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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能“放”不能“收”
上海“解放日报”4月21日社论
在最近讨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得很热烈。其中有一个争论：“放”，还是“收”？我们很多同志，经过讨论，认识提高了，懂得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切合时宜的，是繁荣艺术的方法，是发展科学的方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赞成放，不赞成收。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同志仍然没有消除自己的顾虑，怕放，不敢放。有的同志甚至唯恐放了以后，毒草遍地，盖过香花，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这种意见，党内有，党外也有；不过，党内多一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判断一个问题，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相信了的别人的经验。糖是甜的，这个引不起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还是收，这里面是甜、是酸、是苦、是辣、是咸，还是五味俱全，在没有亲口尝一尝的人看来，是很难说的。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上海也并不是一点经验也没有的。我们懂得了中间的一些味道。回味一下，对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决定放还是收，对于理解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说是有好处的。
我们还是从“百花齐放”说起。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不论是戏曲界，还是各界人民，都比较熟习些。我们在各个剧场里都看到过毛泽东同志写的八个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也看过很多戏，也有过各种不同的议论。从这里，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经验。
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些情况。那时，人民革命战争刚刚胜利，它把几万万人带进了一个新天地，人民要过新生活，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文化生活也要换换样子。要看新戏，要看表现新生活的戏，打腰鼓，扭秧歌，也是这种革命风气的一种表现。我们且不说那些对民族戏曲抱虚无主义态度的人，我们只说当时一般观众，确实有这么一种喜欢新东西的风气，这自然是好事，不是坏事。革命胜利了，我们的戏剧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要求它能够鼓舞人民前进，使人民得到美好的感受和愉快的休息，这自然是应当的。但是，那时人们对于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也还没有来得及分辨清楚，因而也发生了一些过分的情况。在戏曲团体、文化机关里，有些人对待戏曲艺术，采取了粗暴的办法，盲目地否定了许多不应当否定的东西，“改革”了一些不需要“改革”、或者不能够用简单方式“改革”的东西，有的人甚至于认为某个剧种没有前途，某个剧种应当抛弃，等等。这些做法曾经造成了一些损失。党中央自然没有听从这种劝告，党是反对这种粗暴的做法的，党决定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让各个剧种在自由创造、互相竞赛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这个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但消除了许多混乱现象，而且把戏曲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把许多长期被埋没的优秀的剧种、剧目发掘出来了，并且进行了许多加工和整理，创造出一些新的剧目，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戏曲事业的发展。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央的这个政策，在认识上是不深刻的，在执行上是不放手的。有的人还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决定“扶植”什么，不“扶植”什么；有的人急于“推陈出新”，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艺术创造；有一个时期，“一棍子打死”式的戏曲批评相当流行，形成了许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清规戒律，影响了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在执行中受到了限制。
这种情况，到了1955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到了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问题就显得突出了。这时，人民群众受到革命高潮的鼓舞，他们要求更加丰富多采的生活。他们要求从舞台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多种多样的表演，当时各个剧场上演的剧目，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戏曲工作者也表示不能满足了。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时人们经常讲的是这么三个“没有”：观众没有戏看，剧团没有戏演，演员没有饭吃。当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不过，它确实尖锐地表明当时上演剧目贫乏、演员生活困难，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了。这是同我们国家的蓬蓬勃勃发展的情况很不适应的。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当时，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不满的意见，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那时也有过同现在差不多的争论：是放，还是收？显然，继续受清规戒律的束缚，也就是继续“收”，是只能阻碍戏曲艺术的发展的；观众不满，艺人不满。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就是坚决地大胆地“放”，才能够把三个“没有”变为三个“有”：有戏看，有戏演，有饭吃。并且逐步地作到好戏越来越多，“百花齐放”，戏剧繁荣。
从去年上海市第一次剧目会议决定“开放剧目”到现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效果。这就是：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发扬起来了，许多久已不演的剧目上演了，观众有戏看了，艺人的生活改善了。
