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学术争鸣必须联系我国实际
陈达
我衷心拥护“百家争鸣”的政策。
第一，我认为“争鸣”要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所谓方向，是指努力的目标。我们国家正向社会主义迈进着，所以我们知识分子的各种工作，包括教学与研究，都应向着社会主义建设来进行。“争鸣”也必须围绕着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问题来展开，以便为社会主义服务。由于展开了争论，使真理愈辩愈明，则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可以尽量得到鼓励与发挥；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因素可以相应地减少，或转化为积极因素。
第二，关于社会科学的教学工作，我们的争论应该围绕着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问题。高等学校的课程，一般是注重理论的。自“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来以后，各种的理论都可以自由地讨论了，但亦应尽可能地联系到实际。旧中国的社会科学是有许多缺点的，特别是关于下列两层：1，理论脱离实际；2，不注重本国的事实。三十五年以前，当我在清华大学开始授课时，我不但采用外国文教科书，讲授外国的理论，并援引外国的事例来证明我所讲授的理论。我逐渐地发现有许多理论是与事实不符的，是不适用于中国的。例如，当我讲人口问题时，我注意到约翰雷的学说。他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肥沃，食品也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因此，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又如，当我开始讲授工人运动史时，适值国际劳工局已故局长多玛来我国访问，他说，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印刷工人常常是占着领导地位的；但我知道北京的工运有不同的经验：在那时，丹华火柴厂的工人屡次领导其他工人，对宣传禁止白磷火柴的运动，展开了坚强不屈的英勇斗争。我回想起这些例子，使我更清楚地看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在我进行教学工作不久以后，我就着手事实的搜集，特别是关于中国人口及关于中国工人的事实。因限于人力与财力，我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
解放以来的情形比解放以前好多了，主要是由于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高等学校里社会科学的教师们，已在讲授工作中逐渐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了。如在假期内，教师与学生往往到工厂或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来密切配合课堂的理论讲授。但是做得还不够，存在问题是很多的。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由于有些很重要的调查尚未举行，有些基本事实尚付阙如。因此，关于国计民生的有些重大问题，大家还只好凭主观意见，进行空泛的争论。自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人事登记制度，以致对于全国的人口动态得不到可靠的事实。这种登记制度，至少应有出生、死亡、婚姻及迁徙四个项目，应在全国的市镇及乡村普遍地建立起来。并认真地连续搜集有关资料，按时发表，借供国家决定政策措施及学术研究之用。又如，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全国人民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与健全合理的工资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举行下列的大规模调查，即关于零售物价、家庭生计，及生活费的调查。因为缺乏这些调查，所以有些人只好引经据典作不着边际的空洞讨论；有些人还是依赖零星的数字，七拼八凑，作出不可靠的估计。在这种不务实际的基础上展开争论，是得不到于国家于人民有利的结果的。
第7版()
专栏：
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
周谷城
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推进学术。经验证明，真理是发展的：常从模糊到清楚，从不甚正确到十分正确。“到”的过程，即是发展过程，必包括争辩讨论。否则便须承认真理不是发展的，而是第一次发见就等于最后的确定。第一次发见就等于最后的确定，这究竟不多。就算多吧，而充实、丰富、具体化、使人信服，仍须争辩讨论。唯有争辩讨论，是阐明真理、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其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加强团结。一些道理，不让人讲，而要人信，是很不容易的。人们就是信了，常常口服心不服，阳奉阴违。阳奉阴违，最不利于团结。让人讲了，经过争辩讨论，免不了有个胜败。败了的可能心服口不服，阳违阴奉。然而阳违阴奉，离团结却不远了。再其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巩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大家常怕马克思主义在争鸣中受到不利的影响。其实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在争鸣中站起来的；在中国尤其特别，简直是在反动统治高压之下站起来的。在高压之下且能站起来，难道在百家争鸣的自由气氛中，反而会倒下去吗？最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使文化、教育、学术界大大活跃起来。这一点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但贯彻这一方针，也要花些气力。我们过惯了封建生活，争鸣的气氛向来不甚浓厚。就是在资本主义先进国，例如英国，自由争辩讨论的习惯，单是在资产阶级的那个小圈子里，也经过两百余年的培养。我们要越过资本主义，使自由争辩讨论的气氛弥漫于全国，而不是限于某一个阶级的小圈子里，使各方面热爱真理的精神到处活跃，这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办呢？领导方面多多号召，并把过去某些具体问题妥善处理，这是有力的办法；文化、教育、学术界人士自己动起来，树立信心，打破顾虑，这是有力的办法；主持报章、杂志、书籍编审的人采取一些措施，更是有力的办法。采取哪些措施呢？第一，看见文章上装了一个判决式的题目，如批判某人的唯心思想，批判某人的形而上学观点，批判某人的资产阶级理论，等等，最好送请原作者改一改。因为道理还没有讲，笔墨官司还没有打，判决书的主文就出来了，这自然会阻止人家打笔墨官司。至于文章中的加添语，可以请原作者减少些。例如道理已经讲明了，人人都看得懂；而要在已明之理的后面加添些话曰：这简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这样的加添语，并不增加道理的说服力，而只令人生厌。第二，不要欢迎唯心主义；欢迎唯心主义，反使争鸣展不开。假如我办一种报纸，第一天作一篇社论曰，我们也欢迎唯心主义。我想这是很无效的。因为读者对此容易误解，认为报馆里的人自封为标准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也欢迎唯心主义。否则自己还难免有唯心的地方，为什么要向外欢迎唯心主义呢？而且欢迎之义也极不明确。欢迎唯心主义者暴露思想然后加以围剿？则唯心主义者一个都不会来。欢迎唯心主义本身在社会上流行，则又违反了自己的愿望。因此我建议不要欢迎唯心主义。不欢迎唯心主义，欢迎什么呢？曰，欢迎提出问题，加以争辩讨论，希望获得真理。第三，见到文章中的形容词如“唯心的”、“唯物的”等等用得太多了。真理不是形容词所能堆砌成的，而是说理透彻的结果。道理说得透彻，虽无“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形容词，亦可能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常想，万一要用形容词，最好减少一些或稍稍变动一下。例如“唯心的”三字我便想改用“错误的”三字。因为唯心的固然一定是错误的，但错误的不一定是唯心的也。当编辑颇为难，推动百家争鸣，方法也不一律，我所讲的，并不需花多少本钱，无妨试试。
