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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协联席会议
通过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
新华社兰州5日电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政协甘肃省委员会2日到3日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提出的在甘肃省东北部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士一百四十二人。会议由邓宝珊省长主持。
会议在听了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蒙定军代表省委提出的以银川专区、吴忠、固原两个回族自治州和泾源回族自治县、隆德县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以后，进行了讨论。所有发言的人都同意中共中央的倡议和甘肃省委提出的方案，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方案，并将迅速呈报国务院。
这个方案是经过反复协商研究，从各方面提出的几个方案中选择得出的。按照这个方案，自治区将包括十九个县、市；人口约有一百六十多万，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以上；自治区的面积约为七万五千多平方公里。
会议认为，这个方案虽然有缺点，但比较现实易行。这个方案所包括的地区互相毗连，回族人口比较集中并在全区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这在自治区成立后在行使自治权利方面比较便利。同时，自治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条件也是很好的。
这次会议是在甘肃省党内外回、汉族人士就建立回族自治区问题进行了多次充分的协商酝酿以后召开的。在这以前，甘肃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先后邀请一千七百多位回、汉族人士进行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省委并进行过多次专门研究。4月29日，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也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就建立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解放前后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还分别解答了回、汉族人士提出的一些有关问题。
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会上发言说，全国回族人口三百五十多万，甘肃有一百一十多万，约占三分之一。甘肃省回族人口居住特点虽然和全国一样，是大分散、小集中，但银川专区、吴忠、固原两回族自治州回族人口比较集中，选择这一地区成立自治区是适宜的。他说，这一地区经过社会改革以后，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农村中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民族联合社和单一民族社。建立了一些工业企业，银川、吴忠、固原都有了一批小型厂矿。回族干部也成长起来了。这说明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有人提到既然社会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民族间已经建立了团结友爱关系，就不必再成立自治区。张仲良说，建立回族自治区不仅是体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且有利于调动甘肃省回族人民和全国回族人民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调动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积极性。这一措施将在国内造成很深刻的政治影响。
张仲良提出在自治区成立前要加强宣传工作，在宣传时要把回、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杀这一笔账划到反动统治者的身上，指明民族仇杀是反动统治挑拨离间的结果。同时要阐明我国各民族人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各族人民在发展祖国的经济、文化方面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都作了有益的贡献；指明各民族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的好处。此外，应在宣传时承认民族之间有差别性，民族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就业方式等是有差别的。承认这些差别，就能照顾这些差别，使民族团结做得更好。
邓宝珊省长最后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要求对回、汉族人民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要求所有到会的人士广泛地、积极地进行这一宣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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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肃对待作家的创作劳动
“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错误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最近召开了座谈会，讨论改进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加强编辑部门同作家之间联系的问题，并着重讨论了“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错误。
最近发现，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发表以前，是经过“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过的。除了文字润色以外，修改还涉及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小说的结尾部分，全部经过编者改写。有些修改是修改得好的；但也有些修改使原作的缺点部分更加突出。编辑部在修改前并没有同作者商量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讨论，编辑部也没有及时表示态度。座谈会的发言者都认为这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中的一个错误，并值得作为各编辑部改进工作的一个教训。
茅盾说，要办好刊物，主要依靠作家。编辑部要为作家服务，要虚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同时，编辑部也要对读者负责；而作家也应该尊重编辑。关于修改稿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人说，“一定不能改动一字一句”；有人说，“可以改”。依我看来，编辑可以改的，只能是别字和显然不通的文句，而不可以轻率修改原作的内容。他说，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牵动到原作的人物形象，而没有征求作者的同意，是不对的。
臧克家说：作家对编辑部不满意，首先在编辑对作家的创作劳动不够尊重。他举了许多实例。他说，有些年轻同志改老作家的文章，去一个“的”字，加一个“了”字，自以为合乎文法，实际上破坏了作家的风格。
严文井说，对作家劳动的不尊重，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不恰当地退稿，粗暴地删改稿件，好文章没有被强调，生硬地出题作文等等。他说，编辑部和作家是相依为命，而又互相矛盾。问题虽然涉及两方面，要妥善解决，首先应当要求编辑部。因为编辑部掌握着文章的生杀大权。
