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词
郭沫若
一各位来宾、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一次学部委员会会议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在今天如期地到了闭幕的阶段。
在预备会议上我曾经向大家说明过：会议的任务有七项：总结工作、明确任务、讨论计划、增聘委员、宣读论文、展开争鸣、授予奖金。这些任务，我们都照着预定执行了。
特别是展开争鸣一项，表明了本次会议是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初步发扬了学术民主。我们认为这是本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都踊跃地发言，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了不少的内部矛盾，提出了不少的具体建议。
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和空气一样，在任何工作中都是特别需要的。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工作就有进步；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工作便会停顿。
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展开得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我们大家的经验：批评似乎还比较容易，而自我批评却十分困难。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能够经常反省、检查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毛病，我看这个人、这个机构已经就可以肯定是在不断进步的。
古时候的人也明白这一点。有这样的一个格言：“圣人过多，贤人过少，愚人无过”。也有这样的一个格言：“道吾恶者是吾师，道吾善者是吾友，阿谀我者是吾贼”。这也足以证明古人也十分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
据我自己的体会：一个人要能够严肃认真地执行自我批评，然后才能够开诚布公地批评别人，也才能够虚心坦怀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我看，这真是不大容易的事。
各位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正在整风期中，党更要求党外人士和别的党派帮助整风。整风就是执行自我批评，帮助整风也就是欢迎别人批评。
共产党能够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能够担负得起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项犀利的武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并不准备说，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圣人贤人。有的共产党员是不喜欢批评的，一听见批评便会面红耳赤或者板起一个面孔，或者甚而光火。这就证明他们的火候还没有到家，还没有经受过充分的锻炼，也就是说还不能够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据我自己的体会，正因为这样，所以党要选择一定的时期适当地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就跟我们的房屋每年要执行一次或两次大扫除那样。
整风指示中是提到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的。我自己倒有这样的决心：向党员同志们看齐。我要经常不断地整我自己的风，也诚恳地请朋友们帮助我。
二
科学院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不少的党员团员同志们和更多的党外同志们在作不断的努力，几年来应该肯定是有一定的成绩的。我们不要妄自尊大、自我陶醉，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自我否定。我们对科学院的评价应该恰如其量。科学院的工作，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吧：“大体还好，缺点不少。”
在这次大会上，不少的人在发言中，就提出了不少缺点。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本次大会的最大的收获。发现了缺点，揭露了矛盾，这就逼着我们不能不努力改正这些缺点，解决这些矛盾。
各位在大会上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大部分是很中肯的，很可宝贵的。但也不能否认，有一小部分的意见并不那么中肯，还有进一步研究和考虑的余地。
例如有的朋友强调“面向研究、面向实验室”，这是好的，科学家不研究当然就会成为空头科学家。但是，我们强调了这一面，却轻视了另一面，那就是轻视了科学行政工作或者科学事务工作。
没有科学行政工作，科学研究工作要想做好，是很难设想的。譬如我们在这讲坛上讲话，假使没有服务员替我们不断倒茶，我们就会讲得唇燥舌干。
所以我们认为：要重视自己的劳动，更要重视别人的劳动。别人的任何轻微的劳动，都应该另眼相看，特别加以尊重。我们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观点，便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研究高”。
事实上有这样的事，据说有的做研究工作的朋友，进城里来买书，书的包裹自己不肯拿，要叫同路的做行政工作的同志拿，说“你们是为科学家服务的”。这，恐怕不是科学家的态度，而是科学老爷的态度吧！
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个别例子，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例子，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好些朋友是有轻视行政工作和事务工作的倾向。我在这里倒要为组织力量比较强的做行政工作和事务工作的同志们轻微地呼吁一下。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任劳任怨的是他们。工作如果做得好，是分内事；如果稍有差池便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似乎应该向他们表示慰劳和敬意。特别是少数本来是科学家，为了国家的需要不能不从事行政工作或事务工作，为科学研究服务，认真说，他们是在发挥着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可尊敬的朋友们，据我自己的体会，他们也并不高兴一定要做官做长，他们也是想早日归队的。本来官僚这个字就不是一个太好的字眼，但你有了国家有了政府，便不能不设工分治。科学行政是国家事务的一个重点，也就不能没有人来管。强调科学家归队，但因而轻视有必要一时不能归队的科学家，甚至一般地轻视科学行政工作和科学事务工作，我要不客气地说，那显然是一种偏向。
