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破浪前进
锺敬文
作者指出：陈沂、陈其通文章中的错误思想，是有代表性的；文艺家科学家要鼓起勇气，除去路上的障碍物。
去年夏天，党中央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文艺界、科学界的广大人士马上就回报以雷响的鼓掌声——真正从各人心坎发出的声音。
可是，这个明智的、适时的文化方针，并不是什么人都高举双手欢迎的。对于某些领导同志，它就不怎样适合胃口。他们心里怀疑，或者干脆不赞成，当然他们不会在公开的地方直率地说出来。他们的想头是，这种方针实行起来，对于那些文艺家、科学家是会有好处的，可是对于党有啥好处呢？（他们是这样把党和广大知识劳动者的利益截然分开的！）在工作上，还要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简单命令的作法不行了，唯我独尊的想法要改变了。在许多地方，要商量，要讲道理，要自由竞赛。这不但麻烦，简直是太困难了！老一套有什么不好？何必自讨麻烦！何必自寻苦吃！
有的领导同志忧虑更大。他们想，这样一来，就像决了黄河的堤防，那混浊奔腾的河水即刻会泛滥成灾！多年来辛苦得到的革命成果，就要这样被摧毁了！多可伤心！……
由于这类思想的存在，他们自然不会尽力去推行党中央促使文艺、科学繁荣的有效方针。他们对它采取冷淡或抹煞态度。即使群众提出诚恳的要求，他们也不妨用“不理”了之。
这种情形，不一定很普遍，可是，也不会只是个别的。我们知道，有些高等学校，在陆定一部长的报告发表后半年中，就没有作过比较认真的宣传工作，没有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去促进这个方针的及时实现。反之，在某些方面，有的负责同志倒表现了跟这个方针的精神相背的态度，不愿意群众表示意见，对于那些广大群众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作了专断的决定。
我们又知道，有些报刊的编辑人，仍然随意排斥那些不合自己成见的稿件。他们对于文章的内容和体裁等，有许多非常狭窄的框子。你的作品如果镶不进去，就算你活该倒霉了！
事例不能尽举。总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由党中央提出了，广大的知识界也表示了衷心的拥护，可是，在实行上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至少，在某些部门，它好像水里的月亮，看得见，捞不上。陈沂、陈其通诸同志文章中的那些错误思想，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那决不只是他们几位同志所专有的私产。他们的背后是有着广大“群众”的。这些“群众”里有些人的意见，比他们几位的还要激烈得多，不过没有在“人民日报”或“学习”杂志上公刊出来罢了。
正因为这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这个关系着整个国家文化生活的方针，不能不反复加以阐明，去唤起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进一步的注意。毛主席在几个重要的会议上都讲到这个问题。他思深虑远，语重心长。他不但精确地说明了这个方针的深远意义，也中肯地批评了那些“左”或右的错误意见。千千万万的文艺家、科学家，在直接或间接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都更一次深刻地感到我们国家有着一个怎样智慧高迈的首脑部！感到这个首脑部怎样在每一个时刻里注视着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动静！怎样在每一个时刻里关心着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和命运！他们都决心要进一步改造自己，以便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其中有不少人在下决心的同时，眼里还噙着感激的、欣喜的眼泪。
一两个月以来，我们也看到某些机关的领导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在那些机关里的领导同志，平常忽视群众的意见，甚至于忽视了群众的存在。但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后，特别是在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这种情形有了急遽的改变。他们倾听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即使是很细小的问题，也加以注意和处理。自然，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是一朵将要盛开的花的蓓蕾。可是，它显示了那些领导同志对于党中央政策的重视，同时也就表明了他们对于人民事业健旺的责任感。这种勇于迁善的态度是值得表扬的。
可是，遗憾的，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些情形。有些机关里的领导同志，对于毛主席一再苦口婆心的讲话，没有什么积极反应。他们自造的恐惧心理还相当坚固。据说，有的负责同志，竟承认目前“齐放、争鸣”已经达到应有程度了，今后的问题只在于怎样善后。这种对现状的估计，是跟毛主席的估计，跟我们大多数人的估计不同的。因此，当然他们在实际上决不会作出符合毛主席指示的事情来。目前，在有些地方，我们还分明可以看到那种以个人或少数人并不可靠的意见去代替广大群众意见的作法。
近日学术界、文化界的情形，如果借一句唐人诗句来形容它，也许可以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这使我想起不久之前，在讨论毛主席讲话的一次会上，某些富有见识的同志的发言。他们说，关于“齐放、争鸣”的道理，毛主席说得再好没有了。问题在于往后下面负责同志在实际工作上的贯彻！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脸色虽然是愉快的，可是多少带着一点忧郁的表情。
当然，从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看来，这个方针迟早是必然要贯彻的！我们不用怀疑这点。可是，也不能够无条件地乐观。因为像前面所提到的，不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张不感觉兴趣么？而这些同志又往往是坐在领导的交椅上的。这就难怪有些人在明朗的希望中要夹着一丝阴影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坚持这个方针的。他们也将用一切力量为文艺界、科学界创造“齐放、争鸣”的条件。而党内外无数明智的负责同志也必然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的，也是最足依赖的。
但是，要贯彻这个党的文化方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尽力。当事人的文艺家、科学家自然有他们应尽的责任。而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他们所负责任中很重要的一点。大地虽然已经回春，有时还不免来一阵阴寒或小雪。要彻底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在某些地方是还会遇到阻力的。碰到这种情况，文艺家、科学家们就必须根据党的指示，鼓起道德的勇气，不屈不挠地争取它的实现！一定要除去那些横在路上的障碍物，使真正的文艺、科学能够顺利地前进！毛主席在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谆谆勉励大家，要有仁人志士之心，为了搞好国家的事情，不应该害怕什么。他还举出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学者章太炎的英雄榜样。像毛主席别的许多发言一样，这段话也是非常富于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没有大勇，就不容易产生伟大、真实的艺术和科学——这是历史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从创作和研究本身上说是这样，从争取有利于创作、研究的条件上说，也是这样。
