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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向农民说明购销粮食的三条原则
去年春耕期间，有些地区根据当时的农业生产规划，向农业社和社员宣布提高粮食“三定”时规定的用粮标准。麦收以后，有些地区指导农业社预分粮食，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粮食“三定”政策，片面地强调“多劳多得”，以致有的农业社预分给社员的粮食过多，有的社各户社员预分的粮食多寡悬殊。秋收以后，那些粮食没有增产或增产很少的农业社，又不得不把早先宣布提高的用粮标准再降下来；并且要用很大力量，在预分粮食过多过少的社员之间组织粮食调剂。结果不仅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增加了农业社的工作困难，而且影响了国家粮食收支的平衡，造成了多方面的被动。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教训。在下一粮食年度中，为了避免重复这一缺点，现在必须结合春耕生产，向广大农民进行粮食“三定”政策的再宣传。
根据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当前进行粮食“三定”政策的再宣传应当着重说明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今年仍旧按照“三定”时规定的用粮标准，核定农业社粮食购销数字。“三定”用粮标准虽然是在1955年小农经济还在农业经济中占优势的时候确定的，但大体上仍是与我国现时粮食生产和消费水平相适应的，还是可以保证农民在粮食消费上的基本需要的。农业合作化以后，广大农民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劳动量一般要比单干时大些，生猪和其他家畜也要发展一些，农业社为了多方面发展经济，也想多留些粮食去经营副业。农民这种发展经济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现时我国的粮食生产水平还比较低，在短期内还不能大规模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生产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所以还不可能迅速地充分满足各方面在粮食消费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农民粮食消费状况的改善，不能够寄托在国家减少粮食购量或增加粮食销量，这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是不利的；而是应当依靠农业社自己努力增加粮食生产。这就是说，粮食“三定”时国家规定的用粮标准，是国家粮食分配政策的重要界限，但并不完全是农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只要是粮食增产的农业社，他们所增产的粮食，除了完成国家规定的增购任务外，多余的粮食都可以用来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没有增产或者增产很少的农业社，就只好暂时节制粮食的消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粮食产消关系的失调，保证国家和全体农民的基本需要，同时促进粮食的增产。
第二条原则：农业社（户）的实际粮食产量多于“三定”时核定的定产产量的，增产部分可以适当增购，或者相应减销。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粮食的收成丰歉，在地区之间和年度之间通常是不平衡的。例如像1955年那样的丰收年头，全国也还有些地方受灾减产。在灾区，国家必须减少粮食购量和增加粮食销量。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家对于商品粮食的需要也逐年增长。因此，为了调节地区之间和年度之间的粮食产需关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工农业生产在遭受严重灾荒的年头也能正常进行，必须在粮食“三定”的基础上，对一切粮食增产的农业社（户）适当增购或减销一部分粮食。只要增购的粮食数量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一切增产较多的社（户）就都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粮食消费状况。实践证明，这一原则是完全能为农民接受的。
第三条原则：余粮社分配粮食，应当“先国家后社员”。先国家，是指必须首先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后社员，是指在完成这一任务以后，才能改善社和社员的粮食消费状况。“先国家后社员”的基本精神，是保证国家和农业社及全体社员对粮食的基本需要。必须指出，在粮食“三定”基础不变的条件下，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同保证农业社和全体社员在粮食消费上的基本需要之间，并无矛盾。“先国家后社员”所指的先后顺序，实质上是以保证农业社和全体社员在粮食消费上的基本需要为基础的。根据这一原则，农业社分配粮食的具体顺序是：首先，留足种子和耕畜饲料，并按照“三定”时规定的用粮标准分给全体社员基本口粮和生猪饲料。其次，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最后，再根据本社的余粮情况，去量力照顾其他需要。应当反复说明，农业社如果增产粮食很多，多分些粮食给一般社员，较多地分些粮食给那些劳动强、出工多的社员，或多用些粮食去经营副业，都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粮食的实际分配中必须严格遵守上述顺序。
