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六亲不认”
臧克家
要好的朋友许久会不到面，乍见之下，不知是高兴还是抱怨，总是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跟着是这么一句：
“真是‘六亲不认’了”。
多年相交的知心朋友，除了偶尔在会场上远远地打个招呼，经年不见是常事。共同住在一个城市里，而“老死不相往来”，“咫尺天涯”，语不虚妄。
为什么朋友成了“参”“商”？是不是在过去黑暗反动的统治下，大家“相濡以沫”，朋友之间，容易聚在一起披肝沥胆，慷慨抒怀，而今天情势已经大不同，就不需要这样了呢？我看不是的。人人觉得生活里缺乏一种东西，好似花儿缺乏露水。生活得紧张，也生活得干燥。在工作之余，在病痛之中，在春秋佳日，在风晨雨夕，多么需要有个知心朋友来开怀畅谈呵。谈一谈个人的情怀，谈一谈工作计划，谈一谈过去和未来……。可是，朋友在心上，不在眼前。
“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是，忙是够忙的了。工作忙，开会忙，听报告忙，作检讨忙……真是人人忙得个“不亦乐乎”。可是，忙不是惟一的墙可以把朋友长久地隔开。
我觉得，友谊的花朵，多半是由于气候的关系，开不出来。
在旧社会里讲“交情”，在新社会里讲“同志关系”。本来“同志”就应当包括相亲相爱的情谊，但是实际上却并不完全如此，甚或完全不如此。好似“同志关系”只是冷冰冰的工作关系，而朋友才可以彼此揭开心胸，倾泄热情。所以有人接到朋友的信，看到上款只写自己的名字下边缀上两点或称兄道弟，便认为亲切而心中暗喜，如果被称为“同志”，便觉得一般化，一阵冷淡感觉掠过心头。
在全国解放初期，一般知识分子，还是寻亲问友，热情率真地相互交谈，把心底事倾倒在朋友面前。这里边有个人主义的牢骚；有自由主义；说不定还有反动思想。那时候，大家爱说，爱赤裸裸地表现自己。几年来在一些运动里，友朋间的这种“倾谈”有的上了“材料”，甚或望风捕影，穷追其中的“微言大意”。于是，许多知识分子“逢人只说三分话”了。在“肃反运动”刚过去时，我听到许许多多人异口同声地说“今后除了工作关系上的必要接触，断绝一切往还！”这话说得很决绝，但也很沉痛！
人是感情动物，生活里除去友情，不像陷了个大窟窿？有人说：“党员是不讲感情的。”党员办事应该遵守党的原则，不徇私情，但是“党性”可能成为和“感情”牴牾的一种东西吗？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未免以少数概括全体的偏颇，这可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有些党员冷若冰霜，可敬而不可爱。用这样态度去向党外交朋友，等于要用冰棒去敲出热情。
现在的情况变了。虽然是“乍暖还寒”，但春意毕竟是来在了心上。“百花”不仅要放在纸面上，也要放在口头上。即使放出牢骚，放出自由主义，总比禁锢在心头好些。解冻的春风吹来了，友谊的花朵，开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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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
——致内蒙古自治区
李欣正当你的十周年，我想起一位共产党员，离开他那遥远的家乡，在你的胸怀中长眠。家住在碧绿的湘江边，还在童年就爬过雪山，小红鬼成了抗日战士，身体四次被敌人射穿。肌肉里还裹着一颗子弹，从华北转战到蒙古草原；在这语言陌生的地方，他怀念风光明媚的江南。“我的妈妈在家乡操念，她没明没夜地盘算——盼望儿子能早日回去，随着红军把红旗带还。”战士并没有完成心愿，他的鲜血洒在草原；蒙古牧民们流着热泪，把尸体紧抱在胸间。红旗已经飘扬在岳麓山，飘扬在红军妈妈的身边；湘江的水更加碧绿了，到处歌唱着解放区的天。妈妈的眼睛已经望穿，来自内蒙的信送到江南：“感谢你哟，红军妈妈，你的孩子活在我们心间。这里正在庆祝十周年，我们走向烈士塔前，为了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把最尊重的供礼敬献。”妈妈在江南请人指点，内蒙在北斗星的哪一边？她挂念这奇异的地方，母爱里涌现出新的情感：
“我的血肉埋在蒙古草原，你的儿子也随大军下江南；地方虽说是天南海北，我们的心永远血肉关联！”当着五月的艳阳天，我向共产党员礼赞：你鼓舞起人们的爱情，把乐园在大地上兴建。
呼和浩特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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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讽刺”的危机
李跃
