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实事求是，分清是非
北京大学副校长 汤用彤
这一次党进行整风，党外人士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批评。开始时我觉得有些紧张，几乎失去信心了。我想为什么问题这么多，这么严重；但后来这种想法慢慢改变了，感到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愈多就愈是好。大家对党的缺点提出了这么多的批评，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是我们国家在当前历史发展上应有的现象，因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人民生活内部，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问题很多，大家都觉得非弄好不可，所以大家都急于把话讲出来，这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大家不但应该说，而且应该大说而特说。报上的文章我看了一些，我最赞成马老（寅初）、陈垣先生、傅鹰先生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一致。不过我想起诗经上的话：“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我想我们一些民主人士，像我这样的人，是应当反省一下的。党团结我们，倚赖我们是想把事情办好。有好些事情没有办好，这是不是完全要怪党呢？我想不是。有些事情办得不好也要怪我们当时未动脑筋，不肯说话。比如院系调整时，试问你姓汤的干嘛呢？当时你是不是知道有毛病，知道了是不是争了呢？毛病就出在你没有动脑筋，不肯说话——不敢说、不愿说，现在缺点暴露出来了，我想我们的精神应当以“惩前毖后”、改正缺点为最主要。事情没办好固然是由于党内的三害，可是我们民主人士也是不能辞其咎的。我们应该觉悟，以后不要放弃责任了。从现在起就要多说、大说、经常说。
马老说得好，不要只看见坏处，不看见好处，出气的态度是不好的。最要紧的是实事求是去分析，缺点究竟是怎样来的，有几分责任，就说几分责任。学校里一些事情我也有份，不能只怪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解放初，我并不怎么明了党的英明、正确和伟大，不敢讲话。以后对党了解一些了，开始靠拢党，和党合作，但主人翁的思想还是不够的。总是抱这样的态度：“既然党内决定了，就这样吧！”这就放弃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举一件事情为例。北大的房子不够，这个问题很严重。招生多，任务多，需要相应地扩大基本建设，可是高教部不给我们足够建筑面积。高教部有一个主观的看法，就是认为北大房屋的潜力很大，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多次向张宗麟司长提起这个问题，说房子实在不够用，为证明他的看法不对，曾陪他亲自在北大各处去看了一看，让他了解情况，可是他还是不肯相信。我病以前有一次到高教部和部长谈北大的房子问题，部里张健副司长也激昂地对张宗麟同志说：“我们对北大的房子卡的太紧了！”我以为此后问题比较好解决了，那知我大病住了一个时期医院以后，问到房子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据说高教部现在开始认识到北大的房子恐怕是没有潜力了。但也必须指出房子挤，有时候是由于我们规划不够全面，例如1952年院系调整时，在教员中我们只对有家属和单身的人作了安排，可是没有想到年青的教员就要结婚，而他们结婚所需要的房子我们就没有规划进去。这说明在房子问题上高教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有责任，但我们由于关心同志不够，在规划工作上也存在缺点。
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很多，这不过是一例，还有好多事情也是这样。对于有的问题，我不是没有提过意见，但没有力争。心里总以为“领导上已经决定了，这是你们共产党的事”。这难道是主人翁的态度吗？
所以对待问题要实事求是。——提意见时要实事求是，接受意见时也要实事求是。光戴帽子或光接受帽子而不加以分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高教部没有真正地研究一下高等学校究竟应该怎样办。我有这样的印象：在工业的恢复和建设方面党是很早就注意了的，而且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研究的。可是在文教方面，我的印象就不是这样。接管后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先是提出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后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到院系调整时总该知道高等教育应如何办了吧？结果不然。这几年的情况完全可以证明高教部的工作很盲目。钱俊瑞同志开始是盲目地、主观地强调全面学习苏联，甚至说：学习坏了也可以，也比不学好。这就是不考虑我们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传统，这就是教条主义。当然，钱俊瑞同志也不是完全错的，我们是应该学习苏联的，但是如果说学习坏了也可以，这是什么话呢？