以上三条原则，集中地体现了粮食“三定”政策的精神。它们是农业合作化以后继续贯彻执行粮食“三定”政策的几个重要关键问题，也是广大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各地在春耕生产中必须深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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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改时候的干部又来了！”
本报记者 顾雷
今年，在甘肃省的农村里，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一些县委书记、部长、区委书记、区长、乡支部书记、乡长、工作组员，有的买铁锨，有的买背斗，去帮助农民修渠道、背沙、打井、捡粪、浇地；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生产中领导生产。农民看出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啧啧地称赞道：“土改时候的干部又来了！”
优良传统哪里去了？
农民都清楚的记得，土地改革时期，干部的作风是什么样子：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很少考虑个人得失。贫苦农民肮脏的茅屋，是他们的宿舍、办公室、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课堂；在炕上一张矮脚小桌的旁边，同农民一起吃饭，称兄道弟，回忆过去痛苦的岁月，向往未来美好的远景；和农民睡在一起，耐心地教给他们斗争的方法，千方百计去鼓舞农民的斗争勇气；为了使所有的贫苦农民经济上彻底翻身，反复调查每户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生怕分地时苦乐不均；把深入群众，和农民打成一片，当作改造自己思想的重要方法。他们为了农民把自己当亲人一样看待，为了农民能时刻向自己讲心里话而感到光荣。
但是，近几年来很多干部只习惯于蹲在机关里开会发指示。有时下去，也只是召集乡、社干部汇报，作原则性的指示，蹓蹓地边子，很少去了解具体问题。有些干部打扮得一表非凡，带着好吃的东西下乡，很像个“官”样子，不屑与农民坐在一起吃饭、谈心。有些县、区干部如此，乡干部也学会了。有些乡人民委员会也机关化了。乡干部除了照转上级的指示外，就是拉社干部开会，听汇报。
脱离群众寸步难行
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永远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在实现合作化以后农村的问题更复杂的时候。例如，甘肃省有的乡去年大丰收，却没有完成购粮、公债等任务，相反的有些乡虽增产不多，任务却能顺利完成。这是为什么呢？甘肃省的农民素有战胜干旱的经验，去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今年春天略有干旱现象，部分农民却失去了增产的信心，这是为什么呢？甘肃省农民的生活普遍地上升了，去年分得更多的粮食，今年有的人却不积极兴修水利争取打更多的粮食，甚至有人想到城市当工人，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说民主办社好，到了合作社内部，常常不容易贯彻，这是因为什么呢？总之，在农村中有许许多多是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到的问题在发生着。开春以来，甘肃省只落了两场小雨，干旱仍然威胁着农业生产。因此，战胜干旱，争取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再来个丰收，成了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那末，如何保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呢？中共甘肃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本省的一些情况，决心从上至下转变领导作风：一方面抽调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领导，同时号召每一个干部深入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具体领导生产。
在屋子里坐不住了
党性强的人走在前面，全省农村中的大部分干部响应了省委的号召。从此，在农村里出现了背沙的、抬土的、挖渠的、打井的、捡粪的、浇地的县、区级干部，他们到农民家里吃饭，谈心。上行下效，乡干部一看，也不声不响地走出办公室下地了；社干部一看，也顺手拿起一样家伙下了生产队。皋兰县石洞乡广播站的广播员刘昆霞，一看这形势，在屋子里坐不住了，每天也抽出两三个钟头去帮助农业合作社抬土。合作社主任看到了，乐得合不上嘴，把这件事当成动员妇女积极修水利的口号：“北京来的小姑娘都干上了，你们还蹲在家里呀！”从此，农民见到干部也亲热了，拉着到自己家去吃饭。也不喊什么“长”了，直呼其名。根据皋兰县粗略的统计，又根据思想摸底的结果，在二百六十四名下乡的干部中，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且能通过参加生产具体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的干部占90％以上。
比发指示有效得多
