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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用群众力量预防疾病
预防为主，是社会主义保健事业的基本方针；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个方针才能得到贯彻。
我国卫生工作遵循着预防为主的方针，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几种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如霍乱、天花、人间鼠疫基本上已经消灭了，或者被控制住了，其他传染病发病率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近来各地对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也积极进行了防治；对某些地方病、厂矿企业的职业病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卫生部门总结了一条经验：全面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必须把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但是，目前在我国卫生事业中，对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教育和组织群众开展卫生预防工作，还做得不普遍、不及时。去年冬天，各地流行麻疹，个别地区发生猩红热；今年开春以来，不少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有的地区还发生脑脊髓膜炎，这都是预防工作做得不够好的结果。
当然，在现在的条件下，由于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提供更有效的办法，来把这些疾病完全加以制止和消灭。但是，在人民生活已有改善，人民卫生事业已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只要我们认真努力从各个方面贯彻预防为主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有效地控制某些疾病，减少它的传布和流行，并且大大地降低发病率，是完全可能的。如1956年全国各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后，许多城市的各种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南京市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比1955年下降了37.67％，福州市疟疾发病率比1956年下降了60％，伤寒发病率下降了67％。又，天津重型机器厂，有一次发生流行性感冒，在十多天里，就有一百三十多个职工患病；邻近的毛纺织厂在同一时期内，及时地采取了预防措施，发现病人即时隔离，并向职工进行了预防知识的宣传，流行性感冒就没有在那里流行起来。这说明发动群众做好预防工作，是预防疾病的根本办法。
预防疾病，同疾病作斗争，是经常的、艰巨的、复杂的工作。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卫生习惯和卫生科学知识落后的现象还很普遍，要搞好预防疾病的工作，卫生部门就不能满足于一般化的号召和宣传，而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极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这就要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采取适当形式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给以经常的卫生教育，使他们成为经常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力量，深入到群众生活和生产的各个角落，进行切合实际的卫生宣传和组织工作，经常地推动群众学习卫生知识，参加卫生活动，逐渐改变不卫生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办法，将治疗和预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卫生防疫机构必须加强对疾病的调查研究，在整个卫生医疗网中发挥卫生防疫的技术指导作用。要达到这些目的，关键问题在于卫生部门要加强对卫生防疫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
几年来，我国的红十字会在许多城市发展会员，建立基层组织和训练红十字卫生员，建立卫生站，对于团结卫生积极分子和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协助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卫生宣传、防疫、急救和指导环境卫生、家庭护理等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经验证明，它是把卫生工作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它可以作为卫生部门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助手。卫生部门应当重视这一群众性的组织并充分运用他们的力量。为了扩大卫生预防工作的群众队伍，红十字会今后应该有步骤地把卫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为会员，给以经常的卫生知识和互助友爱、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育，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担负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更多地更好地协助卫生医疗机构，深入开展卫生宣传，进行除害灭病、疫情报告、家庭护理和意外伤害的急救等等活动。
为了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同疾病作斗争的力量，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应该经常注意和检查本地区的卫生工作。各级卫生部门应该对卫生防疫、医疗预防机构和群众卫生组织的工作，进行恰当的安排，密切它们之间的工作联系，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各人民团体应该经常教育自己的成员讲究卫生。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应该人人动手，做好卫生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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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个劳动日