王蒙在发言中向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他的写作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表示感谢。但是他不同意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的某一些修改。他还批评有些编辑人员在组织稿件和处理稿件中，缺乏同志式的态度，有商人气，江湖气。约稿时，好话说尽；稿子一到手，态度就变了。
秦兆阳说明了小说修改的经过。他承认，经过修改以后，作者的原意，以及林震、区委书记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加重了作品的缺点。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说明了自己“在长期的改稿工作中，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严重的不尊重作家的作风，和骄傲自满情绪。”
秦兆阳建议今后对稿件实行“文责自负”。除请作者自己修改外，编者一律不作改动。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尊重作者的劳动，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萧乾说，编辑工作是一种后台工作，编辑人员是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了修改，这种工作不论做的确当与否，都是编辑分内的工作。但是编辑的修改也有超出范围的地方。
郭小川说，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它发表了很多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品，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不能以一篇文章的处理，来衡量整个刊物。但目前整个说来，文艺刊物同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正常，需要调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改得好的地方不少，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很多，但整个说来，他突出了原来作品的缺点。当社会上对小说的缺点提出批评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没有挺身而出，公开说明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一种错误。
刘白羽说，编辑部修改作品，用意是好的，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和水平。但他以为，应当从目前创作实际水平出发。经过发表、鼓励、批评帮助逐步提高。而不是靠刊物编辑大量删改的人为方法能够稳固地保持质量提高水平。还有当我们说到刊物要广泛团结作家，发表各种不同风格作家作品时，也常常逢到有人怕：一广泛团结就会降低质量，如果这样，尽管用心再好，实际却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不利于广泛团结，百花齐放的。他认为提高刊物水平的正当途径应当是，广泛团结新老作家。他认为在新的伟大变革面前，应坚决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怕暴露缺点，而一定纠正缺点，把刊物办好。
在座谈会上，北京各文艺刊物编辑部的代表葛洛（“人民文学”）、韦君宜（“文艺学习”）、戈扬（“新观察”）陈斐琴（“解放军文艺”）、陈冰夷（“译文”）、和李岳南（“北京文艺”）分别介绍了编辑工作中的甘苦和缺点以及他们所在的编辑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检查同作家的关系的情况和问题。
座谈会结束时，茅盾再一次强调说，编辑部修改稿件，一定要细心、慎重，而作家也要设身处地的多体谅编辑工作的困难。总之，要加强编辑部同作家之间的团结，需要作到“互相尊重，彼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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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分析边疆内部矛盾
批评少数党员尊重和支持上层人士不够
据新华社昆明5日电 云南省四个边疆民族自治州（区）的一百多名各民族公众领袖人物齐集昆明，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热烈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在讨论中，大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分析，并为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准备了一些提案。有人指出，边疆地区在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以后，绝大部分民族上层人士已经得到适当的安排，有些已参加自治机关或协商机关的工作，其中多数人赞成党的政策，愿意为各族人民服务。但是，目前存在的另一情况是，部分上层人士在工作岗位上感到无事可做或事情很少，有的甚至感到有职无权，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各自治州（区）都有一些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除参加会议外，多数时间住在自己家里。大家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当地党委对他们的帮助不够，以致这些上层人士缺乏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能力，在工作中不知如何着手。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党员干部对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上层人士尊重和支持不够，遇事商量不够，形成一些人有职无权。还有人认为，由于某些上层人士自己的主观努力不够，缺乏深入群众的艰苦精神，因而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充分支持，也是造成工作困难的原因之一。大家认为，今后应该一面积极同那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作斗争，一面在党的帮助下努力进行思想改造，提高办事能力，才能消除自己工作中的苦闷情绪，在今后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家还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对各自治州（区）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怒江傈僳族自治区的宗教界人士希望加强对青年干部宗教政策的教育，以消除那些有意无意地干涉了信仰自由的现象。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些代表们认为，边疆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这表现在绝大部分农业社增加了生产。但是，办社中注意民族特点不够，是当前的主要缺点之一。有少数农业社社员在显著增加收入的情况下要求退社，这一情况应该引起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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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士座谈会上提出
对少数民族干部要一视同仁
新华社贵阳4日电 中共贵州省委日前召开民族工作问题座谈会，商讨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参加座谈的有苗、布依、水、彝、侗、回等少数民族人士二十人，其中有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自治州长、文教工作者、民族语文工作者等。