不错，人们耽心过，今天仍然有人耽心：放的结果是不是弄得不见百花齐放，只见毒草丛生了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不久以前，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他们的会员，到各个剧场普遍看戏，比较多数人的意见是：牛鬼蛇神是出来了，但毒草并不那么多，只能说多了一些野草闲花，还有一些是似毒非毒的东西，一时分辨不清，还要下一番功夫，仔细看一看，研究分析一番，才能弄清楚。我们还可以从观众方面看，一年来，也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
这样看来，我们是放对了，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是甜果，并不是苦果。这里说的好处，是包括出现了一部分不好的戏在内的。因为，有了这一部分坏的或不好的戏，好戏才有了对立物，人们才可以比较，才可以选择，才可以锻炼自己的辨别力，才可以促使戏曲工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用美好的艺术作品去战胜丑恶的东西。它也促使艺术批评家忙起来，去看那些他们从来不看的戏，去分析那些似毒非毒的戏。这样，就会帮助我们发现香花，识别毒草，并在识别清楚以后，用分析批评的方法，清除毒草，把它变成肥料。
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由于我们对党的政策领会不深刻，不透彻，我们放得还是不够。这表现在，我们总还有些不放心，又放，又怕放，心里没个“底”。特别是当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不对头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有些沉不住气，有些同志手发痒，想着立刻动手，用简单的方法，把它一刀砍掉。还不了解，要百花齐放，就会出现毒草。连草也不长的地方，花也长不起来。出现一两棵毒草，并不可怕。毒草多了，观众也不答应。对待毒草，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我们应当作得好一些，把毒草变成肥料，变成防疫药物。我们应当看到，广大观众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欣赏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戏曲工作者的政治觉悟也是不断提高的。明明知道是坏戏，还一定要演、一定要看的人，并不那么多。为了清除毒草，也只有让它出来。禁止它出来，是没有用的。香花总是在和毒草竞赛中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总是在和腐朽的力量作斗争中生长起来的，美好的艺术总是在战胜丑恶东西的过程中繁荣起来的。我们越是坚决地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越是可以把社会主义的艺术繁荣起来。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凡是我们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凡是我们执行得不坚决以至违反了这个政策的时候，就吃苦头。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的了。
那么，我们就容易答复这个问题了。是放，还是收？只能放，不能收。艺术上是这样，学术上是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问题，都应当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去年一年各方面的情况回顾一下，一定可以得出同戏曲艺术的发展类似的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
只是因为我们在“放”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很多经验，还没有在各方面吃到“放”的甜头，“放”的劲头也就没有那么足。那么，就让我们试一试吧，尝一尝吧。实践是会给我们增加前进的勇气的。要学会游泳，就要下水，下了水，就知道并不那么容易淹死人。放了，也就懂得其中的乐趣，不想收了。
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在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原来就没有东西，除了奴隶的锁链以外。因此，我们就不怕放，我们就敢于在自由竞赛中发展共产主义的事业。到了今天，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已经处于指导地位，当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以后，我们更可以大胆放手地去进行竞赛。当然，有困难。远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就曾指示我们：“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当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体会不深。现在，当国内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我们就比较深刻地领会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了。我们必须用学习搞阶级斗争的那种热情和毅力，去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去学会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许许多多不懂的东西。而这也如同学习搞阶级斗争一样，是靠在实践中、在战斗中才能逐步学到一些东西的。“收”是不能锻炼群众，锻炼阶级，锻炼干部的；只有“放”，只有在放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我们才能够受到锻炼，学到处理新问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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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雷海宗先生提到的“雅典宪法”
吴恩裕
在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雷海宗先生的发言中，有这样几句话：“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虽然二十年前我读过“雅典宪法”的英译本，却没有想过雷先生所提的这个问题。看到雷先生上述发言后，由于恰好我正在重新学习“政治学说史”，所以很愿意也来谈谈这一问题。“雅典宪法”不是一本大家常见的书，下面先把它的发现、内容和意义大略介绍一下；然后再讨论它的史料上的价值。
讲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首先，严格地说，在古希腊时代，还没有近代意义的宪法。其次，也并不限于“雅典”：因为亚里士多德原来的研究是包括着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雅典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研究的进行大概是在公元前三三五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西亚姆讲学以后。由于牵涉面广，很可能有他学生们的帮助。书的写成据考当在公元前三二八和三二五年之间。这一著作，虽然后来的古代著作中有时加以征引，但在中世纪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里，却不见了。残篇“雅典宪法”的最早发现，只是距今七十七年前的事情。