其实高教部的领导人盲目地学习苏联，不联系中国实际，不顾我国的传统，已经是教条主义，况且他们那时并不深知苏联是怎样办高等学校的，只是听说如何如何而已。举一个例：高等学校到底搞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既是学校，总应该以教学为主，但这并不等于说就不要搞科学研究。可是高教部并没有深入了解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如何，盲目地以为高等学校是以教学为主，就忽视了科学研究。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时，着重批判“纯技术观点”，这是对的。可是这也不等于说不要搞科学研究。由于高教部片面强调教学，就有许多人不愿意做或不做科学研究。现在看来，轻视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样一来，教学和科学研究分了家，教学质量就不能提高。其实苏联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1953年苏联专家到北大，他们十分鼓励教师做科学研究，说大学非做科学研究不可。这时我才大吃一惊：原来是我们过去了解错了。苏联高教部部长叶留金最近作报告也说：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分开。现在这个问题算是明确了。那时，高教部只强调教学，强调得把科学研究也挤掉了，好像教学是学校的事，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事。至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是否与科学研究有关系，以前高教部也很少过问。
由于把教学和科学研究割裂开来，这样，也发生了高等教育部系统和科学院不能很好合作的问题。高等学校和科学院这两方面是配合得不够好的。为什么“人心向院”呢？因为高教部和科学院都有同一的错误观点，以为科学研究和教学不必联系起来，高等学校不必重视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应归科学院包下来，因此高等学校的专家们认为，既然学校不重视科学研究，而科学院又需要人，就产生了“人心向院”。我的意见是学校的教授也应该做科学研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需要时也应当教学。我国过去学术上的一些成绩，好多是在学校教学中搞出来的。金岳霖先生留学回国后一直当教授，他的“逻辑”就是他的教本。华罗庚先生这次得了科学奖金一等奖，表明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大的成绩，但他也是多年在学校里任教的，现在有不少后进的科学家是经过他们培养的。科学院想把我们的一些专家都请去，其实，如果明确肯定教师必须做科学研究，那又何必叫他们放弃教学呢？我也觉得科学院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想拉北大的人，我们就对科学院有了不应有的戒心。这样关系就搞不好。我认为大学必须进行科学研究，至于科学研究工作可以由科学院来统一规划，统一领导，但不必把人材都请到科学院去。
最后，我还想谈谈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问题。
整风是好事。党，由于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勇于揭发错误，又由于它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所以又一定能改正错误。但是尽管党有错误，有缺点，我们不能怀疑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在小的时候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而将被列强所瓜分的弱国，而现在我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所知道的旧中国的兵士是衰老的、压迫人民的绿营兵，而现在新中国的军队是掌握了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我那时看到的工人是被帝国主义压榨的苦力，而现在则是作了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我们的农民正在摆脱贫困愚昧的状态而将全变为丰衣足食的、有文化有教育的、先进的集体农民。我少年时代亲眼看到张之洞的新政不过是办一些针钉的工厂，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火车头、汽车和轮船。在前清末到民初我在清华学校前后学习了八年，那时学生生活与现在学生生活真有天渊之别，那些由外国招来的成绩很差的二十多岁的洋鬼子在学校里就是太上皇。他们课讲不了，反而把中国的教务长赶跑了。学生因为吃的太坏而对学校抗议，反而被开除了九个人。我家住在城里东城，那时没有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洋车又坐不起，回家当日往返须步行六、七十里，现在我们的清华大学的同学生活条件是什么样呢？至于解放以来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那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才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提起了共产党常常是用感激和骄傲的心情称呼中共为“我们的党”。的确，党已经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人民相信党的领导。“察往以知来”，既然党过去能很好地领导政治、军事和工业农业建设。那么，现在在文化教育上又为什么不能领导呢？特别是现在在院系调整四、五年以后，又经过这次整风，难道党还不能更好地领导高等学校吗？我们可以断定党一定能很好地领导文化建设，领导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