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尽管暂时还存在着某些跟真理敌对的力量，但是那些使真理的坚持者成为悲剧主人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时代的章太炎，无疑将是幸福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智慧的灯塔，永远照耀着我们乘风破浪前进！
第7版()
专栏：
不要害怕唯心主义
洪谦
作者认为不需要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领导，因为这样会使非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顾虑”。
自从党和政府提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之后，许多人都害怕唯心主义的“逆流”行将在学术思想界重新掀波作浪，因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这种论调在这个学术方针开始实行的时候，最为普遍，一直到今天也还有听到它的机会。我们还记得主张这种看法的同志们过去和现在还是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百家争鸣”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与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学风根本不同，这个争鸣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
这种对于“百家争鸣”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不是有需要在这个提倡“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那样过分强调地提出来呢？因为这样过分地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根本不需要；他们不了解这一点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么？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会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顾虑，就是说：党领导上一方面要我们争鸣，一方面又害怕我们毫无顾虑地争鸣；因此原想大鸣的，则变为小鸣，原想小鸣的，则变为不鸣了。
唯心主义思想虽然是一种“逆流”，但并不如人所想像的那样可怕。世界上凡是可怕的东西就是形影不明的东西，鬼怪之所以令人害怕乃是因为它无形无影，因而我们可以将一切最可怕的形象加在它的身上，所以令人愈想愈怕，如果鬼怪的原形能够毕露出来，我们大家都能见怪不怪，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害怕也是如此（何况唯心主义并不是鬼怪），如果将某种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揭露，我们也会不那样杞人忧天了。
在北京大学这一年来开设了若干关于唯心主义方面的课程。金岳霖先生主讲的罗素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金先生这门课初开讲的时候，课堂都挤得满满的。旁听的人超过选课的人，听说还有来自远地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实在是有点逼人了。
有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同志和我谈到这门课的教学情况，我说唯心主义课程这样繁荣的情况是不会久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套“细致的理论”对于一般没有这一方面的哲学基础的人，是不会一下就深入进去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一些论点从它的整个体系来说，自有它的理论上的意义（例如在罗素哲学中所谓“法国皇帝是个胖子”这个论点），但是孤立地来看则是荒唐可笑的。然而这种荒唐可笑的论点正是某个理论主要之点，因此对于初听这种课程的人如果没有高度的忍耐性是会生厌而不能坚持下去。
事实果不出我所料；这门罗素哲学课程的繁荣状态不久就成为过去了，有些人以前对于罗素哲学所抱的幻想并没有得到实现，相反的，我听到个别人说：罗素费了那些大的力量，用了那么多的数理逻辑的理论来证明法国皇帝是不是一个胖子这个命题，这是什么哲学呢？这种哲学不是“玩物丧志”又是什么呢？
我在数周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讲了二次关于马赫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同志们很久以前就要我作关于马赫的报告。我总是再三地推辞。我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于马赫过去没有好好地研究过，恐怕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思想上有些顾虑，我认为这样公开地讲马赫的哲学思想，宣传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对于当前思想界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以我事后所了解的情况来说，并没有人认为马赫的哲学思想有比唯物主义优越的地方，马赫的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多数的人都认为，通过对马赫的更多了解，对于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马赫主义哲学之点就会感到愈加正确而有力。就以我个人来说：自过去受了佛兰克教授（即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评过的佛兰克教授）的影响，对于列宁这本书的估价不是那样正确的，现在我通过准备讲演稿的过程，对于马赫的哲学思想比较了解多了一些，因而愈觉得列宁在该书内对于马赫的要素学说、思维经济原则以及唯意志论诸点，都是深中了马赫哲学的要害；愈觉得列宁这部书不仅是具有政治斗争的著作，而且是富于高度学术性的著作。
我认为我们对于唯心主义的“逆流”似乎用不着害怕；因为事实告诉我们：“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提出后这半年多时间以来，唯心主义这个“逆流”并没有动摇学术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更没有半点成为问题，这是事实。事实胜于任何的雄辩。
我也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经过“百家争鸣”可以将非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渐渐地接近，使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渐渐地增多。但是这要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开诚相见，绝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或行政命令可以达到目的。
我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害怕唯心主义的，正如我们社会主义和平阵营之不害怕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子弹导弹一样。畏惧就是表示心虚胆怯；唯物主义是无任何理由害怕唯心主义的。
总而言之：继续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将过去几年来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所窒息的学术空气挽救过来，才能为未来的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开辟道路和奠定基础。
