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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大会发言
张钰哲建议国务院适当下放一些事权
千家驹建议在干部培养上搞点“自由市场”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8日继续大会发言。
化学家汪猷的发言题目是“为留学生争鸣不平”，他以三个留学生的遭遇为例说，留学生庄亚辉由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于1955年派到苏联学习高压有机合成，他在莫斯科闲等了一年多后，才由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分配到莫斯科大学作研究生。主管部门负责人曾三次说服该青年改变专业，最后说服他学放射化学。试问，放射化学与高压有机合成相隔几远？最后他呼吁：我愿有关党与非党的领导同志们，你们切莫忘记了千万客居异乡的莘莘学子，要爱护我们未来珍贵的科学进军中的栋材，快为他们以及将来的青年留学生设法解决由于以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造成的烦恼和困难，更防止新的类似问题的产生。
数学家王湘浩谈了科学文教人员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他指出，由于评定职务和工薪的标准不尽合理，有人把各尽所能理解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且把所谓唯有读书高理解为唯有论文高。于是“各尽所能”成为
“各尽所能地拼命写论文”，“按劳取酬”成为“按论文取酬”。他建议今后评定职务以德才为标准，不论年资；工薪以才资为标准，不论品德。他说，理由很简单，担任一个职务必须基本上称职而且要作风正派、工作积极。这就是德才标准。为什么不问年资呢？年纪大、工龄长并不见得胜任。评定工薪则不然。工薪必须考虑年资，汗马功劳不能不问。王湘浩还谈到了什么人应该受尊敬和生活待遇方面的统筹安排问题。
天文学家张钰哲建议国务院把事权下放。他说，在协调平衡研究机构和高教、产业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计划，必须国务院出来掌握，至于科学院一些本身的问题大可以让科学院的七位院长八位秘书长和几百名的学部委员去动脑筋去作决定。
化学家卢嘉锡在发言中，要求科学院加强边疆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加强专门学会的学术活动，通过它来了解全国各地区的学术动态，把学术论坛更健康地组织起来。
化学家袁翰青，批评科学院的工作有三大缺点：科学院没有能够很好地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全国科学工作的参谋部；科学院院内的研究工作，没有能尽量地根据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向明确重点；科学院一直还没有使全国科学家感觉到它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
经济学家沈志远在发言中首先提到了加强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产业部门三个系统研究力量合作的问题，他建议三个系统的科学工作者可以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上互兼研究或教学工作。同时对分散在各方面的安排不当的科学研究人士，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让他们分别归队。
经济学家千家驹建议在科学研究干部的选拔培养上搞点“自由市场”。他说：“在干部调派上，过去强调统一分配，服从组织，这在建国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建设人才的各方面的需要。但到了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变，如果单单强调统一分配一面，而没有合理使用一面，那是有缺点的。”他认为过去统一分配的办法，好像是强迫婚姻，绝无离婚自由，“统”的太死了，今后应该加以改变，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调配的补充，即在国家有计划的统一分配之下允许青年某种程度的自由选择。
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科学院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原因后，他建议科学院的院务委员会逐渐担负和进行学术领导，以之与院务行政会议区别开，以便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的关系、院部与学部的关系、行政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关系等逐渐明确起来而步入常轨。他还提出，应具体掌握五四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各个科学家的全部学术生活和创造成果，从而对科学评奖、科学行政和研究工作的人事安排等作到心中有数，措置得当，并帮助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间的矛盾。
力学家钱伟长要求重视科学家的研究时间，解决学部委员的助手问题。他说，可否由国务院通令全国，准许能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在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方面长期请假，以便他们全力从事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工作。我提议由学部主任副主任领导我们坚决地迅速地走进实验室，进行一个科学家应该进行的工作，而把学部的繁文细节的行政包袱，趁早丢掉。他还要求解决图书仪器的购置问题。