——记河北省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本报记者 金凤
5月4日下午，保定市郊区南大园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牲口棚里走进来了一个身穿褪色海昌蓝布制服、头发花白的干部。正在牲口棚里扫除灰尘的七十五岁的老饲养员赵云生，还没有来得及问话，这位干部就亲切地握住了他的手说：“你喂养的牲口很好！今天特地来向你学习经验。”接着，就详细地问他有多大年纪，喂养几头牲口，每头每天吃多少草料。还问他劳动一天累不累。老饲养员见这位干部态度和蔼可亲，不知不觉地就像对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拉起家常来了。等他说完话送出这位干部，旁边有人告诉他：刚才跟你说话的，就是咱河北省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他今天来咱合作社生产来了。老饲养员不觉“啊”了一声，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这天下午，一百来辆自行车直奔南大园蔬菜生产合作社。这里有中共河北省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省委各部的正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正副司令员……他们来到合作社直接参加生产。
现在，林铁同志正蹲在菜园地里，用心地一把把地拔着和捆着绿油油的油菜。在他旁边劳动着的是河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孟庆山、第四副司令员邹国厚，那边是韩觉民副部长他们在抬大粪，翟向东副部长他们在栽西红柿秧苗。再过去，还有些同志在拉水车。林铁同志一边干活，一边和在他身旁一起劳动的合作社主任郭顺兴拉开话来了：“像这样的油菜，多少钱一斤？”郭顺兴说：“连工带粪，得合六分钱一斤。”“到市场上可以卖多少钱一斤？”“前些天是一毛三，现在只卖到三分一斤。”郭顺兴叹了一口气。林铁同志关心地问：“那不是要赔本么？”郭顺兴说：“可不是。社员们这几天对保定市蔬菜公司的意见可大啦。”“为什么？”郭顺兴说：“本来我们社的菜不光供给保定市，还要向北京、天津运输。可是这几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保定市蔬菜公司忽然不准我们向北京、天津运输了。就这样，在保定销不了，又不能老让它长在地里，不得不赔本卖啦。”
林铁同志拿起一大捆绿油油的油菜说：“告诉社员们放心。我们回去一定把这个事问清楚，及时帮助你们解决这个困难。不过，你们过去卖一毛三一斤，也有些太贵了。”
蹲在林铁同志旁边剪油菜根的第一副司令员孟庆山将军拿着剪好的一棵油菜说：“是的。一定要帮助你们解决这个困难。种一棵油菜不容易，决不能把劳动赔进去。”
他们亲切而负责的谈话，使周围的男女社员们都高兴地哈哈笑起来。
同一时间，城西北面的曙光合作社菜园里，也比往常增加了三十多个穿干部服的人。他们和社员一起，有的站在畦边拔草，有的往畦里栽菜。菜园的上空，时常荡漾着亲切的谈笑。
“要保证质量！”一个带眼镜的人一面认真地在密得像绒毯般的茴香地里拔着野草，一面向大家招呼。这是河北省委秘书长尹哲。在他的对面，正在拔草的一个干部打扮的人和一个农民装束的人却在亲切地谈着什么，似乎没有听见。旁边六十三岁的翟老太太搭了腔：“这还用说，同志们是不会让野草溜过去的。”那两个人的谈话仍在继续着。从去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谈到今年的生产计划。那个农民打扮的人对这一切比什么都熟悉：“去年每个劳动日是一元一毛，今年计划一元八毛五。可是根据队里自己认的包产计划搞出来的小麦预分方案，每个劳动日就已经达到一元三毛五。”“你们怎么作到这样的呢？”“说起来还不是发扬了民主。”
我知道那个穿干部服的人是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马国瑞同志，和他谈话的是曙光社的社长吴暄。
吴暄说着他从1954年以来办社的经历和体验，同时也很客观地提出了对领导上的批评：“去年推广玉米密植，上级忘了因地制宜，也没有很好地同社员商量，结果造成减产。今年我们事事请社员出主意，他们把单位产量的计划提得比市委的要求还高一百多斤。今年的麦地由于社员们的细心经营，长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
“你们现在作得很好。要照这样干下去。以后看到领导上有官僚主义，要及时提出批评，不要胆小，或者不好意思，免得群众受损失。”
在城东关的三三烟厂里，也增加了五十来个包装工和搬运工。这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和省工会主席杜存训、省委工业部的副部长们带来的干部。这些人以往也曾到过车间，也曾和工人们拉过家常；但今天他们和工人一起来劳动，工人们对他们更显得亲切：“同志们该歇一歇啦，这事你们没有干惯，不休息一下就会累着的。”快下班的时候，张承先同志打算到各个车间去看看所有的工人；但工人们都愿意来看他。最后还是大家一同到俱乐部照了像。（附图片）
林铁同志一边劳动一边和农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盛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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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参加体力劳动
本报讯 农垦部张林池副部长在北京国营双桥农场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大大鼓舞了农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4月30日上午，张林池副部长扛起大锄，下地和工人们一起中耕洋白菜。在他的带动影响下，生病刚好不久的苏冰场长和学生出身的从来没有拿过锄头的景良副场长，也都扛起了锄头；生产队长们更是不甘落后，纷纷下地和工人们一块干活。许多工人看到干部扛起了锄头，特别是看到张副部长和自己一起劳动，都十分感动。他们说：张副部长那么忙，还下地参加劳动。咱们更应该好好干啊！还有的说：干部都扛起了锄头，搞好咱场的生产可有把握了。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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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建筑工人一起装筐抬土
天津党政负责干部参加建筑工地劳动
