）是在1920年的中秋节的后几天。那时我由上海初到北京，带我去见他的是后来叛党投敌的张国焘和当汉奸的宋惟民。
守常先生那时住在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三十五号，是北房五间，我们由他的看大门兼作饭的老贾领进去。才走进院里，李先生就迎出来，让我们到西屋他的书房里去坐，屋里非常简陋，除几张随便的木板椅子以外，就是一些书。李先生对人非常亲切诚恳，才说不多话，他就要介绍我认识认识吴弱男女士。吴当时颇负盛名，是章行严的妻子，系李先生第二个女儿的干妈妈。我那时土包子劲挺大，不愿见这些名人。过一会李先生要我和他的夫人见见面，让我们暂时坐等。这时候，宋惟民告我：“你看，李先生给李太太换衣服呢。”一会儿又说：“你看，李先生替李太太扣扣子呢。”因为我们在西屋，李太太在北屋东间，隔玻璃窗正是个斜对面，所以看得很清楚。经他一说，我看见了守常先生果然替李太太扣扣子，还替她把衣服抻抻扯扯使之平正，这样打扮好了，他才陪着他那一位大他七、八岁的乡下老婆婆慢慢地走来。那时的李先生才三十二岁，按旧社会的俗谚：“男子三十一枝花，女子三十老人家”，李先生虽不是“一枝花”那一类型的男子，但他那种纯真朴厚、岸然长者的样子，使人一望而知其学养之深、道德之高。但是他感情朴厚，忠于两性道德，没有嫌弃他那位不够漂亮、年龄又大他七、八岁的老爱人。
李先生让我和吴弱男女士见面，我说我们差得太远，不必了。李先生说：“她赶不上你的思想，她还是不放弃她的贤妻良母主义，贤妻良母不是女子的人生观的究竟。”我受了旧社会的种种刺激，很早以前，就背叛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拚命争得读书的权利，看不起贤妻良母的人生观，经李先生这两句话的教导，更是坚定了我这主张。
我第二次去李先生家是一个人去的。我见过李先生以后，就觉着他可亲，愿意常常接近他。这次是在白天，看见了李先生的次女炎华，那时她只五、六岁，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大襟嘴巴下边和两只袖子，全是黑灰和鼻涕巴，看她那服装和神气，完全像个乡下孩子，但她却明明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李守常先生的女儿。李先生有着令人钦佩的朴素作风，虽是对他至爱的幼女，也保持淳朴生活。那时快吃午饭了，李先生一回家，走进屋门，连眼镜都来不及摘，就抱起孩子。他这意思，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爱孩子，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慰李师母，一个人照顾家务及孩子的辛劳，分担一些麻烦的工作。这次以后，我还去了几次，李先生总是留我吃饭的，添一个菜，也总是炒鸡子，我也从未客气过，好像异乡的亲人。如果李先生不以真诚待我，我也不会这样没个分寸。只是回想起来，自己对革命贡献太少，太对不住李先生了。
李守常先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言论和行动，在那时是非常惹人注意的。当时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说过：“共产党，我们真不能不反对，但是守常信共产主义，我们又不能反对。”
由此可见先生的人格道德的感人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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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卓人吸饮马黛茶（麻胶版） 巴西 罗·格劳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