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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军从台湾滚出去！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三年级二班全体同学
我们看了人民日报关于台湾同胞奋起进行爱国反美斗争的报道以后，热血沸腾了。美帝国主义武力强占我国领土台湾，使八百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几年来暴行累累，最近又无辜杀害我同胞刘自然，对此我们无限愤慨！台湾同胞的苦难，就是全中国人民的苦难，台湾同胞所掀起的英勇的爱国反美斗争，我们坚决的支持。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是不可欺侮的，全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意志是决不会动摇的。
我们也强烈地抗议台湾当局对于自己同胞这种爱国斗争所采取的军事镇压手段。我们认为这种背亲向敌的做法，与其说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如说是埋葬自己的手段。中央人民政府早就发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蒋方官兵应该清醒头脑，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共同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我们高呼：美军从台湾滚出去！我们全力支持台湾同胞爱国反美的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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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解放军战士 马宗堂
当我翻开了25、26日的“人民日报”，看到了一个美国兵无辜杀害我国同胞刘自然的消息后，无比的愤怒从心里燃烧起来。做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决不允许美国侵略者这样逞凶霸道！
台湾的领土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迟早要解放。台湾的人民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我们不容任何人污辱。今天，一个美国人雷诺竟无法无天地杀害了一个中国人民的同胞，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是决不肯罢休的。
令人痛恨的是美国当局不但不判决杀人凶手雷诺有罪，反而替他辩护，宣判“无罪”！我们抗议美国政府这一粗暴无理的行为！
台湾人民，全中国人民，全体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一定要为亲人复仇！把愤怒变为力量，时刻准备着，为我们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而作英勇不屈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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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人民支持你们
谢南光
为了抗议驻台湾美军当局释放一个杀死中国人刘自然的凶手美国士兵，台北市民万多人捣毁了美国大使馆，对于台湾人民的这种英勇行动和见义勇为的精神，我感到万分兴奋和钦佩。台湾人民的行动将得到祖国六亿人民的支持。现在美国在台湾征用二十多万青年到蒋介石的军队里面去，想利用我们台湾同胞的鲜血来侵略我们的祖国。我相信台湾青年总有一天会利用敌人的飞机大炮来粉碎敌人侵略台湾的阴谋。现在台湾同胞的行动就是反帝抗美斗争的开端。我希望台湾同胞们坚持下去。你们不是孤立的，不但六亿的祖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和反殖民主义的十多亿人民都在支持你们。我们希望台湾同胞从刘自然事件发展到抗美反帝的斗争，发展到赶走美帝国主义解放台湾的斗争。不管美国的压力有多大，只要八百万台湾同胞同祖国六亿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抗美反帝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希望台湾同胞们再接再厉，祖国人民一致在支持着你们的神圣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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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骨气！
国际书店总店 张延华
勇敢可敬的台湾弟兄们，当我读到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台北爆发反美大示威”的消息时，我的内心激动得一刻也不能安静。你们为抗议驻台湾美军当局的无理跋扈，忍无可忍地捣毁美国大使馆的激愤举动，是痛快淋漓的！你们做的有骨气，你们为受屈辱的台湾同胞出了气，你们不愧是祖国人民的好儿女！全中国人民都会向你们致以深切的慰问和关怀！
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蒋介石集团却纵容美国强盗在台湾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臧大二子的深冤未伸，沈崇被美国兵污辱的事件还记忆犹新，美国强盗又在台湾惨害了我们善良的台湾同胞——刘自然；而杀人的凶犯雷诺却逍遥法外。在旧恨中又添了新仇，这笔血债迟早要美国强盗用血来偿还！
等着吧，台湾的弟兄们，最后胜利是永远属于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侵略者迟早会被驱出人类的历史舞台！让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一道协力为解放台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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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意见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今天下午邀请法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政法学会在京理事，高等学校的法律教授、讲师以及在各机关工作的法学界人士等共九十多人。中央政法机关的党员负责干部也参加了座谈会。
政法学会副会长吴德峰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说，首都法学界人士散布在各个机关和学校。他们有些意见已在所在单位提了，但有些人觉得有些与法律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意见还要专门开会提一提。因此，政法学会决定开这个座谈会，希望法学界人士大胆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改进工作。
今天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共五人。