干部参加生产，用模范行动去影响农民，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顺利地解除了农民的某些顾虑。例如，皋兰县源泰区区委书记王作贤、区长颜占崤在大横乡坐镇领导抗旱时，许多人都说打不出水来，不愿动手，怕白搭工。他们便带领农民去打井。开始，参加的人不多，他们俩带头去挖，愈挖人愈多，由几个人扩大到五百多人，三天打井三十眼，都见了水。一天下雪，大部分参加打井的农民都说不干了。王作贤、颜占崤说：“这是战斗，什么困难都挡不住我们！”说罢，两人继续干。其他人高兴了，说：“咱们还怕啥！”大家冒风雪打井。打好了井，十天内浇了三百一十亩地，形成了兴水利的热潮。皋兰县石洞区区长李世俊、区团委书记杨仁名、区妇联干部段莲云等，在庄子坪合作社工作。这里的农民原没有施肥的习惯，家里没有厕所，都到山坡上去大便。李世俊等动员大家去捡粪，谁也不去，还说：“叫我们去拾粪？你们连闻都不敢闻呢！”李世俊等一听，第二天一早便去捡粪；过了几天，不少农民也捡粪了。没有水，干部带头打出了水；群众没有上粪的习惯，干部带头去送粪。这样，自然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坚定了抗旱的信心，比起坐在机关里发指示有效的多了。
由于干部参加生产，同群众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说起话来群众也愿意听。当然，干部如果不能从劳动过程中发现问题，只是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身分出现，那是不对的。这里的干部注意了这个问题，明确了参加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具体地领导生产，因而在劳动过程中发现和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中共皋兰县崖川区委书记安吉康今春买了一把铁锨，走到地里去同农民一起劳动，同农民处得很亲热，知道了并解决了许多过去无法知道的问题，大大便利了春播工作。安吉康把这个方法教给全区的干部，大家都扛铁锨下生产队，省去许多会议，解决问题又快，群众还高兴。
走出官僚主义的泥坑
现在，在甘肃省，许多干部走出了办公室，走出了文件堆，走出了一般化领导的泥坑，到了合作社、生产队、兴修水利的现场、井筒底下、农民炕头上。这怎么能不使农民高兴呢，怎么能不使农民回忆起土地改革时候的干部形象呢！干部作风的这个转变，将是全省增产的保证。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因为它是消除官僚主义、克服轻视劳动、克服脱离群众、遏止享乐思想发展的最切实的方法。把它变成经常的、自觉的行动，就会给农村的建设准备十分优越的条件，加快农村繁荣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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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身作则干起来！
安徽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生产
据新华社合肥3日电 安徽省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参加劳动生产，影响很好。
蚌埠专区已经有四十三名中共县委书记参加了劳动生产。泗县县委书记龚显荣每次下乡检查工作回来，都背着满粪箕子的粪。红星农业社的社员们看见了，都说：龚政委都背起了粪箕子，我们的积粪工作要大干起来。不到十天的时间，全社就积肥一百八十多万斤。砀山县委书记薛兆本亲自把尿肥挑着送给陇海农业社，进行小麦追肥。在他的影响下，砀山县直属机关干部也都参加了送肥的劳动，现在每天挑送给县城附近农业社的尿肥有五千多斤。濉溪县委书记、濉溪县县长徐圣邦经常看见很多庄上屋前屋后的牲畜粪没有人拾，虽然不只一次动员农民拾粪，可是农民不积肥的习惯一时总改变不过来。后来他想：“党经常教导我们要同群众打成一片，改变领导作风。现在应该首先以身作则地干起来，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和带动群众。”于是从今年1月份起，他就带头背着粪箕拾起粪来了。接着，县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和财贸部长等领导干部也都背起了粪箕子拾粪。很多区、乡干部和农民都很感动，表示也要这样做。团结第一农业社第一生产队队长马维从，现在每天东方刚发白就起来拾粪。他领导的生产队在二十多天里积肥十四万五千多斤，比去年整个一冬还多积了四万多斤。岳西县县长王诗豪在春耕生产中经常帮助农民挑沙和送粪，受到热烈的赞扬。今年2月，他在白沙农业社领导整社工作时，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帮助社员挑沙，二十天中一天也没有间断。最近，他又领导县人民委员会的干部，订了一个经常给附近农业社送粪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县人民委员会机关今年的人畜粪和垃圾，除留下小部分供机关生产使用外，大部分都要无偿地送给附近的农业社。4月4日和14日两天，王诗豪带领县人民委员会的干部，把第一、二批三百五十多担人畜粪送到五星农业社。五星农业社社长余保和、生产队长陈炳兰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王诗豪表示：一定要巩固整社的成果，把社办好，实现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原来有些干部嫌大粪脏，不愿挑大粪，看到王县长亲自把大粪一担一担往农业社里挑，都自觉地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