我的看法是：尽管官僚这个字眼不大好听，但官僚不可无，而官僚主义则不可有。我们做行政工作的人，其中有的或多或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有的还可能十分严重，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了毛病，我们就要来医好这个毛病，大家来医。我们要抱着一个“治病救人”的态度，不要以为谁犯了官僚主义，谁就“可耻”，大家就“敬鬼神而远之”，或者是“一棍子把他打死”。那种高自位置、独善其身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另一种的官僚主义——科学老爷的态度。这样的毛病，我们也不希望有，有了也希望想出妥善的方法来加以治疗。
在大会上发言尽管多少有一些偏向，但我们认为大家的批评都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是就能够“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呢？这还要看我们今后的努力，今后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三
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七十八篇，据一般的反映，比1955年6月学部大会成立时所宣读的论文，一般说来，水平是提高了。这是科学研究上的具体成就，我们只觉太少，不嫌其多，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
但是在宣读论文的组织方式上，我们认为是有缺点的。专门性的论文，没有广泛邀请专家来听取和讨论，院外有兴趣的人知道有论文报告，但不知道在何时何地报告，是否可以旁听。前两天就有朋友问我：听说有关于光学方面的论文，他很想旁听。然而报告的日期已经老早过了。甚至在我们院内、在学部与学部之间都互不通消息，互不知道在何时何地有何报告，这样就表明我们不仅没有做到面向全国，甚至没有做到面向全院。听报告的人不多，讨论没有展开，这样宣读论文就成为形式主义了。听说有不少委员表示不满意，我看是有理由的。但这不是宣读论文不好，而是组织方式不好。学部究竟应该怎样做工作？从这样具体的事实里似乎就可以找出一种办法。经验是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希望下一次会议，或其他单位在其他机会上宣读论文时能够有所借鉴，组织得更好一些。
四
关于科学院的任务，在会议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部分的同志都认定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今后要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是应该的。面向全国当然也包含科学院本身在内，科学院和它的直属系统是在全国之内，并不是在全国之外。问题不是应不应面向全国，而是在如何面向全国，如何加强学术领导。
学部是学术领导的关键，要求加强学术领导，必须加强学部的力量。在这次大会期间，由各学部经过学部委员的推荐，我们又增聘了二十一位学部委员，这已经在昨天晚上举行的第十二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样在实际上就可以使学术领导的力量加强。
关于学术领导的内容和如何来进行学术领导，学部暂行组织规程中是有所规定的，但嫌简略，有些也并未切实地按照实行。例如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各学部委员可以结合一些非学部委员的科学家组成一些学科小组，更多注意定期总结各学科发展状况，提出新方向，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展。这是切实可行的。但这样的办法，事实上在组织规程上已经有了规定，那就是规程第四条第五款“学部因工作需要得设各种专门委员或专门小组”，在起草当时就是在这样预计之下起草的，但两年来没有认真地运用，以致使规程成为了具文。
关于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如何进行分工合作的问题，在会议上也有所讨论，所有有关的建议和提案，我们将提供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参考。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不久就要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加以讨论和研究，各位同志中参加规划会议的还可以进一步发表意见。
科学院本身是应有明确的分工的。在院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三项：（一）从事较大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二）开拓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三）进行综合性的重大研究任务。经过讨论的结果，大部分委员的意见认为需要有两点的补充。
一、科学院研究机构担负着在国家当前建设事业中有关键意义的、而又为别的部门短时期内尚未能担负的任务，在较长时期内仍须继续进行研究。
二、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进行有系统的资料调查、整理，提炼和理论研究。
这两项补充意见，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科学院将根据上述任务，有重点地建立新的机构。现有的研究机构，除个别单位在经过和各方面慎重协商后可以调整者外，一般不加以改动，并须大力加以巩固和提高。
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必须有明确的分工，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实际上每每也难免有些错综。因此，在明确的分工之外，必须注意的就是协调和合作。
五
在这次大会有五十三位科学家作了四十一次发言，并有一百五十四位科学家提出了五十二件提案。这些提案和发言中的建议，有好些是很有价值的。其中可以立即采纳的，我们便立即采纳了。
例如，魏建功委员等二十二位同志所提出的“建议学部委员会会议每年开会一次”案（提案二十一号），经过分学部讨论之后，差不多全体同意。我们在第十二次院务常务会议上便采纳了这项建议，把学部暂行组织规程修改了，便是把第五条“学部委员会会议每年召开两次”改为了“每年召开一次”。
又例如，由院部好几位负责同志提出的，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改为每五年颁发一次的建议，也经过分学部讨论之后，大多数委员主张三年至五年，我们折衷了一下，定为了四年。因此，我们也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修改了一下，便是把条例第四条“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每两年颁发一次”改为了“每四年颁发一次”。
此外有好些建议，我们认为是可以采纳的，也将尽快地可以见诸实现。