从某一方面看，我以为与其说小品文的危机，不如说“讽刺”的危机。因为没有讽刺的小品文是有的，而且未必比有讽刺的少，而最使某些人看不惯的是“讽刺”，不是小品文。我平时原有这样的感觉，看了最近人民日报上讨论小品文问题的一些短文以后，尤其看了胡祖宇的“我看小品文”（4月19日）和范舟的“我说小品文要消亡”（4月29日）二篇以后，更有这样的感觉。什么讽刺只能对付“其性质正由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错误，什么小品文“多是对人民自己的讽刺，恐非一时之误，而是根本方向的错误”，说法虽有不同，实质是一样的：人民内部需要批评，但不需要讽刺。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是那样流行，即使喜欢一般批评性小品文的人，也不一定喜欢讽刺，尤其在自己被“刺”的时候。
那么人民内部到底要不要讽刺呢？
真的讽刺是制造不出来的。真的讽刺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如果生活中没有讽刺，那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讽刺作品；如果生活中存在着讽刺，那就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了。鲁迅先生曾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洋服青年拜佛，道学先生发怒，在当时都是平常事，一个撅着屁股，一个皱着眉心，连自己看见也觉得不很雅观，而“讽刺”正是在这时候照下来的一张相。这就是说，不管你“要不要”，这“不很雅观”的事实总是存在着，问题仅仅在于要不要照这张相，发表这张相。我看在一般情况下，还是照下来发表出来好，因为这有助于“不很雅观”的现象的“消亡”，使那个青年和那个先生更雅观些，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如果像范舟同志所说的那位“好同志”一样，结果非但不改，“反而从此消沉了”，怎么办呢？除非给他“偶犯”的错误照的相很不对头，那么除了让“消沉”者自己担负“消沉”的责任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如果承认今天的人民内部也存在着很多“不很雅观”的事实，那么为了加速它们的“消亡”，为什么不可以也给它们照照相呢？
也许有人要问：为了团结，难道不可以采取更“善意”的办法吗？我看也可以的。例如对那个青年说，我相信你是有科学知识的青年，不赞成迷信的；你所以拜佛，也许别有原因，但总是不拜好，希望你好好想一想，等等。这样说法虽然也不无讽刺味道，也许比照那张相更“善意”些。但论效果，照相也有照相的积极作用，非更“善意”的办法所能代替，正如照相不能代替更“善意”的办法一样。只要有用，任何样式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生存权，不管你“要不要”。
至于相照得好不好，角度对得准不准，在某时某地应不应该照这张相，那是另一问题。世界上有哪一种样式的作品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呢？范舟同志说的“庸医杀人”是事实，但因此就可以笼统地废除医药，让所有病人都“消亡”吗？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讽刺是批评的一种，且有非一般批评所能代替的特殊作用。只要你站得稳，只要不滥用讽刺，可以用以对敌，也可以用以对自己人。“人民内部需要批评，但不需要讽刺”的说法，就某些说话者的思想情绪说，后半句是真实的，但前半句大都是谎话，至少是不自觉的谎话。尤其在他自己碰到批评的时候，真相便显露得更清楚了：他不但不喜欢他所说的“讽刺”，也不喜欢他所说的“批评”。
然而尽管如此，讽刺作品（包括讽刺小品）仍要存在、发展，因为它对读者有用，有益。所谓“讽刺的危机”，不过借题发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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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刊物的霜冻
子冈
在我们生活里，常把某些先紧后松的事叫作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反过来说，雷声小雨点大的事有没有呢？
我说是有的，这里且举一个例吧。
在我们这个院子里，是三个杂志的办公室：中学生、农村青年、旅行家。这些天来，编辑同志们也像农民一样，受着早春天气的播弄：怕春雪啦，怕霜冻啦；我们怕的是刊物印数猛跌。4月份是第二季度的开始，又是为了节约纸张、控制印数的开始，却哪里晓得，也是印数猛跌的开始。出版当局控制印数的决定，原不过是想不超过去年的总印数，而并没想大大收缩印数。
现在呢？付印前一个消息：中学生跌了四、五万；再一个消息：农村青年跌了四、五万，又一个消息：旅行家跌了两万多……
这些消息使我们张目结舌，使我们无话可说。雷声不大，雨点却不小。中学生的主编说：别动感情吧，从前一个刊物销得多少，是一个刊物编得好坏的指标，如今呢，却未必……。他这话有些道理，找内在原因，实在不大。中学生最近编得生动活泼，中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的热题目当前，销路应涨；农村青年也是面对春耕和勤俭办社的时际；旅行家的内容和印刷也正力求改进，更何况春暖花开、正应该是它的销行旺季，现在却一跌两万多，这样的波动从未有过。