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负责干部也利用业余时间和下乡工作的机会，参加劳动生产。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省长黄岩等人都参加砌圈养猪、开荒种植蔬菜和其他农作。4月上旬防霜防冻，副省长王光宇和凤台县的农民一起向青苗田里熏烟防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到巢县帮助工作时，和农民一起车水防旱。省委副秘书长郑锐也帮助合肥市郊区南岗农业社的农民兴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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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委书记给农业社浇地
新华社兰州3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员会书记兼会宁县委书记李景林，带领会宁县干部帮助农业社提水浇地，准备种秋田。
为了按时种秋田，会宁县目前必须大力浇秋田、耱种谷地、整修小畦和培地埂等。县城关区农业合作社，因劳力少，牲口缺，顾了犁地顾不上浇田。李景林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马上带领二十来个干部，拉牲畜两头，给城关社庄子队提水浇地。4月21日，中共县委员会、县人民委员会、县供销社、商业局、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等就一共出动了一百零一人和牲口十二头。在干部的帮助下，城关社用六天时间就浇了秋田一百六十九亩。
目前，会宁县各机关的干部仍在继续帮助农业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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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许多县级以上干部下乡下社下田
同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打成一片
本报讯 广东省各专、县级以上的干部下乡、下社、下田以后，对改进领导作风、鼓舞基层干部情绪和密切群众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入春以来，这个省曾经先后抽调了将近十万名干部下乡领导春耕生产。其中包括省委书记、副省长、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等负责干部。他们下乡以后，绝大多数都是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以身作则，与当地的区、乡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如今年以改良土壤为主要增产措施的惠阳专区，初期有些干部和农民错误地认为改良土壤费工多、收效少，不愿多改。后经中共惠阳地委第一书记马伦亲自深入东莞县中坑农业社带头挑坭下田，并及时帮助干部、群众解除了不必要的思想顾虑，不仅推动了改良土壤工作，还使劳动效率提高了两倍。现在，全区已有一百多万亩低产田完成了土壤改良工作。万宁、澄迈、兴宁等县在插秧大忙的时候，这些县的县委书记，天还没有亮，就卷起裤筒走到田间，和群众一起犁田、耙田、插秧，使插秧工作比往年提早五、六天完成。蕉岭县县长张志姚来到神岗社不久，便发现社员生产情绪不高，许多稻田肥料尚未解决，他立即脱鞋亲自到离社十多里路外的山上割草积肥，结果带动了八十多个社员投入了积肥运动。八十八岁的肖伯姆老太太说：“自古以来，也没有看见过县长除鞋积肥，共产党的干部真好啊！”再如佛冈县四九乡，最初有些社干部和社员消极怠工，后来看到地委派下来的干部自己出钱买锄头，与大伙一起干活，都非常感动，他们说：“这是土改后的大转变呀！”有十三个女社员原打算请假回娘家探亲，但看到地委的干部下田劳动，也自动放弃了探亲的打算，而下田生产去了。一些原来认为领导上只会讲、不会做的乡干部，现在看到领导同志亲自下田劳动，某些不满情绪也就烟消云散了。
各地负责干部在下乡、下社、下田工作、生产中，还注意亲自参加带有关键性的增产项目的生产，以便在生产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他们还注意坚持搞好一个重点，从中吸取经验，而后通过会议交流经验，从而推动了全面的生产工作。（李少球）（附图片）
董立坤是江苏省吴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今年2月间下放到亭南乡担任中共总支书记。图为董立坤（左第一人）同社员们在一起观察大麦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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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缓和与解决当前市场供求矛盾
北京市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新华社3日讯 新华社记者卢恭敏报道：北京市不少群众对目前市场上部分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提出意见，记者为此向北京市有关方面作了调查。
据了解，自从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市许多商品的供应已经逐渐趋向缓和，一般办公用品、文化教育用品、木器和高级消费品的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还有一些商品，特别是某些副食品如猪肉、蔬菜、食糖、糕点等，供应仍很紧张。其中像猪肉去年实销七十三万二千多口，今年计划供应量增加到八十万口以上。但是按现在的供应量，只能满足需要量的60％，因而居民经常要排队购买。另外像糕点，由于压缩了对食品工业粮食的供应量，就不能充分供应。另外如劈柴、奶粉、卫生纸、麻刀等也都紧张。
