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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讨论公私关系和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一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王艮仲、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黄长水、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巩天民、云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琢庵、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业。民建中央委员兼宣教处长资耀华发表书面意见。
王艮仲从自己改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谈到关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首先申明自己是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分子，当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参加过民主运动，营救过革命干部，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解放后参加过土地改革。在这段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骄傲情绪，也出现过自卑感，在土改以后，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些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当思想上远离资产阶级故旧朋友或党员朋友的时候，原来没有墙的也有了墙，当自己的思想上丢掉了这些成见时，墙也就拆掉了。他认为拆墙就是拆阶级，就是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果说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就可以不要改造了，这就是等于把资本主义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不可以的。
他认为障碍着党与非党关系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党员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对工商界歧视，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工商界有些人抱着原来的东西不放，不愿意继续改造。因此，拆墙要从两方面拆，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克服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承认两面性，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提出对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需要加以区分，宗派主义是团结群众问题，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而宗派活动，则属于组织上闹小圈子的问题，是纪律不容许的。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不能同党的核心领导对立起来，核心不是宗派，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
胡厥文认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只要公私双方互相学习，一两年后，公方就可以成为企业中内行的组织者，私方也可以学会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改变自己的作风。他说，我们人民内部的合作共事，不等于对待敌人，尔诈我虞是不适于共事关系的。他认为目前公私共事是有阶级关系的，但这种共事关系应该对事，不应当对人，更不应当对阶级。他说凡是做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事，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是对的。把企业办好，是公私双方的共同愿望，为什么不能相处得更好呢？目前，公私双方关系搞不好，不外乎是相互间信任不够，自高自大，鄙视对方，侵犯职责。这种情况，公方要多负些责任。他主张公私双方要互相尊重，开始相敬如宾，进一步发展到开诚相见。夫妻之间吵架原是平常的事，有的越吵越好，如果一吵架就马上“离婚”，公方代表就不要了，这也不好。最后他认为工商界这次帮助党整风，在大放大鸣中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三个主义？程度怎样？每个工商业者都要在运动中抓紧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财富。
黄长水首先对今天上午毕鸣岐的发言提了一些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千家驹在发言中引用一首打油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类型来批判是不适当的。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还没有这种思想。他说，工商业者自己要求合营，是受到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和本身觉悟提高的结果。合营以后，政治上得到很好的安排，经济上也得到比工人农民更多的照顾，又如何会产生“亡国之民”的感慨呢？
他不同意毕鸣岐提出“公私双方应该平等协商”的说法，他说：企业中共事关系，不是平等协商的问题，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根据宪法精神，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反映在企业中就是公方领导私方。因此目前在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私方的信任支持和有职有权问题。
巩天民说：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政策，是通过统战部贯彻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战部门，在这项工作中是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定成就，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另一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主要表现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人物照顾的多，而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思想改造方面具体帮助少。没有通过具体事物，适当的给予批评和帮助。老实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普遍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上，在上层人物中，只能讲团结，不能批评，有时运用了批评，又不能达到新的团结。而统战工作对合营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业者往往使用多、关心少，例如私方人员的医疗费用、病假工资，国务院早有指示，但下边到现在多未贯彻实行。因此有人反映：统战部是“统上”、“战下”。为了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加强统战工作，他建议统战部应认真检查总结一下统战工作。