但是现在我听到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党退出学校。这是不是对党的领导权和领导能力有怀疑的意思呢？假如有这个意思我是坚决地、极端地不赞成的。文教界要党来领导，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我绝不同意叫党退出学校。如果党退出学校，那么需要把人民的文教事业交给谁去领导呢？教授治校之类的意见是可以从长讨论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也有过经验，教授治校并不一定就很民主。我也不喜欢听“民主治校”的名词，我觉得这名词不妥。说现在“民主治校”就好像过去是不怎么民主似的。据我了解“八大”以后才明确学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员干部作风有缺点，党和非党之间有墙，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认为党不民主。我们的党本来就是人民的党，民主的党，所以只能说某些党员干部的作风不民主，而不能说党不民主。当然，也可能提“民主治校”的人原来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过容易引起误会，应该说清。
现在也有人提出来：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搞的不好，这一点我也不同意。虽然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偏差，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的“旧我”和“新我”之间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难道这不是党的教育（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院系调整等）的功效吗？所以我觉得思想改造运动应该继续下去。参加当前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思想改造的绝好机会。
有人觉得现在缺乏知心朋友，我自己也常有这感觉。我想这种寂寞之感，固然和党员同志的宗派主义作风有关，但我们自己是否也有些问题（如自高自大之类）？我赞成墙是要从两边来拆的。
傅鹰先生提到党不应该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话。这意思是很好的，是叫党员提起警惕。有些党内领导同志是爱听好话，不爱听批评，而下面有些干部也习惯于报喜不报忧，这是不好的。不过我觉得也还可以分析一下：现在的“歌功颂德”和过去那种奴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喊“共产党万岁”，这不是要恭维谁——毛主席就不喜欢别人恭维。我想傅先生的话如果被人了解为现在人民对于自己事业的胜利的欢欣鼓舞就是旧社会的拍马屁，这就混淆了本质上不同的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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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科学家们要求些什么？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旁听记
本报记者
社会科学家们要求些什么呢？在两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上，记者从学者们的发言中，找到了一些答案。现在将这些答案记录在下边，供关心社会科学发展的读者们参考吧。
他们需要时间
“科学家们一不争权，不发生有职无权的问题；二不争钱，不发生延长定息时间的问题；他们所要争的，就是时间，”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这一句话，代表了社会科学家的共同要求。
科学家们对于目前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感到非常头痛。经济学家沈志远说，他去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到社会活动上去了。社会活动时间差不多占去了九个半月，再加上其他的行政工作，去年基本上没有时间进行研究。好多学者都提出，现在各方面都要拉科学家去开会，每个单位都认为自己只请了一次，各单位加起来次数就多了。为了应付这种难受的局面，经济学家马寅初说，他就想了一个请假外出的办法，去年他到杭州去躲了三个月。可是这总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次会议上，学部委员们就提出了一个提案，请院部采取具体措施，以保证学部委员以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有充分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不少学者认为，要保证研究时间，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除了由科学院注意外，还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重视资料工作