第7版()
专栏：
大力改进出版工作
为“百家争鸣”创造更好的条件
本报邀请出版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 为了改进出版发行工作，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报最近邀请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通俗读物出版社和有关主管机关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争鸣园地
大家一致认为，出版物是“争鸣”的主要园地。今后，出版界必须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敞开出版社的大门。要放，要大放，这是大家都没有异议的。并且，为使争鸣有更好的条件，许多出版社都已经和将要采取一些新的措施。科学出版社副社长赵仲池说：学术期刊是争鸣的最适宜的地盘，科学出版社在最近九个月内就增出了十二种之多，去年原已出刊的四十种中也有十八种正式决定扩充篇幅，十五种增加刊期。但是，目前还有许多科学部门没有期刊，有的期刊由于本科学部门各分支学科的发展也应以分支学科出刊，这就需要科学家们共同努力，创办新的期刊。目前，有些出版社不愿出版期刊，有些印刷厂不愿承印期刊，这种情况要加以改变。除出版期刊外，科学出版社还放宽了采稿面，扩大了出版范围，并已组织到了一些各种见解的书稿，有的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此外，在翻译外国名著、提供研究资料方面，科学出版社关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的选题初稿已经着手草拟，并已开始组织翻译。
商务印书馆副社长郭敬说：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商务印书馆决定为高等学校和学术界多做一些工作。过去已出版了一些有不同见解的大学讲义，今后还要继续出版，并把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最近，还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各大学征求对讲义的意见，并了解各大学可以出版的著作。现在，已收到不少书稿，打算订入明年出版计划。对于出过著作的作者，也已去信联系。现在，有的已对旧作作了修改，有的还寄来了新的书稿。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梁纯夫说：国际问题涉及外交政策，有的不便争鸣。但是，世界知识出版社也要进一步开放。过去世界知识半月刊开展过一些讨论，很受读者欢迎，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世界知识出版社还要多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资料价值的书籍。
许多同志在贯彻这一方针时，也都感到还有一些困难。
掌握审稿标准，创办同人刊物
许多同志认为这个方针不好掌握。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顾均正说：争鸣一开展，书稿就多了，这就需要有个取舍标准。比如历史分期问题，各个学派的书籍都可出，但是“毒草”就不能出得过多。说是争鸣只要言之成理，但是这也比较抽象。同时，要是书籍出得太多，人力物力首先就成问题。顾均正还说：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过去不少人提议办同人刊物，办出版公司。这些办法也可以考虑。
关于国际问题是不是可以争鸣的问题，梁纯夫说，一般认为学术问题可以争鸣，而政策问题可否争鸣却需要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陈翰笙的“美国垄断资本”，其中有些论点较新，也出版了，这就是争鸣。不过，目前国际问题的学术性书稿太少，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多多供给。
关于在通俗读物中是不是可以争鸣的问题，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说：在通俗读物中争鸣有些限制，但是也有弹性。在一定范围内，争鸣也是可以的，比如介绍一些争鸣中的问题。不过，介绍时一定要作批判。
清除教条主义，确定编辑责任
教条主义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重要障碍，这就牵涉到编辑责任的问题。顾均正说：过去，编辑对书稿应负哪些责任一直不够明确。读者对书籍的要求很高，许多书评又以教条主义批评书籍，这样，编辑为了避免受到苛责，就只得按教条主义审稿，于是教条主义的书也就大量出来了。今后，编辑的责任问题必须解决。学术观点最好由著作人负责，文字方面可由编辑负一部分责任，至于引文等等也不应由编辑负责。梁纯夫也说：社会上的教条主义风气影响了编辑工作，编辑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又影响了社会风气。过去，编辑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严重的。比如，李纯青写了一本“日本问题概论”，有的编辑就根据几本小册子给他提了一大堆意见，使作者感到困难。这就是教条主义的审稿方法。
针对目前出版物又缺又滥的情况，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说：出版物又缺又滥的情况是严重的，除此之外还有“慢”。比如，出版工作缺乏整个方针，而让教条主义长期存在。出版社把出书看成技术问题，追逐出书指标。编辑光注意查对引文等枝节问题，而不注意书稿内容。因此，很多书籍质量不高，都是泛泛而谈，教条主义气味浓厚。书评对出版工作有很大作用。但是，目前很多书评十分肤浅，淡而无味，很少谈学术问题。今后，出版社的工作责任必须明确，可以少负文字引文等方面的责任，而多注意组稿等总的方面。
出版需要严肃，写作需要认真
有的同志还对出版界风气提出意见，并对著作界提出要求。曾彦修说，目前出书过于随便，这种风气是不好的。不少作者不愿意艰苦地写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去拼拼凑凑地写书。杂志上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过了几天就交出版社出版，这种情况在上海特别严重。这在实际上就是浪费纸张，鼓励作者粗制滥造。并且，出版译本也不严肃。没有学术价值的教条主义的译本出得太多，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希望今后出版界不要提倡浅薄，著作界翻译界也要注意提高质量。
解决体制问题，改进稿费制度