部分商品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购买力增长的程度超过了生产增长的程度，并不是供应量减少了。去年全市由于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一些主要商品的销售都超过计划很多，粮食、食油、棉布、服装、煤炭、猪肉、蔬菜、纸烟、茶叶、食糖等二十多种主要商品的销售量，都比前年增加。其中棉布增加47.4％，猪肉增加17.3％，蔬菜增加27.2％。这些商品销量的增加除了人口增加的因素以外，不少商品的每人平均供应量也增加了。
去年秋季以后，国家在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工资和农业贷款等方面都多花了些钱，加上北京市人口增加很快，有些商品如蔬菜因受季节影响生产时间推迟等，对于部分商品供应不足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商业工作上也存在着很多缺点，主要是对物资供应计划掌握得不准确，对有些主要物资一度供应偏宽，过多地消耗了库存力量，对有些物资由于怕积压不敢积极进货；同时，商品生产分配和调拨不均衡，造成人为的紧张，甚至脱销。例如，今年食糖计划供应量比去年增加，但由于对食糖生产季节、市场和运输情况缺乏了解分析，在一、二月份放宽了销售，因而造成目前的供应紧张。同时，由于从批发部门向零售部门调拨不及时，也造成了一些地区的脱销现象。
目前，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正在督促和帮助商业部门尽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缓和和解决市场供求矛盾。如对于蔬菜，除了大力扩大蔬菜的生产以外，蔬菜公司正在加强外地蔬菜的购运工作，并且增加了七十万斤绿豆、黄豆，扩大了豆腐、豆芽的供应量。估计5月中旬左右，蔬菜供应紧张的状况就可以缓和一些。为了增加食糖的市场供应，有关部门准备适当减少工业用糖，尽可能使市场供应量保持去年水平。对于行业用粮，准备保持目前的供应水平，而病人和小孩所需的挂面、面包、饼干、蛋糕等生产用粮则作了适当增加。劈柴供应因建筑废料减少有很大困难，现正在设法加强本市与外地的采购工作，以保证供应。
北京市领导机关还要求商业部门加强对市场的调查研究工作，积极地组织货源，不应当怕积压而造成脱销，或光进畅销货而造成品种不全。除了对一些主要商品要按计划供应、合理分配外，对货源充足的商品要积极推销。目前有些商店发生的不积极组织货源、商品品种减少、售货手续不便利群众等缺点，有关单位正在设法纠正。同时北京市还准备把市场供应的实际情况、困难和今后改进的办法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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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加强市场物价的统一管理
新华社上海2日电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在4月30日召集各商业局、各工业局的局长和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加强市场物价的管理工作。会议由副市长曹荻秋、宋季文主持。
根据各部门在会上提出的情况，上海市场物价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除中央规定的食盐、猪肉、呢绒、高级卷烟等几种商品价格上调外，地方商业部门掌握价格的商品也有咸肉、卫生纸、淘米箩等二十种商品提高了价格。不属于商业部门掌握的商品，如合营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的自销产品和自由市场上的废旧料、小土特产等，价格上涨得更多些。
以上商品的涨价，原因十分复杂。部分工业品和手工业品提价是由于原料价格上涨或品质差价调整。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大多是因为产地价格上升而调高了售价。但也有部分商品价格上涨是不合理的。例如有些工业部门稍稍改变一下用料和规格，就要求作“新产品”而提高价格，在品质差价的调整中，有就高不就低的现象。在自由市场上，也有某些商品随意抬价出售的情况。如废旧铁去年1月每吨一百三十元，去年11月每吨价格最高涨到七百元。
到会的人一致同意，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今后物价的调整必须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凡可调可不调的应力求不调。今后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原料等成本增加，应力求改善经营管理，由工业部门、商业部门共同平衡利润，尽量避免调高销售价格。凡是产地调高价格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上海商业部门应该同产地加强联系，尽先从减少商品流转环节和经营管理费用来克服经营赔本的困难，以稳定销售价格。对自由市场和公私合营商店的零售价格也要加强管理。自由市场上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废旧原料，可实行议价的办法，以保证工业生产获得价格稳定的原料。
