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毛主席看望士兵
史立成
今年4月3日，天气格外的好。玉兰花、映山红、茶花和桃花开满了山坡。鸟儿在绿树枝头啾啾地叫。
驻在杭州市郊的士兵们，披着阳光，从训练场回来，欢欢乐乐地到食堂去吃午饭。
这时，两辆带篷小汽车开进了营房。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是哪儿的同志来参观？王宝善上尉跑向前去迎接。还没到汽车跟前，几位首长向他走来了。
走在前面的一位首长，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身着银灰色制服，脚穿黑色布鞋。啊，这不是毛主席吗？王宝善心里猛地一跳，全身热烘烘的。他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是亲爱的毛主席，是我们时时刻刻想念的毛主席！
王宝善向毛主席敬了礼，想报告两句什么，可是嘴巴和脑子好像不听使唤了。他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
毛主席握住王宝善的手，说：“你是这儿的首长吗？”
“我是这儿的指导员。”王宝善仰起头望望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有点慌的心马上镇静了。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王宝善立正回答。
毛主席请他领着到食堂去看看。
毛主席和王宝善上尉并肩跨过一条小溪上的石板桥，穿过一小片青竹林的时候，毛主席又问王宝善：
“现在正忙些什么工作？”
“主要是搞训练。再就是复员教育工作。”
“老兵愿意复员吗？”
“老兵们很留恋部队，一听说叫复员，开始不愿意走；经过教育，现在都乐意回农村去参加生产了。”
毛主席点点头，微笑着说：“这样很好。”
毛主席顺石阶走下一段难走的石坡，到一间士兵宿舍里。他关切地看了士兵们的床铺，盖的被子。毛主席刚刚走出士兵宿舍，迎面碰见了刚下岗的新兵陈相均。陈相均抬头一看是毛主席，想很快地让开路；毛主席已经亲热地把他的手握住了：
“小同志，辛苦啦！”
陈相均光咧着嘴朝着毛主席笑，回答不出话来。
“你今年多大啦？哪儿的人？”
“浙江平阳人，今年二十一岁。”
毛主席笑着说：“你长得很壮实啊！”
正在食堂吃饭的士兵，听说“毛主席来啦！”高兴地涌到食堂门口。有的端着半碗饭，有的还拿着筷子。毛主席向士兵们招手，士兵们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毛主席，脸上露出抑止不住的内心的欢笑。他们觉得见到毛主席，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走进士兵食堂，托起桌子上的一盘菜，看了看，掂了掂，问身旁的士兵：
“每顿的菜够吃吗？”
士兵们不约而同地说：“够吃了！”
“每天的菜金多少钱？是四角二吗？”
“是四角二。”余金山中士一面回答，一面想：毛主席每天忙国家大事，还知道我们每天菜金是多少，真关心我们士兵啊！
毛主席看看食堂的设备和战士们吃的饭和菜，然后站起身，微笑着向士兵们又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在这样幸福的时刻，人人怀着激动的心，谁还顾得上吃饭。
毛主席走出食堂，士兵们欢笑着挤出食堂送毛主席。毛主席走到伙房门口不远的地方，正巧炊事员顾彬甫跑来看望毛主席，和毛主席碰个对面。
毛主席握住顾彬甫油腻的手，非常亲热地说：
“啊，大师傅，辛苦啦！”
四十六岁的顾彬甫，做了整整三十年炊事活儿，在旧社会，国民党的官见了他，嫌他脏，嫌他笨，叫他闪的远远的，叫他滚到别处去。可是今天，他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和他握手，又称他“大师傅”。心里的一股热流涌到了眼上，他含着热泪笑了。
十二点多了。毛主席和士兵们握手告别，士兵们鼓掌欢送毛主席。毛主席走远了，还回过身来站在山路上向士兵们招手。
（原载5月25日解放军报）
第2版()
专栏：
七十多位老人座谈人民内部矛盾
把大小缺点都讲出来帮助党整风
本报讯 昨（26）日上午八时半，国务院文史研究馆七十余位老人在政协礼堂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主持的。参加昨日会议的老先生，都是国务院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他们好多人虽然已年逾古稀，但要求发言的踊跃之情并不减于青年。
不少人在发言中对我国呈现了历史上未有的繁荣景象表示兴奋和赞美，对于国家和党对老年人的照顾和安排表示十分感激。对于我们今天存在的缺点和成绩，他们是作了一番比较的。第一个发言的李培基说，他这次在福建省看到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很好，只是对手工业发展注意不够，而且农业生产合作社太大，脱产干部太多。阎幼甫特别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大家行动起来，没有忌讳地把心里话说出来。这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经成功，有条件有力量可以使人人将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七年来建国的成绩都摆在那里，谁都是看见的，因此，如果我们只说共产党的坏话，不说好话，那是不公平的。现在我们帮助党整风，不管大小缺点都提出来，是为了正确处理问题，为了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使大家进步。我们正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新社会就是家，政府和党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的父母年纪轻，当家的经验还不多，我们做大子女的，就应该体谅做父母的苦衷，帮助他把事情做好。