我们应该真诚地拥护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这个“百家争鸣”的政策，坚决地响应毛主席所指出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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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做好先生必须先做好学生
清华大学副教授 李欧
作者在这里谈到了高等学校教师接触工农和自我教育的问题
毛主席最近的两次讲话，对知识分子，再一次明确了方向和任务。我的体会是：要求知识分子做一个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的小学生，要继续培养工人阶级感情，要和工农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非工人阶级思想。同时又要求知识分子，做一个人民的勤勤恳恳的好先生，通过所从事的文学、教育、科学、艺术等工作来教育人民，向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
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直接接触，得益最多。过去有不少参加过土地改革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的认为那是自己思想改造的第一堂生动的大课。前些日子，几位新回国的教授参观东北鞍钢等地，看到工人的忘我劳动以后，也谈到它增强了自己的思想动力。因此今后根据情况，组织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有些到农村工厂安家立户一个时期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有一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因此不可能大批的长期的下乡下厂。我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就要尽量利用现有环境，结合经常工作来进行。
以高等工业学校的教师为例，就可以利用生产实习和科学研究工作，多和工人接触，向工人学习。每年高等工业学校教师，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领导学生到厂矿进行实习。过去有许多教授、讲师实习回来，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许多同志都以和工人共甘苦为荣。但是据我了解，也有的同志不主动和工人接近，或时间匆促，不可能和工人深谈。在这方面，我建议生产实习中教师要主动接近工人，另外给教师一两个星期时间参观和深入工人生活，并且建议将参加生产实习的范围扩大，根据条件吸收一些基础课教师及政治课教师参加。高等工业学校有些科学研究题目是和厂矿合作的。这些研究工作，如果有条件，也可以拿到厂矿去作，和工人多商量，和工人熟悉亲密起来，彼此就可以交流感情，巩固知识分子为工农服务的观点。
高等学校的教师要做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全面关心和教育在校的学生。过去有些教师只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指导学生的业务学习，而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理解为是党、团组织和政治课教师的事。这样了解，是不够全面的；它也应该是全体教师的共同责任，因为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尤其是目前，在部分学生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譬如有些学生愿意做专家但不关心政治；过分强调理论而轻视生产实践等。教师在这些方面就要“以身作则”的来影响学生。清华大学刘仙洲副校长和张光斗教授，结合学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部分学生进行过座谈，对学生帮助就很大。更重要的是教师从教育学生工作中，也提高了自己。
在高等学校里，教师之间，还可以互为先生。通过集体活动，互受教育。譬如教师适当的参加一些校内校外的社会工作仍是必要的。目前有些教师对参加社会工作有不正确的看法。尤其是向科学进军口号提出来以后，片面理解这口号的精神，对全面工作关心不够。认为做社会工作没有出息，浪费时间，其实在今天社会大变动时期，各个阶级对待这一变动都有不同的反映，而通过作一些社会工作，研究分析并解决某些思想问题，不但教育了别人，而且教育了自己。当然，也不能因为做社会工作而严重影响教学或科学研究工作。
依我看来，今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更要主动，加紧。知识分子不但要投入目前建设的高潮中，同时也要十分警惕不要回到以前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路上去。要做人民的好先生，必须先做人民的好学生，也就必须多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实际。知识分子的春暖花开时节，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虚心热情所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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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4月22日本报“编者注”的意见
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先生来信，对本报编者4月22日在雷海宗先生发言后面所加的注表示不同意。我们现在把他的意见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 ——编者
编辑同志：
读了4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雷海宗先生的发言和编者注，我不禁有许多话要说。虽然我的理论和业务水平都很浅薄，我仍要鼓起勇气来写出我的感想，向贵报请教。
在4月21日第七版的编者按下，你们已提出对雷先生的看法不能同意，这就给我一个印象：雷先生一定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但看了22日雷先生的发言和编者注，觉得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
雷先生说：“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几句话我们要平心静气的想一下，它所指的显然不是说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发展。在关于革命问题上，列宁、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都发展了很多，“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能想到雷先生不知道吗？既然雷先生知道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仍说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我们应该想到：雷先生一定是另有所指。事实上，在简短的发言里，雷先生已说出是关于世界史方面的问题。雷先生是学历史的，在历史科学方面（特别是古代史方面）说1895年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并不是过甚其辞。雷先生提出这点来，正是要我们注意掌握资料，用丰富的资料来补充发展马恩所创始的历史科学，而不要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历史科学研究透了，用他们的原理和结论就可以代替历史科学的研究。这对于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和刻苦钻研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比起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原理和结论来套在中国历史上的作法（这种例证是很多的）无疑是更有益的诤言。28日雷先生的来信中对这点说的更清楚些，但我们从22日的发言里也可以看出。