据新华社天津4日电 新华社记者方凌报道：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黄火青和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天津市的副市长等五十多个党政负责干部，今天到天津大学建筑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参加了为大学生建筑宿舍大楼的劳动。这是他们进入城市八年多以来第一次参加体力劳动。据市委负责人说，今后他们将建立起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最近他们还准备到商店、公共食堂去帮助售货员和服务员工作。通过各种义务劳动，密切和群众的联系，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黄火青刚一来到灰土工程队，就担任了装筐的任务。年青的抬土工张家信看他力气不小，动作很快，决定自己一口气抬两个筐让他来装，黄火青把每一筐都装得满满地而且压了又压，从不影响他们川流不息地抬运工作。张家信惊异地说：“这位老同志可真行啊！”黄火青立即问道：“谁说我老了！咱们比比看！”于是一场竞赛又使他们更加活跃起来。
工地另一头，灰土小组长周文泉正在教市委书记、副市长李耕涛掌握装筐技术；另一位副市长宋景毅头上包着毛巾，在一旁拌灰；雇工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市委政法部部长李权超，干得特别起劲，他干完了自己的活又紧接着帮助别人干活。有人告诉记者说，李权超当年在延安时，是个开荒能手，每年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这次大家照顾他年纪大身体弱，曾几次劝他不要来，但是他坚持参加体力劳动。他说：“这几年坐办公室都把劳动的劲坐掉了，越坐越觉得自己进步慢。这下参加体力劳动，可算又得到一个进步机会。”
工人们见到这些负责干部的热情劳动的情景十分激动。工人们为了照顾这些负责干部的安全，不让他们抬着沉重的土筐下到基坑里；在通往基坑的跳板组成临时接力队抢着接运土筐；在休息的时候，工人们热情地送来大碗白开水，并和他们谈家常。整个工地呈现出一片亲切的气氛。灰土小组组长周文泉说：“和市长们一起劳动，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对我们鼓舞太大了！今天我的劳动效率至少可以增加三倍。”
当夕阳西下，这些领导干部即将离开工地时，工人们自动聚集起来欢送他们，并且高呼口号，保证超额完成任务！黄火青代表大家向工人告别时说：“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咱们都是劳动起家，不能忘本。”这时候，工人们激动地鼓起掌来，并争着和黄火青握手告别。（附图片）
黄火青同志（中间）在铲土。
新华社记者 田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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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电谢中央贺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新华社呼和浩特4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3日分别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出致敬电，感谢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祝贺。
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电报里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年来，蒙古民族实现了统一的区域自治，结束了三百年来的被分割状态，完成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面貌和蒙古民族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的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这一切成就，都是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正确、英明领导的结果。今后，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更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和自治区而奋斗。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3日还分别打了电报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省、自治区等有关单位，感谢它们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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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负责干部参加抗旱队伍
新华社西宁3日电 今日上午，中共青海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高峰，书记陈思恭、张国声，青海省副省长孙君一、薛克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首长高朗亭、孙光、锺生镒和某师师长、政治委员等党员负责干部和干部、战士共四百多人，前往西宁市东郊小峡乡参加农民的生产抗旱队伍，帮助他们挖修渠道。
这条渠道的渠身在半山腰中，山势相当陡，挖出的土又很多，爬上去要费很大力气。但是，这些领导干部们和其他干部、战士一道爬了上去，劳动了五个小时。
这些领导干部们一面愉快地劳动，一面谈论着1939年到1942年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时的生动情景，还互相挑战和取笑。
省委书记们在对记者谈话时说：我们今后一定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领导干部抽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订成制度并坚持下去。部队首长们也表示，要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除自己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外，还要发动全体官兵从事种菜等生产活动和在农忙时节帮助群众生产，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
下午，全体党政军负责干部组成三个小组，分别和工地上的农民和乡干部进行了亲密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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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订出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制度
每人每年要参加四次劳动
