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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街谈巷议
两首歌谣
我们县里，过去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大衣一披，飞东飞西，
活计不做，工分照记，
若问哪个，社长会计。
自从中央号召干部下田参加生产以后，在农民中又流传了一首新的歌谣：
干部推粪，
麦子陡长五寸；
干部下田，
瘦田变成壮田。
（江苏泰兴南岗）
深夜喇叭声，惊醒多少人？
因公坐小汽车，或者因为回家路远坐小汽车，对于高级干部来说，还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连这一点也要反对，那才真是平均主义哩。
可是，坐小汽车也不能妨碍别人。我住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每天夜间十一点钟前后，总有一辆小汽车经过头发胡同，自东向西飞驰而过，进口时总是连按三声喇叭，约摸走过一丈多远，又是三声，如此连续不断，一直响到头发胡同西口。每次，我总被这有节奏的喇叭声惊醒。我的邻居们和我一样，也是每天晚上要承受一次这样的音乐。
工作人员也好，家庭妇女也好，经过一天的劳碌，谁都需要安静地睡一觉，可是这位汽车司机和深夜而归的首长，就根本没有考虑到别人的休息。
听说，有些国家的城市里，汽车在深夜驶过住宅区时，是不许按喇叭的。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定。
（北京 李克非）
爱惜每粒米、每根菜
在饭馆里，同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穿著很讲究的干部，一个是穿著较简陋的农民；两人坐在一个桌面上吃饭。饭吃完了，那干部的饭碗里和菜碗里剩下不少饭菜，而那农民的饭碗和菜碗却吃得干干净净，就像洗过的。
这种情形我看到过好几次了。有些干部无论在什么地方，总要表现自己是“大方”、“阔气”的，好像把菜饭吃干净了会显出自己的“寒酸相”似的，这种作风和过去的那些阔少爷、阔小姐有什么两样？饭菜是经过农民千辛万苦劳动出来的，农民看了浪费饭菜最痛心，还是请这些干部尊重农民劳动，爱惜每粒米、每根菜吧！ （河北芦台张蔚）
出版社快被卡死了
读了你报“立此存照”栏所登的“谁掌握出版的命运”一文，我们颇有同感。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知道一些情况，请转告读者：前些日子出版局对我们纸张控制得出奇的紧，最近出版局从商业部拨到一万吨（四千万令）纸，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多少可有多少。但事实上并非那样如意，出版社仍然受各方面卡住。例如，现在印刷厂是淡季，向我们要书印，我们想增加重版书的付印，但发行方面不愿多印。“红楼梦”各地报来的印数是二十五万，他们只要十万；“三国演义”各地报来印数是二十三、四万，他们只要四万。新创作的重印，新华书店不大欢迎。例如“桦树沟”一书，作者李伯钊几次来信，要求再版，出版社去书店接洽印数，新华书店就是不要。我们出版社真是被勒住了喉咙，快卡死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
拆线
我的爱人生产已近两月，但伤口老是不好，疼得晚上睡不着，只好到海淀医院去检查一下。
“哎，怪不得你痛，还有线在里面呢。是谁给你拆的？”大夫一面说，一面从伤口里挟出一根黑色的短线来。
“就是你给我拆的呀。”
“啊啊……是我？……”她停了半晌说：“其实也很难怪，这样小的一截线，是很难看出来。……反正屁股上肉多，不要紧，不要紧。嘿嘿！……”
（北京海淀区居民陈滔）
未免庸俗
5月11日旅大日报报道某院长亲自到学生食堂去为学生盛菜。在报道中说，院长盛的菜和汤都特别满，学生们争先要买院长盛的菜，吃起来都特别香。
这样宣传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我看未免有些庸俗吧？
（大连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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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幽灵徘徊不去
黄立文
这次整风，反对三个主义。
既然三个主义都应反对，可见并无好坏之分。