康同璧特别提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是非常尊敬、非常照顾的，但目前社会上不尊敬老年人，甚至虐待老年人的现象仍然不少。他们要求党和政府注意伦理道德的宣传教育工作。陈半丁还提出注意“民强”的问题，他认为加强对一般工农群众青年的思想教育是很迫切的大问题。阎幼甫、李广濂、巢功常也都要求党和团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闻承烈说，我们注意正确处理机关、学校等内部矛盾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忽视社会群众中存在的矛盾。他说，正确处理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帮助群众学习，但目前的街道群众组织形式太庞大，不能起教育群众的作用，他建议用“院邻小组”的形式来代替目前存在的不能发挥很大作用的街道群众活动形式，他认为“院邻小组”范围小，开会容易，便于细密学习、讨论问题。
冯复光、罗介丘等对于文史研究馆应当如何改进工作，为社会贡献出力量来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要求和建议。黄右昌、李广濂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提出了意见。刘?园在会上批评了北京市林园局等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
由于时间的限制，许多人未及在会上发言，有一些人提出了书面意见。座谈会到中午十二时暂时宣布结束，座谈仍将继续进行。
第2版()
专栏：
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四十周年纪念会
新华社26日讯 中华职业教育社今天在北京举行立社四十周年纪念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诞生地——上海，已经在5月5日到7日举行过纪念活动。
周恩来总理到会讲了话。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黄炎培在纪念会上介绍了立社四十年的历史。
今天到会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于毅夫、平杰三，教育部副部长韦悫，中国教育工会副主席萧项平，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
第2版()
专栏：
北京美术家举行座谈会
批评文化部领导工作中的缺点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王孔诚报道：北京的油画家、版画家和其他美术部门的美术家共一百多人，在23、24、25三天连续举行座谈会，认为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领导美术事业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对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了批评。
许多油画家、版画家和个别彩墨画家，都不同意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对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排斥国画的批评。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吴作人说，中央美术学院是属于文化部领导的，可是钱俊瑞副部长就一次也没有来过，只根据个别人的汇报就下结论说学院领导上排斥国画。这种领导方式是值得考虑的。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讲师李斛说，钱俊瑞副部长认为中央美术学院存在着一股“歪风”，实际上有歪风的不是学院，而是在文化部这种领导下，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就是国画不要素描，学了素描就变成了虚无主义。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引证徐悲鸿生前的话说，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学生学素描是一种优良的传统，因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彩墨画系的学生不能不学它。可是听说文化部竟然要取消这样的彩墨画系，是令人感到很痛心的。彩墨画系的学生画画以人物为主去表现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有许多彩墨画系毕业出来的学生并不满足于花鸟、山水，而希望自己去表现好人物。这里，必须看到国画吸取新的血液，向前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不少的人还认为钱俊瑞副部长关于江丰院长消灭国画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版画家彦涵引证了江丰的许多文章说明他非常重视中国的山水画、花鸟画，并且肯定了中国画完全可以反映生活。在实践上，江丰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就发动大家搞年画，来北京后也还亲自到荣宝斋等处去交涉年画的出版事宜。而年画正就是国画的一种形式。来自安徽省文化局的周觉钧说，原先他是被省文化局介绍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学国画的。可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钟灵同志不理他。后来，他找到了江丰，江丰不光给他介绍了教师，还给他生活上许多照顾。所以说江丰不重视国画是不对的。中央美术学院讲师金维诺和其它一些人说，江丰在统战政策上作的不好，工作方式简单、态度生硬这是事实，可是文化部却不应以此去挑起群众对他的不满。吴作人说，对于江丰的批评是过分的。学国画不要素描，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现在却成了人事上的争论了。这点文化部应当负责。
有些油画家还认为油画的发展受到了压制。油画家董希文说，文化部不应当借着提倡国画就压制油画，去年西北艺术专科学校请我和吴作人、王式廓去讲学时，文化部就以重视国画为理由不让我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李铁根说，现在学油画的成了“私生子”。油画家王流秋说：从前文化部准备派一些人去苏联学油画，现在也不让去了，难道继承民族遗产和学油画有矛盾吗？