李琢庵发言中反映地方上对于统战工作有一些意见，认为统战工作不深入，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征求意见只限于上层；而上层由于经济比重大，顾虑多，对于中下层的情况不了解，反映的问题也就不会全面，很多问题反映上去也没有下文。统战部对工商联、民建会的工作，有时管得太紧，民主不够；有时又管得太松，形成不管。他反映目前在工商界还“鸣”“放”得不够，主要顾虑是认为有放必有收，有收必有整，另外看到工商界的领导人物只讲好的，或只谈过去的老问题，还没有把真实思想情况反映出来，因此下面也就马首是瞻，不敢大胆“鸣”“放”。他们认为要大鸣大放，还得工商界的领导人物真正起带头作用。
刘永业也反映工商界对整风还有顾虑，怕报复。他认为对工商界的改造，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症下药，但这方面做的不好。他说，我们是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但现在感到好像是反过来帮助工商界整风了，例如对“定息二十年”、“撤出公方代表”等等的批判。
资耀华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公私共事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二十年定息也没有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在政治上需要有公方的领导，在经济上也需要是公方的领导。如果公方代表作风不正派，态度恶劣，不能搞好企业和公私共事关系，甚至妨碍开展生产时，可以请主管部门调换。
接着，他就最近在各地视察及原来所见所闻，谈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和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何破如何立的问题。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他说党中央重视，中小基层不重视，企业机关等部门更不重视。甚至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意义。因而在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发生了好些相当严重的偏差。例如有些公方代表因为不懂统战政策，不但公私关系搞不好，甚至有意造成私私之间的矛盾，在全行业合营后在私方很多的企业中，公方抬举那些表面唯唯诺诺，遇事逢迎一方，压制那些认真老实，爱提意见的一方。他希望中央统战部要将政策贯彻到基层和各企业中去，并随时进行检查。
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些党员以个人的意志代表党，不但以党代政，且以个人代政，要党的招牌，假党的威信，曲解党的政策，来压制非党人士。这怎能谈得上互相监督呢？他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使党员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要破，要破得彻底，社会主义要立，要立得巩固。但破什么？如何破？这是各地工商业者希望有所适从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一谈到破资本主义，差不多总是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否定得太多了，就会看不起资方，因而使工商业者自己也感觉到一无是处，低人一等，失去了自信心，这就妨碍了改造和进步，不能发挥积极性和潜在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和作风，都应当彻底铲除。但有一些很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技术，过去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现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来还可以为共产主义服务。党中央和政府早已说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包袱，而是国家的财富。这个财富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指那小得可怜的二十几亿的生产资料，而是指的经营、几十万工商业者过去对企业、工厂管理、技术、经验等等知识。这些知识，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竞争中得来的，是在抵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获得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斗争中所积累下来的。过去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其所以能在惊涛骇浪中，由小到大，生存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为私人资本过去对于经营管理，稍一疏忽，就要倾家破产；对于技术知识，不求改进，就要被淘汰；对于服务方式，不日新月异地便利居民，就要门可罗雀。这些积极因素，若一概抹杀，而不加以批判地来肯定，则几十万大小工商业者就不是国家的财富，而真是国家的包袱了。所以希望负团结教育改造资本家职责的各方面，对于“破资本主义”，要破其所当破，不要破其所不必破，更不要破其所不当破，既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要玉石俱焚，才可以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才可以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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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还要把阶级关系和两面性抓住不变？
毕鸣岐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编者注：这是毕鸣岐发言稿全文。标题和小插题是编者加的。
千家驹同志的发言批判了某人所说的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
批判了两面性和赎买政策的错误看法我是同意的，千是我们的老师，在几年改造中是给我们了很大帮助。如果不同意见作为交换意见。
他认为：对私方人员某些所谓消极思想和作风没有批判，主要是为了先帮助党整风。
在5月17日我曾以工人阶级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为题发表了我的看法，这是我个人这样看，同时也是我在工作中所听到一些工商界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其中的一些看法高了些片面了些，我们应当肯定一点，其主要的是要求进步迅速的走入社会主义。这些思想矛盾的发生是为了迅速走入社会主义社会。把它反映出来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有些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面是公方对于私方人员的心情体会不够，对于我们的进步要求还估计不足，我提出这个思想反映是从积极出发的是为了我们工商界更好的安心工作安心改造，在思想改造中使公方对私方能做到有底放矢。当然是在我谈的时候有缺点因为只提出了在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之后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给予应有的评价（应当声明从全面安排量材录用适当照顾已经是给了充足的评价，例如说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不是包袱，这是党和政府根据全业合营后私方人员有了积极表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评价，这是给私方人员很大的鼓励。但是，有职有权，受到尊重还不够），而对于私方人员在工作中尚存在着的某些所谓消极思想和作风就没有同时批判，因而使有的同志对于我的谈话有片面性，我的看法是主要帮助党整风，向党反映一部分党员同志在工作上的三大害，而对于我们工商界本身未提出检讨。俟党将整风运动不久胜利完成后，我们还要使工商界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职工改变观感上要求党对于我们加强教育也给我们以和风细两的来个整风，这次向一部分党员同志提出批评，这种精神也就是毛主席所教导的“教育人者首先受教育”我们先携助党整风然后再教育我们。