化学工程学家侯德榜就科学研究计划作书面发言。他建议科学研究计划在化学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的农业生产要求供应更多的氮、磷、钾等化学肥料，其中钾的资源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向科学进军中，图书、仪器和化学试剂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化学试剂的供应最缺乏基础；重有机合成包括的范围很广，也是我国最薄弱的一环；近来高温蒸汽用的滑润油很缺。
在昨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数学家陈建功，语言学家吕叔湘，有机化学家朱子清，电子学家孟昭英，石油化学家侯祥麟，光学家王大珩，物理学家施士元，航空学家王俊奎。书面发言的有化学家纪育沣、机械工程学家石志仁、水生生物学家王家楫、地理学家黄秉维、冶金学家靳树梁、医学家胡调甫、电子学家陈芳允、水利工程学家汪胡桢、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王方名、物理学家王竹溪、植物学家钱树崇、水利工程学家张光斗。医学家吴英恺等九人作了联合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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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需要“精兵简政”
吕叔湘委员发言摘要
这几年来，科学工作者中间有一个普遍的感觉：时间不够用。时间哪里去了？社会活动占用了一部分。可是这个因素只影响我们中间的部分人，但即使关在研究所大门之内的人，也并不见得能好好的做研究工作。很忙，但是忙不出一个名堂。老是在围绕研究工作打转，可没有足够的时间用在研究工作本身上。为什么呢？工作开始之前有一套：计划，布置，推动。工作了不久之后又有一套：检查，总结，汇报。接着又要重计划，重布置，如是周而复始。总结有年度总结，半年总结，过去还有季度总结。汇报，在不久之前，学术秘书处要每月汇报，学部要半月汇报，有时候还要到院务常委会议去做大汇报。检查，除了为总结作准备的检查外，每来一个重要的学习或是运动，也都要结合着检查工作。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需要，而是说方式要考虑。需要有计划，但是不是要填写那么多烦琐的表格呢？检查和汇报也都有需要，但是不是要那么频繁呢？至于那些表报是否有人认真看，检查和总结出来的问题是否设法解决，那就又是另一问题。就因为形式主义地进行这些工作，就形成了开会多，填表多，写文件多，繁文缛节占去了不少应该用在研究工作上的时间，并且打乱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稳定的进程。形式主义也表现在理论学习和搞运动上。
我感觉这几年来，对于如何推进工作，流行着一套办法。这套办法总起来是一个字，“加”：加人，加机构，加条文也就是加花样。上面所说属于加条文的一类，现在再说说人员和机构。
老话说，“人多好办事”，这句话也对也不对。要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有各种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事。不解决问题的人，多几个还是不解决问题（徒然给管理局添麻烦，使宿舍问题、交通问题、医药问题等更加严重起来）。现在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到达或者接近一万四千人。其中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大约七百人，只占总人数的5％，中级研究人员的数目大约和高级研究人员相等，也约七百人。再加上技术人员和编译人员大约一千人。这三项是科学院的主要力量，加起来也只二千四百人，占总人数的17％。助理业务人员和行政人员合起来大约八千五百人，超过总人数的60％。这样的比例数是很不合理的。上面说科学院人数多，还不够精密。应该说一方面是太多，一方面还是太少。再讲到干部的质量，问题也多。使用干部，主要是要人地相宜。每个人都有他的用处，可是并不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工作。人地不相宜，毁了工作也糟塌了人。科学院的干部政策好像是抓紧高级而放松一般，抓紧研究人员而放松其他。实习员是听候分配。一般助理业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进用似乎也没有一定的制度。人地不相宜的情形自然就难免了。
说到机构，最近一年里增加了好些个研究单位，是否条件都很成熟，我不了解情况。单拿院部来说，机构是越来越庞大而复杂了。院部之外还有学部。我们在所里工作的人，常常有事情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找哪位负责同志。机构复杂，环节多，办事必然迟缓，再加上有些同志做事不大负责任，就更容易出错。互相推诿踢皮球的情形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增加一个新的机构也会带来一些“新猷”，例如干部培养部新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局），就用培字第一号行文各所，要填报所有干部的详细履历，其实干部局就有全份保存在那儿，干部培养部要参考是毫不费事的。说实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干部培养局的任务是什么。如果只是收发一些文书表格，有一位秘书和两位助手也尽够了。
