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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和教学不能分家
汤用彤批评科学院的本位主义思想
汤用彤委员在他的书面意见中批评了科学院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他说：科学院、高等学校和生产部门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就是本位主义（实质上是宗派主义）的思想。科学院成立以后，在人们（包括高教部方面在内）的思想中有着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科学院是搞科学研究的地方，而高等学校是教学的机构。因此，就形成了教学与科学研究分家和脱节的现象，近一两年这样的观点虽有些纠正，但并未从思想上根本解决。这种情况使双方的工作都受到损失。我认为今后首先应在思想中纠正这种科学研究与教学分家的想法。他说，我并不反对科学院应集中一批人力，来建立一些科学据点，但科学院过多地迷想于建立新所和分院，无限制地扩大机构，这样就不能不陷入行政事务工作、人事工作等等方面，而不能认真地考虑如何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合适的。如果把一些科学据点放在高等学校和生产部门，我想这并不是削弱科学研究的力量。例如，应该把哲学史的研究据点放在北京大学。因为过去北大有研究哲学史的传统，而现在事实上人力也较多地集中在北大，这都是作为据点的条件。应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研究的据点放在高级党校，因为那里有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这样，哲学所就不必集中过多的人，不需要另设机构，哲学所主要作一些组织工作，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组织领导起来，这样并非把科学院的力量削弱，而实际上是加强了科学院的研究力量，使工作的完成更有保证。我认为科学院主要的应该去研究如何把科学研究的任务分配下去，并保证它完成，帮助在高等学校的科学据点巩固和发展，这样将会有利于工作。
他对于科学院如何协助规划委员会，认真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保证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完成，也提出了几点建议：（一）迅速了解每门科学可以进行研究的人才和他们的特长。例如，蒙文通先生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人知道蒙先生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他对唐宋思想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现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长冯文潜先生不仅是一个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而且也是一个多年研究美学的专家。锺泰先生是我国最早作哲学史的老专家之一。听说现在在教中学。我还听说有一个人对佛教三论宗很有研究，但在一个纱厂工作。应对这些老学者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了解，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一些任务。再如，道教史的研究是迫切需要的，它对研究我国农民革命、自然科学史、哲学史等等方面都将能起推动作用，应尽快地去发掘这方面的人才。目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任教的刘国钧教授曾在这方面作过一些研究，似乎应请他花一部分的力量和时间来参加这一工作。（二）有计划地编印供科学研究的书籍文献等。（三）帮助专家了解国外科学研究的情况，并且帮助专家到国外直接了解情况。（四）迅速解决专家助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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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会议宣读了七十多篇学术论文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最近四天来，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七十多篇学术论文。论文的作者，有蜚声国际的叶渚沛、张香桐、杨锺健、冯友兰、裴文中、陈建功、华罗庚等老一辈的科学家，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有许多是近年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归来的科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王方名的论文“论古典形式逻辑的固有性质和应有地位”，回答了哲学界和逻辑学界产生的一个问题：古典逻辑是合乎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对于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的人民生活实践，有何作用？论文说，古典形式逻辑是研究语言思维的量的方面的逻辑形式的科学。人们抓住“思维反映存在”这一点否认逻辑形式，认为这是思维脱离存在，其实这刚好是片面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观，刚好是用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对思维的研究，逃避了对逻辑形式这一科学事实进行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的责任，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是唯物辩证法的更巧妙的敌人。