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首先发言，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国法学界具有“招魂”的重大作用，因为中国法学界老的一辈被一棍子打死了，新的一辈被教条主义迷住了窍，所以都需要“招魂”。吴文翰说，解放后，全国各地的法学院大都被取消、解散和归并，存者无几。兰州大学法学院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思想改造和司法改革运动里，学过旧法学的人遭到了更大的歧视和打击。党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润泽了枯树衰草，复苏了吓掉了魂的人。
吴文翰认为，现在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有法律的虚无主义思想，忽视宪法，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这都是违反法制的。他说，在整风的今天，要“慎刑”，要根据“八大”的精神，强调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对于过去错判、误判的案件，由司法、检察等机关进行调查平反；对于个别故意“出入”人罪的违法行为，也应该进行处理，作为建立法制风气和加强法制的先声。
吴文翰说，现在在法学界中间有一道无形的“沟”和“墙”存在，宗派主义者要负主要的责任。要整风先要整这个宗派主义。其次是必须沟通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废除不必要的保密制度。在法律科学的学制方面展开讨论。吴文翰并且建议迅速设立法学研究所，也可以考虑把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法学研究所合并成法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意见。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优越的，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无比的优越，但我们在运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领导干部在对制度的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界限，应有所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政就牵涉到政治制度问题。吴家麟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按规定召开，开得也不及时。中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好一点，但也不正常。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务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权力机关的作用。
关于法律制度问题，吴家麟说，要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些部门没有作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也不强，甚至还有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应该坚决纠正，否则上行下效，贻害无穷。他举例说，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而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又如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而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又如选举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选民名单应在选举的三十天以前公布，但国务院关于1956年选举工作的指示则规定“争取在二十天左右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
吴家麟最后提出四点建议。一、健全政治制度，调整失调的一些环节，并正确运用这个制度。二、加强立法工作，把立法活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三、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做出榜样。四、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重新审查法律教育制度，改进政治法律学会和法律出版社的工作。
内务部研究员洪鼎钟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是政法学会的联系面太窄，忽视了法律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没有适当地把法律科学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许多潜在的力量没有发掘出来；第二，目前需要作些科学进军前的准备工作，要补足一切必要的基本知识。第三，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外国书籍在翻译方面有错误，但又不虚心听别人意见。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认为如成立了法学研究所，那就可以把我国法律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他还建议政法学会要建立年会制度，使年会成为法学界争鸣的论坛。政法研究杂志可由两月刊改为月刊，使之成为全国法学界人士争鸣的园地。他最后希望政法学会可以把老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法制经验总结一下，把毛泽东主席在许多著作中表现出的法制思想加以很好的研究。
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的前武汉大学副教授张鸿增说，这次整风首先要整法学教育工作上的宗派主义。他在讲话中着重地批评了前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李文钧的宗派主义作风。
座谈会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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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坦率批评领导工作中的毛病
本报讯 文化部党组和党委邀请部内及所属各单位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整风。应邀参加了座谈会的共二十五人。在本月20、28日座谈了两个下午。先后发言的有韩寿萱（九三学社）、张申府（农工民主党）、马彦祥，冯亦代（民盟）、罗涵先（民盟）、白芸生，王叔庄，张其春（民盟）、戴不凡（民盟）、罗静予，张子光（民盟）、甘伯林（民主促进会）等十二人。
