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五一节天安门之夜
郭沫若天安门下人群如海，天安门上胜友如云。来自四十几国的嘉宾一个个都在谈笑风生。你看呵，孔雀在开屏，一群蝴蝶在闹着星星。五彩的探照灯的光在半空中织成了云锦。有人说：那牛郎和织女在天河边上会大吃一惊，感觉到他们天上的农业也应该合作化才行。有人说：月宫里的嫦娥一定感受到无边的憧憬，想到这儿来扭一扭秧歌，和年青的同志们结队成群。有人说：南极老人的寿星在天边也弄得坐立不定，正准备一剪子剪下胡子，来到天安门欢度青春。也有人说：花旗国的明星，那些冷战政策的执行人，到这儿会发出浑身冷战，把他们战争的狂梦抖醒。来自四十几国的嘉宾一个个都在谈笑风生。欣赏着火药的和平利用，使人们欢乐着直到天明。
1957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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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了书就不能耕田吗？
谢兴尧
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间谈到有不少的学生还存在着错误思想，对于下乡种地，在情绪上有抵触。他们不愿作体力劳动者，尤其不愿作农民，认为作了农民是“丢人”，“没出息”等等。总而言之是看不起农民，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这说明我们平日所进行的劳动教育还很差，青年人对于劳动，还没有正确的认识。
我认为这种轻视农民、不愿下乡种地的思想，并不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思想。因为中国社会向来是不轻视农民的；向来是把农民当作忠厚朴实的象征的；向来是把农业生产看作是国之根本的；所以把农业称为“本业”。至于封建时代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是指科举时代而言，读了书便有机会作官，可以转变为统治阶级。在社会阶层中，它（士）算是第一位、农是第二位、工商是第三第四，叫作“四民”。
两千年来，在社会风俗、习惯和语言中，都反映了重视农民的思想。从前一般人把“耕读传家”作为善良人士的标准，把“男耕女织”看成是劳动家庭的典范，称赞某一个人知道艰难困苦，常常说他“来自田间”。因为我们长远以来是以农立国，除了极少数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以外，绝大多数人都需要种地耕田、辛勤劳动。汉朝的选举科目，有“孝弟力田”一项，汉文帝还特别下诏鼓励说：“力田为生之本”。本来，在当时务农才是生活的基础，所以有些人虽然作了官，到他告老辞职的时候，还说是“归耕”；军人离开了军队，则称为“解甲归田”；一些知识分子没有爬上去得到一官半职，作了文字生涯的人，则说是“笔耕”，把他的生产工具墨盘，叫作“砚田”，意思就是声明他以脑力劳动代替他应该做的农业生产。
在中国历史上，又最鄙视不事农业生产的人，被称为圣人、最高的高级知识分子孔老夫子，便被讽刺过。当他带着一群弟子到处去找官做的时候，子路落在后面没有赶上，跑去问一个锄地的老丈：你看见我的老师没有？老丈说：你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谁是你的老师？这个老丈对于没有下地劳动的孔子师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另一方面，是以参加农业劳动为光荣的事情。诸葛亮是大家所知道的，在他的“出师表”中，说他自己本是一个布衣平民，“躬耕于南阳”，并且打算在乡下的茅庐中过一辈子。他“高卧隆中”，成天捂着脑袋睡大觉，是不是亲自下地劳动，我们无从证明。但是他特别提出这一点来，表示他是农民队伍中的一分子，在他的意识中，至少可以说：他认为“躬耕”是他生活上的光荣。
还有颜元（习斋）和李塨（恕谷），是清朝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和爱国的教育家，后来称为颜李学派。但他们都亲自下地生产，这正是他们的伟大处。颜元在二十岁以后，亲身“耕田灌园，劳苦淬砺”，生活十分艰苦；李塨自二十二岁起，以“力田不足养亲”，又“习医卖药”。他们一方面耕田，一方面讲学，在历史记载中，这种人物还不少。
这些，都说明了在我们历史传统上，是以参加农业生产为光荣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新社会与过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热爱劳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不是单纯为解决不能升学的毕业生的问题。至于说“没有前途”，我们知道参加农业生产，就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有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的荣誉和他的劳动贡献是分不开的，谁的劳动好，社会就给谁荣誉。青年人应该继承我们历史上重视农业劳动的优秀传统，同时争取作一个农场上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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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收音员
丁芒
张润林从部队复员回来，就当了乡里的收音员。他每天晚上把收音机背到各居民区去。开始时，总得三请四邀，才能集合十几个听众；后来，他想出了种种办法，每天把报纸上登载的广播节目抄下来，交给各生产队记工员，让他们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念一念。不久，听收音机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甚至等不得收音员吃完晚饭就来催了。
这个说：“润林，今晚给讲讲玉米密植吧！”那个说：“不，还是讲勤俭办社好。”供销社主任要他收听节约资金的经验，小伙子们却要他收听兵役法讲话。连老汉、老婆子、姑娘媳妇也都常来找他，有的要听山西梆子，有的要听唱歌……
这时候，润林嫂总是噘起嘴，饭碗碰得叮当响，低声嘟囔。假如天奎老汉在场，她就向他一个人发作一下：“你做做好事，让润林安安神神吃一顿饱饭吧！”
这时候，润林总是笑着抢嘴说：“吃饱了，早就吃饱了。”
现在，有件事却使张润林发愁。每当按照规定时间收听完毕，而天奎老汉或者旁人用手按住收音机，要求说：“再给讲一段农业技术吧！”“给我们唱个歌吧！”润林总是红着脸，不得不像小学生背书一样解释说：“电池要四个月才换一次，时间开久了，以后连增产经验介绍和新闻都听不上了！”