当然夸大并歪曲逻辑形式，认为它是人们意志的臆造，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论文认为古典形式逻辑就像数学之研究客观事物的量一样，它是研究思维的量的方面的具体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既可以是唯心的或唯物的，又可能是形而上学的或辩证法的，我们必须为它提供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古典形式逻辑是一门独立科学、它不可以成为哲学，一成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又不可以同归纳逻辑搅拌在一起，搅在一起就损害了双方；语言是发展的，语言的逻辑现象也必然是发展的，古典形式逻辑将随着语言思维的发展而发展。
冶金化工专家叶渚沛的“高炉炼铁新观念”，从高炉热能平衡和流体力学的新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用蒸气喷射和高压炉顶联合操作法的优越性。据叶渚沛的估计，采用这个联合操作法，可使高炉生产率提高约一倍。科学家们对这篇论文的评价很高，特别是产业部门的科学家。
1955年从荷兰回国的土壤力学家陈宗基报告的“关于土力学的若干新观点”，对土壤力学的试验方法作了分析，并且指出，如果要对土壤的力学行为进行彻底深入的了解，现在国内应用的一般检验土力的方法是不适用的，这些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如黄土问题、西北工业建设中的厂房地基下陷等问题。陈宗基介绍了一些基于现代流变学观点的土力试验原则，他认为只有采用最新的研究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特有土壤力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半年前从美国归来的生理学家张香桐提出了一篇关于大脑皮质和丘脑间的循回线路的论文。他对这项国际生理学界尚不十分明了的问题所作的探索性研究，不仅对脑电波的解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涉及对整个神经学的看法。张香桐根据他用电生理学的方法实验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必须把中央神经系统看成为一个由无数神经原连锁构成的一个综体，各个部分之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关系，正同一架最复杂的自动化电子仪器一样，其中某一部分发生的信号会沿着各种线路传达到另一部分，同时又能沿着反哺线路，返回原处，以达到加强和抑制的作用，最后完成一个任务。他认为，过去生理学家、药物学家、神经病学家往往喜欢把中央神经系统划分为上下几个阶段，认为某种机能，某种病变，或某种药物的作用是属于大脑皮质阶段的或是丘脑阶段的，这个概念是不十分正确的。到会的国内外生物学家们对这篇论文兴趣很大。许多人基本上同意张香桐的见解，同时提出了许多疑问，张香桐作了解答。
原子核物理学家张文裕在他的论文“用双板云箱来研究V°粒子之产生和衰变”中，报告了他通过观测和计算、对V°这种基本粒子所作的研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的论文
“现代高速空气动力学中的问题”，介绍了冲击波的形成和性能、用以产生冲击波的新式试验仪器——冲击波管的原理和用途，高速气流里的一些物理问题。飞机、火箭等飞体在飞行得太快时，在前端便产生了压力很大的冲击波和很高的温度，冲击波的出现给飞体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近几年来由于高速空气动力学的迅速发展，冲击波的破坏性被利用来研究空气在两千到一万度绝对温度间的变化。
数学家吴文俊就“在欧氏空间中的实现问题”作了报告，内容包括他的这项研究中获得1956年度科学奖金的部分，以及在评奖以后他继续研究得到的成果。数学家华罗庚报告了“关于堆垒素数论的一些结果”。华罗庚对堆垒素数论进行过多年的研究，这篇论文介绍了他近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青年数学家谷超豪、王元、冯康、夏道行等，分别在广义微分几何、解析数论、广义函数论和单叶函数论方面宣读了他们的论文。
此外，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化学、地学等学科都提出了不少论文。
不久前访问苏联回来的科学家孟昭英、吴仲华、张作梅等在技术科学部的会议上分别介绍了苏联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燃气轮、自动化及远距离控制技术、钛冶金等最新科学技术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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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文艺界人士批评文艺领导
对各协会思想领导薄弱不重视民族艺术传统
本报讯 首都的文学家、艺术家昨天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邀集的座谈会上，批评了文艺界党的领导上对于民族、民间艺术重视不够和领导工作的许多缺点。出席座谈会的有：于非暗、曹宝禄、查阜西、溥雪斋、郑景康、锺敬文、朱光潜、野夫、吴村、焦菊隐、沈从文等。这个会由全国文联党组织的负责人阳翰笙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也出席了座谈会。