据新华社保定4日电 河北省保定市义务劳动委员会3日下午召集驻保定市党政机关、部队和团体的有关人员举行会议，根据最近制订的本年度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的计划，具体分配任务给各单位，并订出了义务劳动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各单位的干部（包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内）除去年老、有病、出差等人员外，平均每人全年参加四次义务劳动，每人每次劳动四小时。根据这个规定，今年将有三万多人（占这些单位总人数半数左右）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的内容是帮助郊区农业社做备耕、春播、麦收、秋收等多种农活，和参加修路、筑堤、整理沟道等市政建设工程。
从2月份起，驻保定市各机关团体干部已有二万多人次先后到市郊各农业社参加义务劳动，和社员们一起积肥送粪、管理麦田、播种庄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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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希望科学院用走群众路线的方法
解决科学院同各方面的矛盾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讨论科学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座谈会，3日继续举行了一整天。应邀出席的有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科学家近五十人。二十位科学家发了言，他们除继续揭发科学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以外，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特别强调走群众路线是最好的办法。
物理学家周培源首先提出，科学院的方针任务是不明确的。科学院应该是全国科学研究的司令部，指挥科学大军作战的，学部也应该是那一部门的司令部，但是现在院内的工作做得多，院外的工作做得少。力学家钱伟长也认为，“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但是现在没有做到。科学院的人们有这样一种思想：“还是先搞我们的吧！”为什么？他说根源在于不依靠群众。“人心向院”，也正说明人们需要科学院的领导，高等学校、产业部门都有希望于科学院，但是都失望。目前存在的问题，只要依靠群众是可以解决的。
许多科学家认为，目前科学院的领导方法应该改变，应该广泛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冶金学家陈家镛说，科学院对集中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的研究所的领导，形成“远距离操纵”，以致各所都各自为政，可以共用的图书、设备等等，都各搞一套，浪费很大。
声学家马大猷提出，新成立的电子学、计算技术等四个研究所业务上是互有关系的，但彼此不通气，不仅工作上有损失，也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院里应该考虑这问题。化学家王葆仁说：“学部不要成为学部委员的学部”，“学部委员不要成为自高自大的先生”。他建议学部处理事情要同各有关方面商量，学部委员可以仿照人民代表的办法，定期访问各地科学家，听取意见。冶金学家叶渚沛指出，我们的研究机构组织得很好，可是没有研究。这是很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科学机构的政治领导人更多地信任科学家，放手让科学家们工作。物理学家洪朝生认为，现在研究所里思想教育由党、团做，同业务的领导分开的办法很不好。业务是离不开思想的。对领导业务的导师可以有更高的要求，让他们参加思想教育工作。这样可以有助于思想教育，而且老科学家们也是乐意的。化学家袁翰青特别提到，应该改变一些老科学家不做研究工作的情况。他说，院长、副院长，二百三十二位学部委员，都不应该“脱产”，每人至少要有一个研究题目，这样才能推进科学，也有利于对科学的领导。
不少科学家谈到，科学院同高等学校的关系“紧张”，同产业部门的关系也不好。马大猷认为，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之间，而在于领导上的互相不接头、不了解情况，许多问题的处理缺乏协商。女力学家李敏华说，科学院同高等学校间的矛盾，有时也许只是一种“传说”，如力学研究所同北京大学的力学系就合作得很好。她认为，只要科学院同高等学校见面谈谈，矛盾就可能解决的。几年来科学院派的一些留学生，有的专业水平太低，有的外国文水平太低，有的有思想问题，等等。为什么？傅鹰和黄子卿两位化学家都说，就因为没有同有关学科的专家商量，或者不接受有关专家的意见，仅由行政“内定”了事。结果是不能达到培养的目的，同时造成国家的浪费。数学家王寿仁也有同感。王寿仁还谈到，即如请外国专家的事也要走群众路线，同有关学科的中国专家商量，否则就会出问题。有一次请来一位专攻概率论的苏联数学家，数学所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而恰恰中国没有这一门的人，结果就没法发挥专家的作用。
“科学院的一些工作操之过急”。这是许多科学家一致的意见。傅鹰认为，对某些“科学家”的培养就操之过急，以致有的“科学家”的名气使人感到是科学院硬捧的，不是科学界公认的。听说快要实行“院士制”，如果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实行，但“院士”可千万不能由政府指定，否则“院士”要成了“怨士”。“科学界也要有行市”，要公认的“院士”，才能享受到院士的荣誉，也才能起到院士的作用。袁翰青提到，“科学奖金”也是给科学家们的一种荣誉，可是不久以前的这一次“科学奖金”似乎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不少科学家都反对，都感到行之过早。有的得了奖也反对、不愿意接受。现在科学家们感到迫切需要的是工作条件的创立。所以他建议设立“科学基金”，给院外的一些需要帮助的科学家以切实的“雪中送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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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艺人座谈百花齐放方针
培养第二代 挖掘传统曲目 鼓励曲艺创作
本报讯 中国曲艺研究会，5月4日上午召开座谈会，讨论在曲艺工作中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到会的有北京市曲艺艺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共四十多人。
会上艺人们踊跃发言，指出目前曲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批评了某些领导部门不重视曲艺工作。