当着我提出了工人阶级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之后，有的同志说我给民族资产阶级评价过高了些。特别是我没把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在企业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没有加以分析批判相对之下显的过高了和不适当了。总之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是给我了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他认为：千家驹把个别的少数的当成全面，这不是马列主义的精神。
对于千家驹同志的发言所提出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正确认识赎买政策我是一致的。至于他把我说讲的说加以引证之后，而没有交待清楚给扣帽子我是不同意的。例如他说毕鸣岐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千家驹同志引证了这个话之后接着说“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
我们在实践中所感觉的是经过艰苦斗争胜利之后那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主要的是提高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和走社会主义的信心。例如自解放来抗美援朝、税收工作、公债等、受了教育之后内因是很重要的。至于我们所发现的个别人所作的打游诗“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在我们工商联和民建会提出以此进行教育，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思想，加强思想改造，我们对于工商界中所能了解到的情况不管是少数的想法或者是个别人的想法，我们是毫无保留的向党反映，要求党更好的深入了解对我们加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难道说这不是我们向党诚诚恳恳老老实实接受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吗？不能把个别的或少数的看成一般不能把个别的或少数的当做全面，这种分析法不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句话我没有说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非常不同意千家驹同志说“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句话我不仅是没有说过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没有，我也没有听说民族资本家说过，凡是稍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都懂得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是劳动创造世界，我们都深入人心的是自建国以来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以他们有力的双手和智慧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是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认识世界上的一切伟大创造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我不知道千家驹同志说的“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是从那里来的。同时这个大帽子的底下没有人还是摘下去好，教育人最好是以理服人采取用压力办法是不解决问题思想改造不是靠用扣帽子必须使我们从思想深处认清前途，一心一意的走社会主义。我们从八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深深体会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者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走上全业合营只说成是外因而他们体会的外因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而是说“外因”是“压力”。把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教育认清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自觉性的一面，就根本不存在。例如在全业合营前公私合营是一户一户的搞，我们曾经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如果这样搞得搞一二十年，后来发展工商业申请的是一批一批，在1955年底全联执委会议听了毛主席的教导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在56年初就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高潮，这样的高潮不是谁要它来它就可以来，人们不能创造也不能制定在党和政府在事先也没准备来个高潮，我认为这个高潮是外因和内因相结合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难道说这样一个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应当说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定要被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代替，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个社会发展规律。如果我们工商业者不认识或不承认这个规律，我们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变化也不能到了今天。谁想不承认我们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和要求那是同样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当然应当声明不等于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完成，即便资产阶级消灭之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商业者谁也不能否认。
在我上次发言中说“在我们工商界思想改造有着如此变化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留恋资本主义，走回头路等等。这样的教育，改造方法是与实际不符的”。我们的概念留恋资本主义，走回头路是指的“贪恋资本主义制度，留恋剥削，搞地下工厂，不愿在公私合营搞生产，而喜欢出来单干，虽然这是很少数的，但在工商界曾经不断发现过。
千家驹同志所谈的“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解释非常同意，也是给工商界解除了思想包袱。工商界的群众对于资本主义一面的想法正是如此，在过去在概念上有很大差别。
他认为：全业合营后，阶级矛盾基本结束，还不加分析地说阶级存在两面性就存在，这种教条主义的方式是不能说服人的。