于非暗首先指出：今天中国画的发展和成绩已经超过了宋代，这是古人梦想不到的。如果文艺领导上看不到这一点，对它的发展前途是没有好处的。目前虽然成立了中国画院，但是，对于团结了北京市国画家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却没有人关心，使这些迫切要求政治学习和业务提高的人得不到帮助。沈从文也认为我国的工艺美术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声誉，但是广大的工艺美术工作者的工作、业务、生活上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和解决，这必将妨碍事业的发展。
曹宝禄为曲艺事业的前途而担心。他沉重地说：“现在没有一个青年团员站在台上唱大鼓、弹三弦。像我这样的人已经五十岁了。”他认为全国刚解放的时候，新曲艺曾一度受到重视，近几年来，得到的却是冷淡，特别是新曲艺创作没有得到扶植。他举了一个例子，全国解放后，各种艺术形式都会演过了，唯独曲艺没有。而全国总工会举办的职工业余曲艺会演，正说明曲艺艺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且在群众中生了根。王亚平在他的书面意见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说唱唱”为什么停刊了？他觉得这个刊物已形成一个流派，团结了不少通俗文艺作家和章回体的小说家，推动了通俗文艺运动；现在还没有一个文艺刊物能代替它，如今却使这些作者失掉了唯一写作的园地。
查阜西和溥雪斋同为北京古琴研究会的困难处境而呼吁。溥雪斋说，这个会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巡回演出，招待外宾等等，却像个没娘的孩子。查阜西感到全国文联对作协关心得多一些，和民族音乐家们的共同语言少一些；而音协又对搞西洋音乐的比搞民族音乐的重视一些。他讲到古琴音乐以及它的歌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件繁难的工作，现在仅仅只有他这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在搞，几次要求文化部的帮助，总得不到解决。
吴村在会上为木偶皮影剧呼吁。他说这一剧种可以用千年历史来计算，但一直受到歧视。到如今，文化部有的部长恐怕还没看过它们的演出；文联不关心；剧协虽有过联系，也是为了招待外宾。他说：文化部总是说木偶皮影剧现在是扶植阶段，这个扶植阶段应该缩短了。
锺敬文在他的发言中，首先批评了周扬的许多文章中，虽然讲到了要重视民族传统，但是谈的比重不够。他觉得，作为党的文艺领导人之一，特别是在文学上，是可以作较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的；因为深入得不够，所以很多指导性的文章在这方面也就写得不深入。
焦菊隐认为目前造成剧团国营和民营的矛盾等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按照艺术事业发展的规律来领导。他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提出的剧团可以采取集体所有制办法的意见，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内得到普遍的拥护。他希望这一做法能够得到党和文联的鼓励和支持。他还感到目前文化部门对导演的艺术创作估价过低，影响了搞导演艺术的积极性。锺敬文反对文学艺术事业用搞运动、一阵风主义的方法，应该把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当作一个经常性的工作。作为全国文联的委员之一，常常不知道文联的工作方针、计划、总结。他说，现在好像这些委员推选出来，又推出去了，推到神龛上，香火也沾不着。委员不能发挥力量，委员会形同虚设。同时，作为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他还感到文联有许多属于方针性的事常是先通知各协会或研究会的党员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结果这个会的负责人反而不知道。野夫也批评文联对各协缺乏思想领导，学术上的领导，只见到组织电影晚会、戏剧晚会。他还指出由于文化部领导上的忽左忽右，造成美术界内部各画种之间的隔阂。他们还感到美协有三个婆婆：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联。（在这里，周扬说，应该明确一下，各协会没有婆婆，它们都是独立的；如有婆婆，也是各协自己的理事会）
朱光潜和沈从文都感到文化部、文联和各协对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很照顾，但是看不到广大基层的工作和对下一代的培养。朱光潜说：广大的青年对文学发生兴趣，譬如“人民文学”只能用来稿中的0.7％，而90％多的人却是在那里自生自灭。他还希望不要把许多搞外国文学的拒在作协门外。
会上，郑景康请求文联多关心和扶植摄影这一年轻的艺术事业。目前，摄影家们感到工作中的清规戒律太多，甚至上公园拍金鱼也说是要保密而被阻止。他还反映了群众对摄影学会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并不是摄影家、而是行政领导干部表示不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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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争论中形成真正的学派