1880年在埃及首先发现写在两页草纸上面的亚里士多德这一著作的抄稿。根据鉴定说这两页抄稿是公元四世纪的东西。1890年弗·吉·肯尼扬在英国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草纸中又发现了另外一部分残缺的抄稿，据考是公元一百年左右的遗物。这项残篇原文经过了几次的编定并且附有注释。1891年有弗·吉·肯尼扬的带有注解的英译本，1935年又有赫·莱克汉姆的英译本。（后一英译本最近已有力野、日知先生的中译本，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本年第二期。）
“雅典宪法”是关于雅典的政治制度的著作，其中包括着两部分：一是公元前四○三年以前雅典政治制度的历史；二是雅典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宪法。在历史纪述的部分中，略叙德拉科以前的宪法，比较详细地纪述了德拉科、梭伦等宪法，描述了民主、僭主、寡头政制的变化及实行各个政制时期的情况。在现行宪法的叙述中，谈到了雅典人民的选举权、官吏、军官、官吏的津贴、法庭及诉讼程序等等。
“雅典宪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第一部有系统地应用归纳的和比较的方法研究雅典政治制度的著作。
当然，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拥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我们也都不相信：他给雅典所推荐的所谓“温和民主”的制度和依靠中等阶层（指自由民中间阶层）的办法，能够解决雅典社会的根本问题——奴隶与奴隶主间的矛盾，自由民中贫富阶层间的矛盾。可是，他那在“雅典宪法”中就应用、到了“政治论”中就成熟了的研究某些政法现象的方法，却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
古希腊的学术虽然到纪元前五世纪中叶逐渐由自然的探讨转向社会的研究，但在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一些关于政治和法律的片段观点和意见不能算是政法科学外，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讨论国家的著作。由于柏拉图所使用的方法是抽象的、演绎的，所以他并没有奠定政法科学的基础，而是建立了一种玄想政治哲学，主张由哲学王来统治的国家。实质上，柏拉图只是表示了他主观的阶级愿望：想用“理想国”中所坚持的自由民各等级的严格“分工”制度来加强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统治，妄想这样就能够消灭城市国家的威胁——即他所谓“不统一”和“动荡不定”。反之，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则是对具体事实加以分析，是比较的，归纳的。他深入考察实际政治的演变及其进行，不但分析政制形式的特点和变化，而且也把那些特点和变化与当时的所谓“党争”，亦即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在他的分析中是具有若干“自发的”辩证法成分的。他根据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宪法的研究，在“政治论”中得出来的总结，例如对革命的经济原因、对于党派的斗争的分析等等，也是包含着一些唯物的因素的。“雅典宪法”就是他所接触到的这类事实材料的一小部分。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具体知识，亚里士多德才能在他的“政治论”一书中进一步奠定一个为后来资产阶级政法科学所依据的基础。
对于一般历史、国家与法的历史，“雅典宪法”还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上引雷海宗先生的话，恐怕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们知道，研究古希腊的一般历史和国家与法的历史，除了文学作品，特别是亚里士多芬的喜剧、辩论家和执政人的演说，碑铭中的资料之外，较有系统的著作，有齐诺芬的“斯巴达国家制度”，拍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论”（他的“理想国”中甚少这种材料），和另一题名为“拟齐诺芬的雅典政治”的著作。在这些材料里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雅典宪法”算是很重要的了。特别是在“雅典宪法”中，他引用了许多原始材料，如梭伦的诗篇，民间歌词，谚语等等；征引了希罗多德、也采用了修昔的底斯的著作；这都是历史家有用的史料。它对于从梭伦以来的雅典政治制度，阶层间的斗争，阶级的对立，政权的变化，以及一些其他历史事实，有时叙述得也很细致；这更是治国家与法的历史的人的珍贵资料。
然而，能不能说：假如恩格斯看到了“雅典宪法”，他就会把“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有些问题的“提法”改变了呢？虽然雷先生的话不够具体，但我们认为对于下述两点，却有说明的必要。
第一，倘使我们说：如果恩格斯看到了这一残篇，就会对“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某些内容有所补充，这是有理由的。例如恩格斯所提到的关于梭伦“革命”中“债务简单地被宣布为无效”的情况，恩格斯自己说“不知其详情”，在“雅典宪法”中的第六节里面，就有较详的记述。又如在“雅典国家的发生”一段中，恩格斯也表示对梭伦时代的史实“知道得很不完全”，而“雅典宪法”却有由第五节到十二节关于梭伦执政、改革的比较详细的记载。这都是可以做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叙述事实的补充材料的。
第二，可是，对于“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及雅典国家产生的基本论点和提法，“雅典宪法”中却并没有包括着足以改变或修正这种基本论点和提法的材料。那个基本论点和提法就是：在雅典，“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抗中发生的”。正因为雅典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和内部暴力干涉”，另方面，在这里“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才说这是“一般国家形成的极为典型的例子”。在“雅典宪法”所叙述到的雅典国家形成的几个重要时期，如提秀斯（在“雅典宪法”中记述提秀斯的事迹只剩几个断片，非常简略，不足多据。）、梭伦（对梭伦的事迹，“雅典宪法”讲得倒不少；但须知亚里士多德对梭伦一方面极为赞誉，如说：“梭伦双方都不讨好，……他却宁愿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另方面又替梭伦辩护，而说：“……我们必须认为攻讦梭伦之说是错误的”。由于亚里士多德对梭伦有偏好，由于他们都认为一种带有资格限制的民主制是最好的制度，所以，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叙述还必须批判地采用。）和克莱斯特纳斯的事实中，我们找不到足以改变恩格斯上述基本论点和提法的证据。这些事实恰恰只能充实恩格斯的叙述，加强他的论证。