关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画家西野称为“机关化”“官僚化”。他说，协会的领导人在新的情况下，缺乏新的知识，而旧的一套又完全用不上，所以领导方式显得干瘪而又教条，领导者之间也不团结。对过去搞美术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照顾、关怀不够。版画家刃锋说，我搞木刻已经十八年了，可是现在却很寒心，因为蔡若虹、华君武都不发表我的画，有一次蔡若虹还对我说：“你不行了，不要搞了。”国画家黄胄称协会是“衙门化”，他说有一次一个陕西来的画漫画的同志找华君武，可是华君武只接见他第一次就不愿意接见他第二次。油画家庄言说，协会在对待画家的创作上是粗暴的，他们对画家的创作并不了解，但却喜欢“批评”，在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时，我和辛莽画的画，华君武和蔡若虹就乱指责，说这里应当是这样，那里应当是那样等等。由于我们创作未按领导意图办事，结果这些画都没有出路。我画的一张反映毕业生参加劳动的画，蔡若虹用毕业生不能升学是过去的现象为理由，说我丑化了劳动人民，叫我联系胡风思想谈，我不同意，要求到中央宣传部谈，但他却叫我到法院去谈。
许多人提出了人民美术出版社表现为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若干事实。木刻家彦涵和画家秦征说，出版社的副社长邵宇有宗派主义，他为了排挤画家古元和张凡夫，借口作家职业化而取消了附属在出版社内的创作组。使得古元的环境一直不安定，张凡夫则被调到东北去。彦涵还说出版社中邵宇自己的作品如“土地”“首都速写”“万水千山”等出的很多，甚至他的小品水墨画都在荣宝斋刻版，可是别人的就出版的很少。有的画家的作品还被压了四、五年而一直未有出版的机会。古元的版画集是作者用半生的精力刻成的，稿费只给四百元，而出版社自己编的“美术日记”不过是编了一下别人的作品，编辑费就是一千元。刘迅、沃渣等人并批评邵宇无理停办油画进修班的事件。油画进修班是一些老画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技巧而自动在出版社中组织起来的，成立之前已经取得了文化部的批准。
在会议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洪波和学院附中的校长丁井文等认为24日的人民日报对学院领导关于排斥国画的新闻部分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夏衍、陈克寒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萍、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个别领导人。
第2版()
专栏：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会议对鲁莽等十七位列席代表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的联合发言展开热烈争论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在25日闭幕。常务委员会主席柯庆施在会议闭幕前，号召大家在过去团结的基础上，在揭露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的这一次全体会议，是经过了半个多月的预备会议以后，在22日开幕的。委员们和列席代表在预备会上分成二十七个小组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揭露了上海所存在的各个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几千条意见和解决矛盾的建议。预备会一直开到大家认为心里的话已经讲完时方才结束。
在正式会议的四天中，有三百多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家除了继续提出对各个方面的批评以外，还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建议。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也在会上报告了准备实行的改进工作的措施。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说：文化局将根据艺术团体的特殊性质，改变过去对艺术团体的“包下来”政策和机关化的领导方法，老国营剧团将考虑从现在的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财粮贸办公室副主任忻元锡报告了改进市场管理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新措施，他说为了根本解决上海副食品的供应问题，上海将与江苏、浙江等邻近的省分合作，建立一系列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这一次会议还听取了副市长宋季文关于全市增产节约运动情况的报告。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增产节约应当防止降低质量和降低工人生活福利的偏向。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增产节约是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今后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开展增产节约，树立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作风。
这一次会议对有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其中争论得最热烈的是对鲁莽等十七位列席代表的题为“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的联合发言。鲁莽等说，在党群间的“城墙”和“鸿沟”之外，还有“护城河”和“桥头堡”，“那就是少数自命‘前进’，也算负有‘桥梁作用’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把旧社会带来的一套做官秘诀，人情世故，换个封面，应用到新社会。”他们还说：这批官僚主义者八年虚度，于国于人无补，始终甘于做个“伴食中书”，吃饭睡觉，一无建树。他们不同意党群之间的墙是双方筑成的看法，认为墙是部分党员和非党人士中的官僚主义者筑成的，与旁人无关。