但奇怪的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却别有想法。他们对于三个主义有偏爱、有禁忌，实行分别对待。
谁要批评教条主义，欢迎！你还不想说什么，我来启发；你还没有开口，我先示范。务求大家热烈发言，淋漓尽致。保证“言者无罪”，座谈会也能尽欢而散。
谁要批评官僚主义，也不反对。你要说什么，不阻止你说什么；你说多少，我听多少。满脸严肃，谨防深入，务求适可而止。
谁要批评宗派主义，表示你想“拆墙”了，要“挖”我的“墙脚”，这还了得。于是，非用各种方法把你的嘴一家伙堵住不可。
有例为证：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本月初举行座谈会，目的为了揭露问题，为了“拆墙”。但不幸“即使在座谈会中，宗派主义仍旧像一个幽灵似的在徘徊”。
还有一个例子：
上海某出版社邀请社内民主党派成员举行座谈会，揭露内部矛盾。在会上，党员负责干部强调的是这么一句话：“我们这里没有宗派主义。”
两个例子，各有巧妙不同，其揆一也。
一种是，今天不便于采取“泰山压顶”之势了。但仍然若隐若现，让你知道“我在这里，你得当心点，不要胡说八道”。这样，胆小的自然就被吓退了，无话可说了；自己就可以像一座山一样，一动也不动。
另一种是，我把结论都做好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如果你不识相，一定要说，也不过是“无的放矢”；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宗派主义”，你还瞎嚷嚷干甚么？
保住深沟高垒，即便“竭诚欢迎”大家批评教条主义和并不压制大家批评官僚主义，也是很难达到真正的目的。别人有了顾虑，怎能尽倾肺腑之言，结果还不是望沟兴叹，望垒心塞。勉强说几句，形同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其实，深沟高垒是保不住的。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不是终于在“内外夹攻”之下，逐渐拆除和填平“墙内之墙”和“墙外之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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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国庆十点钟”散记
秦榛
影片“国庆十点钟”，我是和侄女儿幼华一起看的。她是个机灵的少先队员，和她在一起看电影有个好处：她几乎对影片中每个情节都有反应，而她的反应也常常引起我对影片进一步思考的兴趣。
影片一开映，很快就吸引住了她。她专心地看着，只是不时地向我说一说她喜欢哪或是不喜欢哪，或是提出些疑问。当影片中侦察员顾群与小余经过商讨，认为特务扔的信与汽车事故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的时候，她便得意地、若有发现地用刚学来的文学术语对我说：“叔，这里的描写，是不是表现他们很有经验？”我不在意地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但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这同时也表现出特务太没有经验了！”她听了，笑了一笑，显然并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特务的确是太没有经验了，他们有什么必要把扔信、破坏汽车、偷表、准备爆炸等等事情连接起来在一个短时间内进行呢？要是说偷表是为了安装定时炸弹而不得不偷的话，那么扔信等等就满可以放在其他时间去进行，没有必要同时在各方面都暴露出行动的痕迹。但是特务们却这样做了，因此就使人感到影片中所描写的，好像并不是狡猾、狠毒的特务的真实行动，而是作者为了以后顺利地破获“双铃马蹄表”案件，而虚拟出的一些不真实的情节和线索。这些虚假的情节正好否定了幼华在前面所提出的那个想法：因为特务太无能了，线索的获得太容易了，因此不能深刻地表现出侦察员们的机智，同时也不能充分地反映出侦察工作的复杂和艰苦。
影片最后一个情节出现了：国庆日的上午，广场上站满了人。在离广场不远的张大力的家里，出现了那个曾经被特务偷去过的马蹄表。人们知道，特务在这表里面装上了烈性炸药，在十点钟的时候就要爆炸的；但是侦察员呢，却还在审讯特务何占彪，问他：“那个马蹄表，现在在哪儿？”
幼华看到这里，真是急得要命，她紧捏着我的手，不断地顿着脚说：“快来吧！快来吧！”她希望侦察员叔叔赶快来把那只装有炸药的表拿走！到小朋友圆圆因为心急要把表拨快一点的时候，她便急得叫了起来：“?！别拨，别拨！”……