座谈会上着重批评了文化部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对高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批评了文化部的共产党组织不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缺乏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批评了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情绪。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批评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特权思想，批评了人事工作中的缺点。
座谈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有人建议应配备一些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文化岗位上作人事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进行工作。有人建议应重视广泛采用和改进十六?糎的电影放映机和电影拷贝，多修规模较小的电影院，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电影的迫切要求。有人建议要重视图书馆工作、文物工作和外文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有人建议共产党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党员具有专业知识，建议在文化系统工作的共产党员，除了共同地把共产主义事业作为自己终身事业以外，还应该各有一门专业，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具体事业。有人要求改变对一些非党知识分子的不合理安排，要求改进一些工作的条件。
到会听取意见的党员副部长们，都表示欢迎这种坦率大胆的批评。无党派人士马彦祥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当面指名批评了副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他认为钱俊瑞有宗派主义。他是艺术局的副局长，周扬同志在文化部工作时他是有职有权的，但钱俊瑞上任一星期后，就叫他不必到局里办公，光参加局务会议就可以了。从那时起，文件也看不到，也没有人给他汇报工作，实际上是有职无权。钱俊瑞同志说：“马彦祥同志这种当面指名指姓批评的精神很好，不过还是太客气了点。”马彦祥说：“今天时间有限，先批评这些，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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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批评汉族干部的大汉族主义
本报昆明讯 最近期间云南省各方面人士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出人民内部的矛盾。
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揭露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有的说，党对培养民族干部一向是很重视的，但距离目前的工作需要还差得远。如法院、监察、武装部队中少数民族干部就很少。有的说现在少数民族干部中普遍有一种两头受气的感觉。一方面，某些汉族干部轻视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包办代替，遇事不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也对本民族的干部不满意，认为他们不能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只是起了汉族干部的翻译或引路的作用。
苗族人士王弘道说：“几年来人民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是极大的。各级政府机关都适当地配备了少数民族干部。可是在这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有的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思想苦闷；有的干部实际困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而不愿意继续工作；还有的是工作能力弱，文化水平低，在工作中发生错误或是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受到批评，伤了自尊心，想回家搞农业生产。李福鹏说：“还有少量的外来干部尚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残余，摆老资格，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如自己，甚至厌恶、歧视他们，在生活上不照顾他们的习惯，在工作上不体贴他们的困难。有的汉族干部说民族干部水平低，无文化，脑子笨，认为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是抬得太高了，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致使少数民族干部很苦恼，不愿在机关工作，愿意下乡跑腿。
很多人认为党员是否真正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服务，首先要考验他对少数民族干部持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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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介石集团媚外压内
董显光摇尾乞怜再次向美国赔罪
新华社28日讯 华盛顿消息：蒋介石驻美国“大使”董显光27日晚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再一次表示，蒋介石集团愿意赔偿在反美大示威中被群众捣毁的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和“损失”。他说，如果必要的话，蒋介石集团愿意出钱建造一座新的“大使馆”。
他说，引起骚动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欢呼了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杀死刘自然的美国军人无罪的决定。他竭力说这次事件是“孤立的事件”，后来才“弄得不可收拾”，并且“对我们的代价是很巨大的”。
董显光以哀求的语气希望美国不要因为这次事件而撤回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
不准传播受难者的声音
国民党集团逮捕两名记者
新华社28日讯 据国际新闻社台北消息，国民党警察当局以“帮助煽动”群众袭击美国“大使馆”为名，昨天逮捕了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王大成和洪成忠（都是译音）。国际新闻社说：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台北的美国官员指责“煽动分子发动了这次暴动”，并且指责“国民党的警察和军队行动慢吞吞”。
这两名记者的被捕，只是由于他们在大示威发生那天，用录音机录下了刘自然妻子的演说，在电台播送。在这篇演说中，刘自然妻子对美国宣判杀害她的丈夫的凶手“无罪”，提出抗议。