大家认为曲艺是百花中的一朵小花，要使它繁荣发展，培养第二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带徒弟有一些困难，领导方面对这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很不够。著名山东快书演唱者高元钧建议设立曲艺学校或曲艺训练班，来培养新的曲艺演员。
其次，大家认为要使曲艺之花开得茂盛，应当重视传统曲目的挖掘和整理工作。西河大鼓演唱者蔡连贵说：“现在唱的西河大鼓只是一个调，过去一些老前辈唱的就不是这样。现在唱西河调的老艺人在北京的已不多了，如不抢救，就要失传。老前辈自己也很着急。”北京市曲艺三团高凤山说：“过去北京市曲艺界有十老，现在还剩八老，小的六十多岁，大的八九十岁，他们肚子里有很多东西，假若不及时挖掘、整理，损失就大了。”好几个艺人都希望中央文化部门能举行一次全国曲艺会演，这样能挖出不少好东西，挖掘曲目的工作单靠个人去作是不够的。他们说，各种剧都有会演，就是曲艺没有举行过一次全国会演，希望领导考虑这个问题。
关于挖角问题，大家也提了不少意见。曲艺团顾荣甫说：“国营剧团和广播电台等，往往以‘公费医疗’和‘保证入党’等条件来拉演员，这是不好的。”高凤山说：“挖角等于把花蒂蒂摘了，要挖，就全盆挖去好了，否则花还是开不好。老艺人对别人挖角感到很难过，他们说带徒弟几年不容易，我们以后老了依靠谁呢？希望领导上对曲艺多上粪、浇水，使花开得好，不要摘花蒂。”
对曲艺创作问题，大家也提了不少意见。认为领导过去对曲艺创作的鼓励和支持不够，评书艺人段兴云说，他们曾花了一年多时间写出八段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书，约四万多字，交给领导部门后，就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打击了大家的写作情绪。希望领导以后对创作多支持多鼓励。高元钧希望作家们今后能多写一些曲艺演唱作品。曲艺三团张善增对目前相声节目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不满。他说，相声节目虽然很多，但能挑出来作为经常演出的却很少。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一些相声，从形式到内容差不多全都一样，题材不广泛，内容不新鲜，形式单调，其实，相声的样式是很多的，相声老前辈曾有“十样相声”“八样相声”的说法，现在似乎就成了“一样”了。他希望曲艺研究会多向群众介绍一些各式各样的相声。
有的艺人在发言中，希望政府注意改善艺人的演唱环境，使曲艺艺术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并对北京市文化局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轻视曲艺艺人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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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文化部的党组会上
刘甲
解决问题的关键
怎样认识整风对我们工作的意义？4日上午举行的中共文化部党组和中共文化部党委联席会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说：在文化部门的工作中，集中地反映了人民对文化的要求同文化部门对文化供应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组织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来为工农兵服务。文化部门的各个环节上，有许多矛盾。主观方面的错误，使这些矛盾尖锐起来。长久以来文化部的领导上设法找寻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而不可得，以致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各方面的意见满多，领导上也很苦闷。现在，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帮助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克服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部的领导人员必须先走一步
这次整风，是部的领导干部先走一步呢，还是上下齐头并进呢？这是会上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大家认为：部的领导干部整得好坏，是整风成败的关键。因此必须保证领导干部整好。谈到怎样具体安排，有人主张分成两批进行，领导干部先进行，然后一般干部和事业企业单位再进行。有人说这样不行：有些单位，群众积极要求开始整风，有些单位的一些突出问题急需解决，不容许把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以及部的所属单位截然分开，应该一齐开始，但可以提出不同的要求。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部的领导干部必须抢先一步。这要靠领导干部的高度自觉，在开始时，每周最好进行四次整风学习。同时，工作要适当安排一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其他可暂时放一下。另外，要发挥下层领导的积极性，它们能挡住的就挡一下。
要不要分阶段
在讨论整风步骤的时候，开始有人主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精读文件（用一个月时间）；第二阶段检查工作，检查思想、作风，解决问题（用二个月时间）；第三阶段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用一个月）。一经讨论，便发现这并不切合实际。文件既不能关起门来读那样久，总结也不能作得那样快。特别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整了自己，又去领导整风；在领导整风的过程中，又听到了别人的意见，作进一步的反省，直到整风结束，都应当看作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整顿自己的思想作风的过程。在这当中，许多实际问题是要加以解决的。总之，从头到尾都应当贯彻这种精神：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听、边整、边改。
应该抓紧的和应该放松的
要作到整风、工作两不误，必须抓住主要工作，减少一些可以减少的工作。但是哪些应该减少，哪些不能减少呢？会上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主要的业务，与群众直接有关的业务不能减少。比如关于各剧院、剧团的巡回演出就不应减少或停止，否则，就会越加加深原有的矛盾。而一些行政工作可以适当减少。有的会可以不开，可以缓开，有的报表可以不发，可以少发。具体的项目由各局、司和各事业企业单位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