例如，中国科学院今后出国学习的研究生要和高等教育部取得一致，采取自由报考的办法，以保证出国学生的质量。某些必要的基础课程，要采取在国内补修的办法，以节省在国外学习的期限。
又例如，今后科学院吸收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实习员时，一般在事前要经过考试审查。这项办法我们 在准备取得国务院同意之后，立即施行。
有好些具有原则性的意见，例如（一）院和它所属业务单位的领导人，如院长、学部主任、所长等的民主选举制度，（二）明确学部委员、学部、学部委员会议的职责，（三）根据精简原则设置院内的行政机构，（四）事权下放、加强各所的业务和事务工作等，都是值得十分重视的。好在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章程起草委员会，这些意见和其它好些建设性的具体建议，都是起草委员会的很好的参考资料，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琢磨，我们将使它们变成为一定的制度。
关于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研究业务的问题，也得到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千家驹委员等二十七位同志所提出的“采取具体措施以保证学部委员及其它高级研究人员有充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案（提案二十三号），提出了十一项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好几条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将送请国务院研究处理。为了促进各方面的注意，我们认为这个提案是可以登报的，请提案人二十七位同志加以考虑。
为了确切保证研究时间确实是有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建国的事务繁重，而建设人才不多。各方面都需要人，因而专家们便不能不身兼数职，一人当两人用，乃至两人以上。今天的情况比较前几年是有些改进了，本次大会上，不少人就提出了要使科学家有自由支配业务工作时间的权利，并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兼职。我们认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兼职过多的科学家们似乎可以自行权衡一下，主动地向有关单位提出辞去兼职的要求。如果这样的同志们愿意要我们代为转达意见，如果具体地把各人兼任的职务列出，标明孰可辞去，孰可保留，我们也愿意协助，向有关机关商请解决。
六
在这次会议上，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审议了科学院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自然科学的研究计划和怎样实现十二年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问题，大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正意见，这将是各学部进一步修正原计划草案的依据。
制定计划是繁巨的工作，然而是必要的。国家一切事务是按照计划建设发展，要使科学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国际水平，应国家建设的急需，尤其不能不有计划。但今后我们准备把制定计划的手续尽可能简化一下。
我们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初步地考虑到了这样的几点。
第一，对于每年财力物力的分配，按几年来的情况，确定各研究单位一个基数，作为计划中不变的部分，每年新编计划时便只需编造需要增加的部分，院部便按照各单位的研究计划来确定新增或减少经费等的分配。
第二，研究计划的审查、检查执行等可以按具体情况，分别由院部、学部或所负责进行。
第三，除列入国家规划的研究之外，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要求，自由地进行某些研究工作。
此外，根据杨惟义同志的提案和张大煜、吴学周等同志发言中的建议，我们将注意逐步加强京外地区特别是今后国家建设发展的重点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适当地在这些地区建立研究机构，充实研究力量和设备，以便有步骤展开科学工作。
有的同志建议要注意某些新的学术方向的建设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将建议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请各学部特别注意。
也有同志建议各学报可以减少稿费或废止稿费。这样的呼声在今年政协开会时也很高。请编辑出版委员会仔细讨论一下，能够订出一个办法，提请院务常务会解决。
关于图书、仪器、资料和保密问题，会上提出意见很多，我们将仔细研究，并准备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统筹解决。
七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这次会议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集体智慧，虽然有不少的缺点，然而收获是不少的。
特别是在我们开会期中，八百万台湾同胞发动了反抗美帝国主义暴行的英勇行动，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表示我们的愤慨和支持。这也表示了我们中国科学家热爱祖国、保卫和平、和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决心。
我们要整齐我们的科学队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常注意改进工作，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支援国家建设，使台湾同胞早一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使和平力量最后战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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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
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学校党委已经邀请全校教师分别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教师们给学校党组织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
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