戴松恩建议两种遗传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戴松恩就发展我国遗传学的问题作了发言。他说，遗传学在我国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解放前是由于专门学习和研究遗传学的人不太多；解放后是由于遗传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出现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有些领导同志自己不懂遗传学，却以哲学的概念来代替遗传学，以关门主义的做法来对待遗传学，并且以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遗传学中的争论。他们根据哲学上的概念把遗传学划分为唯物的和唯心的，形成两种对立的遗传学（即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而看不见有些事实已在生产上起着巨大的增产作用。举例来说，玉米双杂交种在美国早已在生产上大规模应用，起了巨大的增产作用（一般平均增产65％）。苏联自从以马茨凯维奇部长为首的农业代表团访问美国后，就吸取了他们的经验，并正在苏联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杂交种子生产工作，争取在1960年以前在全苏联所有玉米地都能种上双杂交种子。这些领导同志也没有将遗传学和“优生学”（即“人种改良学”）区别开来，认为“优生学”是反动的，因此遗传学也是反动的。我认为遗传学本身是一种纯理论学科，是没有阶级性的。
他说：其实，所谓摩尔根和米丘林遗传学都很年轻，前者有五十几年，后者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这两种遗传学还在发展，许多方面的规律性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目前很难说哪一种完全对、哪一种完全错，也不应当说米丘林遗传学是结合实际的。特别是结合实际这一点，可能促使某些领导同志到今天还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是脱离实际的，“基因”学说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是唯心的。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合作也可能从这种观点出发的，我认为这种合作对发展遗传学并没有好处。其实，自然科学发展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不能看作自然科学的全部发展都是直接从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来决定的。要承认前代科学思想发展的意义，承认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是假设”。摩尔根遗传学中的“基因学说”是一种假设，米丘林遗传学中的“可塑性物质”也是一种假设，双方的目的都是想发展遗传学，但是为什么硬说“基因学说”是没有根据的唯心的甚至是反动的呢！
“百家争鸣”的方针拯救了遗传学。自从去年中国科学院与高教部联合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许多遗传学家敢于讲话了，并明确了两种遗传学各有长短，各有其偏面性。摩尔根遗传学派在遗传物质基础、多倍体、人工引变、数量遗传、自交育种等方面都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果；米丘林遗传学派在定向培育、无性杂交、选择的创造性、品种内与品种间复壮、阶段发育分析等方面也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结果。从这些结果就可以看出双方各有长短。
戴松恩建议两方面都应该互相虚心学习，取长补短，打垮遗传学的宗派主义，继续不断地积累科学资料来丰富我国的遗传学。他说，当然，到了最后是只有一种遗传学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最后，戴松恩还就发展我国遗传学的具体措施提出了一些意见。他希望：（一）解除遗传学家不必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活动。（二）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迅速筹建遗传学研究所，并成立遗传学学术委员会。在统一领导下，把国内双方遗传学家组织起来，并把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纳入统一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尽可能有计划地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支持他们。（三）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高等学校中应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给以平等待遇。（四）今后报刊上报道遗传学研究动态时绝对不要宣传摩尔根学派这样，米丘林学派那样，避免加重不必要的对立；着重宣传某某遗传学家的研究情况，或者宣传对于某一个遗传研究问题，有哪些遗传学家获得了什么研究结果，有哪些不同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展开学术争论，逐步形成真正的学派，在不断争论和矛盾统一的过程中发展遗传学。（五）中国科学院明年选聘一、二位遗传学家参加生物学部，发挥遗传学方面的学术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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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什么新学问被忽略了？
钱学森提出四个新技术的研究方向
钱学森提出了新学术部门研究和发展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是专门化，谁都要作专家、作权威，独树一帜，深入地去研究一门学问。但是，太强调了这一方面，就容易忽略了学术综合性的一面。学者们聚在一起，不同行就不能谈学问，而且也似乎不应该谈学问。于是乎学部开会，一牵涉到学术问题，就必得分小组。都是同行的专家，自然可以谈得心投意合，但也就不免清一色，谈的都是一路东西。这样讨论学术，就往往把那些介乎学科之间的，也就是很可能是生长点的东西在讨论中遗漏了，没有人去过问。那么我们的科学就必然依靠别人去发现新园地、新领域，然后我们才跟着进去。这样，自然在别人后面，不会是和别人并驾齐驱，更不是捷足先登了。