在鲁莽发言的前后，有五个人声明退出这个联合发言。当时还有两位政协委员写条子向主席声明，他们坚决反对鲁莽等的发言，认为这个发言否定了八年来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是对民主人士的侮辱。在以后的小组和大会发言中，许多人表示不能同意鲁莽等的观点，认为不能用漫骂来代替批评，有的人认为这个联合发言是鲁莽了一些，但也可以引以为戒，发言中对的地方可以接受，错误之处可以进行批判。
第2版()
专栏：
党与非党有隔阂是怎样形成的
广东民主人士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在中共广东省委会统战部23日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民主人士就如何正确估计党与非党关系上的一些缺点，发表了不同意见。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朗如说，“我三十年来接触过不少共产党员，也有许多党员的老朋友。这几年里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党龄长、地位较高的党员同志，修养好、态度好、党群关系也好。其中虽然也有不够好的，但不能把少数个别人的不好表现，看成是整个共产党都这样。有一些新入党刚刚‘转正’的同志，气焰嚣张，趾高气扬，党应该看到这一些党龄短、地位较低的同志是有较多缺点的。”
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光钦认为，党的统战工作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从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则应当说还做得很不够。他说，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贯彻得不好，原因是党员干部水平低，正是“经是好、歪嘴和尚念坏了。”他说，贯彻政策，北京较好，地方差一些，到县区就更差一些。他也同意李朗如对党的看法。他说，他接触到一个曾参加长征的干部，尽管他文化水平低一些，但态度、作风都非常好。一些新党员和党龄较短的就差一些。彭光钦还认为，党中央是把民主党派看作人的手指的，手指每一个都起作用；到地方上，饶彰风同志（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可能看成是眉毛，可有可无，但有比无好；再下去到县、区就不是看成眉毛，而看成是胡子，可有可无，最好是没有。
无党派人士、省参事室副主任莫雄在发言时也说，我认为党与非党的关系，一般说来是好的。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亲身的深刻体验。我始终认为，如果党与非党的关系一贯搞不好，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不可能获得这样成就。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党员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都搞得好，特别是一些缺乏斗争锻炼的党员。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太低，接受党的教育也不够，竟用党员的光荣称号去吓唬别人，甚至是违反了党的群众路线，高高在上，傲视一切。这样，人们就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党与非党之间筑成一道高墙。
但是，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无党派民主人士张?村和民盟广东省委组织部长钟平，都不同意“上级好、下级不好”、把党和非党员关系不好的责任都往下推的估计。张?村说，把不好都推到下级也不恰当，因为这牵涉到对下级的教育问题。这几年来还有不少人不懂统战政策，因此，最基本的问题是对干部教育不够。另一方面是下边干部存在单纯任务观点，学习不够。钟平也说，关键问题在于领导，党群关系不好，统战政策不能很好贯彻，不仅是统战部的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是要负责的。像民主党派要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教部挂钩的问题，就很久没有解决。又如民主党派的编制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但是广东现在还得不到解决，这是省领导上如何看待民主党派的问题。
第2版()
专栏：
新疆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
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得出结论
新华社乌鲁木齐26日电 从4月26日到5月24日召开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了自治区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等重大问题。