作者在这里是相当成功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技巧，一把一把地上紧了观众心里的“弦”的。他把审讯特务的场面和广场上的场面交叉起来，并且三番五次地用特写镜头来强调那只“装有炸药”的马蹄表，似乎在对观众说：“请注意这只表！”“特务还没有说出来！”……这样，就把观众，比如幼华，牢牢地抓往了。不过，说实在话，我当时却并不紧张，我只是因为不愿意使幼华扫兴，才没有对她说“别急，不要紧的！”之类的话。虽然，我并不比她聪明一些（只是比她多一点生活经验而已），但是，我却知道表里面的炸药早就拿出去了。因为侦察员顾群既然早就知道这只表曾经被特务偷去过，那么，即使是最笨的侦察员，对那从特务手中送回来的表，也会作一番详细的检查的！那么，我还着急干什么呢！
运用技巧，在观众心里造成紧张的悬念，这是在任何好的作品中都可能有的。不过技巧也应该有真实的情节为基础，若果技巧脱离了真实的情节，那就不是真正的艺术技巧，而是有点故弄玄虚。
影片结束了，回到家里。突然，幼华又对我说：“叔，电影里的那几个阿姨在汽车里又笑又闹又唱，她们干嘛那样呢？”
难怪她发出这样的疑问，那几个姑娘和司机平小海笑闹的场面，的确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当然，一部影片中穿插一些爱情场面，甚至以爱情描写为主干，那都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如何描写它。这种穿插是必要的呢，还是不必要的？是影片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呢，还是外加的生硬的枝节？我就看不出
“国庆十点钟”中姑娘们的笑闹对影片有多大好处。这个穿插与整个剧情是没有多大内在联系的，对影片主人公们的性格发展也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而那个穿插又是那么的长，笑呀，闹呀，唱了半天，实在使人不知所云。“游园”那一场中的那些舞蹈，也是有类似的缺点。
要睡觉了，幼华把她的日记送来给我看。写的都是关于电影的事，写得很热情，甚至感染了我，使我回忆起影片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譬如镜头比较干净，节奏也比较明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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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异的高压世界
顾均正
高压世界是科学天地中的一个比较不为人所知道的世界。固然，去这个世界里探险的科学家，队伍还不大，并且从这个世界我们将要得到哪些收获，目前还很难估计，但是从已经传出的消息看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的探险事业将有未可限量的前途。
在地球上的一切物质，包括人类在内，它们的性状不但要受温度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压力的影响。例如高山上气压较低，食物就不容易煮熟；冰在高压之下会融化为水。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事情。不过在地球表面上，压力的变化并不大，我们寻常所碰到的高压也并不高。最深的海底不过十公里，那里的压强只有一千大气压。大炮发射时的压强应该很高了吧，其实也不过三千——四千大气压。于是自然就有人要问：如果压强很高，比如在地球内部，由于外部物质的重压，那里的压强可能高到三百五十万大气压，在这样的状况下，物质又将有怎样的变化呢？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于地球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问题。
就是这吸引着科学家到高压世界中去探险。
现在实验室里造成的最高压强是四十二万五千大气压，约合地球内部压强的八分之一。这个最高压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利基曼创造的。布利基曼在高压世界中的探险生活已经继续了五十多年，他在1946年就因高压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金。