有些同志还特别提出出版事业的体制问题，并对领导机关提出一些批评。曾彦修说，体制问题关系到编辑、印刷和发行等制度，目前关于这些方面十分混乱，领导机关长期不作考虑，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蓝钰和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吴从云在基本上同意这个意见，认为如不考虑这个问题，贯彻百家争鸣是有困难的。他们希望领导上迅速召开会议研究讨论。
关于纸张不足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只要调节得好，也可以得到适当解决。郭敬说，目前有的出版社感到纸张不足，而有的书却大量积压，今后应该更合理地进行分配。
此外，有的同志认为，目前稿费过高（特别是一部分报刊），而且很不统一，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7版()
专栏：
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
千家驹
什么东西障碍着经济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呢？我认为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应该承认，过去几年来，在经济科学研究方面，调查研究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写文章，搬弄概念的多，而做深入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却很少。搬弄概念，那多么省事呵，只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买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翻翻教科书，再从报纸中找一点合于主观愿望的材料，便可以写出一篇文章来了。而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却要花辛勤的劳动，不倦的努力，还要有许多无名英雄的工作，这就比搬弄概念困难得多了。过去一两年中，在经济科学中，并不是没有“争鸣”，例如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定息是否剩余价值的问题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先进落后问题。有的还“争鸣”得非常热烈，这些讨论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应该继续提倡。但是，不容讳言，其中有一部分论文是患非常严重的教条主义病症的，这种文章，既没有充分的材料，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而只是根据斯大林的一个定义或死啃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两句话而大做文章，争论了半天，你既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因为大家所根据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概念化的游戏；至于占有大量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一般说来还不多见。
对于现实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大家都不敢碰，原因有二：一、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许多从事教学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的朋友都诉苦根本得不到材料，业务部门强调这也保密，那也保密，除报纸公开发表的东西外，什么也得不到，自无从研究起，勉强来谈，也等于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一是把政策措施或政府的法令当成客观经济规律，搞业务工作的人大多是宣传一番政策法令便算是尽研究工作之能事。（宣传政策法令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科学研究。）有人问：对方针政策是不是也可以争鸣？我去年到沈阳，有不少朋友这样问我。我认为：方针政策也是可以争鸣的，因为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那就是正确的；也有不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那就是不正确的。政府制定方针政策是非常慎重的，但是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方针政策都百分之百地正确无误。如果我们发现方针政策有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提出意见来呢？不过对于方针政策的讨论，在方式上应不同于学术思想的讨论。第一，这种讨论不必拿到报纸刊物上去公开发表，应通过适当方式（如向主管机关或业务部门提出意见）或通过适当机构（如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党派或人民团体内部、科学研究机关等）去进行。其次，在执行期间，当政府未宣布修改或废止某种政策以前，即使对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也应该遵守执行。
解放以来，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国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取得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同国家所采取的正确的财经政策是不可分的，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府所采取的每一财经措施，在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经济研究工作者关心政府的财经措施，研究政府的财经政策，并且鼓励他们提供意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通过适当的方式，使他们有所了解，给他们以研究的便利。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有必要的。
经济科学是一门具有现实意义的科学，离开了实际便谈不到经济研究。苏联的先进学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我们必须虚心地去学习。但究竟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苏联不同，苏联经济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不一定是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而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一定等同于苏联。要使中国经济科学独立发展，就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我国经济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提倡调查研究，独立思考，而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我最近看到有的经济刊物上每期介绍苏联经济研究方面的学术动态而没有或很少介绍过中国自己的经济研究方面的学术动态，也有的学习读物上介绍“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讨论”时，只介绍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而就没有中国的。难道中国经济学术界就没有动态可介绍，中国经济学者中就没有人写过研究美国经济危机的论文吗？显然不是。这是我们自己不加注意或不重视罢了。我认为：我国的经济研究动态或学术论著即令是幼稚，但幼稚的东西是可以成长的啊。