千家驹同志说“关于资产阶级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全消灭”。我同意以上这个提法，这是个解决思想关键的问题，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几年以来党和政府所给我们的思想改造教育多般都认清即便使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还是长期的。没有人设想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阶级消灭之前而先消灭。有阶级就有两面性，就有阶级关系。这是多数工商业者所懂得的事，不过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应当回忆全业合营前几年来阶级教育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有消极的一面如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等五毒行为。这个印象深入人心自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阶级矛盾基本结束，我们的阶级教育还是说阶级仍然存在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也存在，并没有把阶级正在消灭过程到了什么程度？阶级关系在企业中是否是主要的？两面性的变化的程度如何？都未加分析就简单的说阶级存在两面性就存在，我们用这样一个教条主义的方式是不能说服人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工商界可能分两种一种是口服心不服，你说怎样就怎样，一种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甚至于他们说两面性没有了，主要是说的消极一面没有了，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都没了，使用什么还去犯五毒行为啊！他们说的没有是指的民族资本家还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进行五毒行为的这种消极一面没有了。如果把道理讲清楚阶级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也存在，例如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这些属于思想改造的范畴，我相信工商界是会同意的，这样的概念是会使我们接受改造更有信心。
千家驹同志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提出以下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证明，他说“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
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对于以上这个解释其中我有很大的不同看法，从定息存在阶级就存在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的照顾因为和一般劳动人民不同，因而阶级也存在我也同意。至于说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因而证明这是阶级存在我不同意，那么说在全业合营后对于我们的一切安排和照顾是由于阶级存在，俟到阶级消灭了是否全涮，我表示怀疑？事实党和政府不会这样做。
千家驹同志又说“全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个劳动人民了”，以上这个说法好像是阶级消灭了。他又提出“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50—70％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对于以上这个分析我有不同看法，对于拿定息，高薪因而保留资产阶级身份我没意见，对于50—70％病假工资，因为有些私方人员不幸得病只拿到月工资的30％生活实在困难，他们享受不到什么劳保福利，因而经过反映才同意照此病假工资办法，何况至今尚未全面实行，即便实行了也不能以此就作为保留资产阶级身份，此外在工商界中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定息可拿，工资还有的较工人为低，是否这些人应当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呢？
最后再提出一个问题，使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平心静气的来研究，不要扣帽子要实事求是讲道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也无有经验可供参考。
他认为：阶级矛盾基本结束了，阶级是否也要基本结束。为什么现在还要把阶级关系，阶级两面性抓住不变？
全业合营后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阶级矛盾基本结束了，阶级存在的成分也应当大大起变化，因为矛盾基本结束了，而阶级是否也要到基本结束，阶级关系是否就很淡薄了。应当说明不管是阶级存在或将来不存在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究竟阶级在什么程度下可以消灭，那么说就以定息还有六年为限了，这个时间照社会发展情况看时间是长呢还是短呢？我总认为时间相当长，因为现在是在一个高度的革命变化时期，很难估计，这样死板板的规定下来还有六年是否能适合社会发展规律，啊，现在是仅仅以定息扯着有定息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关系，有阶级就有两面性，这个进度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人的思想进步衡量呢？还是一定要规定还有六年呢？还是瓜熟蒂落随时摘瓜呢？我认在今天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思想改造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看出来改造完成或改造未完成。如果说阶级一旦消灭两面性也马上消灭了，也是很不现实。大学毕业有大学课程，对于思想改造能否有个课程是很困难，即便是还有六年也应当做出六年改造规划。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在某一种情况下有过合作曾共同反帝反官僚反封建，建国以后就接受了利用限制改造响应各项爱国运动拥护总路线实现全业合营，几年来在经济建设上是有它一定的贡献，为什么现在还把这个阶级关系阶级两面性抓住不变，这在生产建设上有什么好处。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大踏步的向社会主义迈进，但是我们民族资产阶级还在缚着足，迈不开步，跑不快，要求放开足，勇往直前为社会主义贡献更大的力量。
他认为：现在资本家已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它和工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定息，但定息终究不是占有生产资料、为所欲为的剥削。