总之，科学院机构庞大，人员多，花样多，可是效率不高。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既然过去几年的“加”的办法没有多大成效，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减”的办法。减少一些机构，减少一些人员，减少一些条文，或许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也未可知。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要增加，为了工作的需要，该加的还是要加。但是该减的也一定要减。
这次学部会议上要讨论科学院的体制问题，是不是可以从“精兵简政”这方面着想，做到（1）机构灵活，（2）人地相宜，（3）明确责任，（4）减少繁文缛节。要是能根据这几条原则办事，我相信科学院工作效率是能大大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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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书馆专家举行座谈
批评文化部不重视图书馆工作
本报新华社特约专稿 文化部在20、24两日邀请图书馆专家座谈。专家们对文化部的领导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在座谈中集中批评了文化部对图书馆领导的不重视。科学院图书馆部主任顾家杰说，文化部几年来对公共图书馆的方针任务是摇摆不定的。在提倡向科学进军之前，确定图书馆为广大群众服务，读者主要是学生、少先队员，连北京图书馆都办起少年儿童阅览室，展开少年儿童阅览工作，反而对科学家照顾的太少。在藏书方面线装书和解放前平装本基本上不出借，认为有毒素。欧美的外文图书，除去北京图书馆外，其他图书馆很少买。提倡向科学进军后，各图书馆就发生为群众服务与为科学工作者服务之间的矛盾，直到去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后，公共图书馆的方针任务才比较明确了。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张申府以北京图书馆为例，说明由于领导不重视图书馆工作，长期使全国最大的北京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不明确，性质未确定，至今未颁布图书馆的规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也谈到文化部把重点放在电影、戏剧、文艺创作等方面，却对图书馆事业非常轻视。如图书馆学教育问题，文化部从1952年到1956年是一步一步压，只管要干部，不管学系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争，想延长修业期限，提高教学质量。
专家们在座谈中还谈到目前图书馆工作中比较普遍存在着图书不足、干部缺少，阻碍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赵万里说，“赵城经藏”是国内唯一的珍本经藏，对佛教、哲学、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现只有一个人修补这部书，如每月整修以十卷计，全书修完要用三十多年。他希望增加修补工人。他还谈到善本书装订问题。北京图书馆要装订的六万多册书，其中残坏者二万册，现有五个人装订，如此下去要一百年才能装订完。张天麟等专家们谈到许多老弱、神经衰弱等病患者都分配到图书馆工作。有些图书馆好像是“养老院”、“养病院”，严重地影响了图书馆的工作。
专家们在座谈会上还提出许多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解决各大图书馆相互配合协调、培养图书馆干部和发挥书籍的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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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老科学工作者必须互相学习
纪育沣委员发言摘要
我从事化学研究工作，将近三十年了。我选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杂环化合物嘧啶和噻唑的研究；（二）中药中生物碱之提取和结构的研究。我之能够获得一些成绩，不外于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困难继续从事研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许多青年科学工作者，愿意听从我的指导，得以完成研究成果。
我对嘧啶和噻唑虽有一些研究成绩，但不能因此骄傲自满，仍应当保持那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前进，以求深造。青年工作同志们应否向我看齐呢？我们老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或许没有青年工作同志们的前进，但是刻苦钻研的精神则是年青同志们所不及。我们彼此应当取长补短。
我国目前各研究所和各大学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国民党掌权时代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我羡慕我们年青同志生于此幸福的毛泽东时代。今日青年工作同志有了最新式的仪器设备，和大笔的研究经费，那么应当做更好的研究工作，得到更优良的研究成果。青年工作同志们对于研究工作有积极性，如果加上刻苦钻研的精神，虚心受老科学工作者的指导，于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那是不成问题的。