一直等到他下定决心，拍一声关了收音机，低声宣布：“今天收听完了。”人们才慢腾腾地站起来，有的争论着刚才收听的事情，好不容易才逐渐散去。他望着人们的背影，心里很难过。
还有件事情，最使张润林头疼。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声音不大，每次收听，就算大家都不讲话、不咳嗽、不磕烟灰，离机子稍远些的还是没法听清楚。而且，每次打开收音机，都要沙拉沙拉响半天，广播员也像伤了风，声音不是发嗄就是发嗡。张润林一边调整，一边紧咽唾沫，恨不能帮广播员润润嗓子。其实调整好了，音量放到最大，听众还是直朝机子跟前挤。天奎老汉的耳朵不大灵，每次收听，总是他霸住机子，侧着头，用他自己觉得比较好使的左耳对准喇叭，惹得满屋子的人都有了意见，有时难免争吵一两句：
“一个人霸住机子，别人不听啦？”
“听不清呀，这能怪谁？”
有时，天奎老汉也不得不对润林摇头叹气说：“什么时候，能有个声音大些的机子就好啦。俺们这些人，两眼漆黑，报纸看不下，就指靠它哩……”
那天，合作社开大会庆祝第一次丰收。全村人像办喜事一样，穿红着绿，敲锣打鼓，男女老少，聚在一个大空场上。张润林寻思：“这么件一年一次的大事，收音工作也得配合配合；刚换来一套电池，声音也许响些。”他费好大劲把喇叭绑到主席台旁的木柱上。谁知场子大，又嘈杂，打开一听，声音只勉强能传一丈多远。四周的人轰地一声笑起来。天奎老汉摆着手对大家喊：“笑什么？笑什么？这又不是润林的过。”
张润林挡住他说：“让他们笑吧，让他们笑吧，大家是社会主义的人啦，心里快活，要听大嗓门儿的，当然不满意这个。”
不久以前，县里召开了收音员会议，决定要在全县农村里建立有线广播网。这东西他在部队里见过，声音真响亮，装上十个八个喇叭，全村都能听。那天晚上，他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
他回乡以后，马上把电线杆子树起来。不久，县里就派人送来了电线和喇叭，并且说：什么时候装好，什么时候就能开始收音。
他赶忙把这消息告诉了天奎老汉。老汉一听，一把抓住他问道：“几时装？”
“那还用问，明天嘛。”
想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刮起大风，吓人的老虎风，嗡隆隆地像打雷。玻璃窗上早结了一层厚冰，从冰缝望出去，天像塌了下来。
张润林丢下饭碗，紧了紧腰带，又把钳子和改锥插在腰带上。润林嫂一把拖住他说：“你饶了我吧，当真不要命啦？这么大冷天，看不把你冻硬了摔下地来！”
润林笑着把她的手捧在胸前说：“你摸摸看，热烘烘的，怕什么？这件事耽误不得！”
这时候，天奎老汉突然推门进来了，胡子上结着冰，嘴巴费劲地动了好久，才喊出来：
“润林，走吧，我帮你的忙！”
“走吧！”润林高兴得跳起来，背起电线，打开门，迎着风暴和严寒，向街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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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飞虎队”
李少白
“铁道游击队”，是一本拥有广大读者的小说。人们喜欢它那出人意料的惊险故事，也喜欢它那带点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把这样一部小说搬上银幕，无疑是会受到大家注意的，而事实上，也确是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反响。读过小说的人，都急于看看电影，看看自己已经熟悉的人物和事件，在电影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前些时候，我和几位朋友看了这部电影。我们觉得电影在再现书中那些惊险的情节方面，是做得好的。像飞车搞机枪、开炭厂、打票车……，都拍得不坏；特别是打票车一场，它把刘洪的英雄胆量和绝妙的扒车本领，王强的才能和机警，小坡的镇静和乐观，鲁汉、彭亮等人的勇敢，都表现得鲜明而谐和。战斗胜利后那个短短的镜头也非常出色：他们行军路上，唱歌，喜追，脸上流露出压抑不住的微笑，真正显露出了他们打了胜仗后的痛快心情和乐观的精神。透过这一切，人们清楚地看见了这些英雄人物的爱国热情，对民族敌人和叛徒的仇恨，和由此而产生的无敌的力量。影片的整个格调，也是明快、爽朗的，能给人以力量。
但是我们看完之后，总觉得还不满足，不过瘾。这不满足，不过瘾，原因不一：有的是因为影片没有表现出游击队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有的因为小说里的许多紧张场面被删掉了；有的则因为有些情节处理得太简单，许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但是最主要的，我们觉得是因为电影没有创造出更为生动的人物形象的缘故。电影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不大鲜明。作者一个接着一个地安排了许多有趣的事件，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事件都是人物所需要的。有时事件向前发展了，而人物性格却没能在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得到新的揭露。比如，打票车一场，揭示了英雄人物的勇敢、乐观、机警等等性格，而在这以后的微山湖战斗，撞车等许多场戏里，我们感受到的仍然不外乎是这些。这样，也就使人觉得影片中的人物的形象不够丰满，影片也缺乏一个完整的、不可删割的故事了。
影片这些缺点的存在，恐怕跟如何将小说改编成为电影的方法有关。改编和创作一样，它所表现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事件；事件只有当成为表现人所不可缺少的情节时，才有必要存在。尽管电影把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保留了，但不一定能获得改编的成功。“铁道游击队”在改编上似乎就有着这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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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宝宝（剪纸） 朱曙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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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戏时甜言蜜语
会一点目中无师
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