四十多万大气压，对于人类的经验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压强了。它简直等于在我们的小指的指头上压下二百多吨的重物。在这样的高压之下，自然任何物质都会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情。可惜的是，我们虽然能够创造出这样高压的记录，但是要在这样高压之下进行一些实验和观察，却有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一般的高压实验都是在十万大气压之下进行的。
高压对于物质体积的影响是可以想像的。我们通常认为水、金属和许多其他的物质都是不可以压缩的，但是在高压实验室中，曾经使水的体积缩去了一半，使铁的体积缩去了5％。更可注意的是，金属铯在十万大气压之下竟缩去了60％的体积。
高压不但会改变物质的体积，还会改变物质的凝固点或熔点。如果是一般在凝固时缩小的物质，那末增加压强就等于帮助它凝固，因此它所受的压强增高了，它的凝固点也就相应地增高了。以汞为例，在寻常状况下它是液体，一直要冷到摄氏零下四十度才会凝固。然而我们如果把压强加高到一万二千大气压，那末它在常温时就凝固了。
但是水跟一般的物质不同，它在凝固的时候体积膨胀，密度减小。比如贮在瓶子里的水结了冰，冰会把瓶子胀破；河里的水结了冰，冰都浮在水面。就由于这一特殊的性质，我们如果对快要结冰的水增加压强，那就等于不让它膨胀，不让它凝固，于是它只得把凝固点降低了。可是当压强增加到二千大气压，凝固点降低到摄氏零下二十二度左右的时候，奇异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时候所生的冰为了避免高压的威胁，就采取暂时退却的策略，改变了它的凝固时候膨胀的方针，它的体积反而缩小，变成一种在水里会沉的新型的冰。
奇异的事情还不止此。由于这种冰在凝固时候体积缩小，如果我们对它继续增加压强，就等于帮助它凝固，因此它的凝固点又逐渐升高了。但是当它的凝固点升高到一定的温度，它又抓住这个机会，坚决地贯彻它的凝固时候膨胀的方针，变成另一种新型的冰。
这样，由高压所造成的冰就可以有好几种，目前我们已知的冰至少有七种。其中有一种是在四万大气压之下生成的。它的熔点很高，简直等于普通焊锡熔解的温度，因此这种冰虽然叫冰，却热得比沸水还烫。
不仅是水，还有许多其他物质也会给高压造成多种新型的固体。例如普通的樟脑（不是臭丸）就能在不同的压强下生成十一种不同的固体。
事实上物质的每一性状都会受高压的影响而发生奇异的变化。例如实验已经证明：某种液体在一定的高压下，会不经凝固而变得像玻璃一样刚硬；石墨在摄氏三千度时，受十万大气压的压强会变成金刚石；普通非金属的磷在高压之下会变成具有金属性质的黑磷。这些都是高压所创造的奇迹。
不过宇宙间的物质，不论在任何星球上，总是内部的物质多于表面的物质，总是在高压下的物质多于在低压下的物质。这样说来，我们一般认为奇迹的，从整个宇宙看来倒是一种极平常的事情，而我们一般认为极平常的事情，从整个宇宙看来倒变成一种奇迹了。这也见得，要避免我们认识上的片面性，就得不断地扩大我们对世界的接触，不断地从实践中提高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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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齐德拉”演出的补正
本月13日你报第四版的“‘沙恭达罗’排练场上的一段对话”里的“据吴晓铃先生谈”的话有一些“传闻失实”。在协和医院礼堂演泰戈尔翁的戏的时间是1924年5月8日，那年诗人是六十三岁（虚岁六十四）。当时演出“齐德拉”（Chitra）是用的英语。这个剧本有两个汉语译本：一个是吴致觉的文言译本“谦屈拉”，一个是瞿世英的口语译本“齐德拉”。
当时陪同诗人访问中国的有当代印度第一名画家、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退休院长难达婆薮博士。他在北京写信说：“齐德拉的演出相当成功。我在化装和服装方面帮了一点小忙。他们的眼睛有些不很对劲儿，但是他们尽可能去做戏，做得有些像曼尼堡（Manipur）人。参加演出的男人和女人都很像样儿，我看恐怕齐德拉公主就真许是中国人呢！”去年逝世的建筑学家林徽音女士扮演的齐德拉。
应该说明，我也是得诸“传闻”，因为那年我才十岁。
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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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图废除脸谱的××长：“你看看，人家谁脑门上长着月牙来着？” 李滨声