青年工作同志有敏感性及积极性，确是我们年老科学工作者应当学习的地方；但是青年工作同志们在计划研究题目时，仅知道查考文献，在收集大批文献后，没有去开动脑筋深刻思考，分析前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只知道依样画葫芦，重复他人工作，以为可以解决一些国民经济中的有关科学问题。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老科学工作者有缺点也有优点，青年工作同志们应该学习我们的优点。党和政府号召我们年老科学工作者和青年工作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向科学堡垒进军，如果各自贡献自己的优点，必定能使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必更容易解决国家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我现在确定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方面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结合自己的专长，去配合政府分配给我的任务，解决一些国民经济有关的科学问题；另一方面，继续我的嘧啶和噻唑的研究。现在国内重有机合成，尚是一个空白点，我愿意在我自己的研究计划中，重点地研究重有机合成领域中的科学问题，相应地继续研究轻有机合成领域中的科学问题。我相信在这优越的研究条件之下，有大批的青年同志，长期与我共同研究，在最短时间内，一定可以迎头赶上国际水平。
为此，我有两点建议：（一）解决新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工作者与年老科学工作者间的矛盾问题：老科学工作者手下有大批他自己苦心训练出来的年青干部，老科学工作者要成为世界上的一学派（并非宗派），年青干部是他工作上的配角，领导不应调他的配角去充当新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工作者的助理员。我向党员领导干部建议：应多考虑如何分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干部给新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工作者为助理员；更应如何考虑分配新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工作者在自愿的原则下在老科学工作者的指导范围内，去做研究工作。老科学工作者为了发展自己的专长及完成政府分配的任务，必须自动去团结新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工作者，自愿分配他所训练好的助理员。（二）党员领导干部，采纳国内专家的意见，应不亚于采纳外国专家的意见。
最后，我来谈谈党能否领导自然科学的问题：我觉得过去、现在和将来党均能领导。但是如何领导呢？首先领导党员应对世界各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同时对国内老科学家及新从国外回国的专家谁具有何种专长，应预先作详细的调查，然后给以相当的任务并信任之，自己不懂不可装懂。应尊重非党科学家的业务研究方针，虚心向他学习；应与之建立感情，做到党员与非党员有共同的语言，这样，不但政府政策方针容易执行，而非党员的思想也容易前进。
任何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对自然科学门门精通，尤在今日专业分得非常精细更难办到。所以领导者，必须征求所有专家的意见。将之集中起来，得出结论，然后指出领导方向。这就是党在领导自然科学。我相信共产党员具有过去那种没有克不服的困难的光荣传统，必能培养出许多红色专家，达到将来党直接领导科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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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议建立西北科学研究中心
张大煜委员书面发言摘要
最近，我有机会到祖国的西北——兰州等地参观，虽为时甚短，所到之处不多，但从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很多教益，愿将一得之愚供各位研究讨论。
西北地区广阔，地上地下资源丰富，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这是各位委员所熟知的。科学院在1954年成立了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两年来，在联通新疆、青海、西藏的中心工业城市兰州又开始筹建研究基地，这是十分切合我国科学事业需要并且具有辽阔发展前途的。但关于工作范围、发展方向等等都很不明确。
作为一个化学科学工作者，我深感西北地区有大量化学化工领域的科学问题迫待科学家来解决。例如，新疆、柴达木和玉门地区新旧油田将来在开采过程中都需要寻求石油在不同地层中的流动规律，高压下油气关系等等；又如，青海的盐湖（仅茶卡等五个湖的盐储量就达二百亿吨！）、西藏的硼砂湖（储量达三千万吨以上！）都需要研究相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地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贡献，而同时也将大大丰富祖国和世界的科学宝库。