以上，我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雷先生。最后，我还愿意多说几句话。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了要搞好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雷海宗先生提出要掌握充分的材料，要掌握最新的材料，我觉得这完全是合理的，正确的。关于雷先生发言和致人民日报编者信中的一些其他看法，可能而且已经引起争论。本文虽然限于谈“雅典宪法”一个问题，但我却认为，我们应该把雷先生其他看法所引起的争论，都认为就是“争鸣的一部分”或“一种争鸣”，不要把它认为是“争鸣”之外的事情，甚至于是阻挠“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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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界的内部矛盾需要解决
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出版界座谈会
本报上海专电 上海市二十八位出版、社会文化界人士，在2日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出版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出版界人士批评了目前出版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只此一家，别无分设”的做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家璧说：现在出版社作了专业分工，只此一家，不利于作家的“鸣”“放”，也不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作家的稿件，一家不出，就没有第二家好投。只此一家，对出版社也不利，容易养成编辑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反正得罪了作家，作家还是会找上门的。大家不用负经济责任，出版社也保险不会关门。上海可以多办几家出版社，作家可以选择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出版社之间，也可以互相竞赛、竞争，形成自己的特点。过去的“开明”、“生活”等书店，就都有自己的特点。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秦鹤?还谈到他们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分工上的矛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二年规划把所有外国文学名著都列入计划，并且网罗了所有知名的翻译家。经过协商以后，才确定北京出版世界古典文学，上海出版世界近代文学，但是优秀的还是让他们出。
组织庞大，冗员过多，也是目前出版界的一大问题。很多人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编辑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是一比四到五，非常不合理。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李小峰说：过去的北新书店编辑、出版、发行人员最少时只有十多人，每个人都精通业务，因此一年也出一百多种书，现在文化出版社却有一百六十人左右，很多人是其他部门转来的，他们不熟悉业务，还要熟悉的人去帮助，抵消了力量。秦鹤?说：过去编辑和作者直接联系，现在作者来信要经过收发、文书再转给编辑，拟稿后还要经过核稿等手续，弄得大家整天忙于事务。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尚丁说，他曾经直接复了作者一封信，人事科批评他无组织无纪律。很多人都批评人事科滥用职权，不尊重编辑部门的意见，需要的人调不到，不需要的人不断调进来。赵家璧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是由于公私合营时，把所有的人都包了下来，现在有三百多人。有许多人不适于做编辑，也由人事部门安排在编辑部。编辑部很需要有个党员干部，结果，调来的一位党员同志不起积极作用，反起消极作用。出版社要办得短小精悍。有些编辑工作，可以邀请大学教授、作家等社会人士来担任。过去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这样做过。
目前出版社编辑人员质量不高，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大家在发言中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舒新城说，要培养一个能独立工作的编辑，以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需要经过五年的努力，甚至十年，但是目前有些编辑水平很低，许多是转业来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秦鹤?并谈到出版社实际能做编辑工作的人不多，而领导上没有重视对他们的培养，政治待遇上又低，编辑很苦闷。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姜彬提出，目前党政工团的领导方法都是按照机关、工厂的一套方式，如买公债也要开会讨论意义，使编辑工作人员常常忙于开会，工作、创作、学习条件都很差。
目前出版物质量为何不高？出版工作为何存在这样多矛盾？人们认为上级领导有责任，作家也有责任，不能单责备出版部门。中华书局舒新城在首先肯定出版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之后，接着用十二个字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重视不够、了解不够、领导不强”。他说，领导上没有把出版工作看做是学术性的事业，而看成是单纯的商业，追求数字和指标；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已经七年未开。上海画片出版社编辑应野苹提出，领导上每年都要下面订全年计划，并且规定体裁、比重，事实上常常不能完成。他希望领导上不要限得太死，盲目追求数字。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胡炎谈到他们调查二十六个工厂、学校，读者都喜爱阅读古典文学，主要原因是故事性强；而反映现实的通俗文艺作品受读者欢迎的就不多，主要原因是作品公式化、概念化。他希望作家多多创作近代的通俗的文艺作品。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陈向明说，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作家多为儿童创作，许多作家订了计划都没有兑现，多不愿意为儿童写稿。
新华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方面的人士，在会上也发了言。新华书店方面认为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有些不公允，对他们的困难体谅不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会议最后说：出版界批评领导上不重视，这是对的，市委过去没有很好抓出版问题。从今天开始，可会同有关部门仔细研究一下，看看首先解决哪几个问题；有些问题比较复杂，要好好研究。他并勉励大家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总是好的，有缺点就应该纠正，如果确实不对的，你们也可以申诉。经过争鸣，大家可搞清事实，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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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和作风
丁洪范