法新社说，国民党特务机关还要求采访反美大示威消息的当地摄影记者交出他们的底片供作“考证”，并且正在询问几个曾在示威地点采访的中国籍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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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当局不敢提出抗议 美国政府大兴问罪之师
港报纸继续评论台湾反美事件
新华社香港28日电 香港报纸27、28两日继续评论台湾人民反美示威事件。
“香港商报”27日评论说：“刘自然白白地死了，我们听不到台北当局为他们自己的官员被枪杀而发出抗议”，反而是华盛顿向台北当局大兴问罪之师，咄咄逼人。评论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格，华盛顿当局的颐指气使，台湾同胞无论如何不可忍受，也不能忍受！”
“内幕观察报”同一天说，美军“杀人者判无罪，而中国群众抗议示威者却有罪”。这家报纸指责“美国用强力压迫被害者向他道歉”为“暴露其丑态于世界之前。”
“香港商报”28日再次发表评论分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的原因，是“台湾的中国同胞显然已经受够了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评论指出，台湾内部很多人对和平解放台湾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因为只有这条路才可能使台湾脱离美国人的控制，才可能使台湾同胞免于美国人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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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犯雷诺逃回美国
新华社28日讯 旧金山消息：杀人犯雷诺26日晚到达旧金山东北翠菲斯空军基地。
这个杀人凶手乘空军公用汽车离开翠菲斯。美国当局还在他回国后给了他三十天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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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公然拒绝重审杀人犯雷诺
新华社28日讯 据国际新闻社消息，美国拒绝重审美军上士雷诺。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昨天把华盛顿的照会递交给国民党“外交部”，照会说，为枪杀刘自然案而重审雷诺是“不可能的”。这个照会是美国为了答复叶公超的要求而递交的。叶公超曾向兰金探询是否可能重审雷诺。
合众社今天从东京发出了一则内部通报，其中透露了美国军事法庭当时在台北“审讯”雷诺的真正用心。通报中说：美国“陆军部力促举行审讯”，是为了“替雷诺洗清罪责，并且使他从案件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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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军炮兵轰击英国商船
新华社福建前线28日电 27日晚上二十一时十分，由香港开来的英国商船“成丰号”经浯屿岛附近海面驶近厦门，遭到大担岛上的蒋军炮兵轰击，共发炮二十多发。我军海防炮兵随即进行了压制射击，掩护“成丰号”安全进港。接着，大、小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又向厦门岛前村等地盲目轰击一百多发。我军炮兵再次进行了压制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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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提意见”究竟是好是坏？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特邀委员 张正非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家的事情，是全国六万万人民的事情，不仅是人人要说话，而且是人人有责任。因此，我今天要提出两个矛盾问题，在大会上来讨论：
第一，关于团结态度的矛盾问题
党的政策方针，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对待思想问题上，要求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但是，有些地方在对待已经转变了的旧知识分子、旧军政人员、资本家以及过去的地主和富农的态度上有问题。我把它归纳起来，有过这样两种态度：有一种人，是采取“既招之，又拒之”的态度。这种态度的表现形式，是冷淡，怀疑，格格不入，转头而过，交谈不自然，触目不顺眼。另有一种人，是采取“欲与之，先殴之”的态度。有人说，“这是党对他的考验。”我说，这好比是甲要乙今天先接受一个耳光，明天才肯给他吃四两猪肉；或者是，今天先打一个耳光来考验考验，然后决定明天是否给乙四两猪肉吃。我认为，如果今天不打一个耳光，明天只给乙一两半猪肉吃，乙是否会感到比吃四两猪肉更加愉快呢。还有一个古典的例子，就是所谓“蹴而与之，乞人有所不取”。自然，如果先踢他一脚，再给他东西，就是要饭的人也是不会要的。
因此，我认为，起码应该采取“既来之，使安之”的态度。但严格分析起来，像这样的态度还是消极的，不如采取“既亲之，紧抱之”的态度。只要各级党的领导同志，在主动团结群众时，就可以这样做。
第二，“好提意见”究竟是好是坏？
这里，不讨论“意见内容是否正确”的问题，专门讨论“好提意见”这一种性格、习惯和作风，究竟是缺点，还是优点的问题。
1953年冬季，我在山西省人民政府里一个集会上，听到办公厅人事科科长宣布说：“有很多复员军人转业到太原来，太原市有些单位认为军人好提意见，不要。现在要纠正这种错误。”我在当时就大吃一惊。认为：“光荣的军人因好提意见，别人不要；我是一个旧军人，又好提意见，还有什么前途呢？”随后，我又想：“如果好提意见是缺点，我就应该把它丢掉；如果好提意见是优点，我就应该坚持不放。”
现在，把我三、四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分析，提出来谈一谈：
首先声明：“不好提意见”不一定是缺点。不要简单地把它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
“意见”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只有经过脑力的艰苦劳动，才有可能产生比较好的意见。
“好提意见”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它是群众路线中比较集中的带有主导和先锋作用的形态。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求大家多提意见。
“好提意见”的心理基础是勇敢和责任感。这是对人类世界和国家大事以及社会问题处处留意，事事关心的具体表现。正直、坦率、敏感、好思，有见必发，有啥说啥，是“好提意见”的性格反映。谠论直言，不计利害，置个人的褒贬于度外，是“好提意见”的风格。
“好提意见”应该说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都需要“好提意见”。每一个人想进步，也需要“好提意见”来帮助。因此，“好提意见”的本质，就是喜爱帮助别人克服缺点，快些进步，就是喜爱推动社会离开落后，走向进步。