我认为，祖国的科学繁荣应该是科学家从实际中来又到实际中去的劳动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该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还必须结合祖国自然资源和生产的实际，使科学在我国的土地上生根、成长、开花、结果，而西北地区正是急待开发的一块处女地。科学研究机构，特别是科学院的机构，虽不必一定都设在产地，但和产地更接近一些，和实际生活更接近一些是有裨益的，何况西北还有兰州大学等高等学校，又有地质部、石油部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可以共同协作。我建议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及有关的产业部门根据条件的许可，逐步地稳妥地在兰州建立西北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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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汪胡桢委员发言摘要
黄河三门峡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委托国外设计的水利工程。据说我国今后还打算把更多的附有水力发电站的水利工程委托国外去设计，以期吸收外国的长处来壮大我国的水利科学。故我认为有必要就三门峡工程委托外国设计所得的经验提出五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第一、国内能够设计的不应委托国外。我国在最近这几年里建设完成的几个高坝，大型泄水闸，和若干水利发电站，在工程设计上都能结合我国当时的和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故能以比较少的投资来完成建设的使命。在施工上大都能利用一部分的机械和人力作有机的配合，使工程能在短时期里迅速完成。在这六、七年里的实践工作中，我们已经培养出一大群设计人材，他们满怀信心要为我国设计规模更大的水利工程。因此我建议今后打算把水利工程委托国外设计以前应先把国内设计力量摸一个底，倘确是国内没有能力担任的设计才应当委托国外去做。
第二、如属可能应邀请专家来华设计。毫无疑问，虚心地吸收外国的长处加以消化，用来提高我国在水利工程上的技术科学水平是我国当前应当努力的方向。但所谓吸收外国的长处主要是要求我国的技术人员学会外国的本领。这样，几年以后，我们才有本领来独立工作，不需要处处要师傅来帮助。
当然有人会说在国外进行设计时，我国可以派遣大批的技术人员去参加，不是一样可以学到本领么？其实在事实上派去的人数不会很多的。以三门峡而论，派去的只有二人，学习面不广是可以意会得到的。倘邀请专家来华，三门峡工程能有外国专家数人已可领导全部设计。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真不知可为我国造就多少设计人才。今后如属可能邀请专家来华教导当比委托国外设计为有益。
第三、委托国外设计须先摸清外国技术的底。一个国家技术科学的成长离不开它的环境情况和历史传统。就是一国里边，各个设计机构也各有擅长的薄弱的部门。所以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以前，必须摸清这个设计机构是不是适宜于我国提出的工程。
我国已经完成的水利工程用什么方法来缩短施工时间，用什么方法来减省费用，在国外就找不到同类的设计经验，而他们的设计经验对于我国也常常用不上去。以三门峡工程为例，它的特点很多，只有应用从我国现有的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才可达到既好且快又省的目标。
第四、委托国外设计须先做好规划。一切水利工程都不会建设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就必然要引起多少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社会问题；它也不能脱离地面而成为空中的楼阁，必然要发生许多牵涉水文、地形、地质等自然界的问题。在设计以前要做的水利规划就是要把存在着的社会和自然界矛盾求得辩证的统一。
三门峡工程在设计前虽然做过根治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的技术经济报告，但因内容过于广泛，不可能作为个别工程的依据。在委托设计时才由各部门分别提出防洪标准，水土保持工作发生成效的年限，灌溉耕地的面积，三门地区的电力要求等。由于这些条件使得水库的高水位不能不超过技术经济报告的规定，这就引起了新的矛盾。殊不知水位是设计条件所决定的，没有统一矛盾的总体规划，而分散的片面的提设计条件，势必造成紊乱的结果。
今后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其实在国内设计也是如此的）必须以三门峡为前车之鉴，在事前做好工程的规划。
第五、在国外设计时国内须进行平行设计。为了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国外设计的同时在国内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平行设计是必要的。
一个工程在设计的时候，一定可以遇到许多科学上没有解决过的新问题。在拓荒性质的三门峡工程，这种问题为数更多。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国外曾动员不少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进行研究和试验，重要的科学报告就达到十余种之多，所费的劳动量的巨大也可以想见的。但就我国而言，则只叫别人为我们劳动。自己既一无所事，结果也一无所得。今后我国倘有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的必要，必须同时在国内组织力量，进行平行设计。一切试验、研究、分析、计算，必须用自己力量同样搞一套。这不但使我国设计能力能够提高，也可在审核国外设计时获得互相校对的便利。
以上五点为我对于今后如何正确处理有关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的意见，希望有关方面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