会上，关于什么是自治区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曾有两种分歧意见：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有一部分人认为民族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经过反复讨论，进一步摆出事实，最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大家认为各族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民族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因为就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生过的一些问题来分析，所暴露出来的主要矛盾都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会议认为，经过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会引导大家集中主要力量来反对和克服领导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否则，就会忽视和放松在这方面的努力，以为只要反对了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就够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害的。会议认为，看不到民族矛盾和它的严重性，也是错误的。会议指出在解决自治区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反对大汉族主义。
这次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会议，是自治区自上而下整风的开始。会上，自治区党委委员，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和实际情况作了发言，进行了自我批评，检查和批判了在领导生产建设、物资供应、合理分配、民族团结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和缺点。大家从而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的团结，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整风运动作好了思想准备。
会议结束前，书记赛福鼎讲了话，最后第一书记王恩茂作了总结。王恩茂在总结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就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作风，关于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等方面的缺点，作了检查和检讨，并提出了今后改进的办法。
会议还认真地研究了开展整风，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重大问题。会议指出：各地在整风中必须很好安排当前的农业生产、夏收预分，基本生活资料供应等工作。
第2版()
专栏：
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到北京
新华社26日讯 前来中国准备同中国国家足球队进行世界足球锦标赛第二场预选赛的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全体人员二十二人，今天下午坐飞机到达北京。他们在飞机场上受到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副主席李凤楼和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们的热烈欢迎。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使馆人员也到机场欢迎。
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讲了话。他说，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将在6月2日同中国国家足球队进行第二次比赛。这将使中国足球运动员有机会向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学习更多的东西。
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领队、印度尼西亚足球总会副主席科沙西·普瓦内加拉和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在机场上也讲了话。大使说，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这次来北京比赛，不仅为八千万印度尼西亚人民所关心，同时也为六亿的中国人民所关心。他相信通过这次比赛必定能更进一步地增强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
第2版()
专栏：
使科学院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关键何在
——科学院学部委员分组会旁听记
本报记者
科学院应该领导好所属研究单位的工作，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科学院也应该面向全国，成为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学部的作用。24日、25日和26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生物学部的分组会上，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地学部、技术科学学部和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的分组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
学部的性质、任务是什么？科学院依靠什么来领导学术？应用真菌学家戴芳澜说，这样的基本问题，以往在学部委员中、在科学院的领导人中，都是不明确的。以致学部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在进行工作中同院里的事务部门各局发生了矛盾，而不是得到各事务部门的配合。金属学家李熏也感到，学部的成立似乎反而增多了科学院的内部矛盾。戴芳澜举出例子说明这种现象。如应用真菌研究所要在北京西郊中关村建立温室的事，一会“批准”，一会又否定，都只取决于院里的有关局，学部竟然管不了。他说，研究所在学部领导下拟定了研究计划，院里的一个局也会给推翻的。昆虫学家陈世骧，也举出了昆虫研究所遇到的类似的事例。科学院的主体是不是由几个学部形成的，学部委员们表示怀疑。大连生物制品所副所长魏曦说：“科学院似乎只是文津街三号的科学院（意即仅由各局所组成）。希望这只是一种过渡情况，并且希望改变这种情况。”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说，“学部似乎已经成了科学院的一种装饰品。”