“好提意见”的发展历史及其现实意义。过去各个朝代的政权与今天人民的政权，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此不想多说。但在开放言路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我国自周朝起，历代先后出现的御史、观风史、谏官、采诗官、谏议大夫、都御史、肃政史及监察委员、监察史之类，一般说就是那些敢于提意见或“好提意见”的人充任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全国人民引入崭新的民主时代，更是大开言路，并想尽一切办法，鼓励人们打破顾虑，多提意见。
“好提意见”和“德”与“才”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好提意见”就是“德”；因为他对人民的事业，处处留意，事事关心。只要能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与人民有利的意见，“好提意见”就是“才”。司马迁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一句话，尽管是以千比一，扩大了一些，只要不是说反了，只要不是一比一，那末，谔谔之士的才，总要比那些诺诺之人的才高一点吧。孟轲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法家拂士”是内在的条件，“敌国外患”是外在的条件，因此，“法家拂士”应该比“敌国外患”重要得多。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应该特别重视那些“守法不移”和“谏诤不屈”的干部，而且是越多越好。魏征勇于对唐太宗犯颜敢谏，而且凡上二百余奏，使太宗不能不敬惮。今天对唐太宗的评价很高，也反映出魏征先后提出二百多次自下而上的批评和建议的客观价值。
毛主席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些人说：“言者有赏”。可是在实际上，“好提意见”的人，有些单位不要。据说有些领导同志害怕提意见，因而不欢迎“好提意见”的人。这不是都证明“言者有罪”了吗？
因此，我希望领导上把“好提意见”这一种性格、习惯和作风，究竟是缺点，还是优点，明确肯定起来。如果，最后判定这是“缺点”，那末，可以让“好提意见”的人赶快把它丢掉；倘使，最后判定“好提意见”是“优点”，那末，也可以让“好提意见”的人早日摆脱“言者有罪”的不幸遭遇。
（这是在政协山西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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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待以诚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萧璋
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逐年在改进中，说它基本上是好的，我很同意，不过还有问题。问题就在关系还不够好，还有隔阂。这是两方面的事情，原因当然应该从两方面找，现在我想单就党这方面来谈谈。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群众，所以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党群关系问题。党员和群众的关系，一般来说，往往比不上群众自身之间那样的亲切，总是不大自然似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可以说是由于群众觉悟低，对党认识不够，甚至有错误的看法，因而同党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在党员方面，党员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我看主要是不够诚恳，现在只谈两点：
第一，我们感觉好些党员不大敢或不大愿意在群众面前暴露他们的缺点，言谈举止，也很拘谨。自然，对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他们也许认为是对的。因为他们怕不这样做，就可能给党的威信带来损失。他们对党忠实爱护是好的，但这样做恐怕不但不能如他们之愿，而且会有相反的结果。因为这会使群众感觉到他们不大平易近人，不是“高人一等”，便是“矫揉造作”或其他等等，以致影响了群众对党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不暴露缺点，在群众看来，就会认为是党员对待他们不够诚恳。这一点，对联系群众来说是个较大的问题，因为不管你动机如何诚恳，一出发就不知不觉地和群众发生了距离，还谈什么联系呢？我们知道，暴露缺点是表示诚恳的不可少的一环。家人父子为什么比一般外人要少些隔阂呢？不正是由于彼此能经常暴露缺点吗？交朋友不也有时在互相暴露缺点之际而交谊也就随之增进以至达到知己的地步吗？这些人的心理并不存在诚恳的抽象概念，却作了真正诚恳的事实——暴露缺点，所以关系是好的。党员对待群众，如果也像家人父子，知己朋友一样，敢于暴露缺点，言谈举止，也不要那样拘谨，那么，群众就会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也会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关系自然会好起来，最后变成了知交。道理是很明显的啊！
其次，是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了解不够，工作不能深入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作具体的深入的了解，本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因为一般知识分子有其特点，高级知识分子又有其个别特点，知识分子每个人又在其所属阶层共有特点的基础上又各具特点，所以非常复杂。拿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吧。以我个人不正确的看法，他们的岁数都比较大，旧社会的教育都受得比较深，不管是在哪一国留学过，他们的思想意识（不是说政治思想），基本上还是封建成分多（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是资本主义的）。至于没有留过学的，更不用说了（当然也可能有例外）。这是一个共同点，而每个人又有其封建特点。尽管是封建的，但也还有其优点。比如“好面子”，固然不好，但你能说它里面没有积极因素吗？我看是有的。它多少包含有点“不甘落后”的思想成分，就是积极因素。假使能把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积极因素都发现出来，并很好地引导入正确方向，这对社会主义建设该有多大的帮助啊。可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似乎作得还很不够。这个问题，依我看，还是要归结到不够诚恳。为什么呢？因为诚恳这个问题，不是光有简单的概念就行了，而是要具体行动，见诸效果的。一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的联系，尽管动机是极端诚恳的，但工作却是一般化，没有作深入的了解和具体的分析，因而效果不大。这也只好说是还没有做到全心全意的程度，也就是不够诚恳吧；否则，又该怎么说呢？
以上是就我个人所想到的两点来谈的，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但是不管问题有多少，产生的总因，大概不外是许多党员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对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体会不够。这是属于认识问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问题，我想将来一定会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