到会者还一致认为，前一时期某些商品价格上升有不合理的情况，同目前各种商品价格由各主管部门分散管理，缺乏统一的平衡有关，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市统一的物价专管机构。市人民委员会现在已经决定，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综合管理全上海的市场物价，统一平衡和部署物价工作，裁决工商之间的作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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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为什么许多城市食糖供不应求
许多大、中城市最近都发生食糖供不应求的现象。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郑州、洛阳、开封等。食糖中白糖、砂糖、红糖、冰糖等都时有脱销。
据记者向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了解，去年甘蔗、甜菜遭受自然灾害，今年食糖产量较去年确定的控制数降低，对当前食糖供应有很大影响。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去年甘蔗计划产量是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四万担，初步估计实际收获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三万担；甜菜计划产量是四千四百六十四万担，初步估计实际收获三千二百九十二万担。两种糖料作物的实际产量虽然都比1955年高，但是比当年计划却相差很多。没有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产地都受到自然灾害，有的地区灾情很重。在种植甘蔗的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浙江、福建六个省分中，广东、广西、福建三省都有旱灾。秋旱较重的广西，按照去年八月以前的估计，每亩地可以收四千八百斤甘蔗，结果只收了三千斤。全国蔗田平均每亩比计划减少了七百多斤。占全国甜菜种植面积90％以上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去年秋季都是大雨成灾，在二百万亩左右的甜菜地中，有三十万亩甜菜全被淹死、其余收获不足七成。受灾地区，甘蔗、甜菜中所含的糖分也大为减少。
部分地区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也使甘蔗的产量受到了影响。去年春天不少地区对甘蔗播种工作抓得不紧，全国甘蔗播种面积比计划相差四十万亩。虽然在去年5月份各地曾经采取了些措施，但是时间已经太晚，农民没有留下种苗，无法补种，去年农业合作化以后，有的合作社的包工制度规定得还不尽合理，个别社在收割的时候，只顾追求收割的亩数，没有收净，也损失了些甜菜。
由于原料不足，今年全国八个甜菜糖厂都比原计划提前停止榨糖，最多的将近提前三个月；大部分甘蔗糖厂的生产能力都不能充分发挥。全国机制糖厂的生产能力因此只能利用60％左右。根据这一情况，国家已经将今年食糖的计划产量由去年提出的控制指标一百一十一万四千吨降低到八十七万四千吨，比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多一万多吨。
过去我国因产糖不足，每年都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糖。今年，一方面由于按照原来估计糖的产量增长较大，可以自足；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各方面建设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等，需用外汇；而部分出口物资又因增加对国内的供应有所减少，影响外汇收入，因此没有向国外提出进口糖的计划。
这样，就使今年食糖的数量比有关部门根据去年人民购买力提高的情况所估计的需要量少十多万吨。
为了保证今年全年有糖卖，特别是在新糖上市以前仍然有糖卖，商业部门从3月份起将市场上糖的供应数量作了适当的压缩。
由于对去年甘蔗、甜菜歉收的情况估计不足，商业部门今年年初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在保证春节供应的同时适当控制销售数量，1、2月份又多卖了几万吨糖，也使第二、第三季度市场上供应糖减少了一些。
最近在有些地方出现的类似抢购的现象，也助长了市场上的紧张情况。据北京市糖业糕点公司反映，过去在食糖供应充足的时候，全市每天一般只卖三、四万斤，但是在四月上旬，曾经在三天之内就卖了二十六万斤。在排队买糖的人中间，有些人是目前并不需要，为了怕将来买不到糖而进行“储备”的。这就使另一些迫切需要糖的人买不到。
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增加生产和在市场上多供应一些糖。食品工业部准备采取提高土糖出糖率等办法，就今年已有的原料，再多榨出一些糖。城市服务部也准备再适当压缩库存，多调出一些糖来卖。估计采取这些措施后，所缺的糖就可以补足一部分。
城市服务部已经指示所属机构，根据目前情况妥善安排供应。现在北京市将尽量保证居民和医院、托儿所等的需要，对机关团体已经停止供应。
几年来我国制糖工业有很大发展。1956年糖的产量比1949年提高了三倍多，平均每年每人消费的糖，由不足一斤增加到三斤以上。今年，平均每人消费量虽然比1956年少了一点，但是比1955年还是增加的。今年甘蔗和甜菜的播种面积又较去年有所扩大，据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遇到大的灾害，明年糖的产量还能有较大的增长。
今后几年内国家还将陆续建设新的糖厂，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来提高甘蔗和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且继续扩大它们的种植面积。
·新华社记者 张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