学部是由二百三十多位学部委员组成的，每一位学部委员又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学部委员们提出这个问题。王之玺在技术科学学部的分组会上说，“即如技术科学学部的四十多位学部委员，对领导科学研究发挥了多大作用，就值得怀疑。”北京大学教授黄子卿在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的分组会上提出，学部委员之所以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原因之一是学部委员到现在还不明确自己的责任。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学部委员有些像橡皮图章的作用。把人当橡皮图章使用，是不会发挥他的积极作用的”。生理学家冯德培说：“每个学部委员不知道自己现在是站在什么地方。”学部委员应该发挥比过去更大的积极作用，这是学部委员们一致肯定的。问题在于如何发挥？除了明确学部和学部委员的任务以外，好几位学部委员提出，首先要学部委员有自己的学术工作。冯德培说：“如果学部委员在学术上做出榜样，得到全国科学界的尊敬，就可以对全国的学术起领导作用。”罗宗洛也认为，如果学部委员没有学术工作，是谈不上学术领导的，对年轻人的领导也谈不上。学部委员如何具体工作，会上也有人提出了建议。动物学家秉志提出，学部委员可以仿照人民代表的办法，到各地视察，接受科学家们的意见，提交学部。他说：“只要把任务明确起来，学部委员一年会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的，而且可以起推动全国科学的作用的。”热带植物学家张肇骞也提出同样的意见。他还认为，分散在各地的学部委员，可以参加当地的科学机构，以便了解和帮助地方上的科学工作，同时把在中央决定的一些事项贯彻到地方上去，组织地方上的力量共同为完成总的科学规划而努力。
学部委员们具体考虑到学部目前所处的地位。现在学部是在院长的领导之下，是在科学院的院务委员会领导之下，许多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说：“学部不应该受院务委员会的领导，因为学部是学术机构。”古生物学家斯行健在地学部的分组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盛彤笙分析，科学院要义不容辞地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就必须依靠全国的科学家，而首先要依靠学部、相信学部。学部应该是科学院的最高领导组织，而院长、院务委员会是学部决议的执行者，应该受学部的领导、监督。所以农学家戴松恩建议：学部有必要从现在的地位“提升一级”。好几位科学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如果学部真正起了作用，它不仅可以团结科学家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而且可以负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盛彤笙说：“去年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拟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实际还是学部的力量再加上一些有关的科学家，只不过多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等几位负责人而已。如果科学院的行政领导力量不够，尽可以把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调来科学院参加工作，不必另设一个空机构。”他还说：“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建立，似乎是表示国家对科学家还不够信任。只要赋予权力，培养信心，学部可以担负起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的。”
26日，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们再一次就科学院如何通过学部形成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热烈地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出了初步纲领，即“科学院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通过学部的活动，成为学术领导的中心”；“学部是科学院的学术领导的权力机构，与院务委员会平列，分工而密切合作，克服过去行政与学部工作脱节的现象”。对这个纲领，大家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可以使学部真正成为领导科学的学术中心，可以使科学院能真正面向全国。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心”、“领导”等等，是依靠科学院、学部的切实的学术工作形成的，不应该是这样“自封”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样把学术和行政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可以考虑在学部和院务委员会之上再产生一领导机构，类似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既能照顾学术领导，又能使行政在物质、人力等条件上及时提供保证。再一种意见是：科学院、学部不要把责任加得太大，不要太多地谈论“领导”、“中心”等等，应该把精力多用点去考虑我国目前在学术上缺少什么，应该努力什么，如何努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