再一打听，并非仅仅我们一个院子里遭了霜冻，原来中国青年也一跌二十万。人民文学也在十九万多的基础上一跌六万，因此四月号都没往刊物上印印数。
最近许多刊物编辑部接到读者来信，抱怨订不到刊物，有的老订户也订不到了，以致打破了他们自始至终保存一种全份刊物的习惯。4月9日“中国青年报”也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说在兰州工地上订不到想订的报刊，他主张应该分别对待，免得在建设工地上的人缺少精神食粮。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节约纸张是应该的，但是在实行措施的时候欠思考，因此达到的目的不是每个刊物不超过去年的总印数，而是唏哩哗啦地猛跌，好像文化的低潮来了。
在控制印数的决定后面，跟着是邮局和书店的命令发到地方上去：要节约纸张呀，别比以前多要。事实上是各地“要”的数字总会有此起彼落的情况，平时有个调剂，才缓涨缓跌。但是现在呢，想涨的地方涨不上去，跌却随意，结果自然普遍下跌。
我不能不联想到不久以前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来。在出版小组里，多少人曾经发言，指出书刊由邮局和书店“要”数目决定印数的可笑和不合理，究竟在编辑人和层层售货员之间，谁更估计得出书刊的质量和读者的消纳胃口呢？然而现在决定书刊命运的却不是编辑人。积压与脱销的部分原因在这里。
因此在会议的出版小组里有人呐喊：让编辑人的小主观主义代替售货员的大主观主义吧，虽然很难全然避免小主观主义。对于各种刊物的突然大大跌落印数，焉知不有这样一种情况：“要”刊物数目的人体会政策过了头，以为越节约，越完成任务。
我是拥护书刊印数应由出版者和编辑人自己掌握的。应该审慎研究许多节约用纸的办法，然后再采取手段控制刊物印数，也应该普遍研究一下目前各刊物的质量和需要。
气候回暖，已由气象台预告。老农且有抗御霜冻的方法，刊物的霜冻期也应赶快过去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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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
伏家芬像一批年青的骏马追逐着真实的奇迹，奔向山野和平原；像一队美丽的孔雀衔着智慧的种子，去撒满半边天！先驾起祖祖辈辈遗下的那张犁，种起爸爸妈妈都需要的粮和棉；然后，把诺言从泥土里呼唤出来，把禾穗和露水织成诗篇。别管那些怯懦的绵羊吧！它们老以为这里有荆棘，不敢走出篱笆边。嘲笑那些忙碌的大雁吧！四处寻觅温暖，没发现——这里有永恒不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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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曲零感
徐淦
全国会演延期
剧目工作会议决定之一：原拟在明年举行的全国戏曲会演，不举行了；后年是否举行，也不一定。
这个决定，也许使好些地方上的艺术领导者和好些剧团感到有一点扫兴，我这个戏迷也有一点失望，但决定得很对。因为，不少地方，确有一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剧团，念念不忘于参加全国会演，老在那里把三两个以至一个戏加工了又加工，不及其它。
重点加工、精益求精是十分需要的，认为北京的观众不爱吃半生不熟的果子这点诚意也可感。不过，为了百花齐放，继续发掘、整理，和编排新戏，也同样要紧，不能偏废；提高的目的主要在指导普及，不在到北京来一鸣惊人，何况当地更广大的观众，不能老吃几只烂熟的苹果啊！
剧目五万个
已经发掘出来的传统剧目，据说有五万个。
怀疑成癖的人和实事求是的人都会觉得不完全可靠，因为当中可能有同一剧种的几个剧团复报的，一定有名异实同的，也一定有整本与散折并列的。这些因素都可以使五万这个数字削减得更实在些。但是也不能疏忽，还有大批不曾发掘出来的。我国的戏剧遗产之多，我看是可以列入“世界之最”了。
数量是质量的基础，欲见新花发故枝，故枝越多越好，真教人兴奋。但也不免教人发慌，就像进了童话中的宝山，老仙翁请你尽量地搬，不知搬什么好。好在这座宝山的洞门，不会忽然紧闭，先存其真，再分批整理、演出、加工吧。
我想到的是，整理的同时，能不能分头组织一些力量动手写，然后集中汇编出一大部“戏曲故事”来。不要求写到像两位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那么精美，写得简明扼要，便于戏曲专家的研究和整理加工者的抉择，就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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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公平” 沈同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