这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日千里，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惜我们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太落后于实际了。可以说，经济科学研究者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和我们所处的地位是太不相称了。为了把我们的经济科学理论水平提高一步，就必须坚决地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强调调查研究，重视搜集资料等工作，同时还必须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分析问题。
要展开经济科学界的争鸣，必须同时反对宗派主义。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关门主义的倾向上。不少研究经济科学的朋友对我国某些个别党员同志的宗派主义作风是十分不满的，举例来说，中国经济学会无疾而终后（陶大镛同志说“名存实亡”还是不确切的，它早已“名实俱亡”），多少经济学者提出要求恢复这一组织，但迄今毫无音讯，因为个别党员同志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要小圈子不愿要大圈子。又如“经济研究”名义虽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但经年不开一次会，我们这些忝为编委的人从无提意见的机会。陈翰笙先生每和我谈及这些情况，不禁长太息于宗派主义作风之积重难返。中国研究经济学的朋友本来不多，这种偏狭作风不改变，如何能团结各方面的经济学者，活跃我国经济研究的空气呢！
第7版()
专栏：
不同学派的著作开始出版
据新华社讯 北京的许多出版社为放手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开始出版各种不同学派的著作。
三联书店已出版的有各种不同见解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集，还准备陆续出版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代土地所有制等问题讨论的讨论集。人民和三联两出版单位计划出版的还有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刘节的“古史考存”和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等著作。
介绍外国的学术著述也增多了。除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著述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已译成中文出版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正在排印中。将要出版的还有斯宾诺莎的“论理学”等各派学术著作。商务印书馆也将第一次翻译出版法国实证主义的法学家狄骥的“宪法论”第一卷，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和重印奥地利心理分析学派学者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引论”等著作。
科学出版社已出版同国内李森科学派持有不同见解的生物学家鲍文奎写的“禾谷类作物的同源多倍体和双二倍体”，孟德尔的重要著作“植物杂交的试验”，还计划翻译美、英、德、法、意等八、九个国家的科学著作四十多种。
第7版()
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工作准备就绪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今年的暑期招生工作已准备就绪。该校所设十二个专业——历史学（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革命史两个专门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闻（包括国际新闻班）、法律、档案、国民经济计划、农业经济、贸易经济、工业经济（分机械、冶金、采煤三个专门化）、统计、财政信用，共招生一千零三十名，招生的对象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相当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在职干部。该校今年在全国二十个地区进行招生，即北京、太原、郑州、上海、南京、济南、福州、合肥、武汉、广州、南昌、南宁、沈阳、哈尔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长沙、杭州等地。报考日期分为两次，第一次为5月20日至22日三天中报名，5月25日至27日三天中考试。第二次6月26日至28日三天中报名，7月1日至3日三天中考试。第一次为在职干部、复员转业军人、停学待业青年报考时间；第二次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时间。考试科目为：中国语文、政治常识、历史、地理。其中报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财经等专业者，要加试数学，报考工业经济专业者，除加试数学外还要加试物理、化学。新闻专业的国际新闻班要加试英语或法语。
第7版()
专栏：
哲学史家将在北大集会
讨论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三个单位为进一步推动和有计划地组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继今年1月间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之后，将于5月10日到13日于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将着重讨论如下问题：（1）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中国哲学史中目前应该和可能进行研究的问题；（3）中国哲学史资料的整理问题。参加者除该三单位教学、研究人员外，还将约请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及嵇文甫、杜守素、杨荣国、赵纪彬、胡曲园等首都及外地著名专家出席。会议还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进行统一安排与分工。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展开和组织研究工作的问题，并不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所以只约请为数甚少的哲学史专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