要进行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充分的资料。在社会科学方面，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好多位学者提到目前有大量的资料，没有人整理，处在危险的状态中。苏联专家谢尔久琴科说，在辽宁图书馆档案室里，有二百三十万件唐代和明清时代的档案和两万件有关中苏友谊的档案，堆在那里没有人整理。在大连满铁图书馆，有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资料几万件，也无人管理，任人随意拿去。语言学家罗常培也提到故宫有大批档案没有很好处理。除了档案资料外，还有许多“活资料”没有被重视。历史学家杜国庠说，在广州有不少参加过中法战争、省港罢工、广州公社的人，现在还健在。他们亲身经历这些历史事件，如果不赶快请他们叙说当时的情况，纪录下来，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要整理资料就需要组织一批人力，学者们提出目前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把整理资料和编辑工具书的工作，看作二等的工作，是博学之士所不屑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谁去做编辑和整理资料的工作，谁就不愿干。历史学家翦伯赞建议提高编辑人员的待遇，将他们和研究人员一样看待。除了重视资料工作外，学者们又提出组织文史馆和失业知识分子的力量，来担负这一工作。
历史学家感到资料太多，无人整理。经济学家则感到没有资料。经济学家吴承禧说，由于保密关系，好多资料一般人看不到，这就造成了目前经济学家只好“逃避现实”，或者研究外国经济。他认为目前的保密制度，还是过去阶级斗争尖锐时期所订的。目前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可以考虑修订。事实上我们有好多国外贸易的统计数字在国内是保密的，而在国外的经济刊物上都发表了。谈到这里，他提到目前好多经济机关档案制度混乱，好多档案没有分类，有些机关没有专人负责，档案上也没有年月日，这样即使公开了也无法利用，他建议加强档案资料的管理工作。
改善出版事业
好多学者对目前的出版制度很不满意。杜国庠说，目前的出书权掌握在几个不懂学问的人的手里，他们盲目的追求利润，对真正学术著作不愿意出版。历史学家吕振羽说，出版社的同志不大信任著者水平，又过于负责，往往随便修改原稿。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为了序言的修改问题，将出版日期拖了好长时期。而且改得很不好。例如：将毛主席的话错改成他自己的话。
语言学家丁声树批评了出版工作中的“重理轻文”现象。他说语言研究所有一部方言调查的稿子，送给科学出版社，过了一年才排出样来。这部书原来应该在去年就出版，结果被自然科学的书籍挤掉了。
保证最低限度的工作条件
要进行科学研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科学家们对科学院的经费和房屋分配等很有意见。
经济学家沈志远提到上海经济研究所经费困难的情况。经济研究所初成立，没有开办费，买一张桌子的钱都要到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去报销。目前的设备和上海其他六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不能比。现在办公室坐的是硬板凳，也没有休息的地方。宿舍离办公室很远，路上来回要花三小时。他批评了上海办事处把经济研究所当作额外负担的思想，认为应该和自然科学一视同仁，在经费上帮助他们。
历史学家侯外庐生动风趣地描述了历史研究第二所物质条件的困难。他说要成立一个研究所，必须有起码的物质条件。目前第二所的地方不够，连所长的办公地方都没有。科学规划委员会知道科学院房子的困难，给了社会科学学部八千平方米的基建费。可是管理局只管自然科学几个学部的基本建设，不管社会科学学部的基本建设，只好自己来管。这两日正要计划在老九爷府修建办公楼，市政府派来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说老九爷府是古文物，不准拆建。事实上老九爷府不过几百年历史，根本不是古文物。最后他和尹达同志去找了张友渔副市长，才算解决。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保持适当的比例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怎样保持适当的比例，是目前科学事业中的一个矛盾。好多社会科学家都提到目前有“重理轻文”的现象。
学者们认为，科学院领导上“重理轻文”的思想是表现在多方面的。这不仅表现在经费的分配上，而且还表现在文件上，都有轻视社会科学的思想。侯外庐说，科学院的报告说，今后对研究机构的发展将采取“重点加强、相应照顾”的方针，将社会科学列在被照顾之列。他说照顾这名词很难听，只有病了的人才叫人照顾。沈志远接着说，宣传会议时有人提到重理轻文的问题，毛主席当时说对文科要有适当的满足，也没有说照顾两字。他们都认为这就是代表了领导上的一种“重理轻文”的思想。
理科应该重视，这是大家同意的。翦伯赞教授说，我国工业落后，理科不但今天应该重视，就是过了一百年也应该重视。可是不能因为重视理科就轻视文科。他批评了某些地方将科学分等的现象。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将科学分了等级：一数学，二物理，三生物，四化学，五地理地质…………最后才是社会科学。可是科学只能分类不能分等。他的话得到了在座学者的赞同。
为了正确地解决理科和文科的矛盾，有的学者建议在经费分配等方面，规定一定的比例。有的学者主张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分开领导，因为两者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他们建议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带有更大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