财政系教授杨承祚说：我的体会是：要办好学校，应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精神。大家发言中谈到我校机构庞大，人员多，效率低，不负责等现象。我认为我校各层领导“有职有权”问题很重要（这不是指党外人士而是指党员干部），我校很流行汇报制度，把责任往上推，结果就形成有职无权了。我在旧大学教过多年书，我觉得旧大学有可取之处，旧大学中，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的职责范围都有明文规定，职责、权限等都清清楚楚，你的责任尽不到，不能埋怨院（校）长，这就是法制的问题。我校领导上多少犯了手工业方式的错误，如：昨天发言中有人谈到，一位教员被校长命令停课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在系里解决，而要校长来过问呢？我认为土改中的包干制领导方式，还是可以采纳的。
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
财政系教授周作仁说：原来的人民大学教师看不起从别的学校里调来的教师，认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和业务水平都不如人民大学的教师。
有一个同志反映，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认为从山西大学转来的同志都是资产阶级学者。这个同志很愿意教课，但两三年过去了，学校一直不让他讲课，这是宗派主义表现。1953年院系调整时，有人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财经学院的学生，但是不要他们的教员。我想这可能是从办事出发，怕麻烦。有一个校长报告学生成绩时说：成绩所以下降是由于财经学院合并来的结果。情况可能是事实，但这样讲是有问题的。这也反映了宗派主义情绪。校长要有这种情绪，那么下边也有是不足为奇的。
领导上在学术方面重视四大理论教研室，但是否四门理论教研室的水平很高呢？我觉得并不比业务教研室水平高。我在夜大学听了四年课，很多教师讲得倒不坏，但是我对哲学课很不满意。哲学的内容本来是很丰富的，但是，教员常常感到时间多，没东西可讲。即使联系实际，往往也是牵强附会。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让教授多上课
新闻系教授庞景仁说：我认为人民大学有缺点也有成绩，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缺点。但是解放以来，人民大学在青黄不接时培养出大批的干部，这是很大的成绩。可是到今天，人民大学作为最高学府来说，就要有学术水平，不够学术水平，就是名不副实的大学。我们的领导，过去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学校的领导，心里想办社会主义的大学，但是作风是手工业式的。看得不够远，不够全面，没有从学术方面来看。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让教授多上课。我们的马列主义夜大学，也应该让教授来教一教，光是年轻的教师在那里背教条，一句话往往念两三遍，叫人听得腻不腻？
我们学校的领导，应当赶快推动一下党外的教授往红色的教授方面变。我们愿意很快完全变为红色的教授，特别要求给我们一种变的力量。
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
新闻系教员曲学文说：学校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差，大家为什么信心不高？就是这个原因。不能改要讲清道理，领导上应有大刀阔斧的精神。
我不同意许孟雄教授在高级组会上的发言。他认为人大是教条主义大蜂窝。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作了很多工作，这样对他们是个打击。教条主义是严重的，应该改，但那种说法不对。如果人大是大蜂窝应该关门，学生要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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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有充分时间进行研究
科学家们提请采取具体措施
本报讯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千家驹等二十七位科学家提出了一项请院部采取具体措施以保证学部委员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有充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的提案。
这项提案建议院部与有关部门协商，采取适当措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证每一学部委员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均有充分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提案提出的办法如下：
一、与统战部及其他有关方面协商，切实减少科学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其具体办法是：（1）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不论全国的或地方的，每人总共至多担任一职；（2）外宾招待工作，每人以一个方面的对象为限，应坚决改变过去将此项工作集中于少数人的情况，赴车站、飞机场迎送外宾，应尽量减少派科学家前去；（3）对于科学家，应尽量减少他们不必要的集会，有些大报告（如布置某项运动的动员大会，人代、政协会议的传达报告会等）可用书面文件代替者，即分发文件，而不必举行大会；（4）经常性社会活动的集会，应严格规定在每周的一定日期举行；（5）临时性的集会，在通知上应写明会议内容，科学家认为没有十分必要参加的，或已参加过类似性质会议的，可以不参加；（6）开会及做大报告时间应予严格限制，开会一般最多以三小时为限，做大报告以二小时为限；那种内容贫乏、空话连篇或背诵文件的报告，听众有随时退席的自由；（7）对于年在六十以上的老科学家，最好解除其一切行政职务，让他们利用自己仅有的十年二十年写出他们所知道的东西。
二、切实保证每年固定的研究时间，并减轻或解除行政职务（包括学术性的行政职务在内）的负担，其办法如下：（1）每一学部委员或其他担任行政职务的高级研究人员，每年至少应有六个月连续研究的时间或上下半年各有三个月连续研究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应被允许不参加其他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可向有关方面请假）；（2）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或国家机关的行政职务，在正副主管人员间，应采取轮流负责制，以保证在每年的固定研究时间内专心从事研究工作；（3）应该建立工作五年休假进修一年的制度；（4）对在高等学校担任教学的学部委员，应避免使他们负担过多过重的教学任务和指导研究生的任务，以保证他们有必要的研究时间。
三、以上办法，经与各有关方面协议决定后，应提请国务院批准并制订相应条例，通知全国各有关部门施行。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已同意将这项提案送请国务院研究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