会上，大家认为解放以来贵州省汉族和少数民族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现象，少数民族人民内部关系也很正常，但是在民族工作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对发展农业生产，培养干部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布依族民主人士覃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消灭。他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外地和当地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落后面貌。有许多人提出民族杂居区办合作社不宜过大，不如先办几十户的小社，然后逐渐扩大。目前民族地区农业社里普遍发生记账的人少、账目不清的情况，许多人建议有关部门大力训练会计人才。
不少人在发言中谈到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关系，感到汉族干部对他们要求不够严格。有人说：少数民族干部希望汉族干部批评帮助他们，但汉族干部很客气，因此彼此思想不能完全见面。有的提出，对少数民族干部要一视同仁，该批评就批评，不要一味迁就；少数民族也应照顾和尊重汉族干部，这才能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
会上提出了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的问题。惠水县副县长杨靖洲（苗）谈到，惠水县是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县，但是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却很少，全县卫生干部中只有一个少数民族，中学只有两个少数民族教师。毕节专署教育科长张承业反映，他们那里提拔的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不算少，但是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跟不上，以致发生职位与能力不相称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努力设法改变。
对于文教卫生工作，有的提出学校教育的发展应适当照顾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同时希望为少数民族地区多配备一些卫生干部。另外，有人建议今后除了组织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各地参观外，也可以组织汉族代表到少数民族地区参观，以加强了解和团结。
最后，中共贵州省委负责人对大家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表示欢迎，并将加以研究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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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艺术团在北京首次演出
楚图南沈雁冰接见艺术团领导人和主要演员
据新华社6日讯 泰国艺术团今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来中国以后的首次演出，受到一千多观众的鼓掌和欢呼。艺术团团长?素瓦·沃拉里洛说，中泰两国人民虽然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但是派这样阵容强大的艺术团到中国访问，在两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演出以前，隆重举行了开幕式。阳翰笙和?素瓦·沃拉里洛在开幕式上都讲了话。阳翰笙认为，泰国艺术团来中国访问是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演出休息时，接见了艺术团领导人以及主要演员。
泰国艺术家们今晚综合地向北京观众介绍了多样的泰国艺术——古典舞、民族音乐、哑剧、歌唱、武术等。泰国传统乐器——竹琴和安卡伦的演奏获得很大成功。歌后苹西·贡初西所唱的泰国歌曲以及歌王乃素贴用中文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听众要求下他们都重唱了一次。
泰国电影皇后素攀·武拉纳屏女士和舞蹈家苹克女士表演了古典宫廷舞“洛乍娜选婿”。
粗?、惊险的泰国舞剑的主要表演者、年轻的武术家乃蒙空·占他那武帕已经有十五年练武的经历。
最后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是合唱“中泰一家亲”。歌声刚起，两位泰国艺术家高举泰、中两国国旗走上舞台，这时，台上台下歌声同掌声争鸣，越来越响亮。歌声结束，观众全体起立，楚图南，沈雁冰，梅兰芳等登台同泰国艺术家们握手，中国文艺工作者们向全体泰国艺术家们献花。接着泰国艺术家用泰文和中文欢呼“友好”和“万岁”的声音响成一片。（附图片）
“蒙拉侬张”。歌后苹西·贡初西女士饰仙子，歌王乃素贴·旺甘恒饰月郎。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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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曲艺遗产，培养新的演员
夏衍深入北京曲艺团听取大家的意见
本报讯 “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身到我们团里来，这还是解放以来的头一次”。这是5月6日下午，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到北京曲艺团时，该团主要演员魏喜奎首先说的话。
北京曲艺团的主要成员从1949年以来，一直为新曲艺事业艰苦地工作，他们深入工厂，深入农村，深入部队，赴朝鲜，赴康藏，坚持为工农兵服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可是他们却没有受到文化部门应有的关心和培植。魏长林说：“最初，我们因为宣传、播音，演唱各种新节目，每个人五天只能分到两、三毛钱，我们不怕困难，一直坚持下来，为的是求进步，让曲艺也站起来为人民服务。”关学曾说：“曲艺演出原是十样杂耍，说、唱、变、练，样样都有，本来是很完整的；可是近年来，我们中间搞杂耍的一个个的被国营剧团‘抽签’抽走了，现在落得个半身不遂，不像过去那样丰富了。”这几年来，反映现代生活的曲剧渐渐拥有自己的大批观众，吴长宝认为他们需要新剧本没有人写，音乐上想求得一些必需的发展没有专家帮助。他们自己心里有的东西没有人帮助挖掘整理。魏喜奎更激动地说：“我们的新曲剧已经搞了七、八年，而现在文化部门还有人怀疑能不能存在下去。我不懂，就拿‘杨乃武与小白菜’来说，演了一百多场，有十几万观众，难道还不能说明群众的喜爱？如果这样的剧种不需要，怎样才是走群众路线呢？”她接着又说：“我们知道应该自力更生，但是也需要政府的扶植。群众现在喜爱我们，也要求我们在艺术上不断的提高；这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如果政府把某些国营剧团所浪费的钱拿来帮助我们，就够好了。现在，国营剧团尽学习不实践，我们却是尽实践不能学习。甚至生了病，连个公费医疗也没有。”
如何抢救曲艺遗产和培养后一代是目前曲艺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曹宝禄说：“我的师傅七十九岁了，如今靠在马路边上摆小摊过活。他满身本领值得我们学。”他又说：“我们北京曲艺界原有十老，现在只剩下八老，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再不从他们身上摘下些东西就完了。另外，有的老艺人因为生活没有保障，还有顾虑，不敢把自己的本领教给别人。这些都需要政府赶快设法安排。”顾荣甫也说，在曲艺方面要培养一个徒弟，没有六年立不起来。现在他们自己的生活还顾不了，怎么能养活徒弟？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夏衍说，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文化部门的领导和干部或多或少都还存在着：重公轻私、重大轻小的思想；对最为劳动人民所喜爱的曲艺工作重视不够。今后还要继续听取大家的意见，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他们的当前困难，并对保存曲艺传统、培养后一代和改善艺人生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