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一定的集团的。拿什么来划分这些集团呢？那就以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什么地位来划分。换句话说，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不占有，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占有与不占有，有无对产品的分配权，从这几方面来划分出集团与集团的区别。每一个集团，就是一个阶级。资本家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就是占有生产资料，占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有权来任意支配这些产品，而工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归自己所有，也就谈不到来分配这产品。这两个不同的集团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这就是阶级的概念。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今天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占有生产资料吗？若是说仍占有生产料，就与实际不相符了，因为现在资本家已不能再支配我们过去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了，同时有许多资本家都不在他原企业工作了。今天资本家也不能占有产品了，也不能支配产品了。从这个两方面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惟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当然定息从概念上说，定息的大小是从定产核资来的，因此说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因此说也是剥削，但其手段终究不是自己掌握生产料，而为所欲为的剥削。关于这个思想问题，是在工商界中存在着，它是个客观事实，你同意它它也存在，你不同意它也是存在着，这是早晚要解决的问题。
他说：资本家鱼跳龙门式地跳入社会主义，没有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带着，阶级关系还那样强调着，两面性还那样原封不动的严重，实令人难解。
我记得1956年1月15日，我们伟大祖国的第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北京市的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出席了这个大会，彭真市长庄严地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人民日报上登载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了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以后于1月18日天津西安也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连着又来了个上海，我很奇怪，可是没有不久，这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就改了。那时工商界非常兴奋的说“看那，我们没有什么痛苦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了，真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没有愉快几天就变了。在这天的人民日报上写着“过去，不少的工商界人士把社会主义想像成是很可怕的东西，觉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自己的前途。现在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有了美好的前途。北京市工商界的许多人都喜欢用“鱼跃龙门来形容自己地位的变化。结果又是资本家鱼跃龙门”没有跃过去呢？还是龙门关上了呢？那个报上还有记载“义合机器厂经理徐世清小儿子徐春林，过去常问他：“学校老师说工人叔叔最好，你是不是工人？”徐世清为了不愿意使幼小的儿子自己是个剥削者，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当他听到批准公私合营的消息以后，很很高兴的告诉他儿子“你爸爸快要变成工人了。”在报上还说“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在短短的几天内，全市新批准公私合营的一万七千多家工商户的清产估价工作，从早晨到深夜紧张工作着，而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行动，就是资本家们跨入社会主义后的第一个积极表现。天津上海和全国工商城市谁也不能否认这个热火朝天的高潮。资本家们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社会主义，没有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带着，阶级关系还那样强调着，两面性还那样原封不动的严重，实令人难解。当初我们代表全国在政协大会上向毛主席报喜。我的意见是应当正视新形势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有其恰如其分的看法，那就是说工人阶级在今天应当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这样一个根本变化，生产资料交还了工人阶级，为了更好的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思想，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战士就应当把老大哥的手伸出来拉回头是岸的小弟弟一把（当然工人阶级早已在做着），把过去的阶级仇恨勾消，或者减少到很小限度上去，在企业岗位上强调搞好共事关系，不要再强调什么阶级矛盾，什么阶级关系，这样就可彼此以平等的工作关系来协商办事。（当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总之凡是为社会主义有好处的我是服从这个利益的，所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帽子还能起一定作用，那就多带几年。以便更好利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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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函照登
来函照登
人民日报22日第三版刊登我在商业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看后我感到其中有二句话很不妥当，会引起片面性的争论；可能是我在发言中讲得不清楚，使整理记录有困难所造成的。因此想请你们补充更正一下。
更正的地方如下：
“党过问思想教育问题”请改为“党过问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教育问题”。
“重大政策措施，应由部内所有的干部讨论”请改为“非机密性的重大政策措施，应由部内所有的干部讨论。”
商业部民盟支委 熊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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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
晁幼德、郑东园提出了一些材料
河北省政协委员晁幼德、郑东园在河北省政协会上发言说：一年多以来，唐山市有97％以上的私方人员参加了劳动竞赛。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受到物质奖励的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次，其中有三十九人连续三个季度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但是，根据今年1月份在四百八十八个合营商业门市部的检查，我们私方人员的消极一面非常突出。因为对企业经营不负责任，管理不善，长短款达二千五百四十九次，商品发生损失的有八千九百二十九种；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的二十九件事件中，私方人员占二十件；占公家便宜的事件八百八十五件中私方人员占五百四十一件；挪用公款二百四十七件事件中，私方人员占一百九十六件。按长短款和商品损失两者相抵计算，使国家遭到五千八百多元的损失。贪污盗窃的手段是卖货不开发票，收回应收账款不入账，购进原料时多开数量，有的甚至每天直接盗窃货款。挪用公款的则是利用出外采购或企业留有备用现金的方便而进行挪用，有的竟达三月之久。晁幼德和郑东园说：难道这还不是资产阶级损公利私的消极一面的具体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