那么具体说来，又有什么新学问被忽略了呢？我在这次学部大会里已经说过社会科学的精密化问题，也就是把自然科学里的数学分析工具引用到社会科学里去，也就是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问被忽略了。我不再多说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自然科学里面介乎学科之间，而被忽略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气象的人工控制问题，也就是气象工程。对我们这样的农业国，这是第一号重要的学问，但是它不见于我们去年制定的十二年远景规划，看得到的只是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云雾物理。第二个问题是人工控制生长的农业，也就是农业的工厂化问题。第三是采矿的化学化问题。这是不用人到地下去的采矿方法，这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能达到非常深的矿床，井能钻多深，就能采多深的矿，所以就能大大开拓我们的矿源。第四个问题是强电技术的弱电化问题。我们都知道弱电技术在近十几年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无线电电子学已经是新技术里的最突出的一个部门，再加上最近在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发展，真是五花八门，新事物层出不尽。相形之下，强电技术是保守的，多少年来也没有什么变化。强电技术的弱电化是当前应该研究的问题。
这四个新方向，还不过是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中的几个，如果我们作一次全面的探讨，一定还有别的。而且这还只是新技术方面的问题，在学科发展里有更多的例子，像生物物理、天文化学、地质力学、生物世界里的控制论等等。所有这一切新问题都没有在我们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里出现，这是不应该的；就是我们对这些新问题新学问的看法还不一致，还不能够立刻大力推动，那我们也得仔细讨论一下，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不能就把它们忽略了。怎样纠正呢？他认为可行的办法是：在科学院学部里和学部间设置几个专门委员会，专门探讨新发展方向，明确新方向之后，再采取措施来推动新方向的研究。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科学技术不是别人的尾巴，而是先进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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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要由科学家来领导
黄鸣龙主张由研究员轮流任院长和所长
关于科学院的领导问题，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黄鸣龙建议应以科学研究人员为主体，由研究员轮流担任院长和所长。他说“院方和各个所方的科学行政领导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再走上科学路线。”科学行政的领导虽然并不领导科学工作，但是仍然需要真正的未脱离科学路线的科学工作者来担任（欧美包括苏联都是如此）。他希望“郭院长像毛主席最近在整风运动中大力号召，领导干部归队参加劳动”。
黄鸣龙认为，科学院中阶层森严，以“长”为贵，不以研究人员才力为尊。他说，“现在科学院中不但最高科学行政领导，就是各所内若干所长副所长也是因为多年不做研究工作甚而至于多年不能阅读各国的科学报告。我深恐他们鉴于院内甚多以资格或社会活动求得名位，并非以才力及研究成绩而受尊崇，同时院中也不要求做研究工作，于是便安于“长”的位置，可希逐渐增高资格，一方面也乐于社会活动，借以求名。这种现象和风气如果长期存在的话，我们如何能有希望提高科学水平，如何能向科学进军！因此，他向院方提出建议：“万勿以‘长’为尊，必须以研究成绩为重，勿以老资格而应以才力为贵。最好恢复从前的条例，即以研究员为主体，研究员才可兼所长或院长（如不以‘长’为高，其实副研究员亦可当所长。）最好照从前德国各大学的办法（现在各地如何不得而知），即大学中以教授为尊，至若校长是各教授轮流兼任的，任期三年。”
“级别须以真才实学研究成绩为标准，万勿以资格为高低”。黄鸣龙说，“现在院中各研究人员及‘长’的级别大都根据资格或虚名，或传说由院中行政领导评定，并非真正地以真才实学研究成绩为标准。欲知真才实学须走群众路线，因为科学工作者的才力及研究成绩同他在一处的群众最为清楚。”
黄鸣龙认为，在若干有职无权的机构发生种种错误与偏差，我们应当原谅。但是在中国科学院我觉得颇有令人难解之处，据我所知（也许太主观）党政对科学院极为信任，党领导并不要专政。但结果院中仍不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所有防碍科学进展的偏差一律未能避免。例如从前不注重提高科学水平，不晓得迎头赶上而重视仿造，又一向不知克服形式主义，致使科学家费去无数的宝贵时间参加不可实行的会议，做了无数的不能照做不能准确的计划（因为时间、人员、工具、经费都不能掌握）。又如去年院中竟限令我们几天内完成十二年科学计划草案（到后来才由国务院延长几个月），我当时即大声疾呼不可如此马虎行事，但院中置若罔闻。又在解放后学术界有一面倒的偏差，虽然周总理及陈副总理在第一次学部会议上很明显地表示学习不能一面倒，但是本院若干措施仍不免教条式地倒在一边。例如最近本院发出的国内研究生的暂行条例上仍载有学习外文以俄文为必要的规定，我想不要说曾走上实验科学研究路线的人，就连在实验室中做过实验的学生，都晓得做实验非参考文献不可，而那些大都是用英文或德文写的。”他说，“上述种种偏差出之于不懂科学的干部尚可原谅，但是出之于有职有权的极易向党政建议及纠正偏差的曾走上过科学路线的自然科学行政领导人员，实在令人难解，是不是明知故眜一意迎合我不敢断言，不过我想我总可以拿此来相劝勉。假如觉得我的建议和批评有不合理和太主观的地方，请勿视为恶意或认为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