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来，确有一部分人害怕“放”，而另有一部分人却有不敢“鸣”的顾虑。人民日报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这个重要方针，近旬以来除划出很多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外，并在天津邀请了十位教授座谈。虽然他们代表一部分意见，但却为天津知识分子所欢迎并重视的。其中雷海宗教授谈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见4月22日报）。编者按、注对这样看法不能同意，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在一部分年长知识分子中间对“百家争鸣”方针还存在着“诱敌聚歼”的顾虑的时候，雷教授大胆地谈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所应该欢迎的。至于他所谈的“停留”看法如果只限于他所提到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也应同意。可是他也谈到“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这里上下文义有些不明，就字面看来，我们是大大不能同意的。问题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着，而教条主义者却主观地把它看成死的教条不能发展的了（虽然口头上也说是发展的）。
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基本理论的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这里不拟缕述。因为马克思主义吃了伪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亏太大了，我这里倒想谈一谈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危害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说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或神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耶稣及其他教主类似地说了），而只是教条主义者把自己所编出来的“神的话”作成千古不移的教条来强制别人遵守。中世纪的旧教条主义者杀害了多少科学家，统治着整个黑暗时代。当时东西各国的教条主义确是科学的最凶恶的敌人。目前的新教条主义则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但其对科学和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实不下于中世纪的旧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与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不在他们的口头表白，而在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作风。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有正确的唯物观点和辩证的逻辑方法，也就是有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这样，科学家研究事物决不预先肯定某一种言论是对的必须拥护，另一种是错的必须压制，而是从客观的具体事实出发加以缜密的分析，然后提出充足的理由作成判断。这样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才有说服力。教条主义者不会懂得这样做，他先从经典中去找一句“微言”（神的话或儒教的“子曰”），然后主观地引伸其“大义”去曲解事实，自命是“代神立言”或“代圣立言”的护道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万一对于某一具体事实找不到“子曰”一类的微言，则皇皇然无所措手足而埋怨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斯大林生动地讽刺了教条主义者的丑态和危害。他讲述了克里米海军暴动时，革命士兵向社会民主党人请示的故事，后者找遍了马—恩经典而没能找到涉及克里米暴动的话，因此不能作出任何指示。结果这次暴动失败了。在工作作风上教条主义者一只手拿教条，一只手拿宝剑，谁不接受他的教条，就给谁一剑。其最常见的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段扣上一个大帽子压制意见异己的同志，使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种打击。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凡求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一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无不诚心拥护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不畏惧“争鸣”。可是在规划“百家争鸣”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时却不能预先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或标准。如果这样先肯定一家之言然后进行研究或讨论，这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由此也必然会产生教条主义的武断作风。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告诉我们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不是某家之言。教条主义者口里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其实偷偷地是以他自己所杜撰的教条为指导思想，自古教条主义者的行径都是如此。教条主义者之所以凶狠，就是因为他以这种手法来冒名正统，可以倚官托势，便宜行事。这一点若不揭穿，就会给教条主义者留个后门，那对科学的发展是很危险的。凡确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拥护用正规的科学方法展开研究和争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真理，使人信服。毕竟真理只有一个，争来争去自然而然会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只有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无信心的教条主义者才害怕“放”而坚持预先加以肯定。因此为了更好地展开“争鸣”和科学研究工作，那些善良的领导同志中再三坚持“百家争鸣”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者（例如座谈中一位领导同志曾屡次发表这样的谈话）对于这个问题还可加以慎重的考虑。
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对于教条主义还有“谈虎色变”的景象。为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在十一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对于这个阻碍“争鸣”反科学的怪物实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