当然，雷先生的发言，也许使人觉得1895年后历史科学的停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止发展，有
“以一概全”的毛病。这当然不是雷先生的本意，我们不应“以辞害意”。假定真是以一概全，那当然应该讨论和批评。但那决不是雷先生谈话的重点。我们应该肯定他的主要的地方。
也许我对于“编者注”的精神实质体会不够，所以我对于编者的话不能同意。应该承认，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来的学习，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已有初步认识，不会因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而受到什么坏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理解虽不深刻，但一般常识还是有的。这一来，我更不能体会编者注的意思了。所以我这些话可能全是误解，希望得到指正。
杨志玖
第7版()
专栏：
我国农业科学家的荣誉
俞大绂等当选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本报讯 我国优秀的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和小麦选种学家金善宝，在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5月4日的会议上，被选为该院的通讯院士。该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共计一百五十名。
俞大绂几年来进行了植物病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也结合生产进行了许多防治农作物病害的研究工作。目前他正在进行关于谷子的红叶病的研究，同时是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的教授。罗宗洛几年来一直进行关于植物水文生理的理论研究。这项研究对于植物的抗旱、抗涝有重要意义。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金善宝的小麦选种研究工作一直是结合实际进行的。他选出的“南大2419号”小麦优良品种，在长江流域一带已经被三千多万亩农田采用，并且普遍得到增产。目前他正在进行“中国小麦的分类”和“小麦生态类型的研究”两项工作，他还担任南京农学院院长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工作。
在这以前，我国水稻学家丁颖和真菌学家戴芳澜已经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丁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戴芳澜是中国科学院真菌研究所所长。
他们五位都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的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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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座谈“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北京医学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
本报讯 5日，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北京的二十多位各科医学专家结合医学会的实际工作讨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有几位专家提出北京医学界学术研究工作不如上海、天津等地活跃，是因为有些专家担负其他工作过多。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说，有些工作要发挥青年人的力量，或采取分工、轮流等办法解决时间问题。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也提出应多给专家时间从事学术工作。
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金宝善说，医学科学工作者应结合工人、农民的需要开展工作。过去组织过关于高血压病、糖尿病的学术座谈，他认为这些病并不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疾病。
金宝善在谈到中医问题的时候说，祖国医学遗产中肯定地有许多精华，今天我们应把它作为文化遗产来研究、学习，不能作为现代医学科学来接受，不能讲有疗效就是科学。他说，卫生部提出过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疗效在90％以上，这个定论太早了些。金宝善和中医研究院中医师黄竹斋都提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
有几位专家都提到了卫生部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胡传揆说，医学院临床教学基地——附属医院的床位少，不够用。他曾多次找卫生部要求解决，卫生部一直拖延，这就影响了学生学习质量。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分院放射科主任汪绍训说，关于放射人员的保健问题也曾提出多次意见。由中华医学会转给卫生部，卫生部却置之不理。金宝善提出医学科学专家应参加卫生部工作，这样解决问题才能细致、深入，不要只是有问题才找专家开开会。
专家们还提出中华医学会的方针任务不够明确，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学术工作上，今后应以学术活动作为中心工作，推动全国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张孝骞说，目前全国医疗工作质量很低，没有统一的医疗制度。中华医学会应设医院管理学会，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个会是由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主持的，他在讨论会结束时说，还要继续召开这类讨论会。
（安仲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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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普及工作”创刊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已经决定创办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这个刊物定名为“科学普及工作”，它的创刊号5月5日在北京出版。
这个协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万多人。他们都在不同的科学技术岗位上，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这个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协会的各项方针和任务，动员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从事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这个刊物除了经常报道有关协会工作方面的理论性文章以外，还经常报道群众对协会的要求、示范性的讲稿、形象资料、通俗科学读物等宣传资料的评介，以